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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人物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史记》与《荷马史诗》是人类文学史上的代表性巨著，对后世影响深远。这两部作品塑造的英雄人物形象项羽、阿喀琉斯都骁勇善战，英气盖世。
阿喀琉斯是人神之子，即英雄珀琉斯和海洋女神忒提斯的儿子，出生时被母亲捏住脚后跟倒浸入冥河水中，因此全身除脚踵之外刀枪不入。他体魄强健，勇猛善战。作为希腊联军的主将，阿喀琉斯对于特洛亚人来说简直就是恶魔，他在阵前大吼三声，竟可以在敌阵中造成大乱；当他的朋友帕忒罗克洛斯穿着他的铠甲出现在战场上时，特洛亚人如临大敌，龟缩在工事中不敢迎战；当阿喀琉斯重返战场时，他穿上了火神赫淮斯托斯为他打造的铠甲，手持桦木杆长枪出现在希腊军队前……两军相接，在漫天的烟尘和震耳欲聋的喊杀声中，有一位让敌军胆寒的勇士，他身着华丽雕花的铠甲，手持银柄剑，正在敌阵中奋力砍杀。他的双目圆睁，仿佛要喷出愤怒的火焰。头上的黄金头盔反射出耀眼的光芒，手中的利剑在鲜血的浸润下泛出青铜的寒光，犹如一台专门为战争而创造的机器，杀气腾腾……（《伊利亚特》）
阿喀琉斯作为神的儿子，具有极其强大的力量，他只要投入战争，希腊联军就能获胜；他一退出战争，希腊联军就会全线溃散。
《项羽本纪》里司马迁通过描写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之争的宏阔历史场面，生动而又深刻地描述了项羽英雄的一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蠭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但是，与《荷马史诗》不同的时，司马迁没落入仅写英雄业绩的窠臼，而是以独特的眼光去审视英雄的一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项羽本纪》）批判了项羽性情暴戾，不得民心；粗疏学浅，不谙机谋。在由衷的惋惜和同情之外不乏深刻的挞伐，强烈的历史批判意识发人深省。
在《荷马史诗》中，同样写英雄人物却没有表现出这样强烈而警醒人心的历史批判意识。荷马极力赞扬了阿喀琉斯为荣誉和尊严而舍生忘死，敢于冒险的行为取向和价值取向，缺少了一种理性的、深刻的历史批判意识。阿喀琉斯为个人荣誉而战也是值得称赞的英雄行为，他“冲冠一怒”退出战争也不会受到批判，后来为朋友重返战场，大肆杀戮也不会受到谴责。
从作者身份看，司马迁是一位史官，中国“史官文化”源远流长，形成了独特的“史官文化”背景。据《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中国古代史官地位虽然并不高，但其作用却是非常重要的。古者“君举必书”，史官成为天子或国君身边不可或缺的人物，因而对整个社会有着莫大的影响。《史记·晋世家》中记载“成王与叔虞戏”和《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记载秦赵渑池之会的故事说明史官职责之重。凡是军国大事、外交盟会以至宫廷生活，都是史官所必须了解、参与和记录的内容。可以说，史官成了一个全方位审视着社会发展进程的“全知”角色。梁启超曾说：“既职在记述，则凡有关人事之薄籍皆归其保存，故史官渐成智识之中枢……三千年来史乘，常以此等史官之著述为中心……故我国史形式上之完备，他国殆莫与京也。”
作为‘史官文化’背景生成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的重要机制，是长期积淀于中华民族中的深沉的历史批判意识。这种深沉的历史批判意识促使中华民族特别重视对历史的总结与探索。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他写《史记》的目的是要“述往事，思来者”，要“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记于兹既科条之矣。”也就是要在通观历史的基础上探寻历史发展的过程，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既可以作为现实的借鉴，即“借古鉴今”，又可以推知未来，渗透着强烈的历史批判意识。正因为这一“借古鉴今”之说，说明史官的记事及其倾向具有治理国家，纲纪社会秩序、伦理制度的非凡作用，也说明史书的灵魂在于应有深刻的义理。
由此可见，英雄人物的塑造不应仅写其非凡的英雄业绩，而应秉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去加以理性的批判，从而“借古鉴今”，催生有益的社会功用。与西方史学相比，这种理性的历史批判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民族传统与民族风格。
西方虽然也有史官，但没有形成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体系完善的“史官文化”。《荷马史诗》的编定者荷马在身份上是一个盲人职业乐师，在一些重大节日里凭记忆朗诵编自曾经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史诗，是一种客观的口头上描述，虽然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但却没有上升到理性的评判高度。所以，对于阿喀琉斯这样一个英雄形象，荷马长篇描写他的英雄气概和英雄业绩，而少有对阿喀琉斯的卤莽、自私、暴虐的理性批判，从而缺少了中国文化那种深沉的历史批判意识。
司马迁对项羽全面评判使后世人可以用一种理性的批判态度去评价个人特别是英雄人物对社会的作用，并“借古鉴今”，防止走上对个人的盲目崇拜和个人主义的道路，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人民文学出版社
[2]荷马.伊利亚特[M]（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3]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M].汕头大学出版社
[4]李欧、范文瑚.外国文化与文学[M].天地出版社
阿喀琉斯是人神之子，即英雄珀琉斯和海洋女神忒提斯的儿子，出生时被母亲捏住脚后跟倒浸入冥河水中，因此全身除脚踵之外刀枪不入。他体魄强健，勇猛善战。作为希腊联军的主将，阿喀琉斯对于特洛亚人来说简直就是恶魔，他在阵前大吼三声，竟可以在敌阵中造成大乱；当他的朋友帕忒罗克洛斯穿着他的铠甲出现在战场上时，特洛亚人如临大敌，龟缩在工事中不敢迎战；当阿喀琉斯重返战场时，他穿上了火神赫淮斯托斯为他打造的铠甲，手持桦木杆长枪出现在希腊军队前……两军相接，在漫天的烟尘和震耳欲聋的喊杀声中，有一位让敌军胆寒的勇士，他身着华丽雕花的铠甲，手持银柄剑，正在敌阵中奋力砍杀。他的双目圆睁，仿佛要喷出愤怒的火焰。头上的黄金头盔反射出耀眼的光芒，手中的利剑在鲜血的浸润下泛出青铜的寒光，犹如一台专门为战争而创造的机器，杀气腾腾……（《伊利亚特》）
阿喀琉斯作为神的儿子，具有极其强大的力量，他只要投入战争，希腊联军就能获胜；他一退出战争，希腊联军就会全线溃散。
《项羽本纪》里司马迁通过描写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之争的宏阔历史场面，生动而又深刻地描述了项羽英雄的一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蠭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但是，与《荷马史诗》不同的时，司马迁没落入仅写英雄业绩的窠臼，而是以独特的眼光去审视英雄的一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项羽本纪》）批判了项羽性情暴戾，不得民心；粗疏学浅，不谙机谋。在由衷的惋惜和同情之外不乏深刻的挞伐，强烈的历史批判意识发人深省。
在《荷马史诗》中，同样写英雄人物却没有表现出这样强烈而警醒人心的历史批判意识。荷马极力赞扬了阿喀琉斯为荣誉和尊严而舍生忘死，敢于冒险的行为取向和价值取向，缺少了一种理性的、深刻的历史批判意识。阿喀琉斯为个人荣誉而战也是值得称赞的英雄行为，他“冲冠一怒”退出战争也不会受到批判，后来为朋友重返战场，大肆杀戮也不会受到谴责。
从作者身份看，司马迁是一位史官，中国“史官文化”源远流长，形成了独特的“史官文化”背景。据《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中国古代史官地位虽然并不高，但其作用却是非常重要的。古者“君举必书”，史官成为天子或国君身边不可或缺的人物，因而对整个社会有着莫大的影响。《史记·晋世家》中记载“成王与叔虞戏”和《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记载秦赵渑池之会的故事说明史官职责之重。凡是军国大事、外交盟会以至宫廷生活，都是史官所必须了解、参与和记录的内容。可以说，史官成了一个全方位审视着社会发展进程的“全知”角色。梁启超曾说：“既职在记述，则凡有关人事之薄籍皆归其保存，故史官渐成智识之中枢……三千年来史乘，常以此等史官之著述为中心……故我国史形式上之完备，他国殆莫与京也。”
作为‘史官文化’背景生成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的重要机制，是长期积淀于中华民族中的深沉的历史批判意识。这种深沉的历史批判意识促使中华民族特别重视对历史的总结与探索。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他写《史记》的目的是要“述往事，思来者”，要“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记于兹既科条之矣。”也就是要在通观历史的基础上探寻历史发展的过程，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既可以作为现实的借鉴，即“借古鉴今”，又可以推知未来，渗透着强烈的历史批判意识。正因为这一“借古鉴今”之说，说明史官的记事及其倾向具有治理国家，纲纪社会秩序、伦理制度的非凡作用，也说明史书的灵魂在于应有深刻的义理。
由此可见，英雄人物的塑造不应仅写其非凡的英雄业绩，而应秉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去加以理性的批判，从而“借古鉴今”，催生有益的社会功用。与西方史学相比，这种理性的历史批判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民族传统与民族风格。
西方虽然也有史官，但没有形成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体系完善的“史官文化”。《荷马史诗》的编定者荷马在身份上是一个盲人职业乐师，在一些重大节日里凭记忆朗诵编自曾经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史诗，是一种客观的口头上描述，虽然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但却没有上升到理性的评判高度。所以，对于阿喀琉斯这样一个英雄形象，荷马长篇描写他的英雄气概和英雄业绩，而少有对阿喀琉斯的卤莽、自私、暴虐的理性批判，从而缺少了中国文化那种深沉的历史批判意识。
司马迁对项羽全面评判使后世人可以用一种理性的批判态度去评价个人特别是英雄人物对社会的作用，并“借古鉴今”，防止走上对个人的盲目崇拜和个人主义的道路，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人民文学出版社
[2]荷马.伊利亚特[M]（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3]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M].汕头大学出版社
[4]李欧、范文瑚.外国文化与文学[M].天地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