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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里是湖南地下党省级组织的最后一任书记——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湖南地下党历经28载的浴血奋斗，终于迎来了革命的成功。周里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用自己对党的的忠诚、钢铁般的意志和隐蔽战线的智慧，带领湖南地下党，跑完了前仆后继接力的最后一棒。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是为了不忘初心，继承先辈的事业，让中国共产党的鲜艳红旗永不变色。
参加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斗争
周里，1903年11月25日出生于湖南酃县（现炎陵县）一个农家。原名周策海、周里，曾化名许崇德、唐积德、唐光前、唐裕后。1923年，周里考入衡阳三师就读。
1927年4月，周礼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考入在长沙的国民党湖南省党校政治班。这所党校名义上是国民党所办（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唐生智兼任校长），实际上完全由共产党控制（1927年5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夏曦、党员谢觉哉等是党校委员会委员，中共一大代表李达任校务主任，教员有中共党员易礼容、郭亮等）。
1927年5月21日晚，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团）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周里所在的党校是反动军队包围袭击的重点。当晚，周里爬墙逃出，第二天跑到第一师范找同乡党员学生黎育教。
黎育教问周里：“你打算怎么办？怕不怕？还干不干革命？”
周里回答：“怎么不干？坚决干，砍脑壳也不怕，革命到底！”
随后，周里返回家乡酃县，发动农民继续干革命。
1927年7月，黎育教回到酃县，介绍周里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立中共临时支酃，由周里任书记。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经过酃县水口时，周里代表酃县党组织前去迎接秋收起义部队，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1928年3月，毛泽东亲自批准中共酃县委员会成立，周里任县委宣传部部长。
1929年5月，周里担任中共酃县委员会书记;同月，在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第二届第四次会议上，周里被选为特委委员（同届委员中有彭德怀、滕代远、王佐、陈正人、宛希先等）。
全盛时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包括江西的宁冈、遂川、永新、莲花和湖南的酃县、茶陵等。
作为毛泽东开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参与者和中共酃县委员会书记的周里，第一次被载入了史册（现位于井冈山茨坪的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馆里，立有周里的塑像）。
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周里任中共酃（县）遂（川）中心县委书记，兼酃遂游击队政委、湘赣红军新九营政委，参加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1935年4月，中共湘赣省委指示周里率所部与中共湘粤赣特委（书记陈山）和湘粤赣游击支队（蔡会文任司令兼政委）合并。周里任中共湘粤赣特委组织部部长兼湘粤赣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后蔡会文牺牲、陈山投敌，周里任中共湘粤赣临时特委书记兼湘粤赣游击支队政委。
1936年5月，中共湘粤赣特委及湘粤赣游击支队与中共湘南特委合并，周里任中共湘南特委书记。此时，中共湘南特委属下的3支游击队是：湘粤赣游击支队、湘南红军独立大队、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
周里任中共湘南特委书记时领导的湘南游击区，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8省14个游击区之一。周里因此第二次被载人了史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中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湘南游击区的领导人之一。
1938年2月，中共湘南特委所领导的3支游击队被整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周里留了下来。
重庆见周恩来
1939年6月，周里从中共湘南特委（郴州）撤退到中共湖南省委（长沙），曾在省委组织部部长郭光洲手下临时工作过几个月（据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委员袁学之回忆，周里是干部科长）。这是周里第一次到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工作。
1940年2月，周里返回湘南任中共湘南特委书记。
1941年7月，在中共湘南特委书记任上，周里去了‘次重庆。
《周里回忆录》里是这样描写的：
1941*7月，桂林八路军办事處的工作人员通知我去南方局汇报工作，并告诉我到重庆后的联络地点和接头暗号。
我化装成一个商人，一路应付国民党军警盘查，经贵州到了重庆。在重庆一家药店。找到了联系人。他带我到一条街道旁边等着。不久，一辆小汽车驶过来，“嚓”的一声在我们身旁停下，药店同志叫我赶快上车。我刚上车坐好，车又迅速开走。
车上坐着一位身穿灰色中山装的同志，两道浓眉，目光炯炯，面带笑容。他亲切地和我握手说：“我是周恩来。你是湖南来的周礼（1974年改名为周里）同志吧！”当我知道他就是周恩来同志时，心里很激动，忙回答：“我是来向您汇报湘南工作的。”他说：“一路辛苦了，遇到不少困难吧。”
接着，他解释了为什么用这种方法接我到办事处去。我这才知道，当时重庆国民党特务如麻，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周围的住户、卖纸烟糖果和做各种小生意的摊贩，不少是特务。我们做秘密工作的同志，要特别小心谨慎，进出八路军办事处，都有被特务跟踪逮捕的危险。坐周恩来同志的车去八路军办事处，特务就不敢公开拦车抓人，比较安全。
周恩来同志还向我说了这样一件事：不久前湖南来的一个姓朱的交通员，清早从办事处下山时被特务抓走了。特务逼他到八路军办事处搞情报，他假意答应了，特务就放了他。他回办事处后，马上将这件事向领导上交代了。领导上批评了他，将他开除出党，送到延安去了。我知道这个交通员叫朱忠源，后来在延安恢复了党籍。
周恩来同志用车接我到办事处后，对我说：“你就住在办事处，看文件，学毛主席著作，写工作报告，平时不要出去。”
以后，我就以办事处工作人员的身份出现。同住一起的还有云南、贵州、四川、广东、福建等省地下党的负责同志。”
《周里回忆录》真实记录了周里到重庆见周恩来的细节。从周恩来亲自乘车前来接周里的整个过程看，说明周恩来对周里将要到重庆来极为重视，事前进行了周密的布置安排，确保周里能安全到达八路军办事处。 按照周恩来的安排，周里是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的身份出现在办事处的。也就是说，在办事处内，周里的真实身份甚至姓名，除了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少数领导人外，是严格保密的，包括与周里住在一起的其他省地下党的负责人都不知道。
周恩来为什么要对周里作这样的安排呢？
《周里回忆录》里是这样记录的：“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9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周恩来同志在办事处传达了中央指示，作了关于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形势报告。他随后通知我，回湖南传达党中央的这个指示和南方局的工作部署。并告诉我：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准备调走，委员文士祯和一个电台女同志也要撤退。原省委领导成员走后，就成立新的省工作委员会，要我担任书记。”
《周里回忆录》揭开了周里此次来重庆的谜底。
原来，周里这次奉命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主要是因为周恩来要对他进行当面考察，以决定是否由他挑起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这副担子，并对他进行上任前的工作谈话。
这就解释通了，为何周恩来这么重视周里的到来，为何对他进行如此周密的安排，为何在办事处内都要隐藏周里的真实身份。因为这些都是为了将来周里担任湖南地下党的领导人后，能长期在湖南潜伏下来。周恩来有意将交通员朱忠源被国民党特务策反的事件讲给周里听，就是暗示周里，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内，仍须防备可能还有没被查出来的特务在活动。
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不但是周里的直接上级和领导，而且还是周里在隐蔽战线上第一个可以称得上是老师的人。在中共中央南方局6个多月的时间里，对于长期处于惊涛骇浪、出生人死环境之中的周里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思考、养精蓄锐的机会。由于周里仍处于隐蔽状态，不能随便与别人交流（哪怕是同志），所以只能在周恩来找他谈话的时候，敞开心扉说说心里话。周里勤于学習、善于思考，周恩来有意培养他，两人的师生关系就是这样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形成的。
与高文华交接
抗日战争期间，高文华任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曾几经迁徙。
1940年11月，省委机关迁至邵阳。
周里从重庆回湖南后，即去邵阳找省委和高文华书记。《周里回忆录》记录了这一过程：
1941年12月中旬，我离开重庆回湖南。1942年1月间，我按照南方局告诉我的省委在邵阳的联络点，去找高文华同志。第一次去没有找到。第二次去才找到高文华同志。向他汇报了去重庆的情况和南方局的指示。
1942年3月，省委在湘乡街埠头召开省委工作会议，我参加了。高文华同志传达了周恩来同志关于建设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的讲话，和党员要勤业、勤学、勤交友，做到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三勤、三化”的指示。我在会上也传达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还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的主要内容。我差不多把几个主要段落词句都背出来了。高文华同志还说：“你的记性真好”
会后不久，文士祯同志和电台女同志撤退到延安去了。
这年冬天，高文华同志和他的爱人贾琏同志也撤退到延安去了。他们走之前，决定成立省工委的三人领导小组，以后省工委由我和张春林、刘鼎组成。”
上述回忆文字，清楚交代了高文华与周里的交接过程。
周里对高文华极为崇敬，因为高文华可称得上是周里在隐蔽战线上的第二位老师。
从1942年1月周里在邵阳的中共湖南省委机关驻地见到高文华，到这年12月高文华撤离湖南回延安，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周里协助高文华完成了原中共湖南省委的最后转移、撤退和清理整顿工作及两人的交接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高文华言传身教，周里悉心学习，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同志加师生的革命友谊。
高文华是湖南地下党的一位重要的领导人。他在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5年时间里，坚决果断地执行党中央的指示，迅速转移、撤退了大批党的干部，整顿了党的组织，保存了党的有生力量，并且推荐、培养了接班人周里，为湖南地下党最终完成历史使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周里担任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职务后，带领湖南地下党，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正确方针，做到“三勤”“三化”，潜伏于三湘四水的茫茫百姓之中。
周里自己更是“三勤”“三化”的典范。他一时是肩扛布匹的“布把子”（流动的布商贩），一时又是身背药箱的“游方郎中”（无固定坐诊的中医师），一会叫许崇德、唐积德，一会又称唐光前、唐裕后，丝毫不露任何破绽。就是在湖南地下党的内部，周里的真实姓名和党内职务，也仅限于极少数高层负责人知道。大多数能接触到周里的地下党员，只知道他是唐先生，是领导。在周里任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的6年又8个月时间里，湖南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从来不知道有中共湖南省工委这么一个地下组织在活动，更不知道其首脑叫周里。
隐蔽战线化解危机
1948年的某一天，在长沙城内南门口附近的一条石板街上，一对夫妇款款走来。当快走近一户临街人家时，发现这户人家临街的两扇大门是敞开着的。这立即引起了两人的警觉。他们没有停止脚步，而是不露声色地从这户人家的门前走过。在经过的一瞬间，男人的目光向门内一漂，正好与坐在堂屋内的一位妇女暗示他们离开的目光相遇。两人脚步如常，仍然不紧不慢地向前走着，消失在了石板街的尽头。
这对夫妇就是时任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的周里和常杏云。这家敞开大门的人家，是中共湖南省工委直接领导的一个秘密联络站。那位用目光暗示他们的妇女，就是这个秘密联络站负责人、地下党员萧伯鳌的姐姐。
周里当时就明白这个联络站已被敌人破坏，立即安排与萧伯鳌有工作关系的地下党员和联络点转移。同时，他通过打人国民党内部的关系，查找萧伯鳌的关押之地，准备进行营救。很快，打人敌人内部的同志就传来了消息：萧伯鳌同志已被敌人残忍活埋杀害。后来，大家在湘江边沙滩上挖出了萧伯鳌烈士的遗体。 萧伯鳌，湖南长沙人，萧劲光大将的亲侄儿。抗日战争时期，他到延安投奔叔叔萧劲光，参加TA路军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随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到湖南，留在湖南参加湖南地下党的斗争。
《周里回忆录》有这样一段话：“随南下支队来湖南的刘亚球、罗振坤、谷子元、李林、方用、林熙春、耿在孝、萧伯鳌（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等湖南籍干部，也都留在湖南参加地下斗争了。”
萧伯鳌烈士以自己对党的忠诚，用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保护了湖南地下党，保护了中共湖南省工委，保护了周里夫妇。
周里以隐蔽战线省级党组织负责人的敏锐，及时发现了秘密联络站遭到破坏的情况，并成功化解了由此可能给党组织带来的损失等危机。
带领湖南地下党完成历史使命
在周里的领导下，湖南地下党得到蓬勃发展。到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前夕，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的地下党员已经发展到1.5万多人，党组织发展到48个工委、27个特支（总支）、1100个支部，地下党领导的游击武装力量发展到3万余人。
在南下的解放军未到达之前，湖南地下党所领导的游击武装力量就已经率先解放了桂东县（1949年6月16日）、汝城县（1949年6月25日）、安化县（1949年6月28日）等。
此前，国民党元老程潜于1948年7月回湘主政后，周里和中共湖南省工委的其他同志敏锐地判断程潜有走和平道路的可能，中共湖南省工委果断成立了统战策反小组，选派优秀的地下党员余志宏担任组长，通过程潜的族弟、亲信程星龄专门策反程潜;后经过一番策划运作，又将陈明仁及其所率国民党第一兵团调回湖南，通过陈明仁的亲信李君九专门策反陈明仁。同时，由地下党员、统战策反小组副组长涂西畴以及地下党员刘寿祺、熊子烈等，针对在湘的国民党军、政、警、宪、特等各个系统的中上层人员，分别展开了全方位、全系统、填密的统战策反工作。到1949年7月底，湖南地下党已经基本上对上述国民党系统全部做到了渗透和掌控（周里曾亲口说过，当时湖南的国民党，除了军统特务毛人凤的亲信和白崇禧在湖南的亲信这两个系统外，全部都被地下党成功策反）。
1949年8月1日，在中共湖南省工委的直接领导下，湖南省会长沙公开成立了“长沙人民治安临时指挥部”，由地下党员涂西畴任政委，由已被成功策反的国民党宪兵十团团长姜和瀛任总指挥、国民党湘东保安团团长刘鸣球任副总指挥，统一掌握在省会长沙的所有国民党地方武装力量，以维护省会长沙的社会治安。这一行动表明，湖南地下党此时已经实际上控制了省会长沙城的治安。
同一天，长沙还成立了“长沙市各界迎接解放联合会”（简称“迎解联”），由中共长沙市工委委员刘晴波任“迎解联”党组书记，在长沙市火后街8号公开办公。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向全国通电宣布起义。
1949年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三八师在省会长沙举行入城仪式，湖南和平解放。
1949年8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湖南省工委与南下中共湖南省委合并，组成了新的中共湖南省委。黄克诚任省委书记，王首道、金明、高文华任省委副书记，萧劲光、周里为省委常委。
至此，湖南地下黨完美谢幕，周里也因此第三次被载人史册——取得政权后的中共湖南省委常委。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是为了不忘初心，继承先辈的事业，让中国共产党的鲜艳红旗永不变色。
参加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斗争
周里，1903年11月25日出生于湖南酃县（现炎陵县）一个农家。原名周策海、周里，曾化名许崇德、唐积德、唐光前、唐裕后。1923年，周里考入衡阳三师就读。
1927年4月，周礼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考入在长沙的国民党湖南省党校政治班。这所党校名义上是国民党所办（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唐生智兼任校长），实际上完全由共产党控制（1927年5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夏曦、党员谢觉哉等是党校委员会委员，中共一大代表李达任校务主任，教员有中共党员易礼容、郭亮等）。
1927年5月21日晚，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团）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周里所在的党校是反动军队包围袭击的重点。当晚，周里爬墙逃出，第二天跑到第一师范找同乡党员学生黎育教。
黎育教问周里：“你打算怎么办？怕不怕？还干不干革命？”
周里回答：“怎么不干？坚决干，砍脑壳也不怕，革命到底！”
随后，周里返回家乡酃县，发动农民继续干革命。
1927年7月，黎育教回到酃县，介绍周里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立中共临时支酃，由周里任书记。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经过酃县水口时，周里代表酃县党组织前去迎接秋收起义部队，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1928年3月，毛泽东亲自批准中共酃县委员会成立，周里任县委宣传部部长。
1929年5月，周里担任中共酃县委员会书记;同月，在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第二届第四次会议上，周里被选为特委委员（同届委员中有彭德怀、滕代远、王佐、陈正人、宛希先等）。
全盛时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包括江西的宁冈、遂川、永新、莲花和湖南的酃县、茶陵等。
作为毛泽东开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参与者和中共酃县委员会书记的周里，第一次被载入了史册（现位于井冈山茨坪的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馆里，立有周里的塑像）。
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周里任中共酃（县）遂（川）中心县委书记，兼酃遂游击队政委、湘赣红军新九营政委，参加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1935年4月，中共湘赣省委指示周里率所部与中共湘粤赣特委（书记陈山）和湘粤赣游击支队（蔡会文任司令兼政委）合并。周里任中共湘粤赣特委组织部部长兼湘粤赣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后蔡会文牺牲、陈山投敌，周里任中共湘粤赣临时特委书记兼湘粤赣游击支队政委。
1936年5月，中共湘粤赣特委及湘粤赣游击支队与中共湘南特委合并，周里任中共湘南特委书记。此时，中共湘南特委属下的3支游击队是：湘粤赣游击支队、湘南红军独立大队、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
周里任中共湘南特委书记时领导的湘南游击区，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8省14个游击区之一。周里因此第二次被载人了史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中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湘南游击区的领导人之一。
1938年2月，中共湘南特委所领导的3支游击队被整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周里留了下来。
重庆见周恩来
1939年6月，周里从中共湘南特委（郴州）撤退到中共湖南省委（长沙），曾在省委组织部部长郭光洲手下临时工作过几个月（据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委员袁学之回忆，周里是干部科长）。这是周里第一次到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工作。
1940年2月，周里返回湘南任中共湘南特委书记。
1941年7月，在中共湘南特委书记任上，周里去了‘次重庆。
《周里回忆录》里是这样描写的：
1941*7月，桂林八路军办事處的工作人员通知我去南方局汇报工作，并告诉我到重庆后的联络地点和接头暗号。
我化装成一个商人，一路应付国民党军警盘查，经贵州到了重庆。在重庆一家药店。找到了联系人。他带我到一条街道旁边等着。不久，一辆小汽车驶过来，“嚓”的一声在我们身旁停下，药店同志叫我赶快上车。我刚上车坐好，车又迅速开走。
车上坐着一位身穿灰色中山装的同志，两道浓眉，目光炯炯，面带笑容。他亲切地和我握手说：“我是周恩来。你是湖南来的周礼（1974年改名为周里）同志吧！”当我知道他就是周恩来同志时，心里很激动，忙回答：“我是来向您汇报湘南工作的。”他说：“一路辛苦了，遇到不少困难吧。”
接着，他解释了为什么用这种方法接我到办事处去。我这才知道，当时重庆国民党特务如麻，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周围的住户、卖纸烟糖果和做各种小生意的摊贩，不少是特务。我们做秘密工作的同志，要特别小心谨慎，进出八路军办事处，都有被特务跟踪逮捕的危险。坐周恩来同志的车去八路军办事处，特务就不敢公开拦车抓人，比较安全。
周恩来同志还向我说了这样一件事：不久前湖南来的一个姓朱的交通员，清早从办事处下山时被特务抓走了。特务逼他到八路军办事处搞情报，他假意答应了，特务就放了他。他回办事处后，马上将这件事向领导上交代了。领导上批评了他，将他开除出党，送到延安去了。我知道这个交通员叫朱忠源，后来在延安恢复了党籍。
周恩来同志用车接我到办事处后，对我说：“你就住在办事处，看文件，学毛主席著作，写工作报告，平时不要出去。”
以后，我就以办事处工作人员的身份出现。同住一起的还有云南、贵州、四川、广东、福建等省地下党的负责同志。”
《周里回忆录》真实记录了周里到重庆见周恩来的细节。从周恩来亲自乘车前来接周里的整个过程看，说明周恩来对周里将要到重庆来极为重视，事前进行了周密的布置安排，确保周里能安全到达八路军办事处。 按照周恩来的安排，周里是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的身份出现在办事处的。也就是说，在办事处内，周里的真实身份甚至姓名，除了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少数领导人外，是严格保密的，包括与周里住在一起的其他省地下党的负责人都不知道。
周恩来为什么要对周里作这样的安排呢？
《周里回忆录》里是这样记录的：“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9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周恩来同志在办事处传达了中央指示，作了关于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形势报告。他随后通知我，回湖南传达党中央的这个指示和南方局的工作部署。并告诉我：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准备调走，委员文士祯和一个电台女同志也要撤退。原省委领导成员走后，就成立新的省工作委员会，要我担任书记。”
《周里回忆录》揭开了周里此次来重庆的谜底。
原来，周里这次奉命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主要是因为周恩来要对他进行当面考察，以决定是否由他挑起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这副担子，并对他进行上任前的工作谈话。
这就解释通了，为何周恩来这么重视周里的到来，为何对他进行如此周密的安排，为何在办事处内都要隐藏周里的真实身份。因为这些都是为了将来周里担任湖南地下党的领导人后，能长期在湖南潜伏下来。周恩来有意将交通员朱忠源被国民党特务策反的事件讲给周里听，就是暗示周里，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内，仍须防备可能还有没被查出来的特务在活动。
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不但是周里的直接上级和领导，而且还是周里在隐蔽战线上第一个可以称得上是老师的人。在中共中央南方局6个多月的时间里，对于长期处于惊涛骇浪、出生人死环境之中的周里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思考、养精蓄锐的机会。由于周里仍处于隐蔽状态，不能随便与别人交流（哪怕是同志），所以只能在周恩来找他谈话的时候，敞开心扉说说心里话。周里勤于学習、善于思考，周恩来有意培养他，两人的师生关系就是这样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形成的。
与高文华交接
抗日战争期间，高文华任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曾几经迁徙。
1940年11月，省委机关迁至邵阳。
周里从重庆回湖南后，即去邵阳找省委和高文华书记。《周里回忆录》记录了这一过程：
1941年12月中旬，我离开重庆回湖南。1942年1月间，我按照南方局告诉我的省委在邵阳的联络点，去找高文华同志。第一次去没有找到。第二次去才找到高文华同志。向他汇报了去重庆的情况和南方局的指示。
1942年3月，省委在湘乡街埠头召开省委工作会议，我参加了。高文华同志传达了周恩来同志关于建设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的讲话，和党员要勤业、勤学、勤交友，做到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三勤、三化”的指示。我在会上也传达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还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的主要内容。我差不多把几个主要段落词句都背出来了。高文华同志还说：“你的记性真好”
会后不久，文士祯同志和电台女同志撤退到延安去了。
这年冬天，高文华同志和他的爱人贾琏同志也撤退到延安去了。他们走之前，决定成立省工委的三人领导小组，以后省工委由我和张春林、刘鼎组成。”
上述回忆文字，清楚交代了高文华与周里的交接过程。
周里对高文华极为崇敬，因为高文华可称得上是周里在隐蔽战线上的第二位老师。
从1942年1月周里在邵阳的中共湖南省委机关驻地见到高文华，到这年12月高文华撤离湖南回延安，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周里协助高文华完成了原中共湖南省委的最后转移、撤退和清理整顿工作及两人的交接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高文华言传身教，周里悉心学习，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同志加师生的革命友谊。
高文华是湖南地下党的一位重要的领导人。他在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5年时间里，坚决果断地执行党中央的指示，迅速转移、撤退了大批党的干部，整顿了党的组织，保存了党的有生力量，并且推荐、培养了接班人周里，为湖南地下党最终完成历史使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周里担任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职务后，带领湖南地下党，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正确方针，做到“三勤”“三化”，潜伏于三湘四水的茫茫百姓之中。
周里自己更是“三勤”“三化”的典范。他一时是肩扛布匹的“布把子”（流动的布商贩），一时又是身背药箱的“游方郎中”（无固定坐诊的中医师），一会叫许崇德、唐积德，一会又称唐光前、唐裕后，丝毫不露任何破绽。就是在湖南地下党的内部，周里的真实姓名和党内职务，也仅限于极少数高层负责人知道。大多数能接触到周里的地下党员，只知道他是唐先生，是领导。在周里任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的6年又8个月时间里，湖南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从来不知道有中共湖南省工委这么一个地下组织在活动，更不知道其首脑叫周里。
隐蔽战线化解危机
1948年的某一天，在长沙城内南门口附近的一条石板街上，一对夫妇款款走来。当快走近一户临街人家时，发现这户人家临街的两扇大门是敞开着的。这立即引起了两人的警觉。他们没有停止脚步，而是不露声色地从这户人家的门前走过。在经过的一瞬间，男人的目光向门内一漂，正好与坐在堂屋内的一位妇女暗示他们离开的目光相遇。两人脚步如常，仍然不紧不慢地向前走着，消失在了石板街的尽头。
这对夫妇就是时任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的周里和常杏云。这家敞开大门的人家，是中共湖南省工委直接领导的一个秘密联络站。那位用目光暗示他们的妇女，就是这个秘密联络站负责人、地下党员萧伯鳌的姐姐。
周里当时就明白这个联络站已被敌人破坏，立即安排与萧伯鳌有工作关系的地下党员和联络点转移。同时，他通过打人国民党内部的关系，查找萧伯鳌的关押之地，准备进行营救。很快，打人敌人内部的同志就传来了消息：萧伯鳌同志已被敌人残忍活埋杀害。后来，大家在湘江边沙滩上挖出了萧伯鳌烈士的遗体。 萧伯鳌，湖南长沙人，萧劲光大将的亲侄儿。抗日战争时期，他到延安投奔叔叔萧劲光，参加TA路军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随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到湖南，留在湖南参加湖南地下党的斗争。
《周里回忆录》有这样一段话：“随南下支队来湖南的刘亚球、罗振坤、谷子元、李林、方用、林熙春、耿在孝、萧伯鳌（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等湖南籍干部，也都留在湖南参加地下斗争了。”
萧伯鳌烈士以自己对党的忠诚，用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保护了湖南地下党，保护了中共湖南省工委，保护了周里夫妇。
周里以隐蔽战线省级党组织负责人的敏锐，及时发现了秘密联络站遭到破坏的情况，并成功化解了由此可能给党组织带来的损失等危机。
带领湖南地下党完成历史使命
在周里的领导下，湖南地下党得到蓬勃发展。到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前夕，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的地下党员已经发展到1.5万多人，党组织发展到48个工委、27个特支（总支）、1100个支部，地下党领导的游击武装力量发展到3万余人。
在南下的解放军未到达之前，湖南地下党所领导的游击武装力量就已经率先解放了桂东县（1949年6月16日）、汝城县（1949年6月25日）、安化县（1949年6月28日）等。
此前，国民党元老程潜于1948年7月回湘主政后，周里和中共湖南省工委的其他同志敏锐地判断程潜有走和平道路的可能，中共湖南省工委果断成立了统战策反小组，选派优秀的地下党员余志宏担任组长，通过程潜的族弟、亲信程星龄专门策反程潜;后经过一番策划运作，又将陈明仁及其所率国民党第一兵团调回湖南，通过陈明仁的亲信李君九专门策反陈明仁。同时，由地下党员、统战策反小组副组长涂西畴以及地下党员刘寿祺、熊子烈等，针对在湘的国民党军、政、警、宪、特等各个系统的中上层人员，分别展开了全方位、全系统、填密的统战策反工作。到1949年7月底，湖南地下党已经基本上对上述国民党系统全部做到了渗透和掌控（周里曾亲口说过，当时湖南的国民党，除了军统特务毛人凤的亲信和白崇禧在湖南的亲信这两个系统外，全部都被地下党成功策反）。
1949年8月1日，在中共湖南省工委的直接领导下，湖南省会长沙公开成立了“长沙人民治安临时指挥部”，由地下党员涂西畴任政委，由已被成功策反的国民党宪兵十团团长姜和瀛任总指挥、国民党湘东保安团团长刘鸣球任副总指挥，统一掌握在省会长沙的所有国民党地方武装力量，以维护省会长沙的社会治安。这一行动表明，湖南地下党此时已经实际上控制了省会长沙城的治安。
同一天，长沙还成立了“长沙市各界迎接解放联合会”（简称“迎解联”），由中共长沙市工委委员刘晴波任“迎解联”党组书记，在长沙市火后街8号公开办公。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向全国通电宣布起义。
1949年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三八师在省会长沙举行入城仪式，湖南和平解放。
1949年8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湖南省工委与南下中共湖南省委合并，组成了新的中共湖南省委。黄克诚任省委书记，王首道、金明、高文华任省委副书记，萧劲光、周里为省委常委。
至此，湖南地下黨完美谢幕，周里也因此第三次被载人史册——取得政权后的中共湖南省委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