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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虹笔下的人物都很像她自己散发出来的气息。那些略显瘦弱的女性，有时或显现出略带创伤的忧郁感觉，却在大面积暗色的背景中优雅而孤独地美丽着。她的作品总是在阐述和探索同样的主题，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社会、他人的评价和认同中探索自身，找寻自身。
高虹说，自己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在毕业9年后重新考研回美院读书，再次进入了一个较为纯粹的艺术氛围。在此之前，她做过各种设计、酒店策划甚至是管理人之类的行业。她待孩子一岁后从家庭生活中抽离出精力准备，争取到了重返学校的机会，“我还是没法不去画画。在学习的同时，也期待能找回以前创作时候的状态，再次挖掘出自己身上本应绽放出来的潜力。”
女性笔下的女性，独白之释放
作为女性艺术家，特别是“七拍”女性艺术家群体中的一员，高虹总是免不了自己的作品会被解读为女权主义的具象化呈现，但她并不认为她的作品只是简单粗暴地呈现出反叛的姿态，而只是作为女性画家的本体对自我的投射和认知。“在读研期间，我学习接触了大量西方后现代艺术及当代艺术的思潮，当然会自觉与不自觉地更加关注女性艺术家的作品和生活。当然，自己的作品也受到她们的影响。”墨西哥画家弗里达（Frida Kahlo），杜马斯（Marlene Dumas）的情色写意隐含着对社会体制、真挚问题的思考，行为艺术家玛丽亚·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的作品具有自我献身的悲悯感，特别是其中对人性扥元的探寻与力量，这些女性艺术家的经历和她们作品中反映出来颇为个性的观念，是高虹一直在追寻的。“这些女性艺术家都有着传奇的一生，有才情和智慧，又有执着的信念。我的画也一直在探索，并用女性的视角来体现这古老的命题。”
在2009年之前，高虹的作品基调都呈现出灰暗和晦涩的意境。《无法慰藉的方式》、《黑暗的新娘》、《夜半花开》、《绿野仙踪》系列等，均试图呈现女性在当下社会中的一种生活状态。她笔下的女性，年轻而瘦弱，有时候呈现出伤痕累累的状态，用肢体语言在黑暗中延伸出一种无声的倾述。她们都有着高虹式灵气的小尖下颚和略带惊恐或疑问的大眼睛，如同在黑暗中的花朵那般焕发出奇特的光彩。高虹说，这些人物都带有着个人的阶段性叙事感觉，孤独而黑暗。她想以此来展现现代都市人所面临的困境和自我逃避的戏谑，客观地描绘出两性之间存在的对立角色。
“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不算歇斯底里，而是冷静的悲观者。”高虹说，人类生存的世界在她看来本来就是脆弱的，而女性更能体现出这一点。“女性的身体一直是男权社会的观赏对象，她们利用这个工具的潜在价值达到了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状态。我画那些因人性的侵蚀后，那种在阴暗里焕发出美丽的光彩的脆弱。这应该是我的作品给人的直观感受。”
2009年后，高虹潜心于《秘密的盛开》系列。她计划和完成的系列有几十张，较为自我地呈现了女性在她意向中的状态——受伤害的、脆弱的状态。她的这系列作品中更为专注地展示了女性自身，描绘出晦暗背景中的独立形象，或是面容，或是身体的某个局部。而她们的身体和面貌上都存在着受伤或变异的形态。“这是一种象征。是社会对她潜在侵蚀，一种隐喻人类内在的阴暗欲望对孤独的个体的伤害。总之，这种无形无色的侵蚀让女性处于一种非正常状态。在光鲜的东西的背后是越来愈惨不忍睹的真相。”
社会对女性的价值判断在近十年网络的发展演变得越来越极端和强烈。“女性的姿态，好像是一种诱惑，但实际又处于挣扎的状态。女性地位本质上没有改变，社会属性让我们不得不这样——家庭、社会和本能。但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女性的伤害大多是来自人类自身的欲望和矛盾。而作为女性画家，创作也是一种思考，作品其实一种反思，让自己能从容应对。”
生命意义在艺术中的探究
自称为悲观主义者的高虹在她的作品中也一直在表现自己对生命的思考。她认为，生存本质最终其实只是虚无。“从出生走向死亡，人就是孤独的物种；而面对死亡这种终极哲学问题的永远只是一个人，所以人都是孤独的。交融都是暂时的，哪怕是自己的伴侣和孩子，只能在一定阶段上陪伴自己。”高虹在作品中赋予了诸多文学性的东西，画面本身更赋予了诗意的拓展，而这些都是原生态的精神写照。“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我画中的人物体现出悲伤的气息，但并非如此消极。我笔下的人物都带着生命的桂冠，即便是在虚无中，同样有光明。所谓生命中不好的东西不是真的不好，只是一种经历。”
高虹对生命的思考源于家庭经历，她的母亲过世得很早，她提到记忆中的一个细节是在某一次母亲要她带一面镜子去病房。“那年我11岁，当时还并不太能够理解。只记得病房里的很多病人当时的状态都是很好的，带镜子是还要端正自己的容貌。”高虹说，那时候她隐约觉得，人即使知道自己的生命终有一天消失，却还是要健康坚强地生活。“苦难，那是上天给我们的生命体验，可以选择努力改变，但是不要抱怨。一切的存在本质也许都是虚无，但让生命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有意义，也许就是人在生存中本应有的使命。”这也是高虹画作中那种独特气质散发出来的感觉——悲观主义者的姿态，但显得如此冷静而从容。
在高虹近新创作的《城市肖像》系列中，画面上有了新的语言探索。那些“受伤害者”的感觉和色彩发生了变化，是暗色中的一抹艳丽，却更呈现出城市生活的虚无感和隐藏在背后的伤害。高虹说，这些都是欲望城市下的产物。“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青少年在当下收到伤害的潜在信息量其实是大于成年女性的。毕竟在当下这样的浮躁生存环境，对人性本身不是很好的状态。”高虹解读，在这系列的画面中，小孩子的头发都是白色的，象征他们在“侵蚀”之下，已并非纯真。“单纯的本真和开化后的糟粕都是并存的。”她一直在绘画中实践着怀疑与反思，更深层地挖掘出生命内在的意义。
绘画如何反映人与自身、与社会，甚至是终极思考，一直是高虹探索的道路。“每个人总是找到自己新的高度和表达方式，并逐步突破。做艺术不是强求，天分和自身的经历都是重要的，而创作中不断的试验也会不间断地丰富自己的艺术语言。”高虹笑称，自己一直是一个较敏感的人，而这一点也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中，“只要能打动观者的就是最好的作品。我的作品是诚实的，必须要求自己简单真诚地面对和思考。”高虹说，自己的艺术创作又会进入新的阶段，“要突破固有创作的惯性，表达自我，诚实的面对自己，表达想要表达的东西，这也就是最完善的自己和生命的意义。”
高虹说，自己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在毕业9年后重新考研回美院读书，再次进入了一个较为纯粹的艺术氛围。在此之前，她做过各种设计、酒店策划甚至是管理人之类的行业。她待孩子一岁后从家庭生活中抽离出精力准备，争取到了重返学校的机会，“我还是没法不去画画。在学习的同时，也期待能找回以前创作时候的状态，再次挖掘出自己身上本应绽放出来的潜力。”
女性笔下的女性，独白之释放
作为女性艺术家，特别是“七拍”女性艺术家群体中的一员，高虹总是免不了自己的作品会被解读为女权主义的具象化呈现，但她并不认为她的作品只是简单粗暴地呈现出反叛的姿态，而只是作为女性画家的本体对自我的投射和认知。“在读研期间，我学习接触了大量西方后现代艺术及当代艺术的思潮，当然会自觉与不自觉地更加关注女性艺术家的作品和生活。当然，自己的作品也受到她们的影响。”墨西哥画家弗里达（Frida Kahlo），杜马斯（Marlene Dumas）的情色写意隐含着对社会体制、真挚问题的思考，行为艺术家玛丽亚·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的作品具有自我献身的悲悯感，特别是其中对人性扥元的探寻与力量，这些女性艺术家的经历和她们作品中反映出来颇为个性的观念，是高虹一直在追寻的。“这些女性艺术家都有着传奇的一生，有才情和智慧，又有执着的信念。我的画也一直在探索，并用女性的视角来体现这古老的命题。”
在2009年之前，高虹的作品基调都呈现出灰暗和晦涩的意境。《无法慰藉的方式》、《黑暗的新娘》、《夜半花开》、《绿野仙踪》系列等，均试图呈现女性在当下社会中的一种生活状态。她笔下的女性，年轻而瘦弱，有时候呈现出伤痕累累的状态，用肢体语言在黑暗中延伸出一种无声的倾述。她们都有着高虹式灵气的小尖下颚和略带惊恐或疑问的大眼睛，如同在黑暗中的花朵那般焕发出奇特的光彩。高虹说，这些人物都带有着个人的阶段性叙事感觉，孤独而黑暗。她想以此来展现现代都市人所面临的困境和自我逃避的戏谑，客观地描绘出两性之间存在的对立角色。
“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不算歇斯底里，而是冷静的悲观者。”高虹说，人类生存的世界在她看来本来就是脆弱的，而女性更能体现出这一点。“女性的身体一直是男权社会的观赏对象，她们利用这个工具的潜在价值达到了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状态。我画那些因人性的侵蚀后，那种在阴暗里焕发出美丽的光彩的脆弱。这应该是我的作品给人的直观感受。”
2009年后，高虹潜心于《秘密的盛开》系列。她计划和完成的系列有几十张，较为自我地呈现了女性在她意向中的状态——受伤害的、脆弱的状态。她的这系列作品中更为专注地展示了女性自身，描绘出晦暗背景中的独立形象，或是面容，或是身体的某个局部。而她们的身体和面貌上都存在着受伤或变异的形态。“这是一种象征。是社会对她潜在侵蚀，一种隐喻人类内在的阴暗欲望对孤独的个体的伤害。总之，这种无形无色的侵蚀让女性处于一种非正常状态。在光鲜的东西的背后是越来愈惨不忍睹的真相。”
社会对女性的价值判断在近十年网络的发展演变得越来越极端和强烈。“女性的姿态，好像是一种诱惑，但实际又处于挣扎的状态。女性地位本质上没有改变，社会属性让我们不得不这样——家庭、社会和本能。但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女性的伤害大多是来自人类自身的欲望和矛盾。而作为女性画家，创作也是一种思考，作品其实一种反思，让自己能从容应对。”
生命意义在艺术中的探究
自称为悲观主义者的高虹在她的作品中也一直在表现自己对生命的思考。她认为，生存本质最终其实只是虚无。“从出生走向死亡，人就是孤独的物种；而面对死亡这种终极哲学问题的永远只是一个人，所以人都是孤独的。交融都是暂时的，哪怕是自己的伴侣和孩子，只能在一定阶段上陪伴自己。”高虹在作品中赋予了诸多文学性的东西，画面本身更赋予了诗意的拓展，而这些都是原生态的精神写照。“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我画中的人物体现出悲伤的气息，但并非如此消极。我笔下的人物都带着生命的桂冠，即便是在虚无中，同样有光明。所谓生命中不好的东西不是真的不好，只是一种经历。”
高虹对生命的思考源于家庭经历，她的母亲过世得很早，她提到记忆中的一个细节是在某一次母亲要她带一面镜子去病房。“那年我11岁，当时还并不太能够理解。只记得病房里的很多病人当时的状态都是很好的，带镜子是还要端正自己的容貌。”高虹说，那时候她隐约觉得，人即使知道自己的生命终有一天消失，却还是要健康坚强地生活。“苦难，那是上天给我们的生命体验，可以选择努力改变，但是不要抱怨。一切的存在本质也许都是虚无，但让生命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有意义，也许就是人在生存中本应有的使命。”这也是高虹画作中那种独特气质散发出来的感觉——悲观主义者的姿态，但显得如此冷静而从容。
在高虹近新创作的《城市肖像》系列中，画面上有了新的语言探索。那些“受伤害者”的感觉和色彩发生了变化，是暗色中的一抹艳丽，却更呈现出城市生活的虚无感和隐藏在背后的伤害。高虹说，这些都是欲望城市下的产物。“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青少年在当下收到伤害的潜在信息量其实是大于成年女性的。毕竟在当下这样的浮躁生存环境，对人性本身不是很好的状态。”高虹解读，在这系列的画面中，小孩子的头发都是白色的，象征他们在“侵蚀”之下，已并非纯真。“单纯的本真和开化后的糟粕都是并存的。”她一直在绘画中实践着怀疑与反思，更深层地挖掘出生命内在的意义。
绘画如何反映人与自身、与社会，甚至是终极思考，一直是高虹探索的道路。“每个人总是找到自己新的高度和表达方式，并逐步突破。做艺术不是强求，天分和自身的经历都是重要的，而创作中不断的试验也会不间断地丰富自己的艺术语言。”高虹笑称，自己一直是一个较敏感的人，而这一点也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中，“只要能打动观者的就是最好的作品。我的作品是诚实的，必须要求自己简单真诚地面对和思考。”高虹说，自己的艺术创作又会进入新的阶段，“要突破固有创作的惯性，表达自我，诚实的面对自己，表达想要表达的东西，这也就是最完善的自己和生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