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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社会动荡的时代，也是变革的时代，彼时百家争鸣，诸子论道，思想文化发展繁盛。经过历史的实践，最终证明，法家崇尚的法治思想最具社会实践效应。今天笔者将在这里浅谈一下历史上极富盛名的齐国贤相管仲的法治思想。
管仲，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他身处诸侯并起争霸，礼乐崩坏的动荡时代，以其卓越的胆识、过人的智慧，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1]，成就霸业，其间采取的最重要的政治手段就是大力实行法治。管子对法律的地位、立法、执法的一系列主张对当代的法制建设仍颇具借鉴意义。
二、管子对法律地位的界定
“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纷止争也。”[2]即法，是用来鼓励建功、威慑暴行的；律，是用来平定纷乱、制止争端的。“法者，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3]就是说，法是天下的规程、万事的制度，天下人事不论简杂、不分贵贱，都应纳入这一统一规范之中，受其调整约束。
这两段话虽然简洁，但对法律一般特征的描述却十分深刻。一是认识到了法的客观属性，在春秋之前的尧舜至商周时期，人们都将一切法令视为上天的旨意，但在管子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认识到法的产生是由于社会有了“定纷止争”的需要，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二是指出了法的规范性。认为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功能就是定尊卑名分、辨是非曲直，以保持社会秩序稳定。三是主张了法的公正性，认为法乃天下章程、万事仪表，在所以人事上都是统一适用的。当然，在当时的剥削制度下，君主贵族官吏都享有着普通百姓无法比拟的特权，在整个社会想实施法律的公正性是难以做到的，但我们不能无视时代背景苛责贤者，管子的进步思想仍值得我们肯定。
三、管子的立法思想
1、生法者君也。生法者君，执法者臣，法于法者民。这是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一直奉行的法制观念，管子也不例外。这种思想在现在看来自然是侵犯了平等、民主等法律必备要素，但在当时的动荡局势中，这种思想是很有必要的，诸侯争霸为成就霸业，“君尊”的理念必须贯彻到每一处上层建筑。
2、立法必法道。管子把天有其常、地有其则、四时有其节称为天、地、四时之道。我们可以认为，道，就是客观规律，看不见形体，但存在于万物之中。管子在如何立法这一涉及治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在承认“生法者君也”的同时，强调天地之道的制约作用。“法天合德，象地無亲”[4]，即法应该像天地一样公正无私，像四时运行一样没有差错，才是治世的良法。天、地、人是中国思想史上历时最久的基本哲学元素，至今人们仍在其中为我们的各种社会活动寻找理论根据，管子把天地四时与立法联系起来的思想，突出了法的权威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同时，遵循客观规律制定法律，也有助于增加法律的科学性。
3、法要随时而变，因俗而动。我们在研究法律的时候，经常会强调法律的稳定性，不可朝令夕改，但法的内容也不可以一成不变。在这一问题上，管子坚持立法既要遵循历史传统，吸取有价值的内容，又要做到 “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5]，就是不羡慕古代，不滞留于今天，要随时代变化而变化，随民俗变化而变化。在动荡不安的春秋乱世，管子的这一思想具有十分重大的变革意义，正是他的勇于创新，锐意改革，使得落后的齐国迅速崛起，雄踞五霸之首。
4、法要立民所欲。要实现法治社会，立法后最重要的是实现守法。管仲从“人皆好利”这一认识出发，强调一切法令的制定都要切合民众利益，守护民众所想的，威慑民众所恶的，才能促使国民知法守法。这种在立法中考虑民情、民欲、民利的认识，保证了法令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对今天我们的立法活动仍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四、管子的执法理念
1 令重于君。在春秋时期，君、臣、民等级分明，君主是国家的象征，是最高权力的享有者。“人主者，擅生杀，处威势，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群臣，此主道也。”就是说，君主，专擅生杀，具有威势，手握权柄驾驭群臣。管子这段话，明确的体现了君尊的理念，但在执法行为中，管子又强调令重于君，认为，法虽出于君，但国君不应恣意废法，因为法令一方面反映君主的意志，另一方面法令更重要的是能发挥巩固君主地位的作用。君主驾驭群臣是通过法令的实施来实现的，如果法令可以朝令夕改，缺乏威信，那么君威也难现。因此，管子强调“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三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
管子这一思想，带有浓重的法律工具主义特色，是明显的“人治”主义，放在当下自然不通。但在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中，对令重则君尊的强调，有助于法律地位的稳固和法令的实施，不失为智者所为。
2、法制不仪，刑杀毋赦。在执法活动中，管子最强调的另外两点，一是“法制不仪”，即法令一旦制定，就神圣不可侵犯，君主都不可以随意改废，更毋论其他阶级，更是不容许有任何非议，以此来保证法令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可以说，在当时管子的目的得到了很好的实现，齐国举国对法令可谓令行禁止，为成为一代强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这一观点在现代看来是及其不正确的，法令颁布后就不允许人们非议，必定会贻害无穷。法令是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制定的，那就不可避免的会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只有经过广大民众的研究探讨，集思广益，才能不断修复法令的不足，毕竟，民众活动是法律的调整对象。
另一点就是强调“刑杀毋赦”，即罪刑不容宽赦，这样民众就不敢轻易触犯法律，也不敢忽视为善。这样似乎过于严苛，但治乱世当用重型，我们后世之人无需多言。
五、结束语
上述即为笔者对管子法治思想的浅析探讨所得，可以看出，尽管相隔千年之久，但管子的众多法治思想都和当代一些先进的法治思想不谋而合，有些甚至对我们深具学习反思意义，很好的表现了地处海滨，因“乐水”而“崇智”的齐学特色。
参考文献：
[1]《史记·管晏列传》
[2]《管子·七臣七主》
[3]《管子·明法解》
[4]《管子·版法解》
[5]《管子·正世》
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社会动荡的时代，也是变革的时代，彼时百家争鸣，诸子论道，思想文化发展繁盛。经过历史的实践，最终证明，法家崇尚的法治思想最具社会实践效应。今天笔者将在这里浅谈一下历史上极富盛名的齐国贤相管仲的法治思想。
管仲，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他身处诸侯并起争霸，礼乐崩坏的动荡时代，以其卓越的胆识、过人的智慧，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1]，成就霸业，其间采取的最重要的政治手段就是大力实行法治。管子对法律的地位、立法、执法的一系列主张对当代的法制建设仍颇具借鉴意义。
二、管子对法律地位的界定
“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纷止争也。”[2]即法，是用来鼓励建功、威慑暴行的；律，是用来平定纷乱、制止争端的。“法者，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3]就是说，法是天下的规程、万事的制度，天下人事不论简杂、不分贵贱，都应纳入这一统一规范之中，受其调整约束。
这两段话虽然简洁，但对法律一般特征的描述却十分深刻。一是认识到了法的客观属性，在春秋之前的尧舜至商周时期，人们都将一切法令视为上天的旨意，但在管子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认识到法的产生是由于社会有了“定纷止争”的需要，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二是指出了法的规范性。认为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功能就是定尊卑名分、辨是非曲直，以保持社会秩序稳定。三是主张了法的公正性，认为法乃天下章程、万事仪表，在所以人事上都是统一适用的。当然，在当时的剥削制度下，君主贵族官吏都享有着普通百姓无法比拟的特权，在整个社会想实施法律的公正性是难以做到的，但我们不能无视时代背景苛责贤者，管子的进步思想仍值得我们肯定。
三、管子的立法思想
1、生法者君也。生法者君，执法者臣，法于法者民。这是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一直奉行的法制观念，管子也不例外。这种思想在现在看来自然是侵犯了平等、民主等法律必备要素，但在当时的动荡局势中，这种思想是很有必要的，诸侯争霸为成就霸业，“君尊”的理念必须贯彻到每一处上层建筑。
2、立法必法道。管子把天有其常、地有其则、四时有其节称为天、地、四时之道。我们可以认为，道，就是客观规律，看不见形体，但存在于万物之中。管子在如何立法这一涉及治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在承认“生法者君也”的同时，强调天地之道的制约作用。“法天合德，象地無亲”[4]，即法应该像天地一样公正无私，像四时运行一样没有差错，才是治世的良法。天、地、人是中国思想史上历时最久的基本哲学元素，至今人们仍在其中为我们的各种社会活动寻找理论根据，管子把天地四时与立法联系起来的思想，突出了法的权威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同时，遵循客观规律制定法律，也有助于增加法律的科学性。
3、法要随时而变，因俗而动。我们在研究法律的时候，经常会强调法律的稳定性，不可朝令夕改，但法的内容也不可以一成不变。在这一问题上，管子坚持立法既要遵循历史传统，吸取有价值的内容，又要做到 “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5]，就是不羡慕古代，不滞留于今天，要随时代变化而变化，随民俗变化而变化。在动荡不安的春秋乱世，管子的这一思想具有十分重大的变革意义，正是他的勇于创新，锐意改革，使得落后的齐国迅速崛起，雄踞五霸之首。
4、法要立民所欲。要实现法治社会，立法后最重要的是实现守法。管仲从“人皆好利”这一认识出发，强调一切法令的制定都要切合民众利益，守护民众所想的，威慑民众所恶的，才能促使国民知法守法。这种在立法中考虑民情、民欲、民利的认识，保证了法令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对今天我们的立法活动仍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四、管子的执法理念
1 令重于君。在春秋时期，君、臣、民等级分明，君主是国家的象征，是最高权力的享有者。“人主者，擅生杀，处威势，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群臣，此主道也。”就是说，君主，专擅生杀，具有威势，手握权柄驾驭群臣。管子这段话，明确的体现了君尊的理念，但在执法行为中，管子又强调令重于君，认为，法虽出于君，但国君不应恣意废法，因为法令一方面反映君主的意志，另一方面法令更重要的是能发挥巩固君主地位的作用。君主驾驭群臣是通过法令的实施来实现的，如果法令可以朝令夕改，缺乏威信，那么君威也难现。因此，管子强调“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三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
管子这一思想，带有浓重的法律工具主义特色，是明显的“人治”主义，放在当下自然不通。但在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中，对令重则君尊的强调，有助于法律地位的稳固和法令的实施，不失为智者所为。
2、法制不仪，刑杀毋赦。在执法活动中，管子最强调的另外两点，一是“法制不仪”，即法令一旦制定，就神圣不可侵犯，君主都不可以随意改废，更毋论其他阶级，更是不容许有任何非议，以此来保证法令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可以说，在当时管子的目的得到了很好的实现，齐国举国对法令可谓令行禁止，为成为一代强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这一观点在现代看来是及其不正确的，法令颁布后就不允许人们非议，必定会贻害无穷。法令是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制定的，那就不可避免的会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只有经过广大民众的研究探讨，集思广益，才能不断修复法令的不足，毕竟，民众活动是法律的调整对象。
另一点就是强调“刑杀毋赦”，即罪刑不容宽赦，这样民众就不敢轻易触犯法律，也不敢忽视为善。这样似乎过于严苛，但治乱世当用重型，我们后世之人无需多言。
五、结束语
上述即为笔者对管子法治思想的浅析探讨所得，可以看出，尽管相隔千年之久，但管子的众多法治思想都和当代一些先进的法治思想不谋而合，有些甚至对我们深具学习反思意义，很好的表现了地处海滨，因“乐水”而“崇智”的齐学特色。
参考文献：
[1]《史记·管晏列传》
[2]《管子·七臣七主》
[3]《管子·明法解》
[4]《管子·版法解》
[5]《管子·正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