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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有着与当时考据主流学术风尚不同的地方，最为突出的就是其中议论内容很多，且“批判”特质和“经世”意识显明，在往朝史家中，刘知几的《史通》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其影响巨大，这在《十七史商榷》中有迹可寻。王鸣盛对刘知几“商榷”词义的借重和司马光“雅善裁鉴”学术品质的赏识，也折射出王鸣盛的“求实”“品评”和“经世”的治史旨趣和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