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里的朗朗读书声，曾成就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1910年，学部颁布《改良私塾章程》，鼓励对私塾进行改良，调整私塾的课程、教材、教法，促使私塾向近代小学靠拢。一个世纪过去了，私塾却随着国学热又有所复兴。说起来，私塾的命运其实就是中华文明史的兴衰荣辱史。
　　鲁迅与丰子恺的私塾白描
　　《红楼梦》第九回写道：“原来这贾家之义学，离此也不甚远，不过一里之遥，原系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贫穷不能请师者，即入此中肄业。凡族中有官爵之人，皆供给银两，按俸之多寡帮助，为学中之费。特共举年高有德之人为塾掌，专为训课子弟。”
　　凡同族子弟，沾亲带故，无论贫富贵贱，也无论谦恭顽劣，都可以来义学上课。学校是始祖所立，又由族中有钱人家供养，家族未来的荣辱皆从此出，其建筑想必不会是豆腐渣工程。
　　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有一段描写：“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
　　但在鲁迅看来，乱哄哄的环境、迂腐的朗诵内容，构成了三味书屋枯燥的生活，这与代表自由快乐的百草园做对比，表现了鲁迅对束缚儿童身心发展的私塾教育的不满。这在当时有一定代表性。
　　丰子恺在他的《私塾生活》一文中这样写道：“私塾里读的书只有一种，是语文……书名叫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种书现在的青年人、壮年人，也不容易懂得，何况小朋友。……然而那时的小朋友苦得很，非得硬记、硬读、硬背不可。因为背不出先生要用“戒尺”打手心，或者打后脑。
　　不管怎么说，私塾是传统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变时期独特的风景，直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依旧大量存在。民国时期那一批文化大家，童蒙时几乎无一例外接受过私塾教育。陈寅恪，出身文化世家，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胡适，5岁启蒙，在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钱穆，9岁入私塾，熟读中国的传统文献典籍……
　　任继愈是最后一代完整接受过传统启蒙教育的学者。他6岁左右入私塾开蒙，9岁进当时济南市省立第一模范小学。从任继愈先生身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厚德载物，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样的精神气度，在当今学者身上已鲜见矣。
　　一个人启蒙时期所受的教育犹如文化母乳，融化在血脉里，滋养其一生。私塾教育让儿童在开蒙之初，便将根深扎在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汲取其精华。
　　当代私塾的南怀瑾式回归
　　在民国时期，有不少人冷静看待私塾的功与过。
　　蔡元培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就提到了私塾教学中重要的教学法——对课，即对对子。他指出：“对课与现在的造句法相近。”说对课是私塾里的学生对于所学知识的初步运用，认为“对课不但是作文的开始，也是作诗的基础。”
　　蔡元培的这种中肯在百年后得到了印证——现代私塾如今在不少地方兴起。而私塾教育的百年循环，原因似乎正在于现代教育呈现出当年八股文章僵化的趋势。
　　2008年起，南怀瑾将办学重心，从大人转到小孩身上。他在太湖学堂的校区内创办“吴江太湖国际实验学校”，专门招收小学生。自己不再讲学，而是开启基础教育实验计划。
　　这所另类的“体制内私塾”，外界亦泛称为大学堂，就是为了抵抗现行的“硬体制”。“一百年来，中国学习西方教育方式乃是错误的选择。”南怀瑾批评说，“小学是生活教育的一环，只指导学生如何考，却不懂做人，才导致国家混乱。”
　　当然，不管是私塾的兴起还是南怀瑾对私塾的试验，更重要的原因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在如今大多数孩子读幼儿园是在培养爱好兴趣，而过去的私塾主要是族人开设的，只要是族人或者乡亲，交几个铜板就可以过来读书，相亲相助的依存感和安全感是现今社会所缺失的。
　　私塾里的某些课本的意义正在被重新挖掘。《再见童年》的作者张倩仪说，“过去很多的翰林，他们都很喜欢做蒙学书，比如朱熹做过。他们重视孩子的成长，他们哪怕自己是大学问家，也要看孩子怎么成长，来做他们的教科书。”
　　南怀瑾认为，重视考试的学校是学店，无法教育出顶天立地的人才。台湾薇阁小学董事长李传洪先生分析说，“家长讨论中国百年被遗忘的教育，要恢复宏扬再现风华，没有别的诀窍，就是走回老路——传统私塾式学习法。”
　　某种意义上说，相比如今三岁就为上大学而发力的功利，私塾在对个人的人文关怀上是高明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