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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茹 赵声良 译
内容摘要：通过对龙门石窟造像的考察，本文认为擂鼓台南、中洞两窟是以《华严经》和《梵网经》为中心的华严系受戒世界的产物。擂鼓台南洞，表现的是以卢舍那佛为主尊像的《华严经》和《梵网经》的佛理世界，当时在擂鼓台南洞曾举行过受戒必须要进行的宗教实践法会“好相行”。其附近的中洞与大乘戒有密切关系，中洞佛像有被武则天自称是其形象化身的弥勒佛像以及具体体现大乘戒所注重的师资相授的祖师像。擂鼓台南洞和中洞的设计营造者是武则天的亲信、华严宗第三祖同时也具有阿弥陀信仰的法藏。
关键词：龙门石窟；擂鼓台南洞、中洞；华严经；梵网经；法藏
中图分类号：K87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9)03－0007－09
前言
龙门石窟东山擂鼓台南洞、中洞比起西山各石窟来，其造像尚未引起学界足够注意。尽管如此，对于擂鼓台南洞主尊像的尊名还是有所探讨，有降魔触地印释迦如来说、大日如来说等。笔者认为擂鼓台南、中洞两窟是以《华严经》和《梵网经》为中心的华严系受戒世界的产物，因此，本文把它作为严华系信仰的重要石窟试作考察。
第一章 擂鼓台南洞的形制与制作年代
(一)形制
擂鼓台南洞平面近方形，四壁大体与地面垂直，宽7.88米，进深7.9米，高6米。四壁壁面为高浮雕的千佛坐像，窟顶中央饰以莲花。现窟内地面中央置一长2.3米，宽3.3米，高1米的长方形基坛，其上又有台座用以安置主尊佛像。
A、主尊像
基坛上的宣字形台座长1.2米，宽1.68米，高0.86米。台座下沿装饰覆莲。台座上的如来像头戴圆筒形宝冠结跏趺坐，像高2.15米(图版1)，面部丰满而稍长，长眼上挑，下颚拉长(图版2)。袒露右肩，斜披袈裟。右手扶膝结触地印，左手上仰置于脐前。胸前有中央下部突出的宽幅胸饰，右腕着二段重叠的配以宝珠形的豪华臂钏。从侧面看，背部拉得很长。肩部较宽，两肩呈水平线外张，胸部隆起，腰部收缩，盘起的双腿也明显地富于质感。
B、四壁的千佛像
擂鼓台南洞有高0.34－0.36米的高浮雕千佛坐像达765身布满四壁。这些头戴宝冠的小坐佛，以前有人认为是菩萨，但是因为造像头部有螺发，现在龙门石窟研究所将其考定为千佛。
千佛体态饱满，面相丰圆，结跏趺坐于半球状仰莲座上。千佛像的雕刻都极其精致，可见本窟的功德主有着相当的经济实力和指导能力。
千佛像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与主尊像相同，双耳有耳踏，身着右袒袈裟，佩戴着较宽的胸饰，右臂戴宝珠装饰的臂钏。这一类千佛像均右手作触地印，左手置于腹前，只有极少数为禅定印像。
第二类也有耳珰，着通肩袈裟，袈裟上又披着连珠饰边的三叉形披巾(图版3)。除了披巾边缘的装饰以外，还在头部、腹部直到下半身都饰璎珞。此类造像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克什米尔等地及和田附近出土的佛像极为相似，即所谓“装饰的佛陀”。这类造像较多的是施无畏印、禅定印，也有少数转法轮印。
C、关于主尊像为后来搬人之说
龙门石窟研究所认为，本窟的主尊像为清末或者民国时期由附近的寺院移入本窟。但我推测主尊像在制作的当初是在本窟，后曾搬到窟外的寺院，进入20世纪后，再次搬回擂鼓台南洞。
千佛像约半数与主尊像同样都是着右袒袈裟结触地印的形式，特别是结触地印的千佛像与主尊像同样肩较宽，两肩沿水平线外张，胸部隆起，腰部收缩。此外包括其他的千佛像在内，从侧面看与主尊像有同样的体积感。千佛像脚部的体积感也与主尊佛像相同，两者的胸饰上部以连珠饰边也是共同之处，这些都是主尊像原来就被安置在本窟的依据。
(二)擂鼓台南洞的制作年代
在考虑擂鼓台南洞的制作年代时，引出的相关资料就是开凿在擂鼓台南洞以北30米处的刘天洞像。刘天洞(第2093号)后壁造像是没有宝冠的触地印坐像，左右壁造像是与擂鼓台南洞四壁千佛像风格、形式完全相同的坐佛像，共有20身(现仅存12身)。刘天洞是一个宽1.5米、进深2米弱、高1.1米的小龛，之所以称为刘天洞，是由于其上凿出的第2094号小龛的前方北壁有天授3年(692)造阿弥陀像的施主“刘天”的造像题记。这类上下窟龛向来是作为一组来看的，在公元692年之前，上下窟龛同时开凿了。但是，现在上龛残存的弟子、菩萨、天王、力土各像与下龛的造像风格迥然不同，因此，也有学者认为不能把这上下窟龛作为一组造像来考虑。如果没有制作上龛，就不会刻出刘天造像题记，所以上龛确实应在公元692年之前开凿的。下龛在开凿时破坏了上龛的底部，其制作年代的上限定为692年较妥。因此，我把与下龛像造型相同的擂鼓台南洞像的制作年代的上限也定为692年。
擂鼓台南洞像制作年代的下限，我们可以与同在东山窟区的高平郡王洞造像作比较。该窟发现了武周时期高平郡王修的造像题记。而武则天的外甥武重规任高平郡王的时间为天授元年(690)到神龙元年(705)，则本窟营造的年代上限应在此期间。
高平郡王洞制作年代的下限，可以武周新字所记的营造年代在武周期(690—705)的擂鼓台中洞像与本窟进行比较。以高平郡王洞后壁的作转法轮印的如来坐像、胁侍菩萨立像与擂鼓台中洞如来倚像、胁侍菩萨立像比较，两者几乎是以同样风格制作的，高平郡王洞像稍有些僵硬。因此，高平郡王洞像制作年代的下限恐怕要比武周期晚若干年。
高平郡王洞有多体通高1.1米坐于莲花座的高浮雕如来像，其中也有着偏袒右肩袈裟的触地印坐像，此像右臂的臂钏中无纹饰，仅雕出圆形轮廓，触地印像的表现有形式化的痕迹。因此，高平郡王洞像的制作年代比擂鼓台南洞像稍晚一点，这样，擂鼓台南洞像的制作年代与擂鼓台中洞像同样定为武周期较为妥当。
对此，从下面的第二章第(二)节B小节里叙述的则天期造的龙华寺洞正壁主尊像与擂鼓台南洞主尊像相比较，两者脚部的量感与衣纹线几乎是一致的这一点也可看出。
第二章 擂鼓台南洞像的主题
(一)《华严经》、《梵网经》的世界
《八十华严》是695—699年于龙门石窟所在的洛阳汉译而成的。笔者认为擂鼓台南洞是以《华严经》以及与《华严经》佛理相通的《梵网经》为理论基础而制作的。理由如下：
A、主尊像
首先，《华严经》是释迦在摩揭陀国的佛陀伽耶成道后到初转法轮的二周时间悟道的内容，以释迦的法身毗卢舍那佛来表现。即释迦坐在菩提树下没有离开悟道的场地，静坐不动地在意念中向天上诸世界移动，再回到地上这样一个思想主题。这种状况如果在造型上表现释迦成道时的样子的话，以卢舍那佛作降魔触地印的本像来解释也就成为可能。
《华严经》的教主卢舍那佛的造型，以675年完成的龙门石窟奉先寺大卢舍那佛以及752年开眼供养的奈良东大寺大佛像最为著名。造像给人 的印象都是右手作施无畏印的，可能对降魔触地印的卢舍那佛有一种不同的感觉。但奉先寺佛像、东大寺佛像是作为国家佛教中心的象征而造的对一般贵族等观众说法之形。对观者来说，最有魅力的就是施无畏印更合适吧。与之相对，擂鼓台南洞则如本文将在第三章第(三)节所述，考虑到僧侣修行场所的特点很强，所以推测是以《华严经》本来的卢舍那佛来解释的。
另外，《梵网经》全称为《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第十》，与《华严经》思想的基础同样是5世纪刘宋时期在中国形成的，在中国、日本的大乘佛教中到今天也是重要的戒律本。《梵网经》下卷中，卢舍那佛出现释迦诵读戒本的形象，顺次讲说戒律。也就是说，卢舍那佛与释迦是一体的，两者的存在是无法分开的。
擂鼓台南洞主尊像的宝冠正面，刻出很多连珠围绕的大宝珠与宝云(图版2)。《八十华严》云：“毗卢舍那妙宝珠如意摩尼发出光耀。”摩尼宝珠在《八十华严》中一开始就极多地出现。《如来十身相海品》中列举了毗卢舍那如来具有的九十七大人相，与摩尼一起还有各种各样的云的表现。
《梵网经》中讲述卢舍那佛坐于百万莲花赫赫光明座上。擂鼓台南洞主尊像虽没有坐在大莲花座上，但是，宣字形台座作为方形，可能理解为代替了成道之后的金刚座，宣字形台座的周围装饰着华丽的莲瓣，这相当于卢舍那佛像的台座也当不无道理。
B、千佛像
卢舍那佛周围配以化身的小释迦像，这使人想起东大寺大佛像莲瓣的线刻以及奉先寺中尊像仅存的一点莲瓣浮雕，但在这里希望暂时忘却其形象。
《梵网经》中讲述“我今卢舍那，方坐莲花台。周匝千花上，复现千释迦。一花百亿国，一国一释迦。各坐菩提树，一时成佛道。如是千百亿，卢舍那本身”。关于卢舍那佛与千释迦的关系，也许诸如东大寺佛像那样，在卢舍那佛像的莲瓣上出现的千佛浮雕像就与佛经所述十分吻合。从千释迦在卢舍那佛像莲华座莲瓣上的浮雕像表现形式来看，那么四壁上的千佛浮雕与主尊像的关系就没有什么不吻合的了。特别是四壁千佛像约半数都为触地印，很容易理解为化身的小释迦。以上所述，擂鼓台南洞四壁雕刻的所谓“千身”小佛像的意义与《梵网经》所说情景是一致的。
千佛像坐的莲华座全都没有莲茎相连。没有莲茎的莲花，正如宫治昭指出的那样，在《如来藏经》、《大智度论》等大乘经典中记述：光化为莲花的表现。其造型诸如莫罕默德·那里《大乘佛教的说相》中看到的从犍陀罗到中亚的表现方法。《大智度论》中记述“一一光化成千叶金色宝华。是诸华上皆有化佛结跏趺坐，说六波罗蜜”。
《华严经传记》记载了咸亨四年(673)晋洲临汾县高义成诵读《华严经》时的灵验故事：“于家内塔中，转读日正中，时忽有奇光，如日照镜中。华于壁上，久之方歇。次第二遍光，照佛堂周于四壁，由是远近同观，莫不观其感征也”。
擂鼓台南洞正是综合了《如来藏经》、《大智度论》等内容，卢舍那佛发出的光芒变成四壁开放的莲花，其上又配以化身的千佛、小释迦像。
(二)类似的造型的比较
A、龙门石窟的卢舍那佛像
唐代龙门石窟中，包括675年完成的奉先寺洞卢舍那佛像在内共有4身卢舍那佛，但其图像并无定式。
值得注意的是有武周天授二年(691)年号，与擂鼓台南洞制作年代接近的老龙洞(第669号)中的第204号龛卢舍那佛像(图版4)。此像着双领下垂袈裟于半球状仰莲座上结跏趺座，右掌置于膝上向上仰，拇指、食指伸开，余指弯屈，左掌抚膝。
首先，饶有兴味的是本像的造像记中有“愿得无上菩提道”，可知卢舍那佛有得菩提、成道的一面。
其次，B节中将叙述的，也是武周期制作的龙门石窟古上洞(图版5)、龙华寺洞各正壁主尊像，均右手置于膝部上仰，拇指、食指、中指伸开，其余弯屈，与老龙洞龛像的印相除中指外都相同。笔者认为古上洞、龙华寺洞、老龙洞各龛像是以同样印相来制作的。这里，我们先把目光转向6世纪前半叶的印度阿旃陀石窟第1窟前室左壁的降魔成道图，释迦像的右手印相与古上洞、龙华寺洞各像相同，都是拇指、食指、中指伸出，余指弯屈。因此，有卢舍那佛题记的老龙洞龛像右手的印相，与发愿文结合起来，可能解释为触地印。这对于强调表现触地印的擂鼓台南洞主尊像为卢舍那佛是强有力的旁证。
龙门石窟东山有一身可推测为触地印的且有大足元年(701)“菩提像”题记的造像，与擂鼓台南洞主尊像触地印制作时代相当，也有可能参考了王玄策从印度请来的释迦菩提瑞像。这就是前文所述的“悟得”，《华严经》正是讲述释迦成道后到初转法轮这一段静坐沉思之时的佛传故事的来历。
龙门石窟的卢舍那佛像有龙朔二年(662)“造卢舍那像祈愿往生西方净土”的造像记，本像为施无畏印的立像，表明卢舍那佛具有阿弥陀信仰的含意。老龙洞卢舍那佛的莲华座与左右两侧的胁侍菩萨立像的莲华座以莲茎相连，龙门石窟阿弥陀佛像大多与胁侍菩萨像的关系较为紧密。
唐代的龙门石窟，在印相明确的151身阿弥陀铭像中，有53身即不足四成是结触地印的造像，制作结触地印的卢舍那佛的背景，应与当时流行阿弥陀信仰有关。净土教的大力推崇者善导当时监修了奉先寺洞大卢舍那佛像，因此，我认为卢舍那佛信仰与阿弥陀佛信仰有互通的关系。
B，龙门石窟古上洞(第1517号窟)像
古上洞正壁像的印相与老龙洞第204号龛卢舍那佛龛像的印相相同(图版4、5)，其台座形式与擂鼓台南洞主尊像的台座相同，所以引起了笔者注意。在推断古上洞像的制作年代时，可以与之相比较的对象是龙华寺(第1931号窟)正壁主尊像。龙华寺洞像通肩袈裟的衣纹线在身体的前方形成具有相当间隔的同心圆状的表现形式，还有略显丰腴的躯体、饱满的脚背部等特征都与古上洞像相同。所以，可以推断为同一时期制作的。龙华寺洞的前室墙面上刻有长安三、四年(703、704)的题记，所以可以推定龙华寺洞像制作年代的下限应为此时较妥。这两者造像因为与在第一章(二)提及的高平郡王洞像在样式上很接近，所以大约也是武周时期的作品。
如前所述，古上洞、龙华寺洞各正壁主尊像和刻有卢舍那佛题记的老龙洞像的印相相同，由此可以推断基本都为降魔触地印。龙华寺洞像的台座和奉先寺卢舍那佛像的台座同样是八角形，在台座下部边围雕刻着覆瓣莲华纹，台座正面破损模糊不清的浮雕部分与奉先寺卢舍那佛像台座相同，表现的是脚踩邪鬼的天部造像。还有，在天部造像的左右两侧并没有其他的天部造像，却表现了叩拜台座上的如来佛的两个人物立像(图版6)。这两个人物造像可能是释迦成道之时被降服的“魔女”，或是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提到的证明释迦成道之时的二地神。因此，从这一点来说龙华寺洞正壁主尊像表现的是降魔成道的释迦像的可能性非常大。从佛身观的发展角度考虑的话，因为释迦佛也可以变成卢舍那佛，由此奉先寺卢
内容摘要：通过对龙门石窟造像的考察，本文认为擂鼓台南、中洞两窟是以《华严经》和《梵网经》为中心的华严系受戒世界的产物。擂鼓台南洞，表现的是以卢舍那佛为主尊像的《华严经》和《梵网经》的佛理世界，当时在擂鼓台南洞曾举行过受戒必须要进行的宗教实践法会“好相行”。其附近的中洞与大乘戒有密切关系，中洞佛像有被武则天自称是其形象化身的弥勒佛像以及具体体现大乘戒所注重的师资相授的祖师像。擂鼓台南洞和中洞的设计营造者是武则天的亲信、华严宗第三祖同时也具有阿弥陀信仰的法藏。
关键词：龙门石窟；擂鼓台南洞、中洞；华严经；梵网经；法藏
中图分类号：K87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9)03－0007－09
前言
龙门石窟东山擂鼓台南洞、中洞比起西山各石窟来，其造像尚未引起学界足够注意。尽管如此，对于擂鼓台南洞主尊像的尊名还是有所探讨，有降魔触地印释迦如来说、大日如来说等。笔者认为擂鼓台南、中洞两窟是以《华严经》和《梵网经》为中心的华严系受戒世界的产物，因此，本文把它作为严华系信仰的重要石窟试作考察。
第一章 擂鼓台南洞的形制与制作年代
(一)形制
擂鼓台南洞平面近方形，四壁大体与地面垂直，宽7.88米，进深7.9米，高6米。四壁壁面为高浮雕的千佛坐像，窟顶中央饰以莲花。现窟内地面中央置一长2.3米，宽3.3米，高1米的长方形基坛，其上又有台座用以安置主尊佛像。
A、主尊像
基坛上的宣字形台座长1.2米，宽1.68米，高0.86米。台座下沿装饰覆莲。台座上的如来像头戴圆筒形宝冠结跏趺坐，像高2.15米(图版1)，面部丰满而稍长，长眼上挑，下颚拉长(图版2)。袒露右肩，斜披袈裟。右手扶膝结触地印，左手上仰置于脐前。胸前有中央下部突出的宽幅胸饰，右腕着二段重叠的配以宝珠形的豪华臂钏。从侧面看，背部拉得很长。肩部较宽，两肩呈水平线外张，胸部隆起，腰部收缩，盘起的双腿也明显地富于质感。
B、四壁的千佛像
擂鼓台南洞有高0.34－0.36米的高浮雕千佛坐像达765身布满四壁。这些头戴宝冠的小坐佛，以前有人认为是菩萨，但是因为造像头部有螺发，现在龙门石窟研究所将其考定为千佛。
千佛体态饱满，面相丰圆，结跏趺坐于半球状仰莲座上。千佛像的雕刻都极其精致，可见本窟的功德主有着相当的经济实力和指导能力。
千佛像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与主尊像相同，双耳有耳踏，身着右袒袈裟，佩戴着较宽的胸饰，右臂戴宝珠装饰的臂钏。这一类千佛像均右手作触地印，左手置于腹前，只有极少数为禅定印像。
第二类也有耳珰，着通肩袈裟，袈裟上又披着连珠饰边的三叉形披巾(图版3)。除了披巾边缘的装饰以外，还在头部、腹部直到下半身都饰璎珞。此类造像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克什米尔等地及和田附近出土的佛像极为相似，即所谓“装饰的佛陀”。这类造像较多的是施无畏印、禅定印，也有少数转法轮印。
C、关于主尊像为后来搬人之说
龙门石窟研究所认为，本窟的主尊像为清末或者民国时期由附近的寺院移入本窟。但我推测主尊像在制作的当初是在本窟，后曾搬到窟外的寺院，进入20世纪后，再次搬回擂鼓台南洞。
千佛像约半数与主尊像同样都是着右袒袈裟结触地印的形式，特别是结触地印的千佛像与主尊像同样肩较宽，两肩沿水平线外张，胸部隆起，腰部收缩。此外包括其他的千佛像在内，从侧面看与主尊像有同样的体积感。千佛像脚部的体积感也与主尊佛像相同，两者的胸饰上部以连珠饰边也是共同之处，这些都是主尊像原来就被安置在本窟的依据。
(二)擂鼓台南洞的制作年代
在考虑擂鼓台南洞的制作年代时，引出的相关资料就是开凿在擂鼓台南洞以北30米处的刘天洞像。刘天洞(第2093号)后壁造像是没有宝冠的触地印坐像，左右壁造像是与擂鼓台南洞四壁千佛像风格、形式完全相同的坐佛像，共有20身(现仅存12身)。刘天洞是一个宽1.5米、进深2米弱、高1.1米的小龛，之所以称为刘天洞，是由于其上凿出的第2094号小龛的前方北壁有天授3年(692)造阿弥陀像的施主“刘天”的造像题记。这类上下窟龛向来是作为一组来看的，在公元692年之前，上下窟龛同时开凿了。但是，现在上龛残存的弟子、菩萨、天王、力土各像与下龛的造像风格迥然不同，因此，也有学者认为不能把这上下窟龛作为一组造像来考虑。如果没有制作上龛，就不会刻出刘天造像题记，所以上龛确实应在公元692年之前开凿的。下龛在开凿时破坏了上龛的底部，其制作年代的上限定为692年较妥。因此，我把与下龛像造型相同的擂鼓台南洞像的制作年代的上限也定为692年。
擂鼓台南洞像制作年代的下限，我们可以与同在东山窟区的高平郡王洞造像作比较。该窟发现了武周时期高平郡王修的造像题记。而武则天的外甥武重规任高平郡王的时间为天授元年(690)到神龙元年(705)，则本窟营造的年代上限应在此期间。
高平郡王洞制作年代的下限，可以武周新字所记的营造年代在武周期(690—705)的擂鼓台中洞像与本窟进行比较。以高平郡王洞后壁的作转法轮印的如来坐像、胁侍菩萨立像与擂鼓台中洞如来倚像、胁侍菩萨立像比较，两者几乎是以同样风格制作的，高平郡王洞像稍有些僵硬。因此，高平郡王洞像制作年代的下限恐怕要比武周期晚若干年。
高平郡王洞有多体通高1.1米坐于莲花座的高浮雕如来像，其中也有着偏袒右肩袈裟的触地印坐像，此像右臂的臂钏中无纹饰，仅雕出圆形轮廓，触地印像的表现有形式化的痕迹。因此，高平郡王洞像的制作年代比擂鼓台南洞像稍晚一点，这样，擂鼓台南洞像的制作年代与擂鼓台中洞像同样定为武周期较为妥当。
对此，从下面的第二章第(二)节B小节里叙述的则天期造的龙华寺洞正壁主尊像与擂鼓台南洞主尊像相比较，两者脚部的量感与衣纹线几乎是一致的这一点也可看出。
第二章 擂鼓台南洞像的主题
(一)《华严经》、《梵网经》的世界
《八十华严》是695—699年于龙门石窟所在的洛阳汉译而成的。笔者认为擂鼓台南洞是以《华严经》以及与《华严经》佛理相通的《梵网经》为理论基础而制作的。理由如下：
A、主尊像
首先，《华严经》是释迦在摩揭陀国的佛陀伽耶成道后到初转法轮的二周时间悟道的内容，以释迦的法身毗卢舍那佛来表现。即释迦坐在菩提树下没有离开悟道的场地，静坐不动地在意念中向天上诸世界移动，再回到地上这样一个思想主题。这种状况如果在造型上表现释迦成道时的样子的话，以卢舍那佛作降魔触地印的本像来解释也就成为可能。
《华严经》的教主卢舍那佛的造型，以675年完成的龙门石窟奉先寺大卢舍那佛以及752年开眼供养的奈良东大寺大佛像最为著名。造像给人 的印象都是右手作施无畏印的，可能对降魔触地印的卢舍那佛有一种不同的感觉。但奉先寺佛像、东大寺佛像是作为国家佛教中心的象征而造的对一般贵族等观众说法之形。对观者来说，最有魅力的就是施无畏印更合适吧。与之相对，擂鼓台南洞则如本文将在第三章第(三)节所述，考虑到僧侣修行场所的特点很强，所以推测是以《华严经》本来的卢舍那佛来解释的。
另外，《梵网经》全称为《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第十》，与《华严经》思想的基础同样是5世纪刘宋时期在中国形成的，在中国、日本的大乘佛教中到今天也是重要的戒律本。《梵网经》下卷中，卢舍那佛出现释迦诵读戒本的形象，顺次讲说戒律。也就是说，卢舍那佛与释迦是一体的，两者的存在是无法分开的。
擂鼓台南洞主尊像的宝冠正面，刻出很多连珠围绕的大宝珠与宝云(图版2)。《八十华严》云：“毗卢舍那妙宝珠如意摩尼发出光耀。”摩尼宝珠在《八十华严》中一开始就极多地出现。《如来十身相海品》中列举了毗卢舍那如来具有的九十七大人相，与摩尼一起还有各种各样的云的表现。
《梵网经》中讲述卢舍那佛坐于百万莲花赫赫光明座上。擂鼓台南洞主尊像虽没有坐在大莲花座上，但是，宣字形台座作为方形，可能理解为代替了成道之后的金刚座，宣字形台座的周围装饰着华丽的莲瓣，这相当于卢舍那佛像的台座也当不无道理。
B、千佛像
卢舍那佛周围配以化身的小释迦像，这使人想起东大寺大佛像莲瓣的线刻以及奉先寺中尊像仅存的一点莲瓣浮雕，但在这里希望暂时忘却其形象。
《梵网经》中讲述“我今卢舍那，方坐莲花台。周匝千花上，复现千释迦。一花百亿国，一国一释迦。各坐菩提树，一时成佛道。如是千百亿，卢舍那本身”。关于卢舍那佛与千释迦的关系，也许诸如东大寺佛像那样，在卢舍那佛像的莲瓣上出现的千佛浮雕像就与佛经所述十分吻合。从千释迦在卢舍那佛像莲华座莲瓣上的浮雕像表现形式来看，那么四壁上的千佛浮雕与主尊像的关系就没有什么不吻合的了。特别是四壁千佛像约半数都为触地印，很容易理解为化身的小释迦。以上所述，擂鼓台南洞四壁雕刻的所谓“千身”小佛像的意义与《梵网经》所说情景是一致的。
千佛像坐的莲华座全都没有莲茎相连。没有莲茎的莲花，正如宫治昭指出的那样，在《如来藏经》、《大智度论》等大乘经典中记述：光化为莲花的表现。其造型诸如莫罕默德·那里《大乘佛教的说相》中看到的从犍陀罗到中亚的表现方法。《大智度论》中记述“一一光化成千叶金色宝华。是诸华上皆有化佛结跏趺坐，说六波罗蜜”。
《华严经传记》记载了咸亨四年(673)晋洲临汾县高义成诵读《华严经》时的灵验故事：“于家内塔中，转读日正中，时忽有奇光，如日照镜中。华于壁上，久之方歇。次第二遍光，照佛堂周于四壁，由是远近同观，莫不观其感征也”。
擂鼓台南洞正是综合了《如来藏经》、《大智度论》等内容，卢舍那佛发出的光芒变成四壁开放的莲花，其上又配以化身的千佛、小释迦像。
(二)类似的造型的比较
A、龙门石窟的卢舍那佛像
唐代龙门石窟中，包括675年完成的奉先寺洞卢舍那佛像在内共有4身卢舍那佛，但其图像并无定式。
值得注意的是有武周天授二年(691)年号，与擂鼓台南洞制作年代接近的老龙洞(第669号)中的第204号龛卢舍那佛像(图版4)。此像着双领下垂袈裟于半球状仰莲座上结跏趺座，右掌置于膝上向上仰，拇指、食指伸开，余指弯屈，左掌抚膝。
首先，饶有兴味的是本像的造像记中有“愿得无上菩提道”，可知卢舍那佛有得菩提、成道的一面。
其次，B节中将叙述的，也是武周期制作的龙门石窟古上洞(图版5)、龙华寺洞各正壁主尊像，均右手置于膝部上仰，拇指、食指、中指伸开，其余弯屈，与老龙洞龛像的印相除中指外都相同。笔者认为古上洞、龙华寺洞、老龙洞各龛像是以同样印相来制作的。这里，我们先把目光转向6世纪前半叶的印度阿旃陀石窟第1窟前室左壁的降魔成道图，释迦像的右手印相与古上洞、龙华寺洞各像相同，都是拇指、食指、中指伸出，余指弯屈。因此，有卢舍那佛题记的老龙洞龛像右手的印相，与发愿文结合起来，可能解释为触地印。这对于强调表现触地印的擂鼓台南洞主尊像为卢舍那佛是强有力的旁证。
龙门石窟东山有一身可推测为触地印的且有大足元年(701)“菩提像”题记的造像，与擂鼓台南洞主尊像触地印制作时代相当，也有可能参考了王玄策从印度请来的释迦菩提瑞像。这就是前文所述的“悟得”，《华严经》正是讲述释迦成道后到初转法轮这一段静坐沉思之时的佛传故事的来历。
龙门石窟的卢舍那佛像有龙朔二年(662)“造卢舍那像祈愿往生西方净土”的造像记，本像为施无畏印的立像，表明卢舍那佛具有阿弥陀信仰的含意。老龙洞卢舍那佛的莲华座与左右两侧的胁侍菩萨立像的莲华座以莲茎相连，龙门石窟阿弥陀佛像大多与胁侍菩萨像的关系较为紧密。
唐代的龙门石窟，在印相明确的151身阿弥陀铭像中，有53身即不足四成是结触地印的造像，制作结触地印的卢舍那佛的背景，应与当时流行阿弥陀信仰有关。净土教的大力推崇者善导当时监修了奉先寺洞大卢舍那佛像，因此，我认为卢舍那佛信仰与阿弥陀佛信仰有互通的关系。
B，龙门石窟古上洞(第1517号窟)像
古上洞正壁像的印相与老龙洞第204号龛卢舍那佛龛像的印相相同(图版4、5)，其台座形式与擂鼓台南洞主尊像的台座相同，所以引起了笔者注意。在推断古上洞像的制作年代时，可以与之相比较的对象是龙华寺(第1931号窟)正壁主尊像。龙华寺洞像通肩袈裟的衣纹线在身体的前方形成具有相当间隔的同心圆状的表现形式，还有略显丰腴的躯体、饱满的脚背部等特征都与古上洞像相同。所以，可以推断为同一时期制作的。龙华寺洞的前室墙面上刻有长安三、四年(703、704)的题记，所以可以推定龙华寺洞像制作年代的下限应为此时较妥。这两者造像因为与在第一章(二)提及的高平郡王洞像在样式上很接近，所以大约也是武周时期的作品。
如前所述，古上洞、龙华寺洞各正壁主尊像和刻有卢舍那佛题记的老龙洞像的印相相同，由此可以推断基本都为降魔触地印。龙华寺洞像的台座和奉先寺卢舍那佛像的台座同样是八角形，在台座下部边围雕刻着覆瓣莲华纹，台座正面破损模糊不清的浮雕部分与奉先寺卢舍那佛像台座相同，表现的是脚踩邪鬼的天部造像。还有，在天部造像的左右两侧并没有其他的天部造像，却表现了叩拜台座上的如来佛的两个人物立像(图版6)。这两个人物造像可能是释迦成道之时被降服的“魔女”，或是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提到的证明释迦成道之时的二地神。因此，从这一点来说龙华寺洞正壁主尊像表现的是降魔成道的释迦像的可能性非常大。从佛身观的发展角度考虑的话，因为释迦佛也可以变成卢舍那佛，由此奉先寺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