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你面对这样一个选择：在商品和服务价格相同的情况下，你愿意在其他人一年挣2.5万元的情况下，年收入5万元，还是在其他人年薪为25万元的情况下，一年有10万元进账？结果或许会让你大吃一惊：大部分人选择了前者。就像美国新闻编辑门肯讽刺的那样：“所谓的富人，就是那些年收入不过区区100美元，但仍比他的连襟们挣得多的人。”
　　上面那道不太合乎逻辑的选择题只是诸多谜题之一。科学界一直试图解释，在现今的社会中，幸福为何会变得如此难以捉摸。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在《幸福》一书中指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已经翻了两番，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更幸福。一旦年平均收入超过两万美元，收入再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也不会再增加。原因有二：第一，在决定是否幸福的因素里，我们的基因拥有一半的先天决定权；第二，幸福没有绝对的标准，我们想要的幸福与他人已经拥有的幸福密不可分。
　　从20世纪50年代到今天，我们的收入成倍增长，却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快乐。因为幸福是相对的，与周围其他人的状况，与时代和文化密不可分，所以，有时人们宁为鸡头，不为凤尾。
　　因为在追寻乐土的过程中，人们容易患上“享乐适应症”。“满足是一种感觉，它折射出人类的一种特殊需求——我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找到某种意义。生性开朗、生活富足、彩票中奖都会带来快乐，但人们只能有意识地去做某些事，才能获得满足感。正是这一点造就了今天的世界，人们能通过自己的行为赢得尊重和信任”。
　　美国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在《遭遇幸福》一书中，更加深入地研究了人们的精神。他指出“人是惟一会考虑将来的动物”，很多人都以为自己很清楚要做些什么才会更幸福（已经到手的幸福不在考虑之列），但他们其实并不是真的清楚。例如，大多数人以为，变化是生活的“调味剂”，其实不然。研究人员曾经把实验对象编为两组，让其中一组的成员事先选定他们最喜欢的零食，在接下来的几周内都只能享用这一种零食。结果显示，与另一个经常更换零食的小组相比，这个小组成员的满足度反而更高。“头一次好事临门的时候，人们会觉得它格外美好，”吉尔伯特解释说，“但如果新鲜事层出不穷，新奇感也就随之衰退了。”
　　就算美好的事物多彩多姿，人们照样会习以为常。经济学家把这种适应性称为“边际效用递减”，这一术语同样适用于已婚夫妇对婚姻生活的描述。这并不是说性伴侣越多，生活就越有意趣。
　　大部分有关幸福的研究都建立在自评数据上，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世纪以前，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和取向与今天截然不同。在解读幸福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科学，还需要历史。心理学小贴士：
　　享乐适应症：或称“快乐水车”理论，20世纪90年代由迈克尔·艾森克提出。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基线，达到这个基线以后，人们努力工作都是为了留住幸福，即使有更多好事降临，也只能带来一时的快乐，很快会恢复到原来的幸福度。
　　边际效用递减：在经济学上是指，随着某种物品消费量的增加，满足程度（总效用）增长的速度会越来越慢，增长的加速度（边际效用）在递减。
　　（摘自《积极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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