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会去做一些摄影讲座，每当我使劲打听要讲什么，对方总会这样告诉我：就讲摄影好了。
　　不少讲座，待我讲完之后，根本没有任何交流的气氛，反而有种再见面会非常尴尬的感觉。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我也不太清楚。
　　有时候，负责联络的家伙也会给我出一些题目，比如—视觉传播的策略什么什么的，这种不提“摄影”两个字儿的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我也就非常费力地把课件弄得有理论高度。但不幸地是，每次课间，都有人过来给我提建议，能不能把课讲得实用一点儿？有一次，快结束的时候，后面传过来一个纸条：您能不能谈一下照片构图的问题。后来写条子的人还很诚恳地和我交流，他说周围有些初学摄影的同志总喜欢把被摄对象放在画面中央，他们并未意识到这样拍很不好看。
　　这件事儿让我想到某次给一个大学生摄影社团做讲座，中间我们谈到关于北大未名湖的博雅塔，可以在网络上检索出成千上万张相同的照片：构图都很严谨，画面三分之一处是博雅塔，水面也遵循相同的黄金分割法则，这些照片都出自不同人之手，但问题是，人们为什么要拍一张“已经存在了的”的照片？就在那次讲座结束的提问时间里，有一位同学站起来问：“您看，我拍了一张博雅塔的照片……”他可真的没有跟我开玩笑。还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听众，也是一位业余爱好者，羡慕那些搞艺术的，关于他们那里一位特别有范儿的摄影师，他建议我：“你最好回去搜搜他的图，拍得特别漂亮”。
　　对于这位在当地很有名的摄影师，我还真有点儿好奇。
　　摄影师—这究竟是怎样一个职业？在昆汀（Quentin Bajac）所著的《摄影术的发明：第一个五十年》这本书里，就有专门研讨。作者提到，摄影术诞生初期，走入摄影队伍的，背景非常多元，他们可能曾经是牙医、眼镜工匠、手表匠、制图师、工程师……“任何人都能进入摄影领域，不能完成每日工作量的学徒工，咖啡馆演出团里失声的男高音歌唱家，以及有着艺术梦想的看门人。”尽管早期摄影仍然存在一定技术难度，但相对于其他艺术门类，门槛还是很低。摄影俱乐部在1850年代开始兴起，法国某个这样的团体，据说有大约150名会员，但只有30位是职业的，剩下都是业余摄影师。不过，聚在这些沙龙里的多半是有钱有闲的中产阶级，比如作家、科学家等等。
　　无论怎样的背景以及阶层，这些因摄影而被贴上一个共同标签的人，都心怀一个梦想，希望自己的摄影师身份能够显得高级一些，再直白一些，就是照片能够作为艺术品被承认。但现实却非常残酷，最早的摄影展是在工业博览会里举办，照片被当成工业产品。摄影师纳达尔（Nadar）曾画过一个三格漫画：第一格，摄影想进入艺术博览会，谨慎地敲了敲门；第二格，照相机却被调色板一脚给踢出门来……
　　好在还有第三格，相机最终和调色板手拉手比肩走入艺术殿堂—这个时间是1859年，这一年，摄影在法国被当时非常受欢迎的年度绘画沙龙接纳，得以在其中展出，但展览空间却是一个被单独隔离起来的地方。这就是摄影被艺术圈接纳的开端：“没有完全承认，却也不是完全被拒绝。”
　　可是，就在摄影师为自己的艺术身份悲悲戚戚的时候，与之对应的现实是，摄影一诞生，就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被完全接纳。无论是作为一种实证之物在自然、科学、城市建设、工业等各个领域的应用，还是作为一种神奇的时光机用来保存美好记忆，以及作为一种信息传递之物被迫切需要，摄影已经被世人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摄影的生机恐怕也在此：它的快速复制能力，与时间的化学反应以及咔嚓一声带给拍摄者的快感，这都是摄影的美妙之处。不幸的是，摄影挤进艺术殿堂却恰恰是以牺牲这些特性为代价的：焦点虚化的技术技巧，脱离现实的画意主题，拍得像画儿一样成了摄影作品成为艺术品的前提。这兴许一下暴露了那些声称自己是摄影师的家伙的小秘密—他们都曾有一个未能实现的画家之梦。
　　总之呢，每当面临台下的诸位听众，我都禁不住要去想，这样一群异质人群聚合在一起，完全是以摄影的名义，但那究竟是怎样的摄影，能让人们如此虔诚地热爱？为何我们应用摄影狂野随性，贴上摄影师标签却变得拘谨而又不自信？而根本问题是，这个暧昧不清的“摄影师”称号究竟是否存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