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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世纪末，明朝中叶，西班牙女王伊莎贝尔为哥伦布提供3艘远航船和百名水手，在一片更为辽阔的海域，拉开了欧洲海外殖民和地理大发现的序幕。哥伦布一行，本来受了《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往东方去，目标是中国，但他没有沿着历来的海上丝路航行，而是根据地圆说一直往西去，结果，虽然走反了头，却發现了一个新世界，西班牙人在新大陆找到了金矿、银矿，并将大量金银运回西班牙。徐继畬在《瀛寰志略》中谈到这一点，以此作为西班牙“富而无政”的来源。
1571年，西班牙在菲律宾马尼拉建立殖民首府，便试图与正在海禁、严防倭寇的明朝通商贸易。1574年万历二年，明朝海禁稍微放松，马尼拉大商帆便满载中国丝绸、瓷器、棉布等驶往美洲，对西班牙人来说，“马尼拉大商帆”通航，是殖民史上标志性事件。
“马尼拉大商帆”驶往美洲，美洲人称它为“中国船”，因为船上不仅装载了中国货物，还有中国水手，很可能船也是中国人造的。开发南洋，西班牙人主要利用中国劳力。
徐继畬说，吕宋（菲律宾）地近福建，漳、泉两郡之民，“流寓其地者，不下数万”。这些人，每年要向西班牙“输丁票银五六两”，交了人头税，才有居住权，所以，他们要淘金。马尼拉是金银集散地，华人不知金银来路，以为吕宋产金。当时，中国金银需求旺盛，矿务兴盛，于是，华人涌来采金，朝廷也派人来勘察，这就引起了一场大纷争。对于这场纷争的起因，徐继畬从《薄海番域录》中了解到：1602年万历三十年，有个名叫张嶷的人，称吕宋机易山生金豆。朝廷听说了，就派漳州郡丞王时和与张嶷一道前往勘察。王时和等人到了吕宋，被西班牙人责问：“山各有主，何得越采？且金豆生何树？”王时和等人不能回答。西班牙人因此怀疑华人，出动军队包围华人，坑杀20000多人，吕宋华侨区只剩了300人。出了这么大的事，当然要有说法，结果，张嶷被处死，王时和被吓死。
对于西班牙人，朝廷无招，磨蹭了三年之后，只好又派遣商船到吕宋，下一道谕旨，告诫不要生事。而西班牙人肇事后亦颇为后悔，对华贸易中断，它损失也不小，见明朝商船复来，便顺水推舟，厚待华人，将被损害的贸易关系，又修复了。
这样的大屠杀，如果发生在今天，就是反人类罪，要受到制裁，可那是强权时代，王权之刀杀向全世界，西班牙人从美洲一路杀来，本想把美洲据为己有，结果把美洲杀丢了。本想把南洋据为己有，结果把南洋也杀丢了！重商主义只要金银，不要人心，更不在乎人命，这就是徐继畬斥责的“富而无政”。更为可耻的是所谓“天朝”，眼睁睁的看着20000多名华人被杀竟然默认！
明朝不出兵有三点理由：一是与吕宋历来修好，不宜出兵；二是胜负难定，不宜出兵；三是斥责被杀华人多为不法之徒不良之人，不值得出兵。徐继畲愤怒了，大骂“况区区之夷国乎”！在《瀛环志略》里，他本来已经取消了用“夷”字，可他还是忍不住把“夷”字安在西班牙人头上。
放下同西班牙人的贸易，徐继畬又谈起同荷兰人的海权之争。他说，前明中叶，荷兰人就已航海东来了，到达中国的东南洋。对于“东南洋”，他强调了“中国”。这样的眼光，已含有海权思想。荷兰人东来，先占了噶罗巴即爪哇，他说，噶罗巴还在南朝刘宋时就已经和中土交通了，所历各朝，皆遣使来贡，接受天朝赐封。因此，他用“中国”的眼光来看，指出噶罗巴是“大小西洋入中国之门户”，“门户”意味着海权意识。很显然，这样的海权意识，不可能出自天下观，应该说是地缘政治的某种觉醒。
在徐继畬研究世界的视野里，有关南洋诸岛的资料中，他认为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大体还可以，但方向界址，多半谬误；说谢清高《海录》对于暹罗诸属国及婆罗洲、苏门答腊岛所言确凿可据，其余则不可靠；对于噶罗巴，他看重的便是这本《海岛逸志》，还有一篇《噶喇巴纪略》，可他没有提起。
这篇《纪略》是在一种悲惨的气氛中问世的，那时，《纪略》的作者程氏，从噶罗巴回国已经四年了，噶罗巴发生了荷兰人屠杀华人的“红溪惨案”，乾隆朝正在调查此事，程氏便来到京城，拜见了在翰林院做编修的同乡蔡新，是蔡新要他写了这篇纪略。在纪略里，他认为，惨案的发生，是由于几个狭鄙之徒，不忍荷兰之酷，倡为首祸，引发了激变。
对于荷兰人，徐继畬关注的是海权，没有提过惨案。惨案发生后，清朝的态度与明朝差不多，据说，乾隆皇帝以一句“天朝弃民”，就将那些惨死的华人打发了。徐继畲对此只字未提，为什么？因为是本朝的事，涉及到本朝皇帝，所以，他不能像对待明朝那样，将本朝丧权辱国的形象晾出来。
他比那位“程氏”看得更远，知道惨案的根源，并非“荷兰之酷”，而是中国丧失了海权。天朝要面子，不要海权，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都懂这一点，便戴了朝贡面具，让天朝有面子，有了面子，就感觉不到海权丧失。而荷兰人大概还没有弄明白天朝的故事，直截了当就扔了所谓给天朝面子的面具，使天朝特没面子，所以，明朝对荷兰人格外警惕。对于海权沦丧的指责，徐继畬也只是针对明朝，没有针对本朝。在《瀛环志略》里，他写荷兰窃据噶罗巴，使中国的“门庭户牖”都敞开了；写荷兰人的船游弋于“闽、浙两洋”，“鼓棹月港，寄迹澎湖”，终于占领台湾；但他没写天朝与英国人的鸦片战争、割让香港和五口通商，他亲历的事都没写。
可他说的是明朝，心里装着本朝，他以明朝为镜，看的还是本朝。明朝外患是荷兰，本朝外患是英格兰，他写晚明有一杆秤：明朝不行中国行！这杆秤，是否也可以用来称一称晚清？从表面看，历史是记录过去，而其实质，是从预期开始，有了预期，人们才回忆往事，而往事，也就被预期引导着留下历史的轨迹。徐继畬在写《瀛环志略》这一堪称第一部中国人的世界史时又何尝不是。
（摘自《经济观察报》）
1571年，西班牙在菲律宾马尼拉建立殖民首府，便试图与正在海禁、严防倭寇的明朝通商贸易。1574年万历二年，明朝海禁稍微放松，马尼拉大商帆便满载中国丝绸、瓷器、棉布等驶往美洲，对西班牙人来说，“马尼拉大商帆”通航，是殖民史上标志性事件。
“马尼拉大商帆”驶往美洲，美洲人称它为“中国船”，因为船上不仅装载了中国货物，还有中国水手，很可能船也是中国人造的。开发南洋，西班牙人主要利用中国劳力。
徐继畬说，吕宋（菲律宾）地近福建，漳、泉两郡之民，“流寓其地者，不下数万”。这些人，每年要向西班牙“输丁票银五六两”，交了人头税，才有居住权，所以，他们要淘金。马尼拉是金银集散地，华人不知金银来路，以为吕宋产金。当时，中国金银需求旺盛，矿务兴盛，于是，华人涌来采金，朝廷也派人来勘察，这就引起了一场大纷争。对于这场纷争的起因，徐继畬从《薄海番域录》中了解到：1602年万历三十年，有个名叫张嶷的人，称吕宋机易山生金豆。朝廷听说了，就派漳州郡丞王时和与张嶷一道前往勘察。王时和等人到了吕宋，被西班牙人责问：“山各有主，何得越采？且金豆生何树？”王时和等人不能回答。西班牙人因此怀疑华人，出动军队包围华人，坑杀20000多人，吕宋华侨区只剩了300人。出了这么大的事，当然要有说法，结果，张嶷被处死，王时和被吓死。
对于西班牙人，朝廷无招，磨蹭了三年之后，只好又派遣商船到吕宋，下一道谕旨，告诫不要生事。而西班牙人肇事后亦颇为后悔，对华贸易中断，它损失也不小，见明朝商船复来，便顺水推舟，厚待华人，将被损害的贸易关系，又修复了。
这样的大屠杀，如果发生在今天，就是反人类罪，要受到制裁，可那是强权时代，王权之刀杀向全世界，西班牙人从美洲一路杀来，本想把美洲据为己有，结果把美洲杀丢了。本想把南洋据为己有，结果把南洋也杀丢了！重商主义只要金银，不要人心，更不在乎人命，这就是徐继畬斥责的“富而无政”。更为可耻的是所谓“天朝”，眼睁睁的看着20000多名华人被杀竟然默认！
明朝不出兵有三点理由：一是与吕宋历来修好，不宜出兵；二是胜负难定，不宜出兵；三是斥责被杀华人多为不法之徒不良之人，不值得出兵。徐继畲愤怒了，大骂“况区区之夷国乎”！在《瀛环志略》里，他本来已经取消了用“夷”字，可他还是忍不住把“夷”字安在西班牙人头上。
放下同西班牙人的贸易，徐继畬又谈起同荷兰人的海权之争。他说，前明中叶，荷兰人就已航海东来了，到达中国的东南洋。对于“东南洋”，他强调了“中国”。这样的眼光，已含有海权思想。荷兰人东来，先占了噶罗巴即爪哇，他说，噶罗巴还在南朝刘宋时就已经和中土交通了，所历各朝，皆遣使来贡，接受天朝赐封。因此，他用“中国”的眼光来看，指出噶罗巴是“大小西洋入中国之门户”，“门户”意味着海权意识。很显然，这样的海权意识，不可能出自天下观，应该说是地缘政治的某种觉醒。
在徐继畬研究世界的视野里，有关南洋诸岛的资料中，他认为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大体还可以，但方向界址，多半谬误；说谢清高《海录》对于暹罗诸属国及婆罗洲、苏门答腊岛所言确凿可据，其余则不可靠；对于噶罗巴，他看重的便是这本《海岛逸志》，还有一篇《噶喇巴纪略》，可他没有提起。
这篇《纪略》是在一种悲惨的气氛中问世的，那时，《纪略》的作者程氏，从噶罗巴回国已经四年了，噶罗巴发生了荷兰人屠杀华人的“红溪惨案”，乾隆朝正在调查此事，程氏便来到京城，拜见了在翰林院做编修的同乡蔡新，是蔡新要他写了这篇纪略。在纪略里，他认为，惨案的发生，是由于几个狭鄙之徒，不忍荷兰之酷，倡为首祸，引发了激变。
对于荷兰人，徐继畬关注的是海权，没有提过惨案。惨案发生后，清朝的态度与明朝差不多，据说，乾隆皇帝以一句“天朝弃民”，就将那些惨死的华人打发了。徐继畲对此只字未提，为什么？因为是本朝的事，涉及到本朝皇帝，所以，他不能像对待明朝那样，将本朝丧权辱国的形象晾出来。
他比那位“程氏”看得更远，知道惨案的根源，并非“荷兰之酷”，而是中国丧失了海权。天朝要面子，不要海权，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都懂这一点，便戴了朝贡面具，让天朝有面子，有了面子，就感觉不到海权丧失。而荷兰人大概还没有弄明白天朝的故事，直截了当就扔了所谓给天朝面子的面具，使天朝特没面子，所以，明朝对荷兰人格外警惕。对于海权沦丧的指责，徐继畬也只是针对明朝，没有针对本朝。在《瀛环志略》里，他写荷兰窃据噶罗巴，使中国的“门庭户牖”都敞开了；写荷兰人的船游弋于“闽、浙两洋”，“鼓棹月港，寄迹澎湖”，终于占领台湾；但他没写天朝与英国人的鸦片战争、割让香港和五口通商，他亲历的事都没写。
可他说的是明朝，心里装着本朝，他以明朝为镜，看的还是本朝。明朝外患是荷兰，本朝外患是英格兰，他写晚明有一杆秤：明朝不行中国行！这杆秤，是否也可以用来称一称晚清？从表面看，历史是记录过去，而其实质，是从预期开始，有了预期，人们才回忆往事，而往事，也就被预期引导着留下历史的轨迹。徐继畬在写《瀛环志略》这一堪称第一部中国人的世界史时又何尝不是。
（摘自《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