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今年全国两会的人大代表中，来自上市公司的有43人。截至3月2日，这43位人大代表所属上市公司总市值逾1.9万亿元。
　　 这是引人注目的数据。43位代表，1.9万亿市值，这是公司发展的成就，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如果说代表也存在“效率”的话，43人代表了1.9万亿元市值，也可以说颇具有效率。不过，这是在资产代表性上的效率，而人民代表大会终究不是资产代表大会。
　　 进一步地分析，這43位代表所属公司，广东有7家，河南有6家;以行业分，医药业有7人，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有5人。代表的来源不是无意义的，它意味着哪些方面的利益得以在人大表达。各省代表团的名额是有定数的，利益方面是很多的，给予哪一方面多了，另外的方面就要少。此外，各省怎样分配代表名额，还最终影响到全部代表的构成。例如各省向企业分配的代表可能显得平衡，但最终可能形成行业相对集中，而某些行业则没有代表。
　　 这些代表在人大会议上表达了哪些诉求呢？报道列举了去年的一些提案：尽快建立家电安全使用年限强制性国家标准，支持企业深化转型再创新、如何加强商标保护、加大对“傍名牌”的打击力度和如何发动社会力量完善养老体系，加大扶持力度促进我国液晶显示产业发展、提高乡村教师待遇福利、运用创新技术改造环保产业、进一步提高最低收入水平落实收入分配改革等。
　　 报道没有完全列举43位代表的提案，而且只是几人，就是这几位也未必完全进行了完全列举。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两者并不相同。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的最高形式，政协会议是协商民主的主要平台。一个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属于根本政治制度，决定了国家的性质;一个是进行各党、各界别、各阶层的政治协商。因此，富豪作为人大代表和作为政协委员，含义是不同的，前者是参与国家权力，后者是参与政治协商。协商当然也有代表性的讲究，但与权力运行的代表性相比，相对不很严格。
　　 这些代表委员的两会陈辞，应该也是很丰富的，但也有不接地气的情况。报道中有学者评价，“代表委员的提案或多或少都涉及本行业，这说明他们想通过两会，为自己的行业发声”，他们应该多一份耐心，深入民间，了解民生，多做一些调查，“接点地气儿”。也有学者认为“从整体情况来看，有多少富人成为代表和委员，其实影响并不是很大，西方国家的专职议员身家也不低”，应该在制度上加以改进，让代表委员的建议长期对外公示，而不是只通过两会提出，如果民众不满意，就取消他们的资格，问题也就解决了。这后一种认识，似乎并未区分人民治理与资本治理的差异。
　　 还应该考虑传播差异。在媒体上，两会上的富豪、上市公司、明星等人物，显然受到了更大的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得到了更多的报道。例如人大会议上也有农民工代表，本来就数量不多，报道上更是基本消失，他们几乎只是在会上出现农民工代表时被报道，而且报道的角度也只是这一个，而他们在会上主张了些什么，媒体是极少关注的。这可能与他们自身的表现有关，也可能与媒体的兴趣有关。在“成功模式”已经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背景下，一个普通身份的人难以平视“成功人士”，以及媒体不给予普通人以平等位置，都是不奇怪的。但对于国家权力的运行来说，普通人的利益是否受到最大的关注，大多数人的诉求是否受到最重要的对待，则绝对不是小事。
　　 两会上应该有更多来自普通人的声音，应该有更多接地气的诉求。这需要从提高履职水平上着手，但不是全部。代表来源对利益表达具有很大的影响，让更多代表来自一线、基层，是一件不能回避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