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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清华国学院极盛之时，聘有四位导师，皆为一时之选，这就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与赵元任。当时梁启超刚过五十，王国维则还不满此数，而陈、赵二人则连四十岁都不到，可谓风华正茂，正值从事学术研究的黄金阶段。可惜好景不长，随着1927年王国维的投水自尽和1929年梁启超的因病去世，四大导师一下去掉一半，清华国学院顿时萧条起来。如果王、梁二人不是如此过早离开人世，则清华的国学研究必定会有更大的辉煌，这是人们坚信不疑的，也是令今人一旦思此依然唏嘘不止的原因吧。
且说四位大师，学术造诣自然博大精深，而且功于对联，对此他们各自都有不少为人称道的佳作，这里则只介绍他们撰写的四副挽联。
四位大师中资历和名望最有分量者当属梁启超了，以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对中国学术的贡献，被聘为国学院导师是情理中事。他与康有为亦师亦友的关系以及他们二人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写的篇章，都注定了他是一个历史性的人物，因此他对康有为的评价自然也格外为人们关注。1927年，刚刚度过七十大寿的康有为在青岛驾鹤西行，作为弟子的梁启超率众在北京举行公祭，其为此而写的一幅挽联就颇为人们称道，因为这样的对联要写得得体是不容易的：
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卒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残。
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本坏之悲。
上联写时局之坏，国将不国，谓康有为之死在某种程度上倒是幸事，不会看到神州陆沉之悲剧。下联颂康有为之功绩，称其逝世对中国文化是无法估量的损失，于悲伤之中见师生之真情。至于二人后期在政见上的分歧，此时已经完全不重要，只有长达数十年的师生友谊才是人间尽可珍视的记忆。
1922年，沈曾植去世，沈为清末著名诗人和大学者，与王国维交谊甚厚，王一向引为知己，自然对其逝世悲痛不已，其所写挽联声情并茂，悲哀之意溢于言表：
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
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此联除却些许过誉之辞外，应当说是对沈曾植的盖棺论定，充分表现了王国维对好友的深刻理解和兔死狐悲之情，从中也可看出王国维对时局和对传统文化之命运的担忧，为其后来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果然，不出数年，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投水自尽，那是1927年，王国维五十一岁。
王国维的自尽，引起了陈寅恪的无尽悲伤。在陈寅恪眼中，王国维是亦师亦友的人物，也是极少数可以引为知己者。陈寅恪坚持认为，王的自杀绝非人们所认为的是因为什么个人恩怨或经济原因，而是殉文化而死，是不忍见即将衰亡的中国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剧结局，也是对当时那混乱的时局和世风日下之现实的抗议。陈寅恪因此以他对师友的理解和深情，写下这样的挽联：
十七年家国久魂消，犹余剩水残山，留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此联一出，时人纷纷赞之，罗振玉更是誉为挽联中最佳之作。后来陈寅恪又有长诗挽王国维，充分表现了他的悲伤之情，其对王国维之死原因的评价，也成为诸说中最有说服力的，至今依然为学术界重视。不过，数十年后，当陈寅恪自己撒手离开这个社会时，却已没有人为他撰写挽联了，这既是不能，也是不“能”!不过陈寅恪依然是幸运的，因为四位大师中当时还有赵元任生活在海外，他得此噩耗后，很快撰写了悼念性的文章，回忆他们当年在清华园的日子。然而，昔日的辉煌已成过去，作为四大导师中惟一的一个在世者，面对六十年代处于疯狂中的中国社会，对于老友的逝世，他又能指责谁?也惟有“而已”而已。
至于赵元任，由于所专长是语言学，不像前三位大师的学术与政治和社会现实关系密切，因此人们提的似乎少些，其实只要读过其夫人撰写的回忆录《杂记赵家》，就会发现这样的理解多少有些不准确。当然，由于是语言天才，在撰写对联方面赵元任也是常有令人叹为观止之作的，其最为人们称道的就是他为好友刘半农撰写的挽联：
十载唱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个叫我如何不想他。
且说此联虽然通俗，但若不知其中的“今典”也是无法领略其妙处的。首先上联中之“双簧”指的是新文学运动之初刘半农和钱玄同的一件得意之举：当时《新青年》虽大力提倡白话，却很少有人注意，特别是来自守旧派的反响更是冷漠。为引起争论，钱玄同即化名为王敬轩，把旧文人攻击新文学的意见集中起来，写了一篇文章，《新青年》遂以《王敬轩君来信》之名发表，然后在同一期上由刘半农以本刊记者的名义对这些攻击言论逐一进行批驳。两篇文章一发，果然有效，旧文人见此纷纷出来对新文学指手画脚，其中最著名者就是那位林纾老先生。至于下联中的“数人”指的是赵元任、刘半农、钱玄同等人成立的一个“数人会”，成员都是“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的，多是研究语言的著名学者。所谓“数人会”的意思是用切韵序的一句话，即“吾辈数人定则定矣”，因为当时这些专家的主要工作是确定国语罗马字的方式。而下联中的“叫我如何不想他”则是刘半农所写之最为人们熟悉的白话诗的题目。就整体而言，作为挽联还是很精练地概括了死者之一生功绩的，但下联好于上联是很明显的，其好处在于既自然得体，又巧妙地把刘半农最为人们熟悉的诗句嵌入其中，将怀念老友之情与对其才气的称赞融为一体，浑然天成。据赵元任自己解释，也是先有下联才又想出上联凑成一对的。当然，就整体而言，依然不失为一副妙联。
古人云“窥一斑而知全豹”，仅就撰写对联而言，今人是否还能写出这样声情并茂的佳联呢?如果不能，又说明了什么？
最后，笔者无能，更不敢写什么对联，只好引曹植的几句诗向已经谢世的四位大师表示敬意，此外，也算是对这无奈人生的感慨吧：
存者忽复过，亡没身自衰。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
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自顾非金石，咄咄令心悲。
且说四位大师，学术造诣自然博大精深，而且功于对联，对此他们各自都有不少为人称道的佳作，这里则只介绍他们撰写的四副挽联。
四位大师中资历和名望最有分量者当属梁启超了，以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对中国学术的贡献，被聘为国学院导师是情理中事。他与康有为亦师亦友的关系以及他们二人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写的篇章，都注定了他是一个历史性的人物，因此他对康有为的评价自然也格外为人们关注。1927年，刚刚度过七十大寿的康有为在青岛驾鹤西行，作为弟子的梁启超率众在北京举行公祭，其为此而写的一幅挽联就颇为人们称道，因为这样的对联要写得得体是不容易的：
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卒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残。
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本坏之悲。
上联写时局之坏，国将不国，谓康有为之死在某种程度上倒是幸事，不会看到神州陆沉之悲剧。下联颂康有为之功绩，称其逝世对中国文化是无法估量的损失，于悲伤之中见师生之真情。至于二人后期在政见上的分歧，此时已经完全不重要，只有长达数十年的师生友谊才是人间尽可珍视的记忆。
1922年，沈曾植去世，沈为清末著名诗人和大学者，与王国维交谊甚厚，王一向引为知己，自然对其逝世悲痛不已，其所写挽联声情并茂，悲哀之意溢于言表：
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
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此联除却些许过誉之辞外，应当说是对沈曾植的盖棺论定，充分表现了王国维对好友的深刻理解和兔死狐悲之情，从中也可看出王国维对时局和对传统文化之命运的担忧，为其后来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果然，不出数年，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投水自尽，那是1927年，王国维五十一岁。
王国维的自尽，引起了陈寅恪的无尽悲伤。在陈寅恪眼中，王国维是亦师亦友的人物，也是极少数可以引为知己者。陈寅恪坚持认为，王的自杀绝非人们所认为的是因为什么个人恩怨或经济原因，而是殉文化而死，是不忍见即将衰亡的中国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剧结局，也是对当时那混乱的时局和世风日下之现实的抗议。陈寅恪因此以他对师友的理解和深情，写下这样的挽联：
十七年家国久魂消，犹余剩水残山，留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此联一出，时人纷纷赞之，罗振玉更是誉为挽联中最佳之作。后来陈寅恪又有长诗挽王国维，充分表现了他的悲伤之情，其对王国维之死原因的评价，也成为诸说中最有说服力的，至今依然为学术界重视。不过，数十年后，当陈寅恪自己撒手离开这个社会时，却已没有人为他撰写挽联了，这既是不能，也是不“能”!不过陈寅恪依然是幸运的，因为四位大师中当时还有赵元任生活在海外，他得此噩耗后，很快撰写了悼念性的文章，回忆他们当年在清华园的日子。然而，昔日的辉煌已成过去，作为四大导师中惟一的一个在世者，面对六十年代处于疯狂中的中国社会，对于老友的逝世，他又能指责谁?也惟有“而已”而已。
至于赵元任，由于所专长是语言学，不像前三位大师的学术与政治和社会现实关系密切，因此人们提的似乎少些，其实只要读过其夫人撰写的回忆录《杂记赵家》，就会发现这样的理解多少有些不准确。当然，由于是语言天才，在撰写对联方面赵元任也是常有令人叹为观止之作的，其最为人们称道的就是他为好友刘半农撰写的挽联：
十载唱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个叫我如何不想他。
且说此联虽然通俗，但若不知其中的“今典”也是无法领略其妙处的。首先上联中之“双簧”指的是新文学运动之初刘半农和钱玄同的一件得意之举：当时《新青年》虽大力提倡白话，却很少有人注意，特别是来自守旧派的反响更是冷漠。为引起争论，钱玄同即化名为王敬轩，把旧文人攻击新文学的意见集中起来，写了一篇文章，《新青年》遂以《王敬轩君来信》之名发表，然后在同一期上由刘半农以本刊记者的名义对这些攻击言论逐一进行批驳。两篇文章一发，果然有效，旧文人见此纷纷出来对新文学指手画脚，其中最著名者就是那位林纾老先生。至于下联中的“数人”指的是赵元任、刘半农、钱玄同等人成立的一个“数人会”，成员都是“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的，多是研究语言的著名学者。所谓“数人会”的意思是用切韵序的一句话，即“吾辈数人定则定矣”，因为当时这些专家的主要工作是确定国语罗马字的方式。而下联中的“叫我如何不想他”则是刘半农所写之最为人们熟悉的白话诗的题目。就整体而言，作为挽联还是很精练地概括了死者之一生功绩的，但下联好于上联是很明显的，其好处在于既自然得体，又巧妙地把刘半农最为人们熟悉的诗句嵌入其中，将怀念老友之情与对其才气的称赞融为一体，浑然天成。据赵元任自己解释，也是先有下联才又想出上联凑成一对的。当然，就整体而言，依然不失为一副妙联。
古人云“窥一斑而知全豹”，仅就撰写对联而言，今人是否还能写出这样声情并茂的佳联呢?如果不能，又说明了什么？
最后，笔者无能，更不敢写什么对联，只好引曹植的几句诗向已经谢世的四位大师表示敬意，此外，也算是对这无奈人生的感慨吧：
存者忽复过，亡没身自衰。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
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自顾非金石，咄咄令心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