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刚刚登上文坛的沈从文曾经和胡也频有过一段真挚的友谊。
　　当时，因为投稿，沈从文在北京结识了《京报·民众文艺》的编辑胡也频，两个人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沈从文在自己居住、写作的“窄而霉斋”里，用白开水招待了与他志趣相投的胡也频。后来，沈从文和胡也频、丁玲一起搬到沙滩附近的汉园公寓，每到月底，房租和伙食费总是让沈从文的生活颇为窘迫。但是，沈从文却凭着他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劲和韧性，仍然坚持写作和投稿，终于，他的作品在《晨报》 副刊、《现代评论》、《小说月报》上陆续发表了。这时，胡也频通过熟人，把沈从文的文章转给了周作人，发表在《语丝》上。不久，沈从文的最初的两本书分别由上海的北新书局和新月书店出版。但是，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一起，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刊物。为此，他们于 1927年4月和1928年2月分别离开了北京，到上海去寻求发展。
　　1929年1月，沈从文和胡也频、丁玲终于在上海创办了《中央日报》副刊《红黑》和人间书店的《人间》月刊，于是，沈从文和胡也频一起做了编辑。
　　但是，因为无法筹措资金，这两个刊物不到一年就先后停办了，留给沈从文和胡也频的，是一大堆债务。
　　为了还债，胡也频经人介绍，到山东济南的一所中学教书，丁玲随即也去了济南，沈从文则到中国公学任教，后又到武汉大学教散文写作。当沈从文寒假里回到上海时，胡也频也因在济南参加学生运动，受到当局的通缉，已被迫与丁玲一起返回了上海。不知为什么，短暂的分别使沈从文和胡也频这两个朋友之间的思想距离有了隔阂。
　　这时，胡也频和丁玲已经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胡也频被选为“左联”的执行委员，并担任“左联”的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主席。沈从文觉得胡也频这个昔日熟识的朋友完全变了样。此时的胡也频，已经全身心地投入了革命活动中去了。
　　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使沈从文和胡也频的距离越来越大，胡也频劝说沈从文加入“左联”，与他一起搞革命文学，但是，沈从文对当时文坛上种种举动抱着怀疑的态度，他痛感政治的复杂和残酷，他只想有充分的自由来用自己手中的笔进行写作，不愿有任何的束缚。胡也频感叹他与沈从文在精神上开始产生距离，但是，他们不愿有所争执，破坏旧谊， 因为他们曾经有着手足之情。
　　1931年，胡也频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的1月17日，胡也频穿着沈从文给他的海虎绒棉袍去参加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何孟雄主持召开的会议，被国民党军警逮捕。当天深夜，沈从文就收到了胡也频托人从狱中带给他的便条，让他赶快去找胡适商量，保自己出去。第二天，沈从文赶紧找到胡适，又将消息告诉了丁玲，并找到李达、施存统一起商量营救胡也频的办法，最后决定请胡适、徐志摩写信给蔡元培设法营救。
　　为了营救胡也频，沈从文到南京找蔡元培和邵力子，均无能为力。沈从文只得返回上海，后又与丁玲一起再次来到南京。沈从文去找陈立夫，要求国民党政府放人。陈立夫声称这事不归他管，反过来劝说沈从文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去做事。营救无门，沈从文和丁玲只好再次返回上海。
　　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沈从文陪丁玲去监狱探望胡也频，隔着铁栅栏，沈从文从远处看到了胡也频带着手镣的双手很有力地一扬。这次见面也成了这两个朋友之间的诀别。
　　1931年2月7日，胡也频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23位烈士英勇就义。沈从文怀着对胡也频的沉痛哀思，写下了长篇散文《记胡也频》，他写道：“我觉得，这个人（胡也频）假若死了，他的精神雄强处，比目下许多据说活着的人，还更像一个活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使我们像一个活人，是些什么事，这是我们应当了解的。”表达了他对胡也频的崇敬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