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投向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资金总额已经超过3000亿元。分阶段来看，从“十五”到“十二五”，投入资金总额由200亿元上升至1768亿元，增幅明显；但从资金性质上看，几乎全部来源于各级政府的财政资金。
同时，尽管目前我国农村集中式供水受益人口比例和自来水普及率均大幅提高，但“重建轻管”等现象的存在使得农村饮水问题依然严峻。特别是，水费征收困难已经极大地削弱了工程的可持续性。
一项由水利部于2011年开展的农村饮水安全有关政策措施调研显示，在21个省（区、市）的2216处不同规模的集中式供水工程中，有八成项目工程年实收水费低于运行成本支出，近96%的工程年实收水费低于工程全成本。
而根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要求，到2020年，城乡自来水普及率要达到90%。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水利科学院副院长傅琼华测算后指出，要想实现这个目标，江西未来将投资约416亿元。“这么大的投资，如果只依靠政府，将给地方财政带来巨大压力。”
为此，她日前呼吁，除了依靠中央、省财政专项补贴和国家政策性银行的低息贷款以外，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也可以考虑引入社会资本，推行PPP（即公私合作模式）融资模式，弥合资金缺口。
社会资本进入或将“无利可图”
不过，在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饮用水安全研究所所长、国家水专项专家组成员刘文君看来，社会资本进入的前景并不乐观。
他告诉《经济》记者，分散、规模小是农村供水的最大特点，也大大增加了饮水安全工程的技术难度。“水处理技术也有规模效应，规模大了边际成本才会下降。如果规模不增大，很难降低成本。”刘文君担心，较高的成本将使得社会资本无利可图，不愿意进入农村饮水领域。
傅琼华也承认，尽管政府在农村饮用水安全方面倾尽全力，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规模小、质量差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以江西省为例，2005年至2014年的10年间，全省共建成农村饮水安全工程6万余处。其中，日供水200吨以上的集中供水工程仅有1100余处，其他均为小型供水工程，每处工程的平均受益人数只有450人。同时，供水管网老化程度严重、漏损率高达40%；各处散小工程缺乏水质净化、消毒设施和检查设备，水质难以达标。”
新技术降低农村饮水成本
而在饮用水权威、住建部城镇供水组专家、清华大学教授王占生看来，已经在海南部分乡村应用的超滤膜技术，能够大大降低农村饮水安全成本，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以前治理农村的水问题，主要的解决办法就是另找水源。假设这个地区水质不好，那我们就另外找一个好一点的水源，再拿管子引过来，这样做就会涉及大量资金投入。”王占生告诉《经济》记者，在北方的一些地区，对水处理装置要求又比较高，需要采取反渗透等技术，也为农村饮水工程的管理带来了麻烦。
“在海南的一些乡，现在已经开始采用超滤膜技术。过滤一下，再给大家喝。”王占生说，与反渗透不同，超滤膜的成本并不高，但也可以去掉细菌病毒和胶体杂质。“浊度方面能够满足要求，细菌类指标方面也能达到标准。这两条满足了，农村的水问题就不大了。”
据《海南日报》2016年1月报道：截至2014年年底，海南省共有海口、澄迈、儋州、琼海等16个市县56个乡镇和学校使用超滤膜净水技术。得益于这一技术的运用，全省近300万在册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中，已有284.54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得到解决。
“城乡供水一体化”带来新机遇
但在傅琼华看来，农村饮水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的自来水供给存在着城乡二元割裂。
她指出，在体制上，城镇供水归住建部门管理，每个地级城市、县城及周边大的集镇，都有自来水公司，基本能达到城市供水标准，而农村的供水则归水利部门管理，规模小、覆盖低、服务差；在标准上，《城市供水条例》在1994年就由国务院颁布实施，对城市供水水源、工程建设、设施维护等都做出了详细规定，并对违反规定的行为制定了惩罚措施，但迄今为止，农村供水仍然缺乏国家和省级层面的标准规范，同一供水区域内，水费收取、水质监测频次等都十分随意。
为此，江西省在“城乡供水一体化”方面开始了一些新的探索尝试。2009年，江西省乐平市政府以自来水公司的特许经营权和全部资产与江西省水投集团合作成立润泉公司，至2014年，企业与政府累计投资8.9亿元，供水能力由原来的3万吨增加至16.5万吨，覆盖人群由农村饮水工程初期的6.1万农村人口增加到全市89万人口。“不仅扩大了覆盖面，还提升了供水质量。”傅琼华说。
实际上，“十一五”期间，水利部就曾在11个省（区、市）的26个县开展了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建设管理改革试点工作。“城乡供水一体化”也是改革模式之一，主要应用于离城镇较近的乡村。而远离城镇、人口稠密的乡村，则主要依赖“跨村镇联片集中供水”模式解决饮水问题。
不过，在同济大学环境与工程学院教授陶涛看来，“城乡供水一体化”也可能会带来新问题。首先，供水管网建设投入存在产权不清的问题；其次，长距离管道运输带来的污染问题和水量漏损，将增加供水成本，水压控制和能耗问题也值得担忧。
同时，尽管目前我国农村集中式供水受益人口比例和自来水普及率均大幅提高，但“重建轻管”等现象的存在使得农村饮水问题依然严峻。特别是，水费征收困难已经极大地削弱了工程的可持续性。
一项由水利部于2011年开展的农村饮水安全有关政策措施调研显示，在21个省（区、市）的2216处不同规模的集中式供水工程中，有八成项目工程年实收水费低于运行成本支出，近96%的工程年实收水费低于工程全成本。
而根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要求，到2020年，城乡自来水普及率要达到90%。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水利科学院副院长傅琼华测算后指出，要想实现这个目标，江西未来将投资约416亿元。“这么大的投资，如果只依靠政府，将给地方财政带来巨大压力。”
为此，她日前呼吁，除了依靠中央、省财政专项补贴和国家政策性银行的低息贷款以外，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也可以考虑引入社会资本，推行PPP（即公私合作模式）融资模式，弥合资金缺口。
社会资本进入或将“无利可图”
不过，在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饮用水安全研究所所长、国家水专项专家组成员刘文君看来，社会资本进入的前景并不乐观。
他告诉《经济》记者，分散、规模小是农村供水的最大特点，也大大增加了饮水安全工程的技术难度。“水处理技术也有规模效应，规模大了边际成本才会下降。如果规模不增大，很难降低成本。”刘文君担心，较高的成本将使得社会资本无利可图，不愿意进入农村饮水领域。
傅琼华也承认，尽管政府在农村饮用水安全方面倾尽全力，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规模小、质量差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以江西省为例，2005年至2014年的10年间，全省共建成农村饮水安全工程6万余处。其中，日供水200吨以上的集中供水工程仅有1100余处，其他均为小型供水工程，每处工程的平均受益人数只有450人。同时，供水管网老化程度严重、漏损率高达40%；各处散小工程缺乏水质净化、消毒设施和检查设备，水质难以达标。”
新技术降低农村饮水成本
而在饮用水权威、住建部城镇供水组专家、清华大学教授王占生看来，已经在海南部分乡村应用的超滤膜技术，能够大大降低农村饮水安全成本，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以前治理农村的水问题，主要的解决办法就是另找水源。假设这个地区水质不好，那我们就另外找一个好一点的水源，再拿管子引过来，这样做就会涉及大量资金投入。”王占生告诉《经济》记者，在北方的一些地区，对水处理装置要求又比较高，需要采取反渗透等技术，也为农村饮水工程的管理带来了麻烦。
“在海南的一些乡，现在已经开始采用超滤膜技术。过滤一下，再给大家喝。”王占生说，与反渗透不同，超滤膜的成本并不高，但也可以去掉细菌病毒和胶体杂质。“浊度方面能够满足要求，细菌类指标方面也能达到标准。这两条满足了，农村的水问题就不大了。”
据《海南日报》2016年1月报道：截至2014年年底，海南省共有海口、澄迈、儋州、琼海等16个市县56个乡镇和学校使用超滤膜净水技术。得益于这一技术的运用，全省近300万在册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中，已有284.54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得到解决。
“城乡供水一体化”带来新机遇
但在傅琼华看来，农村饮水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的自来水供给存在着城乡二元割裂。
她指出，在体制上，城镇供水归住建部门管理，每个地级城市、县城及周边大的集镇，都有自来水公司，基本能达到城市供水标准，而农村的供水则归水利部门管理，规模小、覆盖低、服务差；在标准上，《城市供水条例》在1994年就由国务院颁布实施，对城市供水水源、工程建设、设施维护等都做出了详细规定，并对违反规定的行为制定了惩罚措施，但迄今为止，农村供水仍然缺乏国家和省级层面的标准规范，同一供水区域内，水费收取、水质监测频次等都十分随意。
为此，江西省在“城乡供水一体化”方面开始了一些新的探索尝试。2009年，江西省乐平市政府以自来水公司的特许经营权和全部资产与江西省水投集团合作成立润泉公司，至2014年，企业与政府累计投资8.9亿元，供水能力由原来的3万吨增加至16.5万吨，覆盖人群由农村饮水工程初期的6.1万农村人口增加到全市89万人口。“不仅扩大了覆盖面，还提升了供水质量。”傅琼华说。
实际上，“十一五”期间，水利部就曾在11个省（区、市）的26个县开展了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建设管理改革试点工作。“城乡供水一体化”也是改革模式之一，主要应用于离城镇较近的乡村。而远离城镇、人口稠密的乡村，则主要依赖“跨村镇联片集中供水”模式解决饮水问题。
不过，在同济大学环境与工程学院教授陶涛看来，“城乡供水一体化”也可能会带来新问题。首先，供水管网建设投入存在产权不清的问题；其次，长距离管道运输带来的污染问题和水量漏损，将增加供水成本，水压控制和能耗问题也值得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