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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几年，谢园有过两次“出圈”，一次是2018年10月的某天，他去星巴克买咖啡，接过杯子一看，上面写的是“宝财哥”。谢园的“宝财哥”跟葛优的“季春生”一样，都是《我爱我家》中四两拨千斤式的人物。时隔25年，还能让大家惦记，谢园自然高兴。
　　另一次是沾老哥们儿葛优的光。因为去年葛优参加春晚时的一件风衣，梁天、葛优、谢园在20世纪90年代拍摄的一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开来。当时三个人溜肩斜胯没正形，就是90年代北京胡同里乱窜的小青年，透着一股爱咋咋地的随性和莫名的亲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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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园表演生涯中最重要的两个角色是“宝财哥”和《孩子王》中的“老杆”。
　　“宝财哥”让他有了观众缘。以前谢园老是羡慕梁天走哪儿都招人喜欢，而“宝财哥”用40分钟的故事就达成了这一成就。
　　谢园讲段子和模仿别人是一绝。1978年，他在初试和复试时分别模仿了扛大包的劳动人民和领导人讲话，顺利成为北京电影学院1978级的一员，成为那一代人，“这一生不枉此行，不虚此行”。
　　在电影学院，谢园跟何群等几个人组织了一个名为“工农兵评论员”的影评小组，当时拍了什么新电影，北影小礼堂是所有导演都要面临的第一关。谢园喜欢学生时代那种无所畏惧的单纯和冒犯——有些老导演带着片子来，因为用的都是老方法，经常上句台词还没说完，谢园和同学们就猜出下句台词，然后一点儿不留情面地起哄，臊得老人们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
　　谢园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老师对他的评价是“形象一般，没有演技”，经历了一段短暂的迷茫时期，谢园在电影学院宿舍的墙上写了一句话勉励自己：“你不要总是抱怨。”后来，这句话被导演系的同学谢小晶看到，谢小晶丢给谢园两个字：“无聊。”这两个字让谢园受用终生。这是他们那代人的底色，颓废失落什么的都是瞎矫情，得行动，得往前冲，得时刻准备着干票大的。
　　谢园的第一个重要角色是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这部影片是公认的第五代导演开山之作，当时1978级初出茅庐，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莽撞和决心。谢园说，这电影拍得特别悲壮，那个时候担任摄影师的张艺谋扛着国产摄影机。“那镜头齐着地面，摇到太阳”，配合前面的音乐“红日照亮了东方，照亮了东方”，他边说边比画，用尽浑身解数想让旁人跟着重回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谢园还学起后来看到这部电影时的陈凯歌。“我记得凯歌咬着后槽牙说，行，这一代人就算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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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孩子王》中的“老桿”则让他触及了艺术世界至高的单纯。
　　第四代导演、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郑洞天曾在20世纪80年代撰文，称《孩子王》是“第五代人的证明”。按照原著作者阿城的说法，他小说中的人的经历，“没超过任何中国人的想象力。大家怎么活过，我也怎么活过，大家怎么活着，我也怎么活着”。《孩子王》之前，第五代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冷峻，但真正到了在《孩子王》中表达自身的时候，他们反倒平静了。
　　2005年，恰逢中国电影百年，谢园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自己最满意的一部作品，他的回答是：《孩子王》。在那次采访中，他呈现给大众一个已经遥远和陌生的谢园，他收起平常的诙谐，言谈中甚至透出一种信念和庄严。“我有幸拍了一部最纯粹的电影《孩子王》，尽管后来我也拍了很多糟糕的电影。《孩子王》非常的深情和深邃。它始终没有强调个人，个人被消化在大自然中，这个人不断地反躬自问，我到底是谁，我在做什么。整部片子都在进行真诚的自我忏悔，每个人都有责任，都该负责任。”
　　《孩子王》平静地呈现了历史和命运，呈现了一代人的失语与无语，呈现了他们那代人不能细说，又不能不说的隐秘心事，这些心事既是第五代电影人的，也是千秋万代的。
　　在电影中，老杆很多次想跟一个石碾较劲，但石碾太沉，瘦成竹竿的他无论用什么办法，除了木质转轴有气无力地吱呀几声，石碾岿然不动。当老杆最终被驱逐，他玩笑似的踏上石碾，顺从地从它身上滑落，继而向云雾和深山走去，远处山还是山，云还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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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谢园写了一篇名为《他叫陈凯歌》的文章，文中写到他们拍摄《孩子王》的趣事，也写了自己对这部电影没能在戛纳获奖的遗憾。

　　谢园为陈凯歌不平，但也没掩饰各自的失误、狼狈和虚荣。那是大家可以掏心窝子的年代，《孩子王》的挫败对当时的陈凯歌、对剧组所有人都是一种巨大的伤害。谢园也写到自己的一次哭泣：
　　去法国，有我一生最难忘的时刻，当凯歌在美国听说我没资格去，又身单力薄不可能争得这份权利，立即打电话来：“22个人组成代表团去法国，绝不可以没有谢园的名字，他为塑造‘孩子王’的形象，3个月没洗澡，春节不过，一个人守在景地上，如若他不去，我自然也不能去！”
　　我像是25年没落泪了，这一回却形同妇人。我不是感慨那电话，而是感慨日月已经交换到了今天，居然还能存住如此之稀世的品格……这实质已经引出一个主题，也是我始终认定的：陈凯歌与《孩子王》，特别是他苦苦追求并追求得不彻底的东西，不过是一个遥远的神话。
　　细数中国电影的命运伏线，《孩子王》在戛纳的遭遇是一个突兀而过早休止的分叉。所有人曾对《孩子王》寄予厚望，用今天的眼光去看，《霸王别姬》之后的成功，是一种市场和艺术规则之内的平衡和圆满，透着对崭新游戏规则的配合与顺从。《孩子王》则是从我们的土地和民族苦难深处，兀自生长出的一根枝丫，电影结尾的那场大火，焚毁了一代人的赤诚和心事，这赤诚和心事既没在国际电影节上得到预期的褒奖，也没在他所渴望的本国观众群中得到应有的回声。 　　对谢园、陈凯歌，乃至对同时期的中国电影来说，这又是“历史的一次例行安排”。送别20世纪80年代，这代人经历了巨大的荣耀和随之而来的跌落，他们披着名与利的纸枷锁，背负着电影带给他们的荣耀和伤痛踉跄前行。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一代电影人开始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摇摆挣扎，谢园自己也开始转型。80年代，他那张棱角分明的面孔是一代人青春岁月的代言，那张脸上有过茫然、震惊、哀痛、得过且过、听天由命与无可奈何。上山下乡的一代人回到灯红酒绿的都市，在新的时代书写新的故事。这一切最终化为宝财哥那句用陕西方言嘟囔出的经典台词：“额（我）说春花啊，你怎么进城不到半年，学得是又反动又黄色？”引得台下观众笑倒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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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第五代和后来大家经历的世事，谢园一直有清醒的认知。2005年接受采访，他回答了关于激情消失的问题。“我觉得在1994年就结束了，芝麻已经开不了那扇门了。这不是别人的问题，不是政治，不是市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心灵的窗户已经焊死了，今生不会有余地再次打开了。”至于不会再开启的原因，谢园视之为一种能量守恒和命中注定：“我们在最青春的时候浑身赤裸着在冰天雪地里呼喊过一会儿，寒风刺骨，痛快淋漓，至今每每想起来都是痛至心扉的感觉。而当你再次刻意去呼喊的时候，就不會有这样的力量了。”
　　后来正如谢园所预计的，时代换了新的宾客，一代人的志气和梦想风流云散，他们中有人偶尔在娱乐节目中扮作德高望重的吉祥物，有的跟着潮水一同退去，深藏功与名，有的带着旧日的残梦卷土重来，冷眼看待这已经变幻了不知多少轮的人间，有的像谢园一样，突然告别。
　　谢园的通透豁达，让他在度过生命的巅峰期之后，依然活得畅快自在。艺术家的活法太苦，这苦让葛优自己去吃算了;他跟梁天早早就意识到，眼前已不是他们那个年代，两个贪玩的家伙一个开饭馆，一个下围棋，把日子过出了另一番滋味。
　　谢园非常喜欢《孩子王》中的一段叙述：“学了很多字却不知生活是什么，什么是生活呢？就是活着，活着就得吃，就得喝，所以，这个活字，左边是三点水，右边是个舌头。”
　　大概只有最亲近的朋友才能明白他的轻快，葛优说起的都是谢园给大伙儿带来的欢乐，喝酒、打麻将，编排的段子回味起来都能让人笑喷，琢磨事儿的形态也异于常人：躺在那儿，看脸是沉睡的，再看脚却叠在一起不停地晃着。有一回，他打麻将赢了葛优的钱，然后去买了双鞋，这鞋就叫“葛优鞋”。
　　虽然死亡是一件悲伤的事，但依照谢园的脾气秉性，他大约不愿意任何人为他过多伤心。关于自己最向往的活法，有一次在节目中谢园罕见地夸起梁天，他说：“我特羡慕像梁天这样的人，他不是抱起一个钱罐子，每天晚上在那儿数（钱）。他是，今天出海了，至于回得来回不来，管他呢！海到天边，天就是岸，嗨！”
　　（长夜深蓝摘自微信公众号“人物”，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