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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个诗人有多大价值？一个人的写作到底能走多远？这固然与个体的潜能与禀赋紧密相关，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有自己能立得住、传得远、留得下，即富有生命力的作品。“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诗人要独立自主，卓然自成风貌，只有靠作品说话，并让作品成为一种永久的生命存在而风行于世。这里牵涉到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如何理解创作的生命价值，一个是如何自觉地进行精神转型。
写作本身是一种生命性行为。唯有相信诗歌具有价值，才能确立诗歌的价值取向。首先，诗歌是一种生命的外化。作为一种个体性活动，诗歌写作常常发生在生命力极为充沛的时候。“不平则鸣”、“愤怒出诗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无不表明写作是生命力受到阻碍后的一种暴发，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以生命为核心内容的表达方式。诗人作家把这种来自于自身的、源自于内心的东西外化为艺术形象，通过语言文字的巧妙组合凝聚为艺术品。在这个过程中，生命力得以表现，内心获得安抚。诗人还可以从外化的作品中看到自己，从而获得表达的快感。其次，写作可以成为生命的存在方式。具体地说，写作不仅是生命的延续、持存，更是作者生活的一部分，是精神的必需，是生命的需求。再者，写作可以提升和完美生命。在写作过程中，诗人思考、体验、感受、塑造、表达生命，深化对于生命的认识，创造出有生命的、有感染力的另一个“我”，自我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升华，进一步激发生命力，丰富生命内涵。
诚然，每一个人都有生命性，但不是每个人都会进行创作，都能写出有价值的优秀作品。目前诗坛的现状之所以令人深思，究其原因，除了匮乏诗的创造性思维外，关键是难见境界，难见“眼界始大，感慨邃深”的诗歌格局和气象。因而，诗歌写作要走出困境，又牵涉到一个精神转向的问题。
二
時代在流变，岁月在流转。一切的变化是绝对，不变是相对的。进入自媒体时代，在后工业社会思潮的影响下，整个世界变得太快了，文学同样在社会文化思潮中产生变化。在这种特定的语境中，一个诗人或许会发现自己的写作面临困窘，无法更好地施展自己的诗歌抱负来表达生命的诉求，传达灵魂的声音。其表征是精神上遭遇到难题，即难以突破自己，难以让写作迈上一个更高的台阶。这说明我们有必要回到一些基本问题上寻找出路。比如，感官视野是否需要进一步调整或打开？内在的精神建构是否需要转型或者扩展？如是的话，除了要学会进入“有难度”的写作状态外，关键的是如何实现诗歌的精神流转。如果每个诗人都意识到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也充分意识到自身的局囿，那么不妨从三个方面来探讨怎样不断去寻找更加理想的新路向。
其一，重新思考并确立属于自己的艺术追求和诗学主张。凡有出色见地者，方有超凡之学问;有超凡之学问者，方有超凡之品格;有超凡之品格者，方有盖世之文章。审视古今中外大诗人的作品和成长轨迹，有人认为，要成为大诗人需具备五大条件：一是天才，二是阅历，三是艺术追求，四是恒久勤奋，五是机遇。可见，艺术主张的重要性如同一部发动机。从群体性即诗潮或流派方面来看，各诗歌流派都有自己鲜明的艺术主张和追求。从诗人个体而言，人生归根结底是在追求中选择。生或者死，停滞不前或汹涌向前，这是一个问题，也是一种选择。人生百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生命和激情往哪里投注？应确立什么艺术追求和诗学主张？应写什么样的题材和作品？应以怎样的姿态去写作？这一切，都是一种个人性的追求和选择。选择什么样的诗学观念和追求目标，往往决定了诗人的品位、文品和人格的高下。纯正高雅的选择可以诞生一位高雅纯正的甚至是杰出的诗人。有主张说明有主见，有追求就有创造动力。在中国，许多重要的诗人因为有自己独特而鲜明的诗学主张和艺术追求，在各自特定的历史语境中，通过自己的写作实践，表现了特定时代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意志，成为全民族的文化财富。
其二，寻找适合于自己开垦和播耕的写作根据地。一个诗人，与其忽东忽西、写这写那，不如抓住自己最感兴趣最为熟悉的一方空间去发现诗意，寻找自己的写作资源。这种具有地方性经验和精神扎根地的诗歌，视角的切入往往是具体而有限的，但只要对接灵魂出口的通道，就能抵达世道人心。能够在写作中自觉地限制自己，又不断扩展自己人生宽广度的诗人作家，其写作意义已远远地超出地方性的概念。因此，伟大的作家常常热衷于写自己所熟悉和热爱的故乡（或把他乡当故乡）。诚如鲁迅之于水乡小镇绍兴，沈从文之于湘西的古老边城，马尔克斯之于拉丁美洲那个泥沼深处的叫马孔多的小地方。他们笔下的“这一个”地方，无异于整个大千世界的最亮点，这恰恰是他们独特的文学存在方式的最佳选择地或对应点，并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灵魂底部的独特空间里。他们身上有个共同点，即不断寻找适合于自己开拓耕作的写作据点，忠实地在脚下的那块土地上寻找灵感的源泉。他们善于从自己最熟悉的生活中，透过世道人心，寻找最普遍的意象和材料，然后通过一种非常强大的想象力和特别优雅的语言，调动多样的艺术手法去探索，来构筑一个精神气场，实现对世界和人生中不易察觉的带有本质的既精微又准确的呈示，且对心目中的对象和事物进行重新命名和发现，开掘出蕴含其中的美感、诗意和哲思。
其三，从密室打开门户走向原野写作。优秀的诗人作家，创作视野都是十分开阔的，甚至是一位写作的多面手。或者说，好的诗人作家，他的调色板是缤纷多彩的。既不耽于一味地叙事，亦不耽于一味地揭示问题。因为文学（尤其是诗歌）更重要的是要关注人类的心灵跋涉，或者探求人的灵魂中那些无法回避却难以找到答案的困惑。只有不断追问、思考和探索实践，人才有可能成为内在的人。评论家谢有顺曾经强烈呼吁：“在今日的文学写作中，重申灵魂叙事，重塑一种健全的精神视野和心灵刻度，便显得迫在眉睫。”遗憾的是，当今文学已步入一种无深度、无高度、无厚度也没有方向感的“扁平时代”，“文化成了一地碎片和自由落体”（韩少功语）。一些打着“先锋”（其实是伪先锋）旗号四处招摇的所谓诗人，或崇俗、崇私，沉浸于个人狭小的生活天地，絮叨日常琐碎俗事，展示欲望细节，书写身体经验，玩味私语人生，钟意鸡零狗碎，还美其名为“原生态”、“新写实”;或一味沉迷于口语的分行，既失去了语言的诗性智慧，又陷入平庸化、平面化的俗不可耐，根本无法抵达灵魂话语的本体诉求与理想境界。对此，谢有顺指出，所谓密室写作，它喻指的是作家对世界的观察尺度是有限的，内向的，细碎的，它书写的是以个人经验为中心的人事和生活，代表的是一种私人的、自我的眼界;而旷野写作，是指在自我的尺度之外，承认这个世界还有天空和大地，人不仅在闺房、密室里生活，还在大地上行走，还要接受天道人心的规约和审问。 三
长期以来，我们被那些类似“模具式”批量生产出来的写作所困扰。在写作上守成有余，探险不足：或过于中规中矩，不敢越雷池一步;或缺乏破旧立新的挑战意识，继续沿袭老套路不断重复自己;或随大流跟风跑，丢掉了自己的潜力和优势;或未能解放自己，在征服、超越甚至裂变中走向自足与自主。这些皆是艺术惰性的因循，惯性思维的制约，思想的表浅化与语言的平俗化使然。富有清醒意识和艺术自觉的诗人，对一成不变的模式及既有的写作秩序，往往会生发出困顿、焦灼或忧虑。
之所以出现如此境况，以至于诗人的精神向度与诗学追求存在重大的悖谬，究其源在于诗人屈从陈旧，观念滞后，找不到路数打破写作瓶颈。应大胆探险，寻找创造的可能。必要的艺术放肆，必要的想入非非，可能会使那些自律的文本最大限度地敞开。就此而言，我想围绕着新诗的探索性写作提出三点看法。
首先，重视文体意识。好的诗歌与好小说、好散文等文体（style）一样，都有自己的身体语言或言说方式，即具有鲜明的文体特征。优秀的诗人作家在文体上有自己的觉悟和自觉。当然，不是每个作家都能成为文体家的。在欧洲尤其是法国，据说“文体家”是对文学家的最高尊称。汉语中也有“文体”这个词，但这里所谓的“文体”并非我们理解中指不同体裁的“文体”。或者说，这里所言的“文体”，其内涵和外延都远大于后者。
可见，具备文体意识和文体特點是一个作家的重要品格。换句话说，作家的创作，重要的是要写出个性和这一文体的新品格来。中国现当代众多的诗人中，真正注重诗歌文体和文辞的诗人屈指可数。可以说，多数的诗人（不包括写诗的人。诗人与“写诗的人”是有明显区别的）诗歌文体意识的觉醒还远远不够，甚至没有文体意识，即只会用一般人也会用的语言写诗。诗歌不仅是生存之学，更是灵魂的学问。它应是来自灵魂底部的声音，或是来自思想内部的声音，那往往是天语或神性的声音。诗是诗人表达情感和思想的另一种智慧（艺术）形式，是一种灵悟或发现，要展现出作品的情调、韵味、色泽和境界。一首好的诗歌应该是作者最个人的、最独特的、最意外的发声方式，即灵魂话语的建构方式。因为“诗是美学功能的语言”（雅可布逊语）。只是，由于创作主体在思想上日益单薄，写作情绪流于表象的经验，写作过程成为一种语言的放纵，使得汉语言的审美和诗性价值日渐流失;加之支配诗人写作的仍然是对某种社会公论、流行思潮的附和，导致现在的诗歌普遍失去了与灵魂、与智慧遇合的可能，以至于写作日益走向表浅化而缩减了诗歌的精神空间。没有精神的内在性、语言的独特性，没有分享人类命运的诗性智慧和野心，没有创造一种文体意识和话语风度的自觉性，要想写出与众不同的好诗谈何容易？
其次，勇于标新立异。要别出机杼，在写作上尽力显示自心的创造和命意，独出心裁，另辟新路。诗歌写作不妨“怪”一点，“野”一点，使之成为一种灵魂的探险之旅。狂野天真与新奇怪诞，看似是对艺术的“背离”，实则是一种探索性的创造。诗歌艺术如果只是钟摆式单纯的重复，写再多也是一种笔墨浪费、资源浪费、生命浪费。一个诗人要求新求异求变，要在艺术上来一个华丽转身，大胆地“怪”，疯狂地“野”，才有可能为灵魂开拓出一片开阔辽远的诗性空间。那是一种自在生成的独立自足的美学空间，一种人们闻所未闻且见所未见的自在空间，一种别有洞天而又充满活力的自由生命空间。
再者，寻找另类活法。新诗自诞生以来就在被围与突围中曲折行进。有人说，诗人之死、文本之死和读者之死构成了新诗流变的多重困境，因此发出重建新诗美学原则和诗学精神的呼声。可见，直面当代诗歌的生存现场，寻找另类“活法”，探索诗歌如何获得生命力的多种可能性，方可为新诗创作带来新的机遇、新的空间、新的气象。
如果说，诗者，言也，寺也，其职责承担着人与神之间的通灵者的角色，其本质是一种灵魂话语;那么，诗歌，则是诗与歌的融合。从这里入手，也许是诗歌写作走出绝境的一条救赎之路。例如，摇滚乐歌手崔健、许巍的作品，便是诗与歌（音乐）的结合。罗大佑、林夕、方文山等作为当代优秀作词人，其歌曲中明显保留着诗意的因素。同样的，诗与绘画、诗与摄影的结合，也非常值得尝试。新诗发轫阶段，诗画合一原则在诗歌写作中曾占据着重要地位。闻一多倡导的“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诗学主张提出后，徐志摩、林徽因、戴望舒等诗人都较为重视对于诗歌意象的把握，让诗画结合为新诗写作带来新的契机，而题画诗也因为两者的交相互映颇为吸人眼球。
诗歌与其他艺术形式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既能丰富诗歌表现生活的空间，也能驱动诗歌观念的革新及诗体刷新，为诗歌写作带来诸多可能性。有些艺术家甚至抛出“诗与数学的统一”概念，企冀将感性艺术与计算机的科学理性相互动。诗歌对科技生态的能动适应往往构成真与美、理性与直觉的相互呼应。况且，随着高科技时代的到来，科技对文化艺术的影响日趋明显，诗歌对科技生态的能动适应的确值得重视。如果死守固有的诗美原则，不与进步的文化生态链相调试相互动，诗歌可能会丧失必要的文化养料和资源。总之，寻找另类活法，呼唤诗歌对不断发展的社会文化生态的能动适应，呼唤诗人自身的不断变革，并在自觉中进行有效的艺术探索，是当下诗人共同面对的课题。
一个诗人有多大价值？一个人的写作到底能走多远？这固然与个体的潜能与禀赋紧密相关，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有自己能立得住、传得远、留得下，即富有生命力的作品。“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诗人要独立自主，卓然自成风貌，只有靠作品说话，并让作品成为一种永久的生命存在而风行于世。这里牵涉到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如何理解创作的生命价值，一个是如何自觉地进行精神转型。
写作本身是一种生命性行为。唯有相信诗歌具有价值，才能确立诗歌的价值取向。首先，诗歌是一种生命的外化。作为一种个体性活动，诗歌写作常常发生在生命力极为充沛的时候。“不平则鸣”、“愤怒出诗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无不表明写作是生命力受到阻碍后的一种暴发，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以生命为核心内容的表达方式。诗人作家把这种来自于自身的、源自于内心的东西外化为艺术形象，通过语言文字的巧妙组合凝聚为艺术品。在这个过程中，生命力得以表现，内心获得安抚。诗人还可以从外化的作品中看到自己，从而获得表达的快感。其次，写作可以成为生命的存在方式。具体地说，写作不仅是生命的延续、持存，更是作者生活的一部分，是精神的必需，是生命的需求。再者，写作可以提升和完美生命。在写作过程中，诗人思考、体验、感受、塑造、表达生命，深化对于生命的认识，创造出有生命的、有感染力的另一个“我”，自我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升华，进一步激发生命力，丰富生命内涵。
诚然，每一个人都有生命性，但不是每个人都会进行创作，都能写出有价值的优秀作品。目前诗坛的现状之所以令人深思，究其原因，除了匮乏诗的创造性思维外，关键是难见境界，难见“眼界始大，感慨邃深”的诗歌格局和气象。因而，诗歌写作要走出困境，又牵涉到一个精神转向的问题。
二
時代在流变，岁月在流转。一切的变化是绝对，不变是相对的。进入自媒体时代，在后工业社会思潮的影响下，整个世界变得太快了，文学同样在社会文化思潮中产生变化。在这种特定的语境中，一个诗人或许会发现自己的写作面临困窘，无法更好地施展自己的诗歌抱负来表达生命的诉求，传达灵魂的声音。其表征是精神上遭遇到难题，即难以突破自己，难以让写作迈上一个更高的台阶。这说明我们有必要回到一些基本问题上寻找出路。比如，感官视野是否需要进一步调整或打开？内在的精神建构是否需要转型或者扩展？如是的话，除了要学会进入“有难度”的写作状态外，关键的是如何实现诗歌的精神流转。如果每个诗人都意识到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也充分意识到自身的局囿，那么不妨从三个方面来探讨怎样不断去寻找更加理想的新路向。
其一，重新思考并确立属于自己的艺术追求和诗学主张。凡有出色见地者，方有超凡之学问;有超凡之学问者，方有超凡之品格;有超凡之品格者，方有盖世之文章。审视古今中外大诗人的作品和成长轨迹，有人认为，要成为大诗人需具备五大条件：一是天才，二是阅历，三是艺术追求，四是恒久勤奋，五是机遇。可见，艺术主张的重要性如同一部发动机。从群体性即诗潮或流派方面来看，各诗歌流派都有自己鲜明的艺术主张和追求。从诗人个体而言，人生归根结底是在追求中选择。生或者死，停滞不前或汹涌向前，这是一个问题，也是一种选择。人生百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生命和激情往哪里投注？应确立什么艺术追求和诗学主张？应写什么样的题材和作品？应以怎样的姿态去写作？这一切，都是一种个人性的追求和选择。选择什么样的诗学观念和追求目标，往往决定了诗人的品位、文品和人格的高下。纯正高雅的选择可以诞生一位高雅纯正的甚至是杰出的诗人。有主张说明有主见，有追求就有创造动力。在中国，许多重要的诗人因为有自己独特而鲜明的诗学主张和艺术追求，在各自特定的历史语境中，通过自己的写作实践，表现了特定时代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意志，成为全民族的文化财富。
其二，寻找适合于自己开垦和播耕的写作根据地。一个诗人，与其忽东忽西、写这写那，不如抓住自己最感兴趣最为熟悉的一方空间去发现诗意，寻找自己的写作资源。这种具有地方性经验和精神扎根地的诗歌，视角的切入往往是具体而有限的，但只要对接灵魂出口的通道，就能抵达世道人心。能够在写作中自觉地限制自己，又不断扩展自己人生宽广度的诗人作家，其写作意义已远远地超出地方性的概念。因此，伟大的作家常常热衷于写自己所熟悉和热爱的故乡（或把他乡当故乡）。诚如鲁迅之于水乡小镇绍兴，沈从文之于湘西的古老边城，马尔克斯之于拉丁美洲那个泥沼深处的叫马孔多的小地方。他们笔下的“这一个”地方，无异于整个大千世界的最亮点，这恰恰是他们独特的文学存在方式的最佳选择地或对应点，并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灵魂底部的独特空间里。他们身上有个共同点，即不断寻找适合于自己开拓耕作的写作据点，忠实地在脚下的那块土地上寻找灵感的源泉。他们善于从自己最熟悉的生活中，透过世道人心，寻找最普遍的意象和材料，然后通过一种非常强大的想象力和特别优雅的语言，调动多样的艺术手法去探索，来构筑一个精神气场，实现对世界和人生中不易察觉的带有本质的既精微又准确的呈示，且对心目中的对象和事物进行重新命名和发现，开掘出蕴含其中的美感、诗意和哲思。
其三，从密室打开门户走向原野写作。优秀的诗人作家，创作视野都是十分开阔的，甚至是一位写作的多面手。或者说，好的诗人作家，他的调色板是缤纷多彩的。既不耽于一味地叙事，亦不耽于一味地揭示问题。因为文学（尤其是诗歌）更重要的是要关注人类的心灵跋涉，或者探求人的灵魂中那些无法回避却难以找到答案的困惑。只有不断追问、思考和探索实践，人才有可能成为内在的人。评论家谢有顺曾经强烈呼吁：“在今日的文学写作中，重申灵魂叙事，重塑一种健全的精神视野和心灵刻度，便显得迫在眉睫。”遗憾的是，当今文学已步入一种无深度、无高度、无厚度也没有方向感的“扁平时代”，“文化成了一地碎片和自由落体”（韩少功语）。一些打着“先锋”（其实是伪先锋）旗号四处招摇的所谓诗人，或崇俗、崇私，沉浸于个人狭小的生活天地，絮叨日常琐碎俗事，展示欲望细节，书写身体经验，玩味私语人生，钟意鸡零狗碎，还美其名为“原生态”、“新写实”;或一味沉迷于口语的分行，既失去了语言的诗性智慧，又陷入平庸化、平面化的俗不可耐，根本无法抵达灵魂话语的本体诉求与理想境界。对此，谢有顺指出，所谓密室写作，它喻指的是作家对世界的观察尺度是有限的，内向的，细碎的，它书写的是以个人经验为中心的人事和生活，代表的是一种私人的、自我的眼界;而旷野写作，是指在自我的尺度之外，承认这个世界还有天空和大地，人不仅在闺房、密室里生活，还在大地上行走，还要接受天道人心的规约和审问。 三
长期以来，我们被那些类似“模具式”批量生产出来的写作所困扰。在写作上守成有余，探险不足：或过于中规中矩，不敢越雷池一步;或缺乏破旧立新的挑战意识，继续沿袭老套路不断重复自己;或随大流跟风跑，丢掉了自己的潜力和优势;或未能解放自己，在征服、超越甚至裂变中走向自足与自主。这些皆是艺术惰性的因循，惯性思维的制约，思想的表浅化与语言的平俗化使然。富有清醒意识和艺术自觉的诗人，对一成不变的模式及既有的写作秩序，往往会生发出困顿、焦灼或忧虑。
之所以出现如此境况，以至于诗人的精神向度与诗学追求存在重大的悖谬，究其源在于诗人屈从陈旧，观念滞后，找不到路数打破写作瓶颈。应大胆探险，寻找创造的可能。必要的艺术放肆，必要的想入非非，可能会使那些自律的文本最大限度地敞开。就此而言，我想围绕着新诗的探索性写作提出三点看法。
首先，重视文体意识。好的诗歌与好小说、好散文等文体（style）一样，都有自己的身体语言或言说方式，即具有鲜明的文体特征。优秀的诗人作家在文体上有自己的觉悟和自觉。当然，不是每个作家都能成为文体家的。在欧洲尤其是法国，据说“文体家”是对文学家的最高尊称。汉语中也有“文体”这个词，但这里所谓的“文体”并非我们理解中指不同体裁的“文体”。或者说，这里所言的“文体”，其内涵和外延都远大于后者。
可见，具备文体意识和文体特點是一个作家的重要品格。换句话说，作家的创作，重要的是要写出个性和这一文体的新品格来。中国现当代众多的诗人中，真正注重诗歌文体和文辞的诗人屈指可数。可以说，多数的诗人（不包括写诗的人。诗人与“写诗的人”是有明显区别的）诗歌文体意识的觉醒还远远不够，甚至没有文体意识，即只会用一般人也会用的语言写诗。诗歌不仅是生存之学，更是灵魂的学问。它应是来自灵魂底部的声音，或是来自思想内部的声音，那往往是天语或神性的声音。诗是诗人表达情感和思想的另一种智慧（艺术）形式，是一种灵悟或发现，要展现出作品的情调、韵味、色泽和境界。一首好的诗歌应该是作者最个人的、最独特的、最意外的发声方式，即灵魂话语的建构方式。因为“诗是美学功能的语言”（雅可布逊语）。只是，由于创作主体在思想上日益单薄，写作情绪流于表象的经验，写作过程成为一种语言的放纵，使得汉语言的审美和诗性价值日渐流失;加之支配诗人写作的仍然是对某种社会公论、流行思潮的附和，导致现在的诗歌普遍失去了与灵魂、与智慧遇合的可能，以至于写作日益走向表浅化而缩减了诗歌的精神空间。没有精神的内在性、语言的独特性，没有分享人类命运的诗性智慧和野心，没有创造一种文体意识和话语风度的自觉性，要想写出与众不同的好诗谈何容易？
其次，勇于标新立异。要别出机杼，在写作上尽力显示自心的创造和命意，独出心裁，另辟新路。诗歌写作不妨“怪”一点，“野”一点，使之成为一种灵魂的探险之旅。狂野天真与新奇怪诞，看似是对艺术的“背离”，实则是一种探索性的创造。诗歌艺术如果只是钟摆式单纯的重复，写再多也是一种笔墨浪费、资源浪费、生命浪费。一个诗人要求新求异求变，要在艺术上来一个华丽转身，大胆地“怪”，疯狂地“野”，才有可能为灵魂开拓出一片开阔辽远的诗性空间。那是一种自在生成的独立自足的美学空间，一种人们闻所未闻且见所未见的自在空间，一种别有洞天而又充满活力的自由生命空间。
再者，寻找另类活法。新诗自诞生以来就在被围与突围中曲折行进。有人说，诗人之死、文本之死和读者之死构成了新诗流变的多重困境，因此发出重建新诗美学原则和诗学精神的呼声。可见，直面当代诗歌的生存现场，寻找另类“活法”，探索诗歌如何获得生命力的多种可能性，方可为新诗创作带来新的机遇、新的空间、新的气象。
如果说，诗者，言也，寺也，其职责承担着人与神之间的通灵者的角色，其本质是一种灵魂话语;那么，诗歌，则是诗与歌的融合。从这里入手，也许是诗歌写作走出绝境的一条救赎之路。例如，摇滚乐歌手崔健、许巍的作品，便是诗与歌（音乐）的结合。罗大佑、林夕、方文山等作为当代优秀作词人，其歌曲中明显保留着诗意的因素。同样的，诗与绘画、诗与摄影的结合，也非常值得尝试。新诗发轫阶段，诗画合一原则在诗歌写作中曾占据着重要地位。闻一多倡导的“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诗学主张提出后，徐志摩、林徽因、戴望舒等诗人都较为重视对于诗歌意象的把握，让诗画结合为新诗写作带来新的契机，而题画诗也因为两者的交相互映颇为吸人眼球。
诗歌与其他艺术形式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既能丰富诗歌表现生活的空间，也能驱动诗歌观念的革新及诗体刷新，为诗歌写作带来诸多可能性。有些艺术家甚至抛出“诗与数学的统一”概念，企冀将感性艺术与计算机的科学理性相互动。诗歌对科技生态的能动适应往往构成真与美、理性与直觉的相互呼应。况且，随着高科技时代的到来，科技对文化艺术的影响日趋明显，诗歌对科技生态的能动适应的确值得重视。如果死守固有的诗美原则，不与进步的文化生态链相调试相互动，诗歌可能会丧失必要的文化养料和资源。总之，寻找另类活法，呼唤诗歌对不断发展的社会文化生态的能动适应，呼唤诗人自身的不断变革，并在自觉中进行有效的艺术探索，是当下诗人共同面对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