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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化解产能过剩的情况分析
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过剩产能一般都能依靠投资、消费、出口而得到消化或缓解。而新一轮的产能过剩大大偏离了市场经济的正常水平，是一次全面性、绝对性、长期性的产能过剩，而且本轮产能过剩面临的背景和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与上几轮产能过剩相比，去产能的时间会更长，遇到的困难会更多。
潜在经济增速下行，依靠投资消化产能的空间缩小。前几次产能过剩之后，都有一段经济高涨期，需求的增加使产能过剩矛盾不再突出。但目前短期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因此，在促改革、调结构的背景下，寄望于过去那种依靠投资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的路子，已然走到了尽头。
国际金融危机使供求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在全球性、动态变化的市场环境下，产能是否过剩的状况变得复杂。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全球形成了三极分工格局，即西方发达国家是全球主要市场，资源富集国家提供资源，中国等新兴国家是全球制造中心，三级之间形成全球供求大循环。
全球产业转移出现“回巢”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产业转移出现新动向，在这次产业转移中，中国制造业成了受冲击最大的行业。2008年以来，耐克、阿迪达斯相继将在中国的自有生产工厂“外迁”越南或缅甸，星巴克、佳顿、福特汽车将全部或部分产能“回巢”美国本土。这预示着中国外贸加工型企业的好日子已渐渐远去，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将因此变得越来越复杂、艰难。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完整的产能周期需要7—8年，因此目前我国的产能周期总体上处于底部徘徊的阶段，可能还需要大约2—3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去产能的过程，即恢复到正常的产能利用水平。
二、中国产能过剩形成的机理及原因
“潮涌理论”从根本上揭示了产能过剩形成的微观机理。“潮涌理论”认为，个体理性投资的“潮涌”仍然可以引发产能过剩。一方面，竞争导致的不确定性会对企业的投资决策带来影响。很多企业在市场、行业发展程度等各种不确定的因素的相互影响下，做出扎堆进入某一相同行业的决策，但由于企业无法预知行业内其他企业状况和未来行业内企业的总量信息，当行业中进入企业的数目达到一定程度时，行业就会发生投资过度，出现投资的潮涌现象。
窖藏效应是指在理性跨期决策的时候，企业往往倾向于做有关生产要素的储备，防止未来由于需求上升而造成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发生。因为从生产要素投入到形成生产能力有一定的延后性，理性厂商在波动的经济环境中，如果预测到今后市场需求大，因此为了保持生产的持续稳定，会提前对生产要素如原材料、设备、劳动力等进行投资储备。前期的投资在下一期才能形成生产能力，微观厂商往往做出报收做法来避免未来可能的缺货带来的损失，因此，从理性跨期决策行为的结果可能形成生产能力的过剩或者资产的闲置，为产能过剩埋下隐患。即使在经济周期的低谷，厂商也并不一定自动减少生产要素，在预计未来需求可能还会上升的前提下，且调整要素成本要高于要素窖藏成本时，厂商会选择继续存储这些生产要素，容易窖藏的要素包括生产技术、机器设备、人力资源等，这些要素窖藏容易、淘汰难。客观上加大了产能过剩的治理难度。
地方政府在政绩冲动下通过投资补贴、降低准入门槛干预微观主体投资。一方面，财政分权和以考核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府官员政治晋升体制，使得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干预投资和利用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的动机，特别是对于具有高投入、高产出的行业，无论从政绩还是从财政收入、就业等方面考虑，各级地方政府都有非常强的动力促进此类行业来当地的投资。另一方面，在土地所有权的地方垄断和金融体系的软预算约束的背景下，使得为企业提供低价土地、减免税收等补贴措施，帮助企业获取金融资源成为地方政府竞争资本流入的主要方式，并成为地区之间竞争的具体形式和核心内容。地方政府在土地问题上具有绝对支配地位，扭曲土地市场价格，地方金融体系存在预算软约束，对风险的评估能力不足，缺乏贷款有效监管和评估机制，在两者的作用下，企业的投资行为被扭曲，并进而导致产能过剩。
三、产能过剩形成的原因分析
1、过度投资是产能过剩的最直接因素
自2003年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快速增长，平均增速超过20%，在经济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下，引发各类资本对资源、原材料工业的投资热潮，在我国对外资和民营资本逐渐放宽以及国有资本继续在工业中保持主导地位的背景下，工业领域的投资规模逐渐加大，投资增速偏高，超过了需求的增长速度，从而诱发严重产能过剩。
2、周期内的货币环境整体宽松成为加重产能过剩的金融推手
从社会融资规模看，2009年以后的社会融资总量较2008年增长幅度较大。2009年—2012年社会融资总量分别为13.9万亿、14.1万亿、12.8万亿、15.7万亿，分别是2008年的1.99倍、2.01倍、1.84倍、2.26倍。在较为充裕的资金环境，钢铁、水泥、平板玻璃、船舶、有色、建材等重化工业向银行贷款不成问题，为产能过剩问题的加剧埋下隐患。
四、中国产能过剩的测度
1、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的估算
根据我们的预测结果，2012年四季度我国模拟产能利用率为82%，比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工业产能利用率(80.2%)高1.8个百分点。因此我们以此为基准，对所有预测值进行同比例调整(所有模拟数据减1.8)，得到我们最终的预测值。我们对估测的产能利用率与工业增加值增速以及PPI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走势基本同步。因此，我们认为，我们的产能利用率估算结果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准确性。
2、中国工业产能过剩的整体评估
根据上述估测结果，我国工业产能整体过剩约为20%。但由于一定产能的闲置是正常状况，因此就正常水平来看，过剩得并不严重。如果产能利用率的正常水平为82%，那么我国工业产能过剩的程度为20%，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工业的产能过剩并不十分严重，产能过剩更多地表现为结构性过剩，即部分行业产能明显过剩。对于行业产能过剩，我们无法借用上述框架进行估测，因此我们将采用参照产业安全度估算的研究结果来确定产能过剩的等级，并通过测算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建立相应的行业产能过剩预警指数。
3、测算结果说明
(1)重化工行业产能利用情况不容乐观。根据测算结果表明，产能利用率长期低于80%以下的行业有：石油炼化、化学原料、化学纤维、橡胶、有色、建材、钢铁、通用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等，这些行业多是重化工业，占据了重工业的半壁江山。
(2)产能利用率变化与滞后于经济周期波动1—2年。测算结果表明，产能过剩与经济周期波动存在一定的滞后期，通过测算观察出该滞后期大约为1年到2年。从现实情况看，2008年过度、过快的投资短期内可能拉高产能利用率，但是其后遗症在潜在经济增速下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外需不振的背景下日益凸显，从而加重了产能过剩。
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去化解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的治理不能仅仅依靠行政手段，更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利用市场的手段去化解、疏导当前产能严重过剩局面。在此基础上，需要政府、企业、银行共同努力，关键在于建立长效机制化解产能过剩，政府“轻审批，重监管”，优化信息服务和发挥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银行方面优化信贷结构，建立风险防火墙；注意发挥国有资本在化解过剩和防范系统性风险中的引领示范作用。建立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使“兼并、淘汰、转移”的思路具备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加强银行系统自身防范风险的制度建设，多管齐下才能使风险最低、可控。
一是坚持用市场的方法、市场的思维去解决在治理产能过剩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运用市场的方法去加快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健全金融信贷体系。同时完善产业进入和退出政策，政府在强化监管的同时要下放事前的审批权力，同时改进行业信息统计发布制度。让那些“体制性、结构性的产能过剩”在市场手段的作用下得到化解。
二是进一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府在制定战略规划、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能，尽量减少地方政府盲目投资的冲动。科学拟定政绩评价体系，通过税收手段降低地方政府为税收而过渡刺激投资的积极性。
三是加强行业自律。积极引导企业整合，加速行业内容“洗牌”，优化生产能力配置。进一步健全行业协会制度，进一步提高企业市场风险意识和管理能力，发挥行业协会在企业投资、经营决策方面的指导、监督、协调的作用，做好市场的帮手、政府的助手。
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过剩产能一般都能依靠投资、消费、出口而得到消化或缓解。而新一轮的产能过剩大大偏离了市场经济的正常水平，是一次全面性、绝对性、长期性的产能过剩，而且本轮产能过剩面临的背景和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与上几轮产能过剩相比，去产能的时间会更长，遇到的困难会更多。
潜在经济增速下行，依靠投资消化产能的空间缩小。前几次产能过剩之后，都有一段经济高涨期，需求的增加使产能过剩矛盾不再突出。但目前短期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因此，在促改革、调结构的背景下，寄望于过去那种依靠投资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的路子，已然走到了尽头。
国际金融危机使供求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在全球性、动态变化的市场环境下，产能是否过剩的状况变得复杂。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全球形成了三极分工格局，即西方发达国家是全球主要市场，资源富集国家提供资源，中国等新兴国家是全球制造中心，三级之间形成全球供求大循环。
全球产业转移出现“回巢”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产业转移出现新动向，在这次产业转移中，中国制造业成了受冲击最大的行业。2008年以来，耐克、阿迪达斯相继将在中国的自有生产工厂“外迁”越南或缅甸，星巴克、佳顿、福特汽车将全部或部分产能“回巢”美国本土。这预示着中国外贸加工型企业的好日子已渐渐远去，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将因此变得越来越复杂、艰难。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完整的产能周期需要7—8年，因此目前我国的产能周期总体上处于底部徘徊的阶段，可能还需要大约2—3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去产能的过程，即恢复到正常的产能利用水平。
二、中国产能过剩形成的机理及原因
“潮涌理论”从根本上揭示了产能过剩形成的微观机理。“潮涌理论”认为，个体理性投资的“潮涌”仍然可以引发产能过剩。一方面，竞争导致的不确定性会对企业的投资决策带来影响。很多企业在市场、行业发展程度等各种不确定的因素的相互影响下，做出扎堆进入某一相同行业的决策，但由于企业无法预知行业内其他企业状况和未来行业内企业的总量信息，当行业中进入企业的数目达到一定程度时，行业就会发生投资过度，出现投资的潮涌现象。
窖藏效应是指在理性跨期决策的时候，企业往往倾向于做有关生产要素的储备，防止未来由于需求上升而造成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发生。因为从生产要素投入到形成生产能力有一定的延后性，理性厂商在波动的经济环境中，如果预测到今后市场需求大，因此为了保持生产的持续稳定，会提前对生产要素如原材料、设备、劳动力等进行投资储备。前期的投资在下一期才能形成生产能力，微观厂商往往做出报收做法来避免未来可能的缺货带来的损失，因此，从理性跨期决策行为的结果可能形成生产能力的过剩或者资产的闲置，为产能过剩埋下隐患。即使在经济周期的低谷，厂商也并不一定自动减少生产要素，在预计未来需求可能还会上升的前提下，且调整要素成本要高于要素窖藏成本时，厂商会选择继续存储这些生产要素，容易窖藏的要素包括生产技术、机器设备、人力资源等，这些要素窖藏容易、淘汰难。客观上加大了产能过剩的治理难度。
地方政府在政绩冲动下通过投资补贴、降低准入门槛干预微观主体投资。一方面，财政分权和以考核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府官员政治晋升体制，使得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干预投资和利用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的动机，特别是对于具有高投入、高产出的行业，无论从政绩还是从财政收入、就业等方面考虑，各级地方政府都有非常强的动力促进此类行业来当地的投资。另一方面，在土地所有权的地方垄断和金融体系的软预算约束的背景下，使得为企业提供低价土地、减免税收等补贴措施，帮助企业获取金融资源成为地方政府竞争资本流入的主要方式，并成为地区之间竞争的具体形式和核心内容。地方政府在土地问题上具有绝对支配地位，扭曲土地市场价格，地方金融体系存在预算软约束，对风险的评估能力不足，缺乏贷款有效监管和评估机制，在两者的作用下，企业的投资行为被扭曲，并进而导致产能过剩。
三、产能过剩形成的原因分析
1、过度投资是产能过剩的最直接因素
自2003年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快速增长，平均增速超过20%，在经济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下，引发各类资本对资源、原材料工业的投资热潮，在我国对外资和民营资本逐渐放宽以及国有资本继续在工业中保持主导地位的背景下，工业领域的投资规模逐渐加大，投资增速偏高，超过了需求的增长速度，从而诱发严重产能过剩。
2、周期内的货币环境整体宽松成为加重产能过剩的金融推手
从社会融资规模看，2009年以后的社会融资总量较2008年增长幅度较大。2009年—2012年社会融资总量分别为13.9万亿、14.1万亿、12.8万亿、15.7万亿，分别是2008年的1.99倍、2.01倍、1.84倍、2.26倍。在较为充裕的资金环境，钢铁、水泥、平板玻璃、船舶、有色、建材等重化工业向银行贷款不成问题，为产能过剩问题的加剧埋下隐患。
四、中国产能过剩的测度
1、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的估算
根据我们的预测结果，2012年四季度我国模拟产能利用率为82%，比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工业产能利用率(80.2%)高1.8个百分点。因此我们以此为基准，对所有预测值进行同比例调整(所有模拟数据减1.8)，得到我们最终的预测值。我们对估测的产能利用率与工业增加值增速以及PPI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走势基本同步。因此，我们认为，我们的产能利用率估算结果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准确性。
2、中国工业产能过剩的整体评估
根据上述估测结果，我国工业产能整体过剩约为20%。但由于一定产能的闲置是正常状况，因此就正常水平来看，过剩得并不严重。如果产能利用率的正常水平为82%，那么我国工业产能过剩的程度为20%，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工业的产能过剩并不十分严重，产能过剩更多地表现为结构性过剩，即部分行业产能明显过剩。对于行业产能过剩，我们无法借用上述框架进行估测，因此我们将采用参照产业安全度估算的研究结果来确定产能过剩的等级，并通过测算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建立相应的行业产能过剩预警指数。
3、测算结果说明
(1)重化工行业产能利用情况不容乐观。根据测算结果表明，产能利用率长期低于80%以下的行业有：石油炼化、化学原料、化学纤维、橡胶、有色、建材、钢铁、通用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等，这些行业多是重化工业，占据了重工业的半壁江山。
(2)产能利用率变化与滞后于经济周期波动1—2年。测算结果表明，产能过剩与经济周期波动存在一定的滞后期，通过测算观察出该滞后期大约为1年到2年。从现实情况看，2008年过度、过快的投资短期内可能拉高产能利用率，但是其后遗症在潜在经济增速下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外需不振的背景下日益凸显，从而加重了产能过剩。
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去化解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的治理不能仅仅依靠行政手段，更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利用市场的手段去化解、疏导当前产能严重过剩局面。在此基础上，需要政府、企业、银行共同努力，关键在于建立长效机制化解产能过剩，政府“轻审批，重监管”，优化信息服务和发挥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银行方面优化信贷结构，建立风险防火墙；注意发挥国有资本在化解过剩和防范系统性风险中的引领示范作用。建立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使“兼并、淘汰、转移”的思路具备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加强银行系统自身防范风险的制度建设，多管齐下才能使风险最低、可控。
一是坚持用市场的方法、市场的思维去解决在治理产能过剩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运用市场的方法去加快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健全金融信贷体系。同时完善产业进入和退出政策，政府在强化监管的同时要下放事前的审批权力，同时改进行业信息统计发布制度。让那些“体制性、结构性的产能过剩”在市场手段的作用下得到化解。
二是进一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府在制定战略规划、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能，尽量减少地方政府盲目投资的冲动。科学拟定政绩评价体系，通过税收手段降低地方政府为税收而过渡刺激投资的积极性。
三是加强行业自律。积极引导企业整合，加速行业内容“洗牌”，优化生产能力配置。进一步健全行业协会制度，进一步提高企业市场风险意识和管理能力，发挥行业协会在企业投资、经营决策方面的指导、监督、协调的作用，做好市场的帮手、政府的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