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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之来历
先说“山丹”两个字的来由：地方志中说，山丹以前是叫“删丹”的，元代以后讹“删”作“山”，就写作了“山丹”。那么，为何叫“删丹”呢？志书中又说了，山丹是有座焉支山的，焉支山的山坡多有纵向沟壑，状似汉字“删”……那么“丹”呢？是因为焉支山“晓日初升，丹碧相间”……于是“删丹”或“山丹”里的“丹”字就这样被解释了。前些年，当有人问到我这个话题，我也一直用上述解释来回答。但后来总觉得这些解释有点牵强附会，却又一时找不出更合理的说法来。
其实，在我的脑海里类似的地名还有几个，如兰州的“皋兰山”，还有丝绸之路上的河西四郡之一的“敦煌”，这些地名的解释都是颇值得推敲的。
这些年，在我的手边有几本书是经常要翻看的，清人陶保廉所著《辛卯侍行记》就是其一。那天，当我再次翻阅，读到陶氏西行过程中路过山丹时，对山丹县城的寥寥几句描写：“城周七里，城内渠水畅流，西北仅见者也。”我顿时联想到了“山丹”这个地名。“渠水畅流，西北仅见”，一条小河穿城而过，这正是山丹的特点——山丹河作为黑河（额济纳河）的源头之一，古人也有称其为弱水的。以水为地名是古代的惯例，山丹及河西走廊，汉代以前是匈奴的牧场，那么“删丹”或“山丹”这个发音会不会是古代游牧民族的语言呢？循此思路，我找到一个蒙古语类似的发音“上丹”，其为“大的泉水或小河”之意。还有比这更合理的解释吗？所以，从此再有人问我“山丹”地名的来历，我都会以上述推论来回答。
不仅是“山丹”，“皋兰”更是如此。还是陶保廉所说：“甘凉迤北部族及山，多以阿拉名。合黎、皋兰、贺兰、阿拉，四名一地，实即胡语所谓哈喇也。”由此我进而推论，“敦煌”也应该是古代游牧民族的语音。
由《黄石的孩子》说起
大概是2007年初冬的一天，正在敦煌参加电影《黄石的孩子》摄制组的女儿给我打电话，问我山丹是不是有个叫霍格的外国人的墓。这我是知道的，山丹有两个著名外国人的陵墓—— 一位是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另一位是英国青年何克。于是就在电话里回答她：知道。她高兴地说，太好了。但又不解地问我：为什么剧组的人们多方寻问都说不知道呢？我说山丹这边称那位英国青年叫“何克”，应该是剧本翻译方面的问题。
后来她告诉我，原来是导演罗杰想来山丹看看何克的墓，并找一些与电影有关的素材，想请我带他们去看看，我就答应了。
当天下午我陪着罗杰到县城南关的艾黎与何克陵园。罗杰在看过何克墓后，仔细地翻拍了一些挂在一间屋子墙上的旧照片。我就在院里何克墓前仔细地看那面做工简朴的石碑，石碑正面刻的是英文，背面是中文的译文：
乔治·艾温·何克
1945年7月22日
彩色绚丽的生命啊光辉而又温暖，
为了它人们一直奋发向前。
他已逝去了，从此不再奋战，
在战斗中逝者的生命却更光辉灿烂。
汉字碑文的字体一如那石碑，也很稚拙，似乎可以想见到一个偏远小县当年物质上的困苦及文化的落后。据说碑文是艾黎引用了一位英国诗人的诗句……
在这里长眠着的那位年轻人，每当想起他，我就会鼻头发酸——他只活了30岁，死因是在一次平整球场中脚趾碰破，染上破伤风。而他死后又远葬在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人生的美好，在短促的生命里怕是都未曾来得及绽放呢。何况他在山丹的那些年，过的是一种何等贫困的生活啊……
他临终前请艾黎拿来纸笔，写下了“把我的一切献给培黎学校”一行字。培黎学校的穷孩子们把书写有他们自己姓名的校旗放入棺木。艾黎和同学们把何克埋在了山丹县城南门外的一小块空地旁，希望何克每天能听到他们的欢声笑语。他们把何克去世的这一天定为一个节日，每年的这一天，学生们都会带着食物坐在何克的墓前给他唱歌。这样的纪念日活动一直持续到1953年艾黎定居北京。
何克于1937年来到中国，目睹了被日本人占领的上海战乱中的悲惨景象，他决定实地了解中国人民所面临的问题。于是他一面担任美国合众国际社自由撰稿的工作，一面开始学习中文。
后来经人推荐他认识了路易·艾黎，他热情地参与创办“工合”的工作，成为艾黎事业的一个得力助手。1941年，艾黎同何克在陕西宝鸡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工艺技术学校。1944年12月，学校迁至甘肃山丹县——这段故事就是电影《黄石的孩子》的核心内容。
不知什么原因，电影将陕西的“双石铺”阴差阳错成了“黄石”。据说，湖北黄石县得知此片名后，表示愿意承办影片的首映式，制片方于是顺水推舟，将错就错了。
培黎工艺技术学校于1953年迁往兰州，改名“兰州培黎石油技工学校”，艾黎为名誉校长。
1985年，在路易·艾黎呼吁下，山丹培黎学校恢复重建，即现在的中等职业学校——甘肃省山丹培黎学校。
20世纪50年代后，艾黎定居北京。他将自己多年收藏的3700多件古文物损赠给山丹并成立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后来还倡议兴建了山丹培黎图书馆，并不断为该馆捐赠图书。
1987年12月27日，路易·艾黎在北京去世，他的遗愿是将骨灰撒在山丹大地。1988年4月，艾黎的骨灰被安放在当初甘肃省人民政府为纪念何克而建的陵园内，并更名为“艾黎与何克陵园”。
糕卷儿与羊肉面卷
冬季里，忙碌了一年的农民们有了时间，也有了钱，自然就要进县城逛一逛。小县城没有大城市的富丽堂皇，但热闹起来，摩肩接踵，大红大绿，又岂是大城市所能相比！由于夜里下了一场中雪，初霁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更使大都市的污烟瘴气“望尘莫及”。
在县城最热闹的大什字一角，是一片专卖小吃的摊位。突然，我的眼前一亮 —— 这位戴着口罩的老人卖的，不正是我20年来常常思念的糕卷儿吗？
我曾在甘肃省河西走廊的山丹县插过队。那是20世纪70年代生产队时期，生活很清苦。记得我们刚到生产队那天正巧是端午节，西北地区在那个年代稻米难得一见，自然不比江南家家户户包粽子、蒸米糕。但当地的农民还是想方设法弄到一点米（素有“塞上江南”之称的张掖有种水稻），也不知是大米还是糯米，蒸成米糕，再用油炸了一种半烫面的薄油饼，用油饼夹裹了那米糕——如同三明治一般。在那个困难的年代，这种老乡称为“糕卷儿”、“油饼夹糕”的食品，是一道南北结合式的小吃，它独特的做法使我一直难以忘怀…… 我买了一份糕卷儿，吃着香甜、糯软的糕卷儿，我同老人聊了起来。老人姓邹，今年65岁，他说他祖上就干这营生，20世纪60年代他本人曾卖过两年，无奈政府后来取消了自由市场。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他才得以重操旧业……我们吃得津津有味，就问老人这糕卷儿的做法。老人边照料生意，边抽空操着一口山丹地方话，回答着我们的问题：先说这油饼，必须用当地产的胡麻油炸，才有独特的香味。而粘糕每18斤糯米要掺10斤临泽产的金丝小枣、2斤白沙糖，装在苇叶编的筐笼里，文火蒸七个小时……望着老人一双因劳作而变得粗糙、佝蜷的手，我问他为何不找间铺面房。老人说，除了刮风、雨雪天气不出来，每天早晨5点钟开始在家里炸好油饼，上午11点左右开始卖到下午5点，能卖七八十块钱，若租了铺子生意恐难以为继。况且小地方，人们的消费能力有限，现在一份糕卷儿卖1.4元和张掖卖的都一个价了……为了卫生，老人始终戴着口罩卖糕卷儿，他说这是为了防止传染病。
告别了老人，走在小县城的街道上，我回味着与他的交谈和糕卷儿，脑海中闪现出《水浒传》中武大郎挑着担子沿街叫卖的情景，突然觉得武大的“炊饼”一定也很好吃——他同邹老汉一样，都很敬重自己的那份在别人看来很不起眼的小本生意。正因为他们，人们才得以吃到许多做工精细的小吃。
山丹还有一道面食——羊肉面卷。
1974年6月23日，我们20来个刚进村的知青，加上县知青办、公社、大队、生产队各级干部，在村子学校的教室里举行欢迎大会，主要的吃食就是羊肉面卷。我记得当时是现宰的生产队羊群里的一只羊，在一口大“墩子铁锅”里做了满满一锅羊肉面卷——那是在我们整个插队期间大家所能吃到的、并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最好的饭。
多年以后，我因采访路过山丹县城，旧地重游，感慨自不必说。吃饭时，在餐馆的菜单上见了这道吃食，尽管我明知自己一人是吃不完那一份羊肉面卷的，但是一种多年来沉积在心底的怀念还是让我点了它。我征得餐馆老板的同意，特意去厨房观看了厨师的操作，重温着当年的往事，比较着今昔不同环境下的制作工序……
其实，“羊肉面卷”是现在餐馆堂而皇之的菜名，当年以及现在民间的叫法一直是“羊肉垫卷子”。大概餐馆经营者嫌这个名称太土气，不登大雅之堂吧。
它的做法是先和了面擀好——比平常擀面条的面稍厚一些，然后在擀好的面皮上涂上清油、撒点葱花，将面皮卷成直径三四厘米粗的“条卷”，再切成二三厘米长的段，这就是“面卷”。将新鲜嫩羊肉带骨剁成核桃大的块，佐以花椒、姜片、葱段、辣椒（根据口味适量）等调料入锅炒，炖至七八成熟，然后将面卷码放在羊肉上面，稍加入羊肉汤以文火焖烧至羊肉酥烂即成。为了方便及时，现在的餐馆一般是将羊肉炒过之后，再同面卷一道入高压锅炖煮。我总觉得味道不如当年“大墩子锅”做出来的地道。
羊肉面卷将肉的香味炖入面卷，吃起来肉酥面卷香而筋道，不膻不腻，经济实惠，可谓雅俗共赏之名吃了。能在大菜林立的餐馆名列菜单，也说明这种民间吃法长久的生命力。
有一回，我同几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朋友去河西，路过山丹时在酒席桌上点了这道羊肉面卷，因最后才上桌，当大家已基本酒足饭饱之时再吃它似乎都有点勉强。谁知，一位朋友尝了一口，竟然赞不绝口！最后，满桌的酒菜唯有羊肉面卷得到最高评价。
焉支山与祁连大草滩
山丹县城东南50公里处，有一座在中国历史上颇有名气的山，这就是焉支山。
焉支山东西长34公里，南北平均宽约20公里，在地质构造上，它属于祁连山系，就仿佛是从祁连山脉分出的一枝树叉，山上有原始森林和灌木丛、草坪等植被，在河西走廊是一块难得的森林公园。
焉支山见诸文字的称谓还有“胭脂山”、“燕支山”、“删丹山”等，当地人却习惯称之为“大黄山”，想来应该是山中盛产中药大黄，但我却从未在山里见到生长的大黄或有人采药。这也是一件搞不清的事情……倒是每年秋季，焉支山周边的农民们都去山里采蘑菇，所以在山丹的高速公路边卖干蘑菇成为一景。
一座山有如此众多的称谓，这其实也说明了山名可能是古代游牧民族留下的语音，就有人认为“焉支”是古匈奴语音——匈奴语将单于的夫人称为“阏氏”（y■n zh■）。
另一种说法可能与一首广为人知的古代歌谣有很大关系：“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蓄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据《汉书》记载：“骠骑将军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有余里。”霍氏为平定河西曾在焉支山下大战匈奴，匈奴败逃，哀而有此歌。歌谣中的“颜色”被认为是指妇女化妆用的胭脂。以野花妆扮自己，历来是妇女的天性。试想古代生活在焉支山一带的游牧民妇女，因此而给自己原始、简朴的生活带来了多么大的乐趣！
那年冬天，一次偶然机会，竟使我领略了冬日焉支山的景色与情趣。
焉支山西麓，有个村寨叫花寨子，从花寨子进入焉支山是有一条山间小道的。小道崎岖狭窄，山坡又陡峭，只能容得下农民的毛驴车将就通过——许多陡坡前坐在毛驴车上的人都要下车步行的。
我们在花寨村里找到一位老农，请他套车送我们进山，双方商定好价钱，老农就去找牲口备车，我和朋友待在他家里按河西走廊老乡待客之道喝水、吃馍。喜爱汤食的我大喝他家早餐煮的“山芋（土豆）萝卜汤”，直喝得我荡气回肠。
半小时后，我们坐在毛驴车上出发了。为了走山路有劲，老农特别套了头骡子，车的木板上先铺了一块羊毛毡，羊毛毡上再铺一条棉褥，使我们在颠簸的山路上舒服一点。
出了村就开始上坡，骡子拉车很卖力，只有亲历如此的过程，你才会明白为什么比起马、驴来，农民更爱养骡子的道理。
拉车在绵延的山道上，早晨吃饱了草料的骡子一直不停地在放着极响亮的屁，听着它肆无忌惮、不绝于耳的吱呜长鸣，实在令我们忍俊不禁。俗语有“骡子的屁多，矬子的计多”，信焉。
山路上不时走来一些赶路的山里人。那些年轻姑娘、小媳妇们穿绿戴红，与这素净的蓝天黄土相互衬托，自是一幅风情画卷。 随着逐渐爬高，四周的景物越来越开阔，车走到山梁上，我们索性请老农驾车先下山，我们边走边拍照，就这样一直到山下的河沟边。
焉支山的南边是祁连山，两山之间有一块水丰草美的大草滩，史称“祁连大草滩”。如今号称“亚洲第一大天然马场”的山丹马——2002年以前还是军队所属的军马场。
自汉代以来，祁连大草滩就一直是国家屯兵养马的重要基地。据地方志载：“祁连大草滩在唐代养马最多时逾七万匹以上……”元、明、清以降，直到今天，这里一直是国家繁育军马的基地。唐代诗人韦应物曾写下脍炙人口的诗句：“胡马、胡马，远放焉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历史上，随着古丝绸之路的繁荣，焉支山曾辉煌一时。据《资治通鉴》记载：“隋炀帝大业五年六月丙午至张掖。帝之将西巡也，命裴钜说高昌王曲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西域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舞渲噪。帝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郡县督课之，骑乘嗔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胜。”多年前，甘肃省歌舞团编演的经典舞剧《丝路花雨》中有一段“万国博览交易大会”的剧情，即源于这段历史。
唐代，玄宗曾封焉支山神为“宁济公”，当时的河西节度使歌舒翰曾在焉支山修建有宁济公祠。据山丹县志载《燕支山神·宁济公祠堂碑》一文：“西北之巨镇曰‘燕支’，本匈奴王庭，汉武纳浑邪，开右地置武威、张掖，而山界二郡之间。连峰委会，云蔚黛起，积高之势，四面千里。”
唐代的诗人多有吟颂焉支山的诗篇，除前面提到的韦应物外，李白在《幽州胡马客歌》中写道：“牛马散北海，割鲜若虎餐。虽居焉支山，不道朔雪寒。妇女马上笑，颜如赪玉盘。翻飞射鸟兽，花月醉雕鞍。”在另一首《塞上曲》中，李白写道：“燕支落汉家，妇女无花色。”可见霍去病逐匈奴，据焉支之历史在唐代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焉支山的冬季，几场雪下来，一派林海雪原景色。
满山遍野银装素裹，地上的积雪厚达尺许，洁白的雪面上衬映着交错的松影。由于鲜为人知，几无游人，那松林静悄悄的，即使偶尔从树枝上落下一瀑积雪，也显得那么优雅、文静……
近几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焉支山已被辟为森林公园。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当地的人们扶老携幼，全家朝山观景。平时沉寂的焉支山，一时热闹非凡……游人们在林中、草地、溪边席地而坐，或谈古论今，或举杯高歌。更有那文人骚客，吟咏的是古丝绸道上的秦时明月汉时关。登山远眺，放眼祁连，遥想起当年霍去病大战匈奴，怎不令人感慨万端！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古道残垣夕阳斜
在山丹广袤的原野上，高大的明长城非常醒目，一般在明长城的北边，相距不过一二十米，会看到汉长城。人们广为熟知的明长城，史书中及河西走廊长城沿线的老百姓都称之为“边墙”。而经历了2000多年岁月的汉长城，已被大自然消磨得像一道农民用来灌溉的土埂和水沟，在旷野上很不起眼，不了解的人往往要经专家指点才能辨识。
虽然现在大家都口口声声说“万里长城”，但还是应该明了一个常识——直到清末民初，文人学士们在对长城的称谓上都是严守着古籍中的用语：汉代的为“塞”，明代的叫“边墙”，只有秦始皇修筑的叫“万里长城”。
1842年仲秋时节，因鸦片战争而被远戍新疆伊犁的林则徐，途中经过山丹，并且“住城内行馆”。林公的日记中写道：“连日所过大路之旁，多依山为墙，系明代所筑边墙，与蒙古划界，六十里以内，汉民仍得采食，六十里以外，即为蒙人之住牧地，今犹循此制，土人以为即万里长城，非也。”
可知在长城的称谓上，林公也是很较真的。
山丹明长城保存较为完好，并且方便观赏，从绣花庙到新河的长城口一带地势较高，降雨量少，又因远离村落而较少受到人们生产活动带来的破坏。对于过路此地漫游丝绸之路的游客而言，在整个河西走廊，山丹新河的长城口是唯一距公路最近、城墙又较完整的地点。因此，那些满载中外游客的大巴也就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在长城口停一下，让游客观赏长城、拍照留念。
山丹新河一带的明长城墙高5米左右，顶宽2米左右，顶部外侧（北边）加筑有矮墙，现存残高约50厘米，是为“女儿墙”。
山丹的明长城都是用夯土版筑的方法修建的。
在河西乃至中国北方农村，至今还有用夯土版筑的方法打土墙的，我们或许可从中领略到长城修筑的具体工艺流程：将两块木板（或用椽子一类的木料拼排起来成板状）以草绳（现在也有用铁丝的——可从墙体内抽出后反复使用）搭连在一起，置于将要打成的墙体两侧，构成一个适当宽度的“槽”，填土于槽内，数人排着队手持石夯锤依次夯打，打实后，将搭联木板 （或木椽）的草绳割断（铁丝则抽出），重于已初步打成的墙体上端再架板椽，如此循环，直到打够高度。打墙的数人中，在最前面领夯的一般为技术较好、又善喊唱号子者。大家人手一柄石夯锤，所唱的号子较简单，为两拍节奏，每拍夯一下。领夯者唱一遍，后面的众人再跟着和一遍，如此反复……
在山丹新河一带，有些农民家中还保留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石夯锤。一位经常为人家夯打土墙的农民告诉我，他用的一柄石夯锤是从他爷爷手中传下来的。他还相当肯定地认为山丹的明长城就是用他们现在还在使用的这种石夯锤和木板、木椽夯筑而成的。我想，他讲的话是有道理的——从现在保留下来的明长城墙体里，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夹埋在其中的草绳，甚至木椽（在高大的烽燧和敌台的四角更是容易见到木椽）。
一道黄土夯筑的长城，看起来貌不惊人，谁又知道其中埋藏着多少人力物力和惊人的智慧！
2010年夏天，有国外的记录片拍摄组在山丹专访农民夯土筑墙的工艺，导演要我对着镜头讲一段关于夯筑长城的话，我说：仅举一例，我们为了准备今天拍摄这一段高2米、厚不到1米、长度30米的土墙的夯筑过程，必须提前三天，将连着输水管道的水窖里的水，用水泵抽到准备取土的土地里，至少用了50吨水。那么，我请大家想一想：以西部之干旱状况，在明代，何来之水足以供几十公里、几百公里、几千公里的夯筑长城之用？
就这些土拉巴唧的山丹明长城，细细地去看、去听、去想，其中的学问多着呢！
先说“山丹”两个字的来由：地方志中说，山丹以前是叫“删丹”的，元代以后讹“删”作“山”，就写作了“山丹”。那么，为何叫“删丹”呢？志书中又说了，山丹是有座焉支山的，焉支山的山坡多有纵向沟壑，状似汉字“删”……那么“丹”呢？是因为焉支山“晓日初升，丹碧相间”……于是“删丹”或“山丹”里的“丹”字就这样被解释了。前些年，当有人问到我这个话题，我也一直用上述解释来回答。但后来总觉得这些解释有点牵强附会，却又一时找不出更合理的说法来。
其实，在我的脑海里类似的地名还有几个，如兰州的“皋兰山”，还有丝绸之路上的河西四郡之一的“敦煌”，这些地名的解释都是颇值得推敲的。
这些年，在我的手边有几本书是经常要翻看的，清人陶保廉所著《辛卯侍行记》就是其一。那天，当我再次翻阅，读到陶氏西行过程中路过山丹时，对山丹县城的寥寥几句描写：“城周七里，城内渠水畅流，西北仅见者也。”我顿时联想到了“山丹”这个地名。“渠水畅流，西北仅见”，一条小河穿城而过，这正是山丹的特点——山丹河作为黑河（额济纳河）的源头之一，古人也有称其为弱水的。以水为地名是古代的惯例，山丹及河西走廊，汉代以前是匈奴的牧场，那么“删丹”或“山丹”这个发音会不会是古代游牧民族的语言呢？循此思路，我找到一个蒙古语类似的发音“上丹”，其为“大的泉水或小河”之意。还有比这更合理的解释吗？所以，从此再有人问我“山丹”地名的来历，我都会以上述推论来回答。
不仅是“山丹”，“皋兰”更是如此。还是陶保廉所说：“甘凉迤北部族及山，多以阿拉名。合黎、皋兰、贺兰、阿拉，四名一地，实即胡语所谓哈喇也。”由此我进而推论，“敦煌”也应该是古代游牧民族的语音。
由《黄石的孩子》说起
大概是2007年初冬的一天，正在敦煌参加电影《黄石的孩子》摄制组的女儿给我打电话，问我山丹是不是有个叫霍格的外国人的墓。这我是知道的，山丹有两个著名外国人的陵墓—— 一位是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另一位是英国青年何克。于是就在电话里回答她：知道。她高兴地说，太好了。但又不解地问我：为什么剧组的人们多方寻问都说不知道呢？我说山丹这边称那位英国青年叫“何克”，应该是剧本翻译方面的问题。
后来她告诉我，原来是导演罗杰想来山丹看看何克的墓，并找一些与电影有关的素材，想请我带他们去看看，我就答应了。
当天下午我陪着罗杰到县城南关的艾黎与何克陵园。罗杰在看过何克墓后，仔细地翻拍了一些挂在一间屋子墙上的旧照片。我就在院里何克墓前仔细地看那面做工简朴的石碑，石碑正面刻的是英文，背面是中文的译文：
乔治·艾温·何克
1945年7月22日
彩色绚丽的生命啊光辉而又温暖，
为了它人们一直奋发向前。
他已逝去了，从此不再奋战，
在战斗中逝者的生命却更光辉灿烂。
汉字碑文的字体一如那石碑，也很稚拙，似乎可以想见到一个偏远小县当年物质上的困苦及文化的落后。据说碑文是艾黎引用了一位英国诗人的诗句……
在这里长眠着的那位年轻人，每当想起他，我就会鼻头发酸——他只活了30岁，死因是在一次平整球场中脚趾碰破，染上破伤风。而他死后又远葬在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人生的美好，在短促的生命里怕是都未曾来得及绽放呢。何况他在山丹的那些年，过的是一种何等贫困的生活啊……
他临终前请艾黎拿来纸笔，写下了“把我的一切献给培黎学校”一行字。培黎学校的穷孩子们把书写有他们自己姓名的校旗放入棺木。艾黎和同学们把何克埋在了山丹县城南门外的一小块空地旁，希望何克每天能听到他们的欢声笑语。他们把何克去世的这一天定为一个节日，每年的这一天，学生们都会带着食物坐在何克的墓前给他唱歌。这样的纪念日活动一直持续到1953年艾黎定居北京。
何克于1937年来到中国，目睹了被日本人占领的上海战乱中的悲惨景象，他决定实地了解中国人民所面临的问题。于是他一面担任美国合众国际社自由撰稿的工作，一面开始学习中文。
后来经人推荐他认识了路易·艾黎，他热情地参与创办“工合”的工作，成为艾黎事业的一个得力助手。1941年，艾黎同何克在陕西宝鸡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工艺技术学校。1944年12月，学校迁至甘肃山丹县——这段故事就是电影《黄石的孩子》的核心内容。
不知什么原因，电影将陕西的“双石铺”阴差阳错成了“黄石”。据说，湖北黄石县得知此片名后，表示愿意承办影片的首映式，制片方于是顺水推舟，将错就错了。
培黎工艺技术学校于1953年迁往兰州，改名“兰州培黎石油技工学校”，艾黎为名誉校长。
1985年，在路易·艾黎呼吁下，山丹培黎学校恢复重建，即现在的中等职业学校——甘肃省山丹培黎学校。
20世纪50年代后，艾黎定居北京。他将自己多年收藏的3700多件古文物损赠给山丹并成立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后来还倡议兴建了山丹培黎图书馆，并不断为该馆捐赠图书。
1987年12月27日，路易·艾黎在北京去世，他的遗愿是将骨灰撒在山丹大地。1988年4月，艾黎的骨灰被安放在当初甘肃省人民政府为纪念何克而建的陵园内，并更名为“艾黎与何克陵园”。
糕卷儿与羊肉面卷
冬季里，忙碌了一年的农民们有了时间，也有了钱，自然就要进县城逛一逛。小县城没有大城市的富丽堂皇，但热闹起来，摩肩接踵，大红大绿，又岂是大城市所能相比！由于夜里下了一场中雪，初霁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更使大都市的污烟瘴气“望尘莫及”。
在县城最热闹的大什字一角，是一片专卖小吃的摊位。突然，我的眼前一亮 —— 这位戴着口罩的老人卖的，不正是我20年来常常思念的糕卷儿吗？
我曾在甘肃省河西走廊的山丹县插过队。那是20世纪70年代生产队时期，生活很清苦。记得我们刚到生产队那天正巧是端午节，西北地区在那个年代稻米难得一见，自然不比江南家家户户包粽子、蒸米糕。但当地的农民还是想方设法弄到一点米（素有“塞上江南”之称的张掖有种水稻），也不知是大米还是糯米，蒸成米糕，再用油炸了一种半烫面的薄油饼，用油饼夹裹了那米糕——如同三明治一般。在那个困难的年代，这种老乡称为“糕卷儿”、“油饼夹糕”的食品，是一道南北结合式的小吃，它独特的做法使我一直难以忘怀…… 我买了一份糕卷儿，吃着香甜、糯软的糕卷儿，我同老人聊了起来。老人姓邹，今年65岁，他说他祖上就干这营生，20世纪60年代他本人曾卖过两年，无奈政府后来取消了自由市场。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他才得以重操旧业……我们吃得津津有味，就问老人这糕卷儿的做法。老人边照料生意，边抽空操着一口山丹地方话，回答着我们的问题：先说这油饼，必须用当地产的胡麻油炸，才有独特的香味。而粘糕每18斤糯米要掺10斤临泽产的金丝小枣、2斤白沙糖，装在苇叶编的筐笼里，文火蒸七个小时……望着老人一双因劳作而变得粗糙、佝蜷的手，我问他为何不找间铺面房。老人说，除了刮风、雨雪天气不出来，每天早晨5点钟开始在家里炸好油饼，上午11点左右开始卖到下午5点，能卖七八十块钱，若租了铺子生意恐难以为继。况且小地方，人们的消费能力有限，现在一份糕卷儿卖1.4元和张掖卖的都一个价了……为了卫生，老人始终戴着口罩卖糕卷儿，他说这是为了防止传染病。
告别了老人，走在小县城的街道上，我回味着与他的交谈和糕卷儿，脑海中闪现出《水浒传》中武大郎挑着担子沿街叫卖的情景，突然觉得武大的“炊饼”一定也很好吃——他同邹老汉一样，都很敬重自己的那份在别人看来很不起眼的小本生意。正因为他们，人们才得以吃到许多做工精细的小吃。
山丹还有一道面食——羊肉面卷。
1974年6月23日，我们20来个刚进村的知青，加上县知青办、公社、大队、生产队各级干部，在村子学校的教室里举行欢迎大会，主要的吃食就是羊肉面卷。我记得当时是现宰的生产队羊群里的一只羊，在一口大“墩子铁锅”里做了满满一锅羊肉面卷——那是在我们整个插队期间大家所能吃到的、并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最好的饭。
多年以后，我因采访路过山丹县城，旧地重游，感慨自不必说。吃饭时，在餐馆的菜单上见了这道吃食，尽管我明知自己一人是吃不完那一份羊肉面卷的，但是一种多年来沉积在心底的怀念还是让我点了它。我征得餐馆老板的同意，特意去厨房观看了厨师的操作，重温着当年的往事，比较着今昔不同环境下的制作工序……
其实，“羊肉面卷”是现在餐馆堂而皇之的菜名，当年以及现在民间的叫法一直是“羊肉垫卷子”。大概餐馆经营者嫌这个名称太土气，不登大雅之堂吧。
它的做法是先和了面擀好——比平常擀面条的面稍厚一些，然后在擀好的面皮上涂上清油、撒点葱花，将面皮卷成直径三四厘米粗的“条卷”，再切成二三厘米长的段，这就是“面卷”。将新鲜嫩羊肉带骨剁成核桃大的块，佐以花椒、姜片、葱段、辣椒（根据口味适量）等调料入锅炒，炖至七八成熟，然后将面卷码放在羊肉上面，稍加入羊肉汤以文火焖烧至羊肉酥烂即成。为了方便及时，现在的餐馆一般是将羊肉炒过之后，再同面卷一道入高压锅炖煮。我总觉得味道不如当年“大墩子锅”做出来的地道。
羊肉面卷将肉的香味炖入面卷，吃起来肉酥面卷香而筋道，不膻不腻，经济实惠，可谓雅俗共赏之名吃了。能在大菜林立的餐馆名列菜单，也说明这种民间吃法长久的生命力。
有一回，我同几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朋友去河西，路过山丹时在酒席桌上点了这道羊肉面卷，因最后才上桌，当大家已基本酒足饭饱之时再吃它似乎都有点勉强。谁知，一位朋友尝了一口，竟然赞不绝口！最后，满桌的酒菜唯有羊肉面卷得到最高评价。
焉支山与祁连大草滩
山丹县城东南50公里处，有一座在中国历史上颇有名气的山，这就是焉支山。
焉支山东西长34公里，南北平均宽约20公里，在地质构造上，它属于祁连山系，就仿佛是从祁连山脉分出的一枝树叉，山上有原始森林和灌木丛、草坪等植被，在河西走廊是一块难得的森林公园。
焉支山见诸文字的称谓还有“胭脂山”、“燕支山”、“删丹山”等，当地人却习惯称之为“大黄山”，想来应该是山中盛产中药大黄，但我却从未在山里见到生长的大黄或有人采药。这也是一件搞不清的事情……倒是每年秋季，焉支山周边的农民们都去山里采蘑菇，所以在山丹的高速公路边卖干蘑菇成为一景。
一座山有如此众多的称谓，这其实也说明了山名可能是古代游牧民族留下的语音，就有人认为“焉支”是古匈奴语音——匈奴语将单于的夫人称为“阏氏”（y■n zh■）。
另一种说法可能与一首广为人知的古代歌谣有很大关系：“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蓄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据《汉书》记载：“骠骑将军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有余里。”霍氏为平定河西曾在焉支山下大战匈奴，匈奴败逃，哀而有此歌。歌谣中的“颜色”被认为是指妇女化妆用的胭脂。以野花妆扮自己，历来是妇女的天性。试想古代生活在焉支山一带的游牧民妇女，因此而给自己原始、简朴的生活带来了多么大的乐趣！
那年冬天，一次偶然机会，竟使我领略了冬日焉支山的景色与情趣。
焉支山西麓，有个村寨叫花寨子，从花寨子进入焉支山是有一条山间小道的。小道崎岖狭窄，山坡又陡峭，只能容得下农民的毛驴车将就通过——许多陡坡前坐在毛驴车上的人都要下车步行的。
我们在花寨村里找到一位老农，请他套车送我们进山，双方商定好价钱，老农就去找牲口备车，我和朋友待在他家里按河西走廊老乡待客之道喝水、吃馍。喜爱汤食的我大喝他家早餐煮的“山芋（土豆）萝卜汤”，直喝得我荡气回肠。
半小时后，我们坐在毛驴车上出发了。为了走山路有劲，老农特别套了头骡子，车的木板上先铺了一块羊毛毡，羊毛毡上再铺一条棉褥，使我们在颠簸的山路上舒服一点。
出了村就开始上坡，骡子拉车很卖力，只有亲历如此的过程，你才会明白为什么比起马、驴来，农民更爱养骡子的道理。
拉车在绵延的山道上，早晨吃饱了草料的骡子一直不停地在放着极响亮的屁，听着它肆无忌惮、不绝于耳的吱呜长鸣，实在令我们忍俊不禁。俗语有“骡子的屁多，矬子的计多”，信焉。
山路上不时走来一些赶路的山里人。那些年轻姑娘、小媳妇们穿绿戴红，与这素净的蓝天黄土相互衬托，自是一幅风情画卷。 随着逐渐爬高，四周的景物越来越开阔，车走到山梁上，我们索性请老农驾车先下山，我们边走边拍照，就这样一直到山下的河沟边。
焉支山的南边是祁连山，两山之间有一块水丰草美的大草滩，史称“祁连大草滩”。如今号称“亚洲第一大天然马场”的山丹马——2002年以前还是军队所属的军马场。
自汉代以来，祁连大草滩就一直是国家屯兵养马的重要基地。据地方志载：“祁连大草滩在唐代养马最多时逾七万匹以上……”元、明、清以降，直到今天，这里一直是国家繁育军马的基地。唐代诗人韦应物曾写下脍炙人口的诗句：“胡马、胡马，远放焉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历史上，随着古丝绸之路的繁荣，焉支山曾辉煌一时。据《资治通鉴》记载：“隋炀帝大业五年六月丙午至张掖。帝之将西巡也，命裴钜说高昌王曲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西域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舞渲噪。帝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郡县督课之，骑乘嗔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胜。”多年前，甘肃省歌舞团编演的经典舞剧《丝路花雨》中有一段“万国博览交易大会”的剧情，即源于这段历史。
唐代，玄宗曾封焉支山神为“宁济公”，当时的河西节度使歌舒翰曾在焉支山修建有宁济公祠。据山丹县志载《燕支山神·宁济公祠堂碑》一文：“西北之巨镇曰‘燕支’，本匈奴王庭，汉武纳浑邪，开右地置武威、张掖，而山界二郡之间。连峰委会，云蔚黛起，积高之势，四面千里。”
唐代的诗人多有吟颂焉支山的诗篇，除前面提到的韦应物外，李白在《幽州胡马客歌》中写道：“牛马散北海，割鲜若虎餐。虽居焉支山，不道朔雪寒。妇女马上笑，颜如赪玉盘。翻飞射鸟兽，花月醉雕鞍。”在另一首《塞上曲》中，李白写道：“燕支落汉家，妇女无花色。”可见霍去病逐匈奴，据焉支之历史在唐代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焉支山的冬季，几场雪下来，一派林海雪原景色。
满山遍野银装素裹，地上的积雪厚达尺许，洁白的雪面上衬映着交错的松影。由于鲜为人知，几无游人，那松林静悄悄的，即使偶尔从树枝上落下一瀑积雪，也显得那么优雅、文静……
近几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焉支山已被辟为森林公园。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当地的人们扶老携幼，全家朝山观景。平时沉寂的焉支山，一时热闹非凡……游人们在林中、草地、溪边席地而坐，或谈古论今，或举杯高歌。更有那文人骚客，吟咏的是古丝绸道上的秦时明月汉时关。登山远眺，放眼祁连，遥想起当年霍去病大战匈奴，怎不令人感慨万端！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古道残垣夕阳斜
在山丹广袤的原野上，高大的明长城非常醒目，一般在明长城的北边，相距不过一二十米，会看到汉长城。人们广为熟知的明长城，史书中及河西走廊长城沿线的老百姓都称之为“边墙”。而经历了2000多年岁月的汉长城，已被大自然消磨得像一道农民用来灌溉的土埂和水沟，在旷野上很不起眼，不了解的人往往要经专家指点才能辨识。
虽然现在大家都口口声声说“万里长城”，但还是应该明了一个常识——直到清末民初，文人学士们在对长城的称谓上都是严守着古籍中的用语：汉代的为“塞”，明代的叫“边墙”，只有秦始皇修筑的叫“万里长城”。
1842年仲秋时节，因鸦片战争而被远戍新疆伊犁的林则徐，途中经过山丹，并且“住城内行馆”。林公的日记中写道：“连日所过大路之旁，多依山为墙，系明代所筑边墙，与蒙古划界，六十里以内，汉民仍得采食，六十里以外，即为蒙人之住牧地，今犹循此制，土人以为即万里长城，非也。”
可知在长城的称谓上，林公也是很较真的。
山丹明长城保存较为完好，并且方便观赏，从绣花庙到新河的长城口一带地势较高，降雨量少，又因远离村落而较少受到人们生产活动带来的破坏。对于过路此地漫游丝绸之路的游客而言，在整个河西走廊，山丹新河的长城口是唯一距公路最近、城墙又较完整的地点。因此，那些满载中外游客的大巴也就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在长城口停一下，让游客观赏长城、拍照留念。
山丹新河一带的明长城墙高5米左右，顶宽2米左右，顶部外侧（北边）加筑有矮墙，现存残高约50厘米，是为“女儿墙”。
山丹的明长城都是用夯土版筑的方法修建的。
在河西乃至中国北方农村，至今还有用夯土版筑的方法打土墙的，我们或许可从中领略到长城修筑的具体工艺流程：将两块木板（或用椽子一类的木料拼排起来成板状）以草绳（现在也有用铁丝的——可从墙体内抽出后反复使用）搭连在一起，置于将要打成的墙体两侧，构成一个适当宽度的“槽”，填土于槽内，数人排着队手持石夯锤依次夯打，打实后，将搭联木板 （或木椽）的草绳割断（铁丝则抽出），重于已初步打成的墙体上端再架板椽，如此循环，直到打够高度。打墙的数人中，在最前面领夯的一般为技术较好、又善喊唱号子者。大家人手一柄石夯锤，所唱的号子较简单，为两拍节奏，每拍夯一下。领夯者唱一遍，后面的众人再跟着和一遍，如此反复……
在山丹新河一带，有些农民家中还保留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石夯锤。一位经常为人家夯打土墙的农民告诉我，他用的一柄石夯锤是从他爷爷手中传下来的。他还相当肯定地认为山丹的明长城就是用他们现在还在使用的这种石夯锤和木板、木椽夯筑而成的。我想，他讲的话是有道理的——从现在保留下来的明长城墙体里，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夹埋在其中的草绳，甚至木椽（在高大的烽燧和敌台的四角更是容易见到木椽）。
一道黄土夯筑的长城，看起来貌不惊人，谁又知道其中埋藏着多少人力物力和惊人的智慧！
2010年夏天，有国外的记录片拍摄组在山丹专访农民夯土筑墙的工艺，导演要我对着镜头讲一段关于夯筑长城的话，我说：仅举一例，我们为了准备今天拍摄这一段高2米、厚不到1米、长度30米的土墙的夯筑过程，必须提前三天，将连着输水管道的水窖里的水，用水泵抽到准备取土的土地里，至少用了50吨水。那么，我请大家想一想：以西部之干旱状况，在明代，何来之水足以供几十公里、几百公里、几千公里的夯筑长城之用？
就这些土拉巴唧的山丹明长城，细细地去看、去听、去想，其中的学问多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