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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1911年），四川人民为捍卫中国铁路主权，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这是我国辛亥革命时期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这场运动由反对帝国主义侵夺中国铁路主权和反对清朝政府卖国卖路，演进成为遍及全川的保路同志军反清革命的武装起义。它以磅礴的气势，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推动了武昌起义爆发，促进全国性革命高潮迅速到来，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创建了辉煌的业绩，立下不朽的功勋。
四川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著名事件，历来为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学者们所关注，涌现出不少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论著。本文只就四川保路运动演进历程中的有关方面作几点思考。
一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竞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争夺中国铁路主权。川汉铁路的路权则是侵略者垂涎、强掠的重要对象。到20世纪初年，川汉铁路成了列强争夺四川铁路主权的焦点。英、法、德、美等国为达到掠夺四川铁路主权的目的，都反对中国人自办川汉铁路。正是在列强争夺四川铁路主权的浪潮中，四川人民较为成功地进行了保利权自办川汉铁路的捍卫路权的斗争。其不啻是后来保路运动的先声。
20世纪初期，清王朝已走上末路，清王朝的统治者为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摆脱财政危机，不惜一再出卖国家主权，谋图将早已允准商办的铁路收归国有，然后转手将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列强，以换取列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它的支持。于是，在臭名昭著的“皇族内阁”成立的第二天即1911年5月9日，清廷就迫不及待地颁布铁路干路收归国有的政策，并决定首先将商办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接着便和英、法、德、美四国银行签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以“国有”之名，把铁路主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当清廷出卖国家铁路主权的“铁路干路国有”政策传到四川以后，川人大为愤激，认为“铁路干路国有”政策无异于“抢我们财政，夺我们利权，摧残我们做亡国奴，逼我们永远受熬煎。”[1]他们“函电纷驰，争议嚣然”[2]，奋起抗争。一场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在巴蜀大地上勃然兴起。
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以“破约保路”为宗旨，首先在成都兴起创办保路同志会的热潮。广大群众踊跃入会，不到10天成都参加保路同志会的已逾10万人。“四川各界及同盟会中人，更策动各府州县组织保路同志会。”[3]6月28日，重庆继成都之后，成立重庆保路同志协会。紧接着许多府州县和一些场镇也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组织。到这年“夏秋间，保路同志会遍布全川。”[4]全川各阶层的爱国革命力量不分地域、职业、民族和宗教信仰，无论男女老幼都在保路同志会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汇合成浩浩荡荡的保路大军，活跃在巴蜀大地上，为推动四川爱国革命运动的演进而奋力拼搏，其规模之宏大，在辛亥革命时期全国各省中是首屈一指的。保路同志会成立标志着保路斗争进入到群众性运动的新阶段。保路斗争的方式也就“从原来少数上层人士的和平请愿、文字和口头哀求，发展到由广大人民群众用实际有力的行动，与清廷对抗的阶段。”[5]四川保路运动由于有革命党人和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得到快速发展，逐渐突破立宪派“文明·合法争路”的范围。8月24日兴起的罢市罢课风潮快速席卷全川；9月1日开始的抗粮抗捐税斗争致使川省财政坐困；与此同时发生的反抗清王朝统治的暴力事件使清吏惶恐不已。这些斗争和事件的连锁反应，预示着全川性的反清武装起义即将爆发。
二
四川保路运动先是由立宪派发起和领导的，一般学者称这次运动为保路爱国运动。四川保路运动在其本身的运行中有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随着保路运动的演进，其革命意义也渐次凸显出来。依据四川保路运动演进的态势，有几个层面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首先，同盟会的政治主张和革命党人卓有成效地工作，为保路运动演进为反清革命运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清末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四省掀起的保路运动以四川保路运动最为激烈，并演进为大规模武装反清的革命运动，这与四川革命党人积极认真地投入保路运动有密切联系。
四川革命党人“惩三月广州革命，以无人民响应致挫败”[6]；鉴于以往“四川同盟会屡欲推翻满清，而苦于民气不伸，武器甚少，虽屡次兴师，终归失败”[7]，“深感单凭军事冒险，虽能扩大革命影响，究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必须深入群众，从群众中组成武力，才能战胜清军，直到推翻他的统治。”[8]四川革命党人在吸取辛亥广州起义和四川同盟会所组织的历次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清醒地认识到，清廷铁路干路“国有”政策出笼必然激化社会矛盾，造成有利革命的“最好时机”。四川同盟会组织立即召集同志开会于成都，决议“借名保路，提挈人民，组织民军，共同革命”[9]，着手筹组保路同志军（简称“同志军”、“民军”）。同盟会会员朱之洪以重庆股东代表的身份赴成都出席川汉铁路公司股东大会时，约集在成都的同盟会会员曹笃、方朝珍、龙鸣剑等人及凤凰山新军中的同盟会会员密议，转达了同盟会重庆支部“激扬民气，导以革命”的意见，并商议决定“逐步转化保路运动为排满革命运动的方略”，分派人“驰赴各州县部署实力，准备适时发动”武装起义。[10]四川同盟会这些具有战略性的决定和部署，标志着同盟会在四川的革命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四川革命党人为了将同盟会的政治主张传播到群众中去，很重视宣传鼓动工作。在成都，革命党人利用一切机会宣传革命，鼓动群众。他们抓住时机，“每遇会场中立宪派提出软弱无力的主张时，即大肆反驳，鼓动群众，进行反对。极言‘国有’弊害，政府恶劣，使人人知清廷之不可恃，非革命不可”[11]，以唤起群众的革命激情。在重庆，当重庆保路同志协会成立之时，为激扬民气、凝聚人心，连日在万寿宫、禹王庙等处开会，同盟会会员杨霖、刘祖荫等作“最为激烈”的讲演，与会者恒达万余人；同时推派宣传员深入场镇坊厢演说保路原因，揭露清朝政府丧权辱国，强夺川民财产和权益的横暴行为。此一举动，“表面借争路为幌子”，实则“以激扬民气，而行排满革命之实。”[12]革命党人还把这种鼓动宣传扩展到成都、重庆以外的州县。如筠连县革命党人刘绍武等“借保路同志会名以宣传响应革命”，在“城区宣传清政窳败，压迫民众之事。旋欲假团枪以推翻清政府。”[13]同盟会会员王乐成、王蕴滋被派到崇宁县担任发动群众的工作。全县“各地群众经过联络和鼓动，革命情绪日益高涨，由保路而发展到反抗清廷。”[14]川南青神、荣县、井研、自贡一带，“均有党人在内策动，民气激昂，斗争日烈”[15]，是令人瞩目的革命潮流涌动的地方。由于四川同盟会党人大力组织和宣传，“分道鼓吹，民众革命精神为之一振”[16]，成为推动保路运动转化为反清革命运动的巨大精神力量。
四川革命党人认识到取得保路运动的领导权，是实现转化保路运动为反清革命运动的关键。同盟会重庆支部在重庆保路运动兴起之时就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在同盟会直接领导下的重庆保路同志协会，不仅反对清廷铁路干路国有政策，反对列强侵夺我国铁路主权，维护人民的经济权益，而且更担负着将保路运动逐步转化为反清革命运动的使命。由于四川同盟会组织派党人到各州县作组织发动工作，有不少地方的保路同志会是同盟会会员发动组织的或担任保路同志会要职。如川西同盟会党人张达三、张捷先在“同志会初成立，二张即从事于起兵的准备”[17]，后来他们组成的起义队伍成为保路同志军中的一支劲旅。川南永宁同盟会党人与路款有关士绅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永宁州协会。同盟会会员罗子舟任雅州保路同志协会会长。同盟会会员刘扬被公推为酉阳州保路同志协会会长。经过同盟会党人的不懈努力，使四川保路同志会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四川各州县乡镇的保路同志会层层组织，绝大多数“党人实阴主之”[18]，实际上接受同盟会的领导。同盟会党人在保路运动中逐步掌握了许多州县乡镇保路同志会的领导权，从而保证了保路运动沿着革命的方向逐步转化为反清革命运动。
由于同盟会的组织和影响，大批哥老会成员加入保路同志会，扩大了反清革命的群众基础，促使保路运动向反清武装起义演进的条件日益成熟。四川革命党人抓住时机连续召开新津会议和资州罗泉井会议，商讨武装起义方略。1911年7月中旬，著名哥老会首领侯宝斋在同盟会的策动组织下，邀请“九成团体”（四川九府哥老会）所属哥老会首领集会新津，共商武装起义规划和战略步骤。通过这次会议，加强了同盟会与哥老会的联系，并初步规划了川西南起义的作战方略。新津会议以后，为了进一步发动和组织哥老会聚集在同盟会革命旗帜下，共同策动反清武装起义，同盟会会员龙鸣剑接受在成都的同盟会会员的委托，与秦载赓等人商定，由秦载赓以哥老会首领的名义，邀集四川各地哥老会首领于8月4日在资州罗泉井举行秘密会议，商讨布置武装起义问题。会议由龙鸣剑、秦载赓主持，决定改保路同志会为保路同志军，定于1911年9月间各地保路同志军同时或前后参差几天起义，并作了具体部署。这次会议是把保路运动引向反清武装革命斗争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所作决定，体现了四川革命党人在军事战略方针上的重大决策，对促进四川反清武装起义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盟会积极准备反清武装起义，对保路运动向反清革命运动转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罢市罢课斗争是保路运动向反清革命运动转化的重要转折点，使保路运动展现出新的情况和新的特点。
罢市罢课斗争的开展，标志着保路运动开始突破“文明·合法争路”的范围，促进保路运动向纵深发展，并增添了新的内容。例如，就罢市罢课而言，不仅罢市罢课的方式超越了“文明·合法争路”的范围，而且具有反抗官府性质的内容。一位曾参加过罢市罢课的老人撰文称，成都人民踊跃参加罢市罢课斗争形成“反抗政府的破天荒的全民运动。”[19]更有不少群众经过保路斗争的历练，遂以激进的行动反抗清王朝。保路运动突破“文明·合法争路”范围而进行罢市罢课斗争，具有导向性转折的意义。它昭示着四川保路运动演进的方向。
一般来说，立宪派是保路运动的领导者。不过，还必须看到，当群众性罢市罢课斗争兴起之际，立宪派已没有领导成立保路同志会时所具有的那种锐意进取精神，可以担负起领导的职责，进而博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戴。如在酝酿罢市罢课期间，立宪派不是站在运动的前面引导群众罢市罢课，而是瞻前顾后，优柔寡断，畏缩不前。当有人提出罢市罢课等主张时，立宪派却“怕一发而不能收”，还说什么“请大家再考虑一下”[20]来应付群众。当罢市罢课迅猛开展时，立宪派不惜与清吏联合组成所谓“官绅联合会”，共同策划对付群众罢市罢课。此时立宪派已明显倒退了。
革命党人以积极的态度推动罢市罢课斗争的开展。同盟会会员汪子宜首先提出罢市罢课等主张，得到群众广泛的支持。1911年8月24日下午，四川保路同志会召开大会讨论罢市罢课问题，数万群众涌入会场。同盟会会员刘继旭指挥法政学堂、叙属中学、第二小学学生600余人杂入人群中宣传、鼓动罢市罢课。革命党人在罢市罢课斗争中发挥了较为突出的主导作用。
群众性罢市罢课斗争，开始突破立宪派规定的“文明·合法争路”的范围，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尽管如此，立宪派仍真心实意地投入保路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调整策略和斗争方式。而革命党人以“激扬民气，导以革命”；“逐步转化保路运动为排满革命运动”等战略思想为指导，在罢市罢课、抗粮抗捐税等斗争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诚如四川著名人士李劼人所说：“若不是革命党人在股东会、同志会中间煽动人心，恐怕连七月初一日（1911年8月24日）的罢市罢课也不能闹起来，就是闹起来也不会坚持到半月之久的。革命党人也因为看透了宪政派的弱点，因此，在争路期间，他们就不谋而合地实行了孙中山所手定的办法，一面加入各地同志会，一面极力联络哥老会，暗暗地把光用口舌相争的同志会改成一种有武力的同志军，时机一到，就光明正大扯起革命旗帜来排满。”[21]《记朱叔痴先生》一文谈到革命党人在保路运动中的战略策略时也说：“何如激扬民气，导以革命。遂一面决定逐步转化保路运动为排满革命运动的方略，一面派人赴各州县部署实力，准备适时发动。此后保路风潮激变而成全川罢市罢课，驯至形成七月十五日（1911年9月7日）以后各地民军围攻成都的局势，都是革命党人此一策略运用的成果。”[22]罢市罢课、抗粮抗捐税等斗争和事件突破了立宪派“文明·合法争路”的范围，群众性的四川保路运动呈现出向排满革命运动转化的趋势。同时这些突破“文明·合法争路”的斗争和事件，也动摇了立宪派在保路运动的领导地位，并推动着革命党人在保路运动中不断地发挥主导作用。
再者，立宪派内部出现倾向革命的现象。
20世纪初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一个重要时期，由爱国而走向革命是当时时代进步潮流的主潮。正是在这世局亟变之时，社会变革之际，四川群众性的保路爱国运动兴起，革命党人将同盟会的政治主张不断浸润、灌输到群众斗争的实践中去，催生了群众的革命化；同时，群众的斗争亦促进了一些较为激进的立宪派人士倾向革命。他们过去对清廷有太大的期待、依赖，现在对清廷有一种绝望的心态，已没有多少眷恋了。例如在对待清廷颁布的铁路干路国有政策上，他们过去“对清廷尚存在着收回或修改成命的希望”；后来“见清廷一味袒庇盛（宣怀）氏，压抑民气，更发表任用李稷勋（总理川路路工）的乱命”，于是便在保路斗争中不断调整策略和斗争目标，改变原先“专以盛（宣怀）、端（方）为攻击对象”的作法，“并把目标渐向清廷移转了。”[23]立宪派原本是以保存清王朝为前提的行君主立宪的政治派别，此时这些立宪派人士把斗争目标渐次改为指向清廷，这是他们倾向革命的表现。
四川立宪派中倾向革命的现象，在四川立宪派首脑人物蒲殿俊身上也有体现。蒲殿俊于1910年曾参加“速开国会”的请愿活动，受到清廷斥责。辛亥年夏天，蒲殿俊为保路事而进京请愿，再遭清廷严厉斥责，更加深了他对腐朽横蛮的清朝统治者的认识，感到请愿道路已走不通了。他对湖南咨议局议员、进京拒款请愿代表左学谦说：“国内政治已无可为，政府已彰明较著不要人民了，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我川人已有相当准备，望联络各省，共策进行。”[24]蒲殿俊所言“革命”与革命党人的“革命”有区别。从蒲殿俊言行来分析，此时他已从不赞成革命到倾向于同盟会所倡导的革命了。
综观保路同志军起义以前的四川保路运动演进的过程，就四川保路运动而言，它不只是保路爱国的，还含有反清革命的因素和内容，而且随着保路运动的不断演进，其反清革命的因素和内容也与日俱增。在同盟会和人民群众推动下，通过保路运动的演进，使爱国与革命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群众性的爱国革命热潮，为以后保路同志军起义凝聚人心、蓄积革命力量、奠定群众基础等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军事准备。四川保路运动演进的过程，就是保路同志军起义酝酿、准备的过程。
四川保路风潮愈演愈烈，署四川总督赵尔丰秉承清廷“切实弹压”保路川民的谕旨，于1911年9月7日下令开枪杀戮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有革命党人称这一天“为四川同志军首难第一日。”[25]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决心拿起武器与清王朝作殊死的斗争。保路运动迅速演进为保路同志军起义。
保路同志军首战是围攻成都。在“成都血案”发生的当天晚上，同盟会会员、华阳哥老会首领秦载赓聚众千人誓师起义，冒着滂沱大雨向成都进军。次日晨，秦载赓率领华阳保路同志军与清军激战于成都东门外牛市口、大面铺等地。与此同时，侯宝斋率领以新津保路同志军为主的南路保路同志军行至双流，与同盟会会员向迪璋率领的双流保路同志军会合，继续向前挺进。9月8日，侯宝斋率部向驻守在成都南郊红牌楼的清军进攻。保路同志军士气旺盛，愈战愈勇，打得清军狼狈逃窜，乘胜直抵成都城下。9月9日，侯宝斋率保路同志军与清军大战于成都南门外，连获胜利，威名大震。接着成都附近温江、郫县、崇庆、灌县、广汉等地的保路同志军纷纷参加围攻成都的战斗。离成都较远的三台、荣县、威远、井研、峨边以及与云南接壤的宜宾、屏山等地的保路同志军也趋奔而来。攻打成都的保路同志军，多达数十万人，与清军作战大小战斗不下数十百次。仅几天内，各地保路同志军从四面八方进攻成都，形成对成都大包围的态势。
邓小平同志在评论四川保路运动时曾指出：清朝末年，“四川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并直接由保路转到参加辛亥革命。”[26]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刘伯承同志指出：“四川人民为了要一条铁路而发动了辛亥革命”。[27]四川保路运动演进为同盟会领导的保路同志军起义，在围攻成都的战斗中正式揭开了四川辛亥年间革命的序幕。从此，四川人民走上了辛亥革命的新征程。
注释：
[1]《江北县志》大事记手抄本。
[2]隗瀛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0页。
[3]孙震：《参加辛亥革命见闻录》，《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第503页。
[4]《资中县志》第10卷，“杂编·兵燹”。
[5]黄绶：《保路运动领导人蒲殿俊》，《辛亥四川风雷》，成都出版社1991年版，第79页。
[6]向楚：《四川辛亥之役》，《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页。
[7][9][16]曹叔实：《四川保路同志会与四川保路同志军之真相》，丘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7页，367页，368页。
[8][11]唐宗尧、胡恭先：《资州罗泉井会议与组织同志军》，《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01页，101页、102页。
[10][22]周开庆：《记朱叔痴先生》，《民国四川人物传记》，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初版，第126、127页，第126、127页。
[12][15]向楚等：《蜀军政府成立前后》，《四川保路风云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6页，219页。
[13]《筠连县志》，团练。
[14][17]王蕴滋：《同盟会与川西哥老会》，《辛亥革命回忆录》（三），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19页，第219页。
[18]李祖桓：《由暴风雨前夕到革命大波》，《四川保路风云录》第36页。
[19][23]石体元：《忆成都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52页，第58页。
[20]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四川风雷》，成都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页。
[21]《李劼人选集》第2卷中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77、578页。
[24]粟戡时：《湘路案》，中国近代史丛刊《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51页。
[25]范爱众：《辛亥四川首难记》，《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下册第188页。
[26]黄德晟：《邓小平与陈毅大哥陈修和的交往》，《团结报》2004年9月14日。
[27]刘伯承：《祝贺人民的成渝铁路全线通车的题词》。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
四川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著名事件，历来为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学者们所关注，涌现出不少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论著。本文只就四川保路运动演进历程中的有关方面作几点思考。
一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竞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争夺中国铁路主权。川汉铁路的路权则是侵略者垂涎、强掠的重要对象。到20世纪初年，川汉铁路成了列强争夺四川铁路主权的焦点。英、法、德、美等国为达到掠夺四川铁路主权的目的，都反对中国人自办川汉铁路。正是在列强争夺四川铁路主权的浪潮中，四川人民较为成功地进行了保利权自办川汉铁路的捍卫路权的斗争。其不啻是后来保路运动的先声。
20世纪初期，清王朝已走上末路，清王朝的统治者为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摆脱财政危机，不惜一再出卖国家主权，谋图将早已允准商办的铁路收归国有，然后转手将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列强，以换取列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它的支持。于是，在臭名昭著的“皇族内阁”成立的第二天即1911年5月9日，清廷就迫不及待地颁布铁路干路收归国有的政策，并决定首先将商办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接着便和英、法、德、美四国银行签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以“国有”之名，把铁路主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当清廷出卖国家铁路主权的“铁路干路国有”政策传到四川以后，川人大为愤激，认为“铁路干路国有”政策无异于“抢我们财政，夺我们利权，摧残我们做亡国奴，逼我们永远受熬煎。”[1]他们“函电纷驰，争议嚣然”[2]，奋起抗争。一场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在巴蜀大地上勃然兴起。
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以“破约保路”为宗旨，首先在成都兴起创办保路同志会的热潮。广大群众踊跃入会，不到10天成都参加保路同志会的已逾10万人。“四川各界及同盟会中人，更策动各府州县组织保路同志会。”[3]6月28日，重庆继成都之后，成立重庆保路同志协会。紧接着许多府州县和一些场镇也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组织。到这年“夏秋间，保路同志会遍布全川。”[4]全川各阶层的爱国革命力量不分地域、职业、民族和宗教信仰，无论男女老幼都在保路同志会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汇合成浩浩荡荡的保路大军，活跃在巴蜀大地上，为推动四川爱国革命运动的演进而奋力拼搏，其规模之宏大，在辛亥革命时期全国各省中是首屈一指的。保路同志会成立标志着保路斗争进入到群众性运动的新阶段。保路斗争的方式也就“从原来少数上层人士的和平请愿、文字和口头哀求，发展到由广大人民群众用实际有力的行动，与清廷对抗的阶段。”[5]四川保路运动由于有革命党人和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得到快速发展，逐渐突破立宪派“文明·合法争路”的范围。8月24日兴起的罢市罢课风潮快速席卷全川；9月1日开始的抗粮抗捐税斗争致使川省财政坐困；与此同时发生的反抗清王朝统治的暴力事件使清吏惶恐不已。这些斗争和事件的连锁反应，预示着全川性的反清武装起义即将爆发。
二
四川保路运动先是由立宪派发起和领导的，一般学者称这次运动为保路爱国运动。四川保路运动在其本身的运行中有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随着保路运动的演进，其革命意义也渐次凸显出来。依据四川保路运动演进的态势，有几个层面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首先，同盟会的政治主张和革命党人卓有成效地工作，为保路运动演进为反清革命运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清末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四省掀起的保路运动以四川保路运动最为激烈，并演进为大规模武装反清的革命运动，这与四川革命党人积极认真地投入保路运动有密切联系。
四川革命党人“惩三月广州革命，以无人民响应致挫败”[6]；鉴于以往“四川同盟会屡欲推翻满清，而苦于民气不伸，武器甚少，虽屡次兴师，终归失败”[7]，“深感单凭军事冒险，虽能扩大革命影响，究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必须深入群众，从群众中组成武力，才能战胜清军，直到推翻他的统治。”[8]四川革命党人在吸取辛亥广州起义和四川同盟会所组织的历次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清醒地认识到，清廷铁路干路“国有”政策出笼必然激化社会矛盾，造成有利革命的“最好时机”。四川同盟会组织立即召集同志开会于成都，决议“借名保路，提挈人民，组织民军，共同革命”[9]，着手筹组保路同志军（简称“同志军”、“民军”）。同盟会会员朱之洪以重庆股东代表的身份赴成都出席川汉铁路公司股东大会时，约集在成都的同盟会会员曹笃、方朝珍、龙鸣剑等人及凤凰山新军中的同盟会会员密议，转达了同盟会重庆支部“激扬民气，导以革命”的意见，并商议决定“逐步转化保路运动为排满革命运动的方略”，分派人“驰赴各州县部署实力，准备适时发动”武装起义。[10]四川同盟会这些具有战略性的决定和部署，标志着同盟会在四川的革命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四川革命党人为了将同盟会的政治主张传播到群众中去，很重视宣传鼓动工作。在成都，革命党人利用一切机会宣传革命，鼓动群众。他们抓住时机，“每遇会场中立宪派提出软弱无力的主张时，即大肆反驳，鼓动群众，进行反对。极言‘国有’弊害，政府恶劣，使人人知清廷之不可恃，非革命不可”[11]，以唤起群众的革命激情。在重庆，当重庆保路同志协会成立之时，为激扬民气、凝聚人心，连日在万寿宫、禹王庙等处开会，同盟会会员杨霖、刘祖荫等作“最为激烈”的讲演，与会者恒达万余人；同时推派宣传员深入场镇坊厢演说保路原因，揭露清朝政府丧权辱国，强夺川民财产和权益的横暴行为。此一举动，“表面借争路为幌子”，实则“以激扬民气，而行排满革命之实。”[12]革命党人还把这种鼓动宣传扩展到成都、重庆以外的州县。如筠连县革命党人刘绍武等“借保路同志会名以宣传响应革命”，在“城区宣传清政窳败，压迫民众之事。旋欲假团枪以推翻清政府。”[13]同盟会会员王乐成、王蕴滋被派到崇宁县担任发动群众的工作。全县“各地群众经过联络和鼓动，革命情绪日益高涨，由保路而发展到反抗清廷。”[14]川南青神、荣县、井研、自贡一带，“均有党人在内策动，民气激昂，斗争日烈”[15]，是令人瞩目的革命潮流涌动的地方。由于四川同盟会党人大力组织和宣传，“分道鼓吹，民众革命精神为之一振”[16]，成为推动保路运动转化为反清革命运动的巨大精神力量。
四川革命党人认识到取得保路运动的领导权，是实现转化保路运动为反清革命运动的关键。同盟会重庆支部在重庆保路运动兴起之时就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在同盟会直接领导下的重庆保路同志协会，不仅反对清廷铁路干路国有政策，反对列强侵夺我国铁路主权，维护人民的经济权益，而且更担负着将保路运动逐步转化为反清革命运动的使命。由于四川同盟会组织派党人到各州县作组织发动工作，有不少地方的保路同志会是同盟会会员发动组织的或担任保路同志会要职。如川西同盟会党人张达三、张捷先在“同志会初成立，二张即从事于起兵的准备”[17]，后来他们组成的起义队伍成为保路同志军中的一支劲旅。川南永宁同盟会党人与路款有关士绅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永宁州协会。同盟会会员罗子舟任雅州保路同志协会会长。同盟会会员刘扬被公推为酉阳州保路同志协会会长。经过同盟会党人的不懈努力，使四川保路同志会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四川各州县乡镇的保路同志会层层组织，绝大多数“党人实阴主之”[18]，实际上接受同盟会的领导。同盟会党人在保路运动中逐步掌握了许多州县乡镇保路同志会的领导权，从而保证了保路运动沿着革命的方向逐步转化为反清革命运动。
由于同盟会的组织和影响，大批哥老会成员加入保路同志会，扩大了反清革命的群众基础，促使保路运动向反清武装起义演进的条件日益成熟。四川革命党人抓住时机连续召开新津会议和资州罗泉井会议，商讨武装起义方略。1911年7月中旬，著名哥老会首领侯宝斋在同盟会的策动组织下，邀请“九成团体”（四川九府哥老会）所属哥老会首领集会新津，共商武装起义规划和战略步骤。通过这次会议，加强了同盟会与哥老会的联系，并初步规划了川西南起义的作战方略。新津会议以后，为了进一步发动和组织哥老会聚集在同盟会革命旗帜下，共同策动反清武装起义，同盟会会员龙鸣剑接受在成都的同盟会会员的委托，与秦载赓等人商定，由秦载赓以哥老会首领的名义，邀集四川各地哥老会首领于8月4日在资州罗泉井举行秘密会议，商讨布置武装起义问题。会议由龙鸣剑、秦载赓主持，决定改保路同志会为保路同志军，定于1911年9月间各地保路同志军同时或前后参差几天起义，并作了具体部署。这次会议是把保路运动引向反清武装革命斗争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所作决定，体现了四川革命党人在军事战略方针上的重大决策，对促进四川反清武装起义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盟会积极准备反清武装起义，对保路运动向反清革命运动转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罢市罢课斗争是保路运动向反清革命运动转化的重要转折点，使保路运动展现出新的情况和新的特点。
罢市罢课斗争的开展，标志着保路运动开始突破“文明·合法争路”的范围，促进保路运动向纵深发展，并增添了新的内容。例如，就罢市罢课而言，不仅罢市罢课的方式超越了“文明·合法争路”的范围，而且具有反抗官府性质的内容。一位曾参加过罢市罢课的老人撰文称，成都人民踊跃参加罢市罢课斗争形成“反抗政府的破天荒的全民运动。”[19]更有不少群众经过保路斗争的历练，遂以激进的行动反抗清王朝。保路运动突破“文明·合法争路”范围而进行罢市罢课斗争，具有导向性转折的意义。它昭示着四川保路运动演进的方向。
一般来说，立宪派是保路运动的领导者。不过，还必须看到，当群众性罢市罢课斗争兴起之际，立宪派已没有领导成立保路同志会时所具有的那种锐意进取精神，可以担负起领导的职责，进而博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戴。如在酝酿罢市罢课期间，立宪派不是站在运动的前面引导群众罢市罢课，而是瞻前顾后，优柔寡断，畏缩不前。当有人提出罢市罢课等主张时，立宪派却“怕一发而不能收”，还说什么“请大家再考虑一下”[20]来应付群众。当罢市罢课迅猛开展时，立宪派不惜与清吏联合组成所谓“官绅联合会”，共同策划对付群众罢市罢课。此时立宪派已明显倒退了。
革命党人以积极的态度推动罢市罢课斗争的开展。同盟会会员汪子宜首先提出罢市罢课等主张，得到群众广泛的支持。1911年8月24日下午，四川保路同志会召开大会讨论罢市罢课问题，数万群众涌入会场。同盟会会员刘继旭指挥法政学堂、叙属中学、第二小学学生600余人杂入人群中宣传、鼓动罢市罢课。革命党人在罢市罢课斗争中发挥了较为突出的主导作用。
群众性罢市罢课斗争，开始突破立宪派规定的“文明·合法争路”的范围，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尽管如此，立宪派仍真心实意地投入保路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调整策略和斗争方式。而革命党人以“激扬民气，导以革命”；“逐步转化保路运动为排满革命运动”等战略思想为指导，在罢市罢课、抗粮抗捐税等斗争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诚如四川著名人士李劼人所说：“若不是革命党人在股东会、同志会中间煽动人心，恐怕连七月初一日（1911年8月24日）的罢市罢课也不能闹起来，就是闹起来也不会坚持到半月之久的。革命党人也因为看透了宪政派的弱点，因此，在争路期间，他们就不谋而合地实行了孙中山所手定的办法，一面加入各地同志会，一面极力联络哥老会，暗暗地把光用口舌相争的同志会改成一种有武力的同志军，时机一到，就光明正大扯起革命旗帜来排满。”[21]《记朱叔痴先生》一文谈到革命党人在保路运动中的战略策略时也说：“何如激扬民气，导以革命。遂一面决定逐步转化保路运动为排满革命运动的方略，一面派人赴各州县部署实力，准备适时发动。此后保路风潮激变而成全川罢市罢课，驯至形成七月十五日（1911年9月7日）以后各地民军围攻成都的局势，都是革命党人此一策略运用的成果。”[22]罢市罢课、抗粮抗捐税等斗争和事件突破了立宪派“文明·合法争路”的范围，群众性的四川保路运动呈现出向排满革命运动转化的趋势。同时这些突破“文明·合法争路”的斗争和事件，也动摇了立宪派在保路运动的领导地位，并推动着革命党人在保路运动中不断地发挥主导作用。
再者，立宪派内部出现倾向革命的现象。
20世纪初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一个重要时期，由爱国而走向革命是当时时代进步潮流的主潮。正是在这世局亟变之时，社会变革之际，四川群众性的保路爱国运动兴起，革命党人将同盟会的政治主张不断浸润、灌输到群众斗争的实践中去，催生了群众的革命化；同时，群众的斗争亦促进了一些较为激进的立宪派人士倾向革命。他们过去对清廷有太大的期待、依赖，现在对清廷有一种绝望的心态，已没有多少眷恋了。例如在对待清廷颁布的铁路干路国有政策上，他们过去“对清廷尚存在着收回或修改成命的希望”；后来“见清廷一味袒庇盛（宣怀）氏，压抑民气，更发表任用李稷勋（总理川路路工）的乱命”，于是便在保路斗争中不断调整策略和斗争目标，改变原先“专以盛（宣怀）、端（方）为攻击对象”的作法，“并把目标渐向清廷移转了。”[23]立宪派原本是以保存清王朝为前提的行君主立宪的政治派别，此时这些立宪派人士把斗争目标渐次改为指向清廷，这是他们倾向革命的表现。
四川立宪派中倾向革命的现象，在四川立宪派首脑人物蒲殿俊身上也有体现。蒲殿俊于1910年曾参加“速开国会”的请愿活动，受到清廷斥责。辛亥年夏天，蒲殿俊为保路事而进京请愿，再遭清廷严厉斥责，更加深了他对腐朽横蛮的清朝统治者的认识，感到请愿道路已走不通了。他对湖南咨议局议员、进京拒款请愿代表左学谦说：“国内政治已无可为，政府已彰明较著不要人民了，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我川人已有相当准备，望联络各省，共策进行。”[24]蒲殿俊所言“革命”与革命党人的“革命”有区别。从蒲殿俊言行来分析，此时他已从不赞成革命到倾向于同盟会所倡导的革命了。
综观保路同志军起义以前的四川保路运动演进的过程，就四川保路运动而言，它不只是保路爱国的，还含有反清革命的因素和内容，而且随着保路运动的不断演进，其反清革命的因素和内容也与日俱增。在同盟会和人民群众推动下，通过保路运动的演进，使爱国与革命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群众性的爱国革命热潮，为以后保路同志军起义凝聚人心、蓄积革命力量、奠定群众基础等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军事准备。四川保路运动演进的过程，就是保路同志军起义酝酿、准备的过程。
四川保路风潮愈演愈烈，署四川总督赵尔丰秉承清廷“切实弹压”保路川民的谕旨，于1911年9月7日下令开枪杀戮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有革命党人称这一天“为四川同志军首难第一日。”[25]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决心拿起武器与清王朝作殊死的斗争。保路运动迅速演进为保路同志军起义。
保路同志军首战是围攻成都。在“成都血案”发生的当天晚上，同盟会会员、华阳哥老会首领秦载赓聚众千人誓师起义，冒着滂沱大雨向成都进军。次日晨，秦载赓率领华阳保路同志军与清军激战于成都东门外牛市口、大面铺等地。与此同时，侯宝斋率领以新津保路同志军为主的南路保路同志军行至双流，与同盟会会员向迪璋率领的双流保路同志军会合，继续向前挺进。9月8日，侯宝斋率部向驻守在成都南郊红牌楼的清军进攻。保路同志军士气旺盛，愈战愈勇，打得清军狼狈逃窜，乘胜直抵成都城下。9月9日，侯宝斋率保路同志军与清军大战于成都南门外，连获胜利，威名大震。接着成都附近温江、郫县、崇庆、灌县、广汉等地的保路同志军纷纷参加围攻成都的战斗。离成都较远的三台、荣县、威远、井研、峨边以及与云南接壤的宜宾、屏山等地的保路同志军也趋奔而来。攻打成都的保路同志军，多达数十万人，与清军作战大小战斗不下数十百次。仅几天内，各地保路同志军从四面八方进攻成都，形成对成都大包围的态势。
邓小平同志在评论四川保路运动时曾指出：清朝末年，“四川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并直接由保路转到参加辛亥革命。”[26]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刘伯承同志指出：“四川人民为了要一条铁路而发动了辛亥革命”。[27]四川保路运动演进为同盟会领导的保路同志军起义，在围攻成都的战斗中正式揭开了四川辛亥年间革命的序幕。从此，四川人民走上了辛亥革命的新征程。
注释：
[1]《江北县志》大事记手抄本。
[2]隗瀛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0页。
[3]孙震：《参加辛亥革命见闻录》，《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第503页。
[4]《资中县志》第10卷，“杂编·兵燹”。
[5]黄绶：《保路运动领导人蒲殿俊》，《辛亥四川风雷》，成都出版社1991年版，第79页。
[6]向楚：《四川辛亥之役》，《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页。
[7][9][16]曹叔实：《四川保路同志会与四川保路同志军之真相》，丘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7页，367页，368页。
[8][11]唐宗尧、胡恭先：《资州罗泉井会议与组织同志军》，《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01页，101页、102页。
[10][22]周开庆：《记朱叔痴先生》，《民国四川人物传记》，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初版，第126、127页，第126、127页。
[12][15]向楚等：《蜀军政府成立前后》，《四川保路风云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6页，219页。
[13]《筠连县志》，团练。
[14][17]王蕴滋：《同盟会与川西哥老会》，《辛亥革命回忆录》（三），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19页，第219页。
[18]李祖桓：《由暴风雨前夕到革命大波》，《四川保路风云录》第36页。
[19][23]石体元：《忆成都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52页，第58页。
[20]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四川风雷》，成都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页。
[21]《李劼人选集》第2卷中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77、578页。
[24]粟戡时：《湘路案》，中国近代史丛刊《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51页。
[25]范爱众：《辛亥四川首难记》，《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下册第188页。
[26]黄德晟：《邓小平与陈毅大哥陈修和的交往》，《团结报》2004年9月14日。
[27]刘伯承：《祝贺人民的成渝铁路全线通车的题词》。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