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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人为经济，因为市场本质上依然是人的作为。
“生活就需要和经济结合”这是行为经济大师卡勒曼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卡勒曼（Daniel Kahneman）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科学得奖人之一，这是该奖第一次颁给心理学家。卡勒曼推行经济理论必须与生活的体验结合，他和特韦斯基（Tversky）在1979年提出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是描述性范式的一个决策模型-特别是对于人们的经济决策-准确地解释了为什么当股票是牛市时需要更长时间达到顶峰，而熊市时很快（相对于牛市）就到谷底。
自从行为经济学登上学术巅峰后，我们可以比较容易从生活中讨论经济，把传统经济学以数学为主体加入了生活新元素，给了一般没有数学基础的学者一副眼镜，继续探索和解释经济理论。正如张五常教授在他的著作中提到"如果经济解释的浪潮不再回来，经济学会遭淘汰！"要启动这股浪潮，需要更多人参与。人“为”经济或许是一个吸引大家参与探索和解释的题材。
我们先从一个最普通的主体“钱”开始。经济与钱就像家庭与我的关系，没有钱的经济，就像一个缺少父亲的家庭。很多经济学者讨论经济时没有把钱的元素加入，就像单亲家庭，很难解释给下一代什么是双亲的关系和双亲的关爱。但是，在今天社会里，我们往往把家里收入最高（一般都是父亲）的主体看成家中的核心人物，就是说把“钱”当成经济了。
这样，把我们推回到“大宅门”的时代，家庭的所有决策集中在一个收入最高的个体，这里只有亲情和血缘，但是构成不了现代自我成长、薪火相传的延伸性家庭，得到一个“富不过三代”的结局。如果已经成立家庭的朋友，都明白完整家庭对于下一代的重要性，虽然我们会尽力维护这种完整性，万一失败了，我们更清楚会付出沉重代价。同样地，如果我们只是把经济当成“钱”，我们在这个经济体制里也要付出沉重代价。
另外一个通俗的经济主体是“成本”。有一位经济学大师说过，最快速度达到企业盈利目标就是降低成本。但是，当整体经济动力不断扩大的时候，我们往往忘记成本效益的问题，中国就是这样从低成本迅速转变为高成本。
企业负责人多半认识高成本带来的威胁。同时，其他形式的“成本”，比如社会成本、交易成本（又称交易费用）和信息成本等等，一些不是一般人容易掌握的“成本”与经济关系好比人体的“血压”。我们知道血压高对身体不好，特别是老龄人士，至于高到什么数值，大部分人有点概念但又不能绝对肯定。太低的血压也会对身体（经济）有影响，可能影响更严重。
我们担心血压问题，可以经常测量，利用科技检测血压变得非常简单。可是，单纯掌握血压（成本）信息又能否准确判断身体（经济）的健康程度呢？这需要更多的身体（经济）内部信息才能确定，比如血液分析、放射影像、各种化验等等。
回到生活中，当面对生活成本增加的时候，我们容易倾向“节省”的行为，降低我们的成本支出。血压太低容易造成忧郁、缺乏安全感等，幸福指数就大大降低。长期低血压会令我们缺少“中气”，所谓“气虚”。所以，当生活成本增加但收入没有同步提高时，我们需要改变成本结构，从以市场消费为主的成本结构转变为对等成本的精神消费：多看看书、听听音乐、运动、学习等等。当然，真正面对健康问题，还需要就医为主，但是，面对经济血压问题，改变生活方式可能就是最简单的。
钱与成本应该是大众认识经济的两个基本点。往下探溯经济元素就会变得虚幻，不再容易掌握了，比如“选择”（Choice）、“效应”（Effect）、“分块”（Chunking）、“认知”（Perception）和“目的”（Goal）等。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元素串联起来，或许对我们解释生活中的经济有点帮助，能让我们进一步看清楚我们为什么“活”在今天的经济体系内，使我们找到属于自己的社会位置。
自从卡勒曼在2000年发表了“Choices，Values and Frames”一书后，我们对于经济学中的“选择”（Choice）有了一套新的理解。我们一生需要面对很多很多次的选择，有些与“经济”没有关系，有些只有经济因素等。不管什么样的选择，是否有一个模态可以让我们更能掌握“选择”。
单独思考“选择”的模态不容易解释，因为所有选择没有单独存在的可能，选择前与后必然出现不同的现象。比如，选择后的“效应”，在选择前的“认知”，以及选择过程中的“分块”，和最终推动选择行为的“目的”。这一系列的行为构成了我们的经济活动，也掌控了我们日常的生活。如果我们对这些行为有更清晰的解释和探索，是否能让我们活在当下更放光彩？
解释“选择”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每个人的选择动机不一样，选择的内容也不同，很难有一个规范和模态让大家参考。不过，如果把选择连接一系列行为，最终能够达到推动选择的“目的”时，这一系列的行为也许是有一定规律、有共同模态的。
“认知”是一种态度，建立在我们的知识群和经验群里，对于某一个特定的选择，“认知”往往是处于一个比较混乱模糊的状态，不是十分明确的行为，所以，“认知”与其说是一种经济行为，不如说是一种对经济行为的态度。其浑浊的状态要系统性地理清非常困难，只有“分块”地把所需要的“认知”一片一丝地解开，“chunking down”有序分解的行为会带来一些未知的“效应”（effect），直至我们“认知”到其“选择”的“目的”。这是一段非常复杂的哲理分析。如果把这个分析套入一些生活例子里，或许比较容易理解。
当我们进入社会工作后一段时间，我们很自然地开始考虑“选择”配偶。国内的百合网站生意滔滔，就可以见到选择配偶是一盘不错的生意。有些人愿意花钱雇用百合网的服务，而不自主地选择配偶，这种行为可以有很多动机，但是如果我们套入在行为经济里，就能清楚地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将选择配偶的“认知”行为，以“等值”交易换来百合网的服务，把“认知”中需要的“分块”，然后有序地分解所出现的“效应”，从“效应”中寻找其选择的“目标”对象。看来，这种对等交易换来的不只是节省时间，还降低心里（行为）障碍。因为从认知到分块以及出现效应的过程可能会带来未知的行为障碍。也许，很多雇用这种服务的人士就因为经历过这种障碍，从而选择另一种方式。 电商近年火热起来，也可以通过行为经济去解释。任何购物前自然经过“选择”的程序，特别是“知情选择”（Informed Choice）。以往我们购物时得到的知情（关于物件的信息）非常麻烦，达到“分块”的“认知”所产生的“效应”需要消耗很多时间。当然，如果我们把这个程序演化为一种消闲行为，其“目的”不一样的时候，其行为就会被改变，搜集“知情”变成是消闲娱乐了。
但是，当购买一件物品的时候，有特定的“目的”，电商往往会比一般商店优胜在“知情选择”上，我们可以很容易获取大量的“分块”信息，迅速把“认知”状态完善，得出最大的“效应”，因为电商可以提供大量物件有关的资料，通过不同的排列，各种各样的描述和分析，一网打尽所有不同类型的消费者时，这种“信息成本”变得非常低廉，交易费用就自然最有竞争力。
我们一般认为电商需要打价格战，做物流，要规模要覆盖面等，才能扎根突围，这可能只是从商业运作角度观察。把电商的经济秩序套入我们的行为里，可以得出不同的解释。
另外一种生活体验：对于新增家庭，由两口子变成多口子，教育孩子就会是新生活的一部分。很少有人把教育孩子的行为代入经济理论中，我们不妨尝试一下。我们先不讨论“选择”养育下一代的行为和其经济目的，这样会把注意力分散。我们假设所有新增家庭都有同样的目的（包括经济），生理行为就更是一样啦！
我们大部分觉得教育下一代最重要是的“知觉”-获取知识、明白是非、分辨黑白等“做人”道理。“做人”在华夏文化的解释是我们的行为符合道德标准。可是，我们依靠过去的经验和对未来的预测（上下一百年）所得出的“做人”结论是否合理和清晰呢？如果我们套入行为经济的模态中，“选择”应该是程序中的起点。可是，我们教育下一代的时候，没有把“选择”放在起点上，而是把“知情选择”代替了，更多的是把“主动分块”（subjective chunking）的“知觉”（Perception）作为起点（按：当孩子没有获取足以判断事件的知识前，就只有知觉，所以，这里翻译Perception转为“知觉”）。
我们和下一代将会继续为经济而活着，不管大家是否同意这种说法，这是一种现象，我们是没法离开经济体的。在这个必然的条件下，我们可以考虑让下一代从“选择”作为他们的起点，让他们通过自身的“认知”，利用“分块”获取等同的“效应”，摸索他们的“目的”，再做出新的“选择”。让他们在充满机会的经济体系中找到属于他们的世界。
“生活就需要和经济结合”这是行为经济大师卡勒曼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卡勒曼（Daniel Kahneman）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科学得奖人之一，这是该奖第一次颁给心理学家。卡勒曼推行经济理论必须与生活的体验结合，他和特韦斯基（Tversky）在1979年提出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是描述性范式的一个决策模型-特别是对于人们的经济决策-准确地解释了为什么当股票是牛市时需要更长时间达到顶峰，而熊市时很快（相对于牛市）就到谷底。
自从行为经济学登上学术巅峰后，我们可以比较容易从生活中讨论经济，把传统经济学以数学为主体加入了生活新元素，给了一般没有数学基础的学者一副眼镜，继续探索和解释经济理论。正如张五常教授在他的著作中提到"如果经济解释的浪潮不再回来，经济学会遭淘汰！"要启动这股浪潮，需要更多人参与。人“为”经济或许是一个吸引大家参与探索和解释的题材。
我们先从一个最普通的主体“钱”开始。经济与钱就像家庭与我的关系，没有钱的经济，就像一个缺少父亲的家庭。很多经济学者讨论经济时没有把钱的元素加入，就像单亲家庭，很难解释给下一代什么是双亲的关系和双亲的关爱。但是，在今天社会里，我们往往把家里收入最高（一般都是父亲）的主体看成家中的核心人物，就是说把“钱”当成经济了。
这样，把我们推回到“大宅门”的时代，家庭的所有决策集中在一个收入最高的个体，这里只有亲情和血缘，但是构成不了现代自我成长、薪火相传的延伸性家庭，得到一个“富不过三代”的结局。如果已经成立家庭的朋友，都明白完整家庭对于下一代的重要性，虽然我们会尽力维护这种完整性，万一失败了，我们更清楚会付出沉重代价。同样地，如果我们只是把经济当成“钱”，我们在这个经济体制里也要付出沉重代价。
另外一个通俗的经济主体是“成本”。有一位经济学大师说过，最快速度达到企业盈利目标就是降低成本。但是，当整体经济动力不断扩大的时候，我们往往忘记成本效益的问题，中国就是这样从低成本迅速转变为高成本。
企业负责人多半认识高成本带来的威胁。同时，其他形式的“成本”，比如社会成本、交易成本（又称交易费用）和信息成本等等，一些不是一般人容易掌握的“成本”与经济关系好比人体的“血压”。我们知道血压高对身体不好，特别是老龄人士，至于高到什么数值，大部分人有点概念但又不能绝对肯定。太低的血压也会对身体（经济）有影响，可能影响更严重。
我们担心血压问题，可以经常测量，利用科技检测血压变得非常简单。可是，单纯掌握血压（成本）信息又能否准确判断身体（经济）的健康程度呢？这需要更多的身体（经济）内部信息才能确定，比如血液分析、放射影像、各种化验等等。
回到生活中，当面对生活成本增加的时候，我们容易倾向“节省”的行为，降低我们的成本支出。血压太低容易造成忧郁、缺乏安全感等，幸福指数就大大降低。长期低血压会令我们缺少“中气”，所谓“气虚”。所以，当生活成本增加但收入没有同步提高时，我们需要改变成本结构，从以市场消费为主的成本结构转变为对等成本的精神消费：多看看书、听听音乐、运动、学习等等。当然，真正面对健康问题，还需要就医为主，但是，面对经济血压问题，改变生活方式可能就是最简单的。
钱与成本应该是大众认识经济的两个基本点。往下探溯经济元素就会变得虚幻，不再容易掌握了，比如“选择”（Choice）、“效应”（Effect）、“分块”（Chunking）、“认知”（Perception）和“目的”（Goal）等。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元素串联起来，或许对我们解释生活中的经济有点帮助，能让我们进一步看清楚我们为什么“活”在今天的经济体系内，使我们找到属于自己的社会位置。
自从卡勒曼在2000年发表了“Choices，Values and Frames”一书后，我们对于经济学中的“选择”（Choice）有了一套新的理解。我们一生需要面对很多很多次的选择，有些与“经济”没有关系，有些只有经济因素等。不管什么样的选择，是否有一个模态可以让我们更能掌握“选择”。
单独思考“选择”的模态不容易解释，因为所有选择没有单独存在的可能，选择前与后必然出现不同的现象。比如，选择后的“效应”，在选择前的“认知”，以及选择过程中的“分块”，和最终推动选择行为的“目的”。这一系列的行为构成了我们的经济活动，也掌控了我们日常的生活。如果我们对这些行为有更清晰的解释和探索，是否能让我们活在当下更放光彩？
解释“选择”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每个人的选择动机不一样，选择的内容也不同，很难有一个规范和模态让大家参考。不过，如果把选择连接一系列行为，最终能够达到推动选择的“目的”时，这一系列的行为也许是有一定规律、有共同模态的。
“认知”是一种态度，建立在我们的知识群和经验群里，对于某一个特定的选择，“认知”往往是处于一个比较混乱模糊的状态，不是十分明确的行为，所以，“认知”与其说是一种经济行为，不如说是一种对经济行为的态度。其浑浊的状态要系统性地理清非常困难，只有“分块”地把所需要的“认知”一片一丝地解开，“chunking down”有序分解的行为会带来一些未知的“效应”（effect），直至我们“认知”到其“选择”的“目的”。这是一段非常复杂的哲理分析。如果把这个分析套入一些生活例子里，或许比较容易理解。
当我们进入社会工作后一段时间，我们很自然地开始考虑“选择”配偶。国内的百合网站生意滔滔，就可以见到选择配偶是一盘不错的生意。有些人愿意花钱雇用百合网的服务，而不自主地选择配偶，这种行为可以有很多动机，但是如果我们套入在行为经济里，就能清楚地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将选择配偶的“认知”行为，以“等值”交易换来百合网的服务，把“认知”中需要的“分块”，然后有序地分解所出现的“效应”，从“效应”中寻找其选择的“目标”对象。看来，这种对等交易换来的不只是节省时间，还降低心里（行为）障碍。因为从认知到分块以及出现效应的过程可能会带来未知的行为障碍。也许，很多雇用这种服务的人士就因为经历过这种障碍，从而选择另一种方式。 电商近年火热起来，也可以通过行为经济去解释。任何购物前自然经过“选择”的程序，特别是“知情选择”（Informed Choice）。以往我们购物时得到的知情（关于物件的信息）非常麻烦，达到“分块”的“认知”所产生的“效应”需要消耗很多时间。当然，如果我们把这个程序演化为一种消闲行为，其“目的”不一样的时候，其行为就会被改变，搜集“知情”变成是消闲娱乐了。
但是，当购买一件物品的时候，有特定的“目的”，电商往往会比一般商店优胜在“知情选择”上，我们可以很容易获取大量的“分块”信息，迅速把“认知”状态完善，得出最大的“效应”，因为电商可以提供大量物件有关的资料，通过不同的排列，各种各样的描述和分析，一网打尽所有不同类型的消费者时，这种“信息成本”变得非常低廉，交易费用就自然最有竞争力。
我们一般认为电商需要打价格战，做物流，要规模要覆盖面等，才能扎根突围，这可能只是从商业运作角度观察。把电商的经济秩序套入我们的行为里，可以得出不同的解释。
另外一种生活体验：对于新增家庭，由两口子变成多口子，教育孩子就会是新生活的一部分。很少有人把教育孩子的行为代入经济理论中，我们不妨尝试一下。我们先不讨论“选择”养育下一代的行为和其经济目的，这样会把注意力分散。我们假设所有新增家庭都有同样的目的（包括经济），生理行为就更是一样啦！
我们大部分觉得教育下一代最重要是的“知觉”-获取知识、明白是非、分辨黑白等“做人”道理。“做人”在华夏文化的解释是我们的行为符合道德标准。可是，我们依靠过去的经验和对未来的预测（上下一百年）所得出的“做人”结论是否合理和清晰呢？如果我们套入行为经济的模态中，“选择”应该是程序中的起点。可是，我们教育下一代的时候，没有把“选择”放在起点上，而是把“知情选择”代替了，更多的是把“主动分块”（subjective chunking）的“知觉”（Perception）作为起点（按：当孩子没有获取足以判断事件的知识前，就只有知觉，所以，这里翻译Perception转为“知觉”）。
我们和下一代将会继续为经济而活着，不管大家是否同意这种说法，这是一种现象，我们是没法离开经济体的。在这个必然的条件下，我们可以考虑让下一代从“选择”作为他们的起点，让他们通过自身的“认知”，利用“分块”获取等同的“效应”，摸索他们的“目的”，再做出新的“选择”。让他们在充满机会的经济体系中找到属于他们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