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任何一种思想的存在必定是有它的价值，对于先秦时期盛行的“比德”思想更是如此。“比德说”的提出，有力地证明了人们的审美感受和审美能力，鲜明地标记着人们第自然美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之间的关系，从而把中国美学史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可以说先秦的“比德说”在美學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比德说”；自然美；真善美
　　恩格斯告诉我们：“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在最初这样的情况下，自然是不存在美的，人与自然也没办法和谐相处。但是人们在经过了长期的生产实践之后，开始逐渐认识自然，了解自然规律，并慢慢成为自然界的主宰，这时的自然已经不再是先前高高在上的“神”，而是经过人类社会实践的改造变成了“人化了的自然”、“社会化的自然”，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了自然美的产生。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动荡不安，思想文化上却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这个时期，不仅整个自然界已经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以各种自然物为审美载体的形象也出现在诸多文学作品中，甚至还因此产生了“比德说”这一关于自然美的审美理论。这些理论和观念的出现，证明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人们对大自然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也有了初步的认识。列宁曾经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在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比德说”的提出有力地证明了人们的审美感受和审美能力，把中国美学史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中国美学理论宝库做出了一个新的贡献。
　　先秦时期的“比德说”在美学理论上最可取的首要意义是，它表现出了自然美的实质，自然物某些美的特征与人类的某些品德相类似，人们可以从自然物中看到自身的影子，自然物的特性也能从人类的行事作风中有所体现。“比德说”将人的品德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并着眼于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和先前完全脱离了人类社会生活来谈自然美的观点有着本质的区别。古希腊的哲学家与美学家就认为“美是形式”，倾向于把形式作为美的本质。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看来，“整个天体就是一种和谐和一种数”，美产生于“数”及“和谐”，而这“数”和“和谐”就仅仅只是形式，并没有实在的载体；柏拉图则将自然界中具体的美的事物与“美本身”区分开来，面对具体的美的东西，就只能是对美进行模仿，而不是本身所特有的；到了中世纪，当前社会的主流文化是基督教文化，奥古斯丁开始从基督教神学的立场来看待美，他认为“美的根源在上帝，上帝是美本身，是至美、绝对美、无限美，是美的源泉。”与奥古斯丁一样，意大利神学家、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回答什么是美的问题，他也从神学的角度出发说“事物之所以美，是由于神住在里面”，认为“美首先在于形式”，同时还认为“美是可感的，只涉及形式、无涉内容、不关联欲念，没有外在的实用目的。”
　　用“比德”的方式来认识自然的美虽然在孔子之前早已出现，但孔子提出的“比德”思想对后世却是影响最深的。《论语·雍也》记载“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孔子把知者、仁者与自然界中最常见的山、水联系在一起，说明了知者有着水一样的宁静、优雅，仁者有着和山一样的静穆、无私，也正是这样的比喻，才能让人更加生动形象的感受出大自然的美，将没有固定形式的美转化成了具有社会性、固定形式的美，显示出了自然美的实质。同样，孔子在《礼记·聘义》中还提到过“君子比德于玉”，指出玉的特性与君子的某些道德人格有着相似之处，既凸显了君子的品德，又拟人化了玉石独有的个性。无论是“比德于水”、“比德于花”，还是“比德于玉”，很显然都是由自然界某些事物的品格联想到与此事物品格相类似的、仁人君子所必须具备的美德。
　　某些自然物放在平时可能并没有觉得有多特别，无非是普通的一个物种罢了。但是通过“比德”，将其与人的品性相联系，可以让人联想起君子的某种品德，往往便随之会获得审美价值“比德”思想的核心就是将自然物人格化、伦理化，自然物经过与人类道德、品性的“比德”，带上了浓厚的伦理性、社会性。
　　对于一般的自然审美对象，突出的是美的形式，而并非美的内涵。唐代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中有诗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作者以落霞、孤鹜、秋水和长天四个景象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历来被奉为写景的精妙之句，这两句诗所表现的就只是单纯的眼前景色，并没有涉及过多的内涵。清代画家郑板桥创作《竹石》：“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诗人在诗中表面上赞颂了竹的刚毅，赞美了立根于破岩中的劲竹的内在精神，不管风吹雨打，任凭霜寒雪冻，苍翠的青竹仍然傲然挺立。实则这首诗是在借物喻人，作者通过歌颂立根破岩中的劲竹，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绝不随波逐流的高尚思想情操。
　　先秦美学的“比德说”，在美学理论上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体现了真、善、美的结合。在生活中真、善、美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美”是“真”的基础，“美”又必须以“善”作为前提，同样，“美”也是蕴含着“善”和“真”的。任何一个美的事物，一定既有真且善的内容，同时又有美的特质与形式。这三者不管是谁，都不可能单独构成自然美，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三者必须结合在一起，才会有自然美的形成。“那种认为自然美在于自然本身，就是自然物的自然属性，或认为自然本身不可能有美，自然美只是人的主观感情、意识作用于对象的结果，观点都是错误的。”而先秦时期的“比德说”，正是在理论上体现了形成自然美所必须具备的真、善、美和谐统一的要求。
　　以儒家的“比德于水”为例，这也正是“比德说”形成正式理论的开端。水“混混沄沄”，连续不断、汹涌的流着；“盈科后进”，遇到坑洼的时候充满了才能继续前进；“不遗小间”，顺着地势流动的，即使是很小的地方都不曾疏漏。这些都属于水流的存在特性和运动规律，属于“真”。“似德”、“似仁”、“似智”、“似勇”等等，这些是经过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之后，水所体现出来与人类道德品质相通的地方，属于“善”。水流的柔和好似姿态柔美的女子，洁净无瑕疵如同君子高洁、静雅的品质，这些则属于“美”。孔子等人，从水的具体形态、丰富多样的美感中不仅认识到了水的特性及其运动规律，而且也能感受到水与君子美好品德之间的相似性，这便是“比德说”所体现的真、善、美的结合。
　　对于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起重要作用的人，必须要做到真、善、美的有机结合，不能虚伪的活在这个世上，“真”代表理智，“善”代表爱心，“美”代表形式。如果失去“真”，即使有“善”和“美”，那也只是伪善、虚假的美。就像水流，如果不会汹涌的向前奔流，也不会填补坑洼的话，我们就无法感受出它的无私和勇往直前。“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于道”，水滋润万物、维系万物的生命力，但它却始终不与高山争雄，默默地、静静地往低处流，广汇千万条细流，用自己宽广的胸怀，包容万物。做人如能似水，必成人中王者。“比德说”像是一个纽带，通过把自然物的特性与君子的品德相联系，将真善美三者很好的结合在一起，自然物本身的特性让人感受到“真”、“善”，而其所展现的与君子品德相同的地方则是“善”。
　　春秋战国时期是“比德”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那时的中国处于社会动荡不安，腐朽的奴隶制度日益衰退，封建地主阶级逐渐发展壮大的历史背景。在这样的社会情况之下，各个阶级的美学家、思想家都迫切需要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带领本阶级走出困境，改变事实。统治者有意识的强调礼、乐、诗的感化作用，注重通过用美感来陶冶情操、培养品德、保持本阶级内部人员的团结稳定。这个时候，“比德”思想就为大家提供了一个何为君子，何为高尚道德性情的衡量标准，先秦的“比德”思想是上古先民考察自然界中万事万物的真实再现，是人类心灵与客观自然交流和沟通的渠道，展示了“天人合一”的观念。自然山水由于“比德”思想的提出，成为君子士大夫人格依据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