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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建交就建交,为什么要用这么一个怪说法?后来读到《中日联合声明草案》手稿时终于明白,原来其中有“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宣告结束”一条,结束战争状态就意味着正常化,而战争状态竟然直至1972年才算结束。在《中日联合声明》的正式文本里,这一条改为: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
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了,在此之前,中日关系是个什么样子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间往来大热】
那时尽管我年纪不大,但已经上学,《人民日报》是我天天阅读的报纸。另外我还常看《参考消息》,日本政府依照当时的说法,还是与美帝国主义一伙儿的,算是帮凶一类。但那时的中日民间往来,感觉比现在热烈得多,甚至胜似那些已经建交的国家。越南是“同志加兄弟”,朝鲜是“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可民间往来非常少。而没建交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美国,几乎也没有什么民间代表团来过,以后终于来了个乒乓球代表团,但已是开启建交的伏笔了。
不断来访的日本各类民间代表团,每次都会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接见的场面也颇为热烈。有些日本人,那时称作友好人士,宇都宫德马、宫崎世民、中岛健藏、浅沼岛次郎、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等,包括历史学家井上清、文学家井上靖,由于来的次数,或报纸上提的次数特别多,以致深深印刻在脑海里,至今不忘。
“文革”开始时,中国的对外交往几乎中断,日本民间团体来华却一如既往,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更热情。来的那些人似乎都非常热爱社会主义中国,敬仰毛主席和周总理,包括对“文革”也积极支持。“文革”还波及了日本本土,掀起了左翼学生运动,一聚就是上万人,高举毛主席画像,高呼“毛主席万岁”,还用鲜血把毛主席语录写在横幅上,行走在日本各地的大街小巷,大量《毛选》、《最高指示》也在日本被印刷。日本青年学生还成立了红卫兵,要革“日本资产阶级及其统治集团和美帝国主义”的“命”,并且站在中国一边,对“苏修”口诛笔伐。为反对美帝包围中国和把战火烧到印度支那,日本各界组成庞大队伍,建筑堡垒,挖出战壕,与警察激战。
日本的松山芭蕾舞团、齿轮座剧团、新制作座剧团,都是我非常熟悉的剧团,都信仰毛泽东文艺思想并以之作为创作、表演的指针。松山芭蕾舞团还排演了革命样板戏《白毛女》,我看过多次,对团长清水正夫一家也很了解。
1967年,对日本齿轮座剧团来华演出是这样报道的——开幕式上,中方官员王国权说:“日本齿轮座剧团多年来坚持革命文艺方向,深入工农群众,艰苦奋斗,以革命文艺为武器,在文化战线上同美日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受到日本广大群众的赞扬。我们对日本齿轮座剧团为日本人民服务和他们的革命精神,表示由衷的敬意和钦佩。”藤川夏子团长在讲话中说:“近几年来,日本人民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空前高涨,日本的工人阶级站在斗争的前列,使这一斗争在全国各地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了。”她希望“通过演出,进一步增强日中两国人民间钢铁般的团结”。在华期间,日本齿轮座剧团还专门赴大寨学习。
日本的赤军也非常值得一提,我经常兴奋地阅读有关“赤军”的报道,也很关注它的结局。这一世界著名组织的目标之一,便是要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包围,中国的好朋友巴勒斯坦也与赤军非常要好。但尼克松访华和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对赤军的打击很大,精神资源居然由此丧失了。一次,当一伙赤军被日本警察包围时,日本警方让一位赤军成员的母亲喊话:“时代变了,毛主席已经和尼克松握手了。孩子,回家吧!”结果,绝望的孩子向母亲开了炮。还有一位赤军成员被捕后一直以背诵毛主席语录度日,出狱后一见中国变了,只得自尽了事。
【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人人信服】
那个年代,距离日本侵华战争并不远,30多岁的人大多经历了八年抗战,饱受战争之苦的人还活着,我四周的长辈几乎都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下生活过,家在东北的人也曾在伪满洲国治下度日,有人参加过抗联,来自延安、晋察冀边区的也不少。但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没听过有人说:日本人最坏了!我最恨日本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毛主席和周总理就一再告诫,要把日本广大人民同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严格区别开来,广大日本人民没有战争责任,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愿意同中国人民友好,还要“把政府决策的人和一般的官员区别开来”。这些都是铁打的理论、最高指示,人人信服。
在我上小学和初中时,对抗日的记忆主要来自电影《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当然也不例外。日本侵略军的形象,在那时的脑海里就是猪头小队长、松井中队长、鸠山,仁丹胡是特征。虽然都是丑态,但他们吐出的语言生动:“你地,土八路的干活!”“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而汉奸的形象更让观众过目不忘,《小兵张嘎》的胖翻译、《地道战》的高司令,演得活灵活现。小孩子玩打仗时还喜欢饰演鬼子司令,因为银幕形象有个性。我们对抗日战争的社会记忆,是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日,国民党政府不抗日、只反共,天天忙于搞摩擦,抗战胜利后就下峨眉山摘桃子。
百团大战,按当时的说法是过早暴露了我军实力,等到彭德怀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后,就根本不提了;平型关大捷,到“九一三”事件后,连说也不让说了。南京大屠杀,这一20世纪的暴行,惨绝人寰,40年代和50年代还时常出现在舆论和老百姓的话语里,因为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已成定案,无可质疑。但在60年代,尤其进入“文革”,无论在我们有限的读物中,还是在社会话语里,都没有南京大屠杀的位置,更没听说过慰安妇,只对731部队和日本细菌武器比较清楚。直到1976年笔者插队时,才在一本60年代初内部发行的《辞海》中看到“南京大屠杀”这一条目。1978年以后,我在大学读内部发行的《中国现代史》才看到详细一些的记述,但也不过200多字。后来,我专门为此查过《人民日报》,发现60年代后的20多年,竟没有一篇文章提及南京大屠杀。 对抗日战争有如此记忆,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当时大家的矛头对外是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其次,对内仇恨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地富反坏右”等,回忆的苦难都是万恶的旧社会。日本侵华战争不在主要视线之内,抗日战争只是四大历史阶段(另外三个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之一,在历史教育里的感觉还不如那几次残酷、规模大呢。汉奸在多如牛毛的各类罪名中也不占太重的分量,还不如叛徒、特务严重呢。因为那时的政治斗争属于阶级斗争,不是民族斗争,一切服从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在这一框架内,中国还不忘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坚决支持日本人民收回冲绳岛的斗争,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
其实,美军占领冲绳是二战反法西斯胜利的结果。冲绳就是琉球王国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的藩属国,1947年4月,联合国通过《关于前日本委任统治岛屿的协定》,把琉球群岛和钓鱼台群岛交给美国托管。 随后,美国把琉球群岛的“施政权”转给日本,但美军仍然驻守冲绳,并建立军事基地。为此,日本曾不断发生大规模反美游行,要求美军撤出冲绳。1971年6月17日,日美两国在签订《归还冲绳协定》时,美国将钓鱼岛等岛屿也划入“归还区域”,交给日本。可那时全国还处于“文革”的热潮中,老百姓没有心思也不被要求关心这类事情。时隔半年,才在《人民日报》看见了我国外交部的声明。但当时全国的目光都聚焦在林彪事件上,“批林”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对此根本没留下什么记忆。
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当时在日本被舆论称为“越顶外交”,就是越过了美国。毛主席会见田中角荣时,一部《楚辞集注》是礼物,这引起了我四周的那些知识分子长辈的猜测。邻居曾宪楷是曾国藩的后人,一肚子学问,她特意翻出这部书反复琢磨其中有无深意存焉。以后在《参考消息》上又读到日本各界人士同样在费心揣摩毛主席的用意。读过这些文字,我的感受是,日本人的汉学水平果然高,毛主席的书没白送。为了恢复邦交正常化,周总理可谓费尽心思,思虑极其周全。他认为,在此之前,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就已放弃赔款要求了,共产党的度量应该比蒋介石更大;在赔偿问题上,应该采取宽容态度,这有利于把日本拉向我们一边;如果要求日本就战争进行赔偿,负担最终必然落到日本人民头上,迫使他们处于困苦之中,这同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愿望是不相符的。
说到赔偿,我在1980年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第72辑上读到吴半农的文章,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曾任中国政府驻日本代表团第三组组长和中国驻盟军总部赔偿归还代表团首席代表,其回忆与我们后来的说法不尽相同。“波茨坦宣言和盟国战后对日基本政策关于赔偿有两条原则性的规定:一是盟国只令日本以工业设备和产品等实物作为赔偿以消除其战争潜力,而不向它索取赔款;二是必须让日本保留足够的生产能力,使其人民能在战后维持一合理的平时生活水平”。“计自1948年1月起至1949年9月止,中国前后共派船22次,运回赔偿设备一万二千五百零四箱,计三万五千九百一十二点七六重吨,容积五万七千一百七十一点六零尺吨”。除去赔偿,我国接收的归还劫物“物资种类庞杂,单位不一,数量的多寡和物品的贵贱也各不相同。大略言之,可分为图书、古物、货币、整厂设备、计件机器、车辆、船舶、工业原料、贵金属、杂项等十类。这十类归还物资,截至1949年9月底止,共约值一千八百一十三万二千三百五十八美元”。读过这篇文章可以明白,我们现在所说的赔偿指的是战争赔款,而赔偿的另一部分实物索赔和劫物归还,其实早在抗战胜利后就已经开始。而且还专门组团赴日执行,经过耐心细致的调查和据理力争,运回了大量物资,以后因为国内江山易手,外加美国政策的调整,1949年9月后不得不中止了。
中日建交后,两国间的互访更为频繁,官方的、民间的,总是多于其他国家。1975年,政治运动趋于平缓,社会的部分生活逐渐恢复正常,邓小平也已主政,许多被打倒的中共高级干部纷纷露面,文化界著名人士也开始活动了。因此,抗战胜利三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动静比较大。一些过去不准演唱的抗战歌曲也可以纵情高歌了,聂耳、冼星海,还有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的作品是首选。尤其是冼星海的《在太行山上》,似乎是大家最喜欢的合唱作品。不过,在我们演唱时,似乎更多的情绪不在纪念抗战,而是听着那些久违的优美旋律和词汇,内心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冲动。这些与听惯听腻的“文革”文艺大不相同。“红日照遍了东方,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纵情歌唱! ”当我们唱到“自由之神”时,格外动情,格外有力。
“文革”后期,不知为什么,忽然在内部放映了影片《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和《日本海大海战》,说是供批判用的。但四周所有人,从大人们到同学们,都竭尽所能地去搞电影票,看过后无不津津乐道。他们尤其爱说山本五十六,爱谈论神风突击队,有的同学因此对山本五十六的一生也变得了如指掌。或许因为大家身处“文革”文艺的包围中,突然间看到这样的影片,难免眼前一亮;也或许是经历了“文革”,很多人的精神自然而然地亲近暴力和专横。
【改革开放:两国密切程度前所未有】
改革开放后,中日关系——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密切程度更是前所未有。1978年金秋时节,邓小平复出后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访日。据报道,此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主要领导人对日本的首次访问,也是在中日复交后关系不断发展形势下的访问。“顺应时势与民心,继续把中日友好推向新高潮,是此次访日的主要目的”。日本各大媒体对邓的访问活动作了大量报道,电视台从早到晚安排特别节目。从欢迎仪式和互换批准书的播放,每天多达2300万人收看,收视率比平时增加了10倍。日本媒体说:“邓的访问使日中友好深入到每一个家庭,迎来了日中新时代的黎明。”随着访问,中国大众看见了日产汽车公司、新日铁公司、松下电器公司。“来到这里,我明白了什么是现代化、近代化。感谢工业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产业界对我们的协助。”邓小平的话,让中日观众记忆深刻。在新干线的高速列车上,邓小平说:速度快,太快了,干什么事都要有速度哟!这段感慨,让中国观众久久不忘。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引进台资根本不可能,欧美是观望,外资主要来自日本和香港。香港的投资者都是中国人,与内地关系密切,日本才算是真正的外国投资。《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的日本广告随时可见,那些日本大公司的名字和品牌由此深入人心;日本公司和商人,起码在大城市里处处可见,连晚会小品的舞台都出现了日商;日资援建的项目、日本公司的建设工地,也是从北到南;松下幸之助等日本企业家,成为中国人模仿的榜样,他们的经营之道,也成了不少中国人的座右铭。大学里、研究院内,一拨又一拨的日本留学生和学者相继而来,日本游客也蜂拥而至。一部部日本电影、电视剧和一个个文艺明星,深深影响中国将近10年。唐朝李白的诗句“日本晁卿辞帝都”,不断被引用,男女老少耳熟能详。中国赴日的留学、打工、移居、结婚潮开始掀起,我的大学同学里就有两人移民日本,熟人中有3位与日本人成婚。当然,最具影响力的还是中日青年的盛大互访、两国领导人深入对方家庭畅叙,轰动一时。不过,那时并未看见过日本对华投资和援助解决了日本经济下滑的观点,反而见到有些地方有些部门,为了向日本招商引资,使出了浑身解数。
那时在北京大学留学的日本博士生中,有几位与我相交甚深,如东京大学的村田雄二郎、武内房司、马援昌也,京都大学的岩井茂树、江田宪治等,后来他们都成为成就斐然的学者。我经常将他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日本学人,比如北海道大学教授滨岛敦俊,日本驻华文化参赞、也是大学教授的户川芳郎等引见给我家的熟人。年纪稍长的长辈大多经历过抗战时期,有的在日据时代的台湾生活过,还有几位参加过抗日部队,如田汉的长子田申,是当年中国远征军的战士,他们都曾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但他们对日本客人都非常热情,从未看出有任何不快,即使在背后也没听见过什么对日本人的恶语。因为他们从没想过要将今天来中国做生意、治学问、旅游、留学的日本人与过去的侵略军联系起来。
《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经过修订,再次出版,我买下了全套。作者王芸生在抗战期间为《大公报》写下的一系列社评誉满全国,社评《不投降论》铿锵有力,传诵一时。他提出的“国无常仇”论也很著名,他对日本历史学家江口朴郎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时说:“那部书是因为受‘九一八’事变严重国难的刺激而写的,本身是历史的产物,而今时过境迁,应忘掉这一段不愉快的历史。”对方说:“中国朋友主张忘掉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这一段不愉快的历史,我们是非常感激的。不过,在日本人的立场上,是不应该如此的。我认为,日本人不应该忘却这段历史,而是应该吸取这段历史的沉痛教训。”王芸生马上补充道:“我不主张历史糊涂主义,却赞成‘国无常仇’。我们说要忘却这段不愉快的历史,是从政治方面考虑的。中国的对日政策是不采取报复主义,而是和平政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刘大年在为此书写下的读后感中也十分赞同“国无常仇”论,并再加发挥。这样的论点,在那时似乎也没见有人反对。
当我询问那些曾经深信“文革”的日本左翼人士如今安在,来华的日本学者告诉我,在中国否定“文革”、实行改革开放后,他们受到日本舆论的质疑和批评,十分尴尬。当时,曾经访华30多次的历史学家井上清的公子也在北大留学,与我相识,其父大概就在尴尬之列吧。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松山芭蕾舞团、齿轮座剧团、新制作座剧团等日本左翼文艺团体,在中国的舆论里出现得越来越少,有的团体或艺术家干脆就不来了。周总理诞辰百年之际,人民大会堂舞台上再次出现了新制作座剧团演员的身影,看着他们眼含热泪,我感觉他们对周总理的感情超过了中国的多数演员。事后我又知道,他们至今仍在遵从当年周总理的教诲,坚持深入基层。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北京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终于相继落成,可是,这些纪念馆早在30多年前就该兴建,相关的遗迹保护、遇难者调查统计、实物的征集和见证人的口述,也应该早在30年前就着手。另外,中国劳工、慰安妇的民间索赔,也应该更早就开始进行,起码应该在中日建交的70年代初就开始。这么多年来,留下了多少沉重的遗憾!
1987年,电影《血战台儿庄》终于公映了,另一个抗战中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形象逐渐清晰,另一个抗战中的蒋介石和宋美龄形象也一步步还原。其中被彻底颠覆的历史有很多,最让我惊讶的是陈纳德指挥的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过去还是“蒋介石豢养的美国政治流氓”、“利用空中交通,大做生意,包庇走私,无所不为,援华其名,侵华其实”,如今成了援助中国抗日战争可歌可泣的英雄。就在了解这些情况的同时,还有一个令人唏嘘不已的现实也在呈现:许多当年英勇抗日甚至伤痕累累的中国军人,因为背负着“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常年受到不公正对待。当人们纪念抗战、缅怀先烈、慷慨陈说历史的时候,却将身边这些英雄仍在遭受的苦痛有意无意地遗忘了。
就在中日密切交往的时候,那些日后严重影响中日关系的问题也不时出现,与友好往来并行。1978年中日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前后,日本一些议员就发表过钓鱼岛等岛屿属于日本的观点,日本政府也出动巡逻艇和飞机监视在这一海域捕鱼的中国渔船。随后,日本政府还向钓鱼岛派出考察团和测量船,修建了直升机场。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参拜靖国神社、发展日本军事力量、否认东京审判等事情上都不落后于后来令中国民众异常痛恨的小泉纯一郎,但好像这些并未妨碍他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其实,中日后来激烈交锋的一些问题,早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时代就已存在,不过,这并没有成为中日关系不断发展中难以逾越的障碍。周总理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不忘灵活处事,那有理、有情、有义的外交风采在中日两国被常年传颂。
后来,当日本侵略军及其家属、日本在华居民,于抗战结束后撤离中国时的历史场面被重新翻开,我们看到了深受传统文化哺育的中国人那种襟怀和气度,是何等的宽广博大!而1949年前后的两个政权在对日诸多问题上的高度一致,也让我们深知,由于两国在文化、历史、地理、民族起源等方面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日关系绝非简单的处理方式所能对待。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日关系起伏动荡】
抗战胜利由50年到60年直至接近70年,两国曾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日渐稀少,战后出生的人正在成为社会的绝大多数。按理说,时间相隔越近,互信度越低,仇恨越明显,感情越冷漠,但事实恰恰截然相反。那场战争导致的后果在当今现实中的砝码正愈益沉重,几乎成为中日关系每一步的必然话语背景。近些年,由于日本右翼话语的不断升温,来自日本的刺激增多,中国社会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关注度空前上升。看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诚哉斯言!不过,也正因为如此,那场战争的真实面貌才更加完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成为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尤其是新世纪来临,在我四周,在网络中,“日本人最坏了”、“我最恨日本人了”的声音日益高涨;而抗日题材影视剧也如同井喷般涌现出来,每天都在银幕中轮番上演。我见过一位导演过多部抗日片的艺术家,他最担心的就是一大早醒来满大街都是皇军。在领土、领海争端中,尽管印尼、菲律宾、越南等国有时更为张狂,中国渔船和渔民损伤更为严重,但远不如中日之间更能引起民众的关注和愤恨。处于现实中起伏动荡的中日关系以及我们常年所接受教育的熏陶,这些,其实都不难理解,即使出租车司机拒载日本游客、小学老师鼓动学生上街抵制日货、暴砸日产汽车,也是一时的情绪,而反映和了解日本社会的真实面貌、各色人等的实际态度,才更为重要。
日本侵华战争的真实历史告诉我们:日本广大人民的态度同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实在难以严格区别,广大日本人民也未必没有战争责任,如同中国的“文革”那样,没有社会基础是难以实现的。但另一个历史事实也不容否认:在战争中,支持中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大有人在;战后,亲近中国、支持中国,也曾一再成为日本的潮流。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对钓鱼岛的详尽调查、坚决态度,不要说在日本,即便在中国都是难能可贵的。日本作为多元的现代社会,在历史教科书、南京大屠杀、中国劳工和慰安妇赔偿等一系列问题上,协助中国、声援中国、支持中国的各阶层人士,从来都不曾缺少,有人在调查、关注的时间的广度和深度上,甚至还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在中国遭遇大灾大难时,日本民间的捐助向来都非常热烈,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国家。从前在中国的电影里,表演日本侵略军的都是中国人,因此还产生了几位“皇军专业户”,例如方化;但近些年,大量抗战影视剧中,日本演员出演日本人已非常普遍,有人也因此成为“鬼子专业户”,这个现象恐怕最能证明当今日本是个什么社会了。实际上早在90年代,一些日本学者就告诉我,现在多数日本青年已不大关注中日关系了,是非对错也无所谓。这样的态度,也不能说就是支持日本右翼言行。正如对“文革”一样,中国的80后、90后都已模模糊糊,不能因此就说他们赞同“文革”。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日中国,无论民间还是非民间,在那里慷慨陈词的未必可信,因为说的和做的可以截然不同,金熙德就是典型的一例。类似的事例在20世纪上半叶就曾出现过,比如梅思平和曹汝霖,以为不该是汉奸的,却成了汉奸;早就认定是汉奸的,最终并没有迈出那一步,还做了许多有益于沦陷区百姓的善事。
总而言之,今天的中国和日本,已经不再是60年前、70年前的中国和日本。如果谁将如今的中国还看作是过去的中国,那是愚蠢的;如果谁还将当今的日本视为七七事变前的日本、1945年前的日本,那也是没有头脑的,缺乏常识的。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了,在此之前,中日关系是个什么样子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间往来大热】
那时尽管我年纪不大,但已经上学,《人民日报》是我天天阅读的报纸。另外我还常看《参考消息》,日本政府依照当时的说法,还是与美帝国主义一伙儿的,算是帮凶一类。但那时的中日民间往来,感觉比现在热烈得多,甚至胜似那些已经建交的国家。越南是“同志加兄弟”,朝鲜是“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可民间往来非常少。而没建交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美国,几乎也没有什么民间代表团来过,以后终于来了个乒乓球代表团,但已是开启建交的伏笔了。
不断来访的日本各类民间代表团,每次都会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接见的场面也颇为热烈。有些日本人,那时称作友好人士,宇都宫德马、宫崎世民、中岛健藏、浅沼岛次郎、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等,包括历史学家井上清、文学家井上靖,由于来的次数,或报纸上提的次数特别多,以致深深印刻在脑海里,至今不忘。
“文革”开始时,中国的对外交往几乎中断,日本民间团体来华却一如既往,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更热情。来的那些人似乎都非常热爱社会主义中国,敬仰毛主席和周总理,包括对“文革”也积极支持。“文革”还波及了日本本土,掀起了左翼学生运动,一聚就是上万人,高举毛主席画像,高呼“毛主席万岁”,还用鲜血把毛主席语录写在横幅上,行走在日本各地的大街小巷,大量《毛选》、《最高指示》也在日本被印刷。日本青年学生还成立了红卫兵,要革“日本资产阶级及其统治集团和美帝国主义”的“命”,并且站在中国一边,对“苏修”口诛笔伐。为反对美帝包围中国和把战火烧到印度支那,日本各界组成庞大队伍,建筑堡垒,挖出战壕,与警察激战。
日本的松山芭蕾舞团、齿轮座剧团、新制作座剧团,都是我非常熟悉的剧团,都信仰毛泽东文艺思想并以之作为创作、表演的指针。松山芭蕾舞团还排演了革命样板戏《白毛女》,我看过多次,对团长清水正夫一家也很了解。
1967年,对日本齿轮座剧团来华演出是这样报道的——开幕式上,中方官员王国权说:“日本齿轮座剧团多年来坚持革命文艺方向,深入工农群众,艰苦奋斗,以革命文艺为武器,在文化战线上同美日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受到日本广大群众的赞扬。我们对日本齿轮座剧团为日本人民服务和他们的革命精神,表示由衷的敬意和钦佩。”藤川夏子团长在讲话中说:“近几年来,日本人民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空前高涨,日本的工人阶级站在斗争的前列,使这一斗争在全国各地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了。”她希望“通过演出,进一步增强日中两国人民间钢铁般的团结”。在华期间,日本齿轮座剧团还专门赴大寨学习。
日本的赤军也非常值得一提,我经常兴奋地阅读有关“赤军”的报道,也很关注它的结局。这一世界著名组织的目标之一,便是要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包围,中国的好朋友巴勒斯坦也与赤军非常要好。但尼克松访华和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对赤军的打击很大,精神资源居然由此丧失了。一次,当一伙赤军被日本警察包围时,日本警方让一位赤军成员的母亲喊话:“时代变了,毛主席已经和尼克松握手了。孩子,回家吧!”结果,绝望的孩子向母亲开了炮。还有一位赤军成员被捕后一直以背诵毛主席语录度日,出狱后一见中国变了,只得自尽了事。
【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人人信服】
那个年代,距离日本侵华战争并不远,30多岁的人大多经历了八年抗战,饱受战争之苦的人还活着,我四周的长辈几乎都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下生活过,家在东北的人也曾在伪满洲国治下度日,有人参加过抗联,来自延安、晋察冀边区的也不少。但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没听过有人说:日本人最坏了!我最恨日本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毛主席和周总理就一再告诫,要把日本广大人民同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严格区别开来,广大日本人民没有战争责任,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愿意同中国人民友好,还要“把政府决策的人和一般的官员区别开来”。这些都是铁打的理论、最高指示,人人信服。
在我上小学和初中时,对抗日的记忆主要来自电影《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当然也不例外。日本侵略军的形象,在那时的脑海里就是猪头小队长、松井中队长、鸠山,仁丹胡是特征。虽然都是丑态,但他们吐出的语言生动:“你地,土八路的干活!”“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而汉奸的形象更让观众过目不忘,《小兵张嘎》的胖翻译、《地道战》的高司令,演得活灵活现。小孩子玩打仗时还喜欢饰演鬼子司令,因为银幕形象有个性。我们对抗日战争的社会记忆,是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日,国民党政府不抗日、只反共,天天忙于搞摩擦,抗战胜利后就下峨眉山摘桃子。
百团大战,按当时的说法是过早暴露了我军实力,等到彭德怀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后,就根本不提了;平型关大捷,到“九一三”事件后,连说也不让说了。南京大屠杀,这一20世纪的暴行,惨绝人寰,40年代和50年代还时常出现在舆论和老百姓的话语里,因为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已成定案,无可质疑。但在60年代,尤其进入“文革”,无论在我们有限的读物中,还是在社会话语里,都没有南京大屠杀的位置,更没听说过慰安妇,只对731部队和日本细菌武器比较清楚。直到1976年笔者插队时,才在一本60年代初内部发行的《辞海》中看到“南京大屠杀”这一条目。1978年以后,我在大学读内部发行的《中国现代史》才看到详细一些的记述,但也不过200多字。后来,我专门为此查过《人民日报》,发现60年代后的20多年,竟没有一篇文章提及南京大屠杀。 对抗日战争有如此记忆,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当时大家的矛头对外是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其次,对内仇恨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地富反坏右”等,回忆的苦难都是万恶的旧社会。日本侵华战争不在主要视线之内,抗日战争只是四大历史阶段(另外三个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之一,在历史教育里的感觉还不如那几次残酷、规模大呢。汉奸在多如牛毛的各类罪名中也不占太重的分量,还不如叛徒、特务严重呢。因为那时的政治斗争属于阶级斗争,不是民族斗争,一切服从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在这一框架内,中国还不忘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坚决支持日本人民收回冲绳岛的斗争,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
其实,美军占领冲绳是二战反法西斯胜利的结果。冲绳就是琉球王国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的藩属国,1947年4月,联合国通过《关于前日本委任统治岛屿的协定》,把琉球群岛和钓鱼台群岛交给美国托管。 随后,美国把琉球群岛的“施政权”转给日本,但美军仍然驻守冲绳,并建立军事基地。为此,日本曾不断发生大规模反美游行,要求美军撤出冲绳。1971年6月17日,日美两国在签订《归还冲绳协定》时,美国将钓鱼岛等岛屿也划入“归还区域”,交给日本。可那时全国还处于“文革”的热潮中,老百姓没有心思也不被要求关心这类事情。时隔半年,才在《人民日报》看见了我国外交部的声明。但当时全国的目光都聚焦在林彪事件上,“批林”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对此根本没留下什么记忆。
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当时在日本被舆论称为“越顶外交”,就是越过了美国。毛主席会见田中角荣时,一部《楚辞集注》是礼物,这引起了我四周的那些知识分子长辈的猜测。邻居曾宪楷是曾国藩的后人,一肚子学问,她特意翻出这部书反复琢磨其中有无深意存焉。以后在《参考消息》上又读到日本各界人士同样在费心揣摩毛主席的用意。读过这些文字,我的感受是,日本人的汉学水平果然高,毛主席的书没白送。为了恢复邦交正常化,周总理可谓费尽心思,思虑极其周全。他认为,在此之前,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就已放弃赔款要求了,共产党的度量应该比蒋介石更大;在赔偿问题上,应该采取宽容态度,这有利于把日本拉向我们一边;如果要求日本就战争进行赔偿,负担最终必然落到日本人民头上,迫使他们处于困苦之中,这同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愿望是不相符的。
说到赔偿,我在1980年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第72辑上读到吴半农的文章,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曾任中国政府驻日本代表团第三组组长和中国驻盟军总部赔偿归还代表团首席代表,其回忆与我们后来的说法不尽相同。“波茨坦宣言和盟国战后对日基本政策关于赔偿有两条原则性的规定:一是盟国只令日本以工业设备和产品等实物作为赔偿以消除其战争潜力,而不向它索取赔款;二是必须让日本保留足够的生产能力,使其人民能在战后维持一合理的平时生活水平”。“计自1948年1月起至1949年9月止,中国前后共派船22次,运回赔偿设备一万二千五百零四箱,计三万五千九百一十二点七六重吨,容积五万七千一百七十一点六零尺吨”。除去赔偿,我国接收的归还劫物“物资种类庞杂,单位不一,数量的多寡和物品的贵贱也各不相同。大略言之,可分为图书、古物、货币、整厂设备、计件机器、车辆、船舶、工业原料、贵金属、杂项等十类。这十类归还物资,截至1949年9月底止,共约值一千八百一十三万二千三百五十八美元”。读过这篇文章可以明白,我们现在所说的赔偿指的是战争赔款,而赔偿的另一部分实物索赔和劫物归还,其实早在抗战胜利后就已经开始。而且还专门组团赴日执行,经过耐心细致的调查和据理力争,运回了大量物资,以后因为国内江山易手,外加美国政策的调整,1949年9月后不得不中止了。
中日建交后,两国间的互访更为频繁,官方的、民间的,总是多于其他国家。1975年,政治运动趋于平缓,社会的部分生活逐渐恢复正常,邓小平也已主政,许多被打倒的中共高级干部纷纷露面,文化界著名人士也开始活动了。因此,抗战胜利三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动静比较大。一些过去不准演唱的抗战歌曲也可以纵情高歌了,聂耳、冼星海,还有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的作品是首选。尤其是冼星海的《在太行山上》,似乎是大家最喜欢的合唱作品。不过,在我们演唱时,似乎更多的情绪不在纪念抗战,而是听着那些久违的优美旋律和词汇,内心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冲动。这些与听惯听腻的“文革”文艺大不相同。“红日照遍了东方,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纵情歌唱! ”当我们唱到“自由之神”时,格外动情,格外有力。
“文革”后期,不知为什么,忽然在内部放映了影片《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和《日本海大海战》,说是供批判用的。但四周所有人,从大人们到同学们,都竭尽所能地去搞电影票,看过后无不津津乐道。他们尤其爱说山本五十六,爱谈论神风突击队,有的同学因此对山本五十六的一生也变得了如指掌。或许因为大家身处“文革”文艺的包围中,突然间看到这样的影片,难免眼前一亮;也或许是经历了“文革”,很多人的精神自然而然地亲近暴力和专横。
【改革开放:两国密切程度前所未有】
改革开放后,中日关系——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密切程度更是前所未有。1978年金秋时节,邓小平复出后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访日。据报道,此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主要领导人对日本的首次访问,也是在中日复交后关系不断发展形势下的访问。“顺应时势与民心,继续把中日友好推向新高潮,是此次访日的主要目的”。日本各大媒体对邓的访问活动作了大量报道,电视台从早到晚安排特别节目。从欢迎仪式和互换批准书的播放,每天多达2300万人收看,收视率比平时增加了10倍。日本媒体说:“邓的访问使日中友好深入到每一个家庭,迎来了日中新时代的黎明。”随着访问,中国大众看见了日产汽车公司、新日铁公司、松下电器公司。“来到这里,我明白了什么是现代化、近代化。感谢工业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产业界对我们的协助。”邓小平的话,让中日观众记忆深刻。在新干线的高速列车上,邓小平说:速度快,太快了,干什么事都要有速度哟!这段感慨,让中国观众久久不忘。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引进台资根本不可能,欧美是观望,外资主要来自日本和香港。香港的投资者都是中国人,与内地关系密切,日本才算是真正的外国投资。《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的日本广告随时可见,那些日本大公司的名字和品牌由此深入人心;日本公司和商人,起码在大城市里处处可见,连晚会小品的舞台都出现了日商;日资援建的项目、日本公司的建设工地,也是从北到南;松下幸之助等日本企业家,成为中国人模仿的榜样,他们的经营之道,也成了不少中国人的座右铭。大学里、研究院内,一拨又一拨的日本留学生和学者相继而来,日本游客也蜂拥而至。一部部日本电影、电视剧和一个个文艺明星,深深影响中国将近10年。唐朝李白的诗句“日本晁卿辞帝都”,不断被引用,男女老少耳熟能详。中国赴日的留学、打工、移居、结婚潮开始掀起,我的大学同学里就有两人移民日本,熟人中有3位与日本人成婚。当然,最具影响力的还是中日青年的盛大互访、两国领导人深入对方家庭畅叙,轰动一时。不过,那时并未看见过日本对华投资和援助解决了日本经济下滑的观点,反而见到有些地方有些部门,为了向日本招商引资,使出了浑身解数。
那时在北京大学留学的日本博士生中,有几位与我相交甚深,如东京大学的村田雄二郎、武内房司、马援昌也,京都大学的岩井茂树、江田宪治等,后来他们都成为成就斐然的学者。我经常将他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日本学人,比如北海道大学教授滨岛敦俊,日本驻华文化参赞、也是大学教授的户川芳郎等引见给我家的熟人。年纪稍长的长辈大多经历过抗战时期,有的在日据时代的台湾生活过,还有几位参加过抗日部队,如田汉的长子田申,是当年中国远征军的战士,他们都曾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但他们对日本客人都非常热情,从未看出有任何不快,即使在背后也没听见过什么对日本人的恶语。因为他们从没想过要将今天来中国做生意、治学问、旅游、留学的日本人与过去的侵略军联系起来。
《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经过修订,再次出版,我买下了全套。作者王芸生在抗战期间为《大公报》写下的一系列社评誉满全国,社评《不投降论》铿锵有力,传诵一时。他提出的“国无常仇”论也很著名,他对日本历史学家江口朴郎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时说:“那部书是因为受‘九一八’事变严重国难的刺激而写的,本身是历史的产物,而今时过境迁,应忘掉这一段不愉快的历史。”对方说:“中国朋友主张忘掉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这一段不愉快的历史,我们是非常感激的。不过,在日本人的立场上,是不应该如此的。我认为,日本人不应该忘却这段历史,而是应该吸取这段历史的沉痛教训。”王芸生马上补充道:“我不主张历史糊涂主义,却赞成‘国无常仇’。我们说要忘却这段不愉快的历史,是从政治方面考虑的。中国的对日政策是不采取报复主义,而是和平政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刘大年在为此书写下的读后感中也十分赞同“国无常仇”论,并再加发挥。这样的论点,在那时似乎也没见有人反对。
当我询问那些曾经深信“文革”的日本左翼人士如今安在,来华的日本学者告诉我,在中国否定“文革”、实行改革开放后,他们受到日本舆论的质疑和批评,十分尴尬。当时,曾经访华30多次的历史学家井上清的公子也在北大留学,与我相识,其父大概就在尴尬之列吧。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松山芭蕾舞团、齿轮座剧团、新制作座剧团等日本左翼文艺团体,在中国的舆论里出现得越来越少,有的团体或艺术家干脆就不来了。周总理诞辰百年之际,人民大会堂舞台上再次出现了新制作座剧团演员的身影,看着他们眼含热泪,我感觉他们对周总理的感情超过了中国的多数演员。事后我又知道,他们至今仍在遵从当年周总理的教诲,坚持深入基层。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北京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终于相继落成,可是,这些纪念馆早在30多年前就该兴建,相关的遗迹保护、遇难者调查统计、实物的征集和见证人的口述,也应该早在30年前就着手。另外,中国劳工、慰安妇的民间索赔,也应该更早就开始进行,起码应该在中日建交的70年代初就开始。这么多年来,留下了多少沉重的遗憾!
1987年,电影《血战台儿庄》终于公映了,另一个抗战中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形象逐渐清晰,另一个抗战中的蒋介石和宋美龄形象也一步步还原。其中被彻底颠覆的历史有很多,最让我惊讶的是陈纳德指挥的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过去还是“蒋介石豢养的美国政治流氓”、“利用空中交通,大做生意,包庇走私,无所不为,援华其名,侵华其实”,如今成了援助中国抗日战争可歌可泣的英雄。就在了解这些情况的同时,还有一个令人唏嘘不已的现实也在呈现:许多当年英勇抗日甚至伤痕累累的中国军人,因为背负着“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常年受到不公正对待。当人们纪念抗战、缅怀先烈、慷慨陈说历史的时候,却将身边这些英雄仍在遭受的苦痛有意无意地遗忘了。
就在中日密切交往的时候,那些日后严重影响中日关系的问题也不时出现,与友好往来并行。1978年中日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前后,日本一些议员就发表过钓鱼岛等岛屿属于日本的观点,日本政府也出动巡逻艇和飞机监视在这一海域捕鱼的中国渔船。随后,日本政府还向钓鱼岛派出考察团和测量船,修建了直升机场。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参拜靖国神社、发展日本军事力量、否认东京审判等事情上都不落后于后来令中国民众异常痛恨的小泉纯一郎,但好像这些并未妨碍他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其实,中日后来激烈交锋的一些问题,早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时代就已存在,不过,这并没有成为中日关系不断发展中难以逾越的障碍。周总理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不忘灵活处事,那有理、有情、有义的外交风采在中日两国被常年传颂。
后来,当日本侵略军及其家属、日本在华居民,于抗战结束后撤离中国时的历史场面被重新翻开,我们看到了深受传统文化哺育的中国人那种襟怀和气度,是何等的宽广博大!而1949年前后的两个政权在对日诸多问题上的高度一致,也让我们深知,由于两国在文化、历史、地理、民族起源等方面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日关系绝非简单的处理方式所能对待。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日关系起伏动荡】
抗战胜利由50年到60年直至接近70年,两国曾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日渐稀少,战后出生的人正在成为社会的绝大多数。按理说,时间相隔越近,互信度越低,仇恨越明显,感情越冷漠,但事实恰恰截然相反。那场战争导致的后果在当今现实中的砝码正愈益沉重,几乎成为中日关系每一步的必然话语背景。近些年,由于日本右翼话语的不断升温,来自日本的刺激增多,中国社会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关注度空前上升。看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诚哉斯言!不过,也正因为如此,那场战争的真实面貌才更加完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成为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尤其是新世纪来临,在我四周,在网络中,“日本人最坏了”、“我最恨日本人了”的声音日益高涨;而抗日题材影视剧也如同井喷般涌现出来,每天都在银幕中轮番上演。我见过一位导演过多部抗日片的艺术家,他最担心的就是一大早醒来满大街都是皇军。在领土、领海争端中,尽管印尼、菲律宾、越南等国有时更为张狂,中国渔船和渔民损伤更为严重,但远不如中日之间更能引起民众的关注和愤恨。处于现实中起伏动荡的中日关系以及我们常年所接受教育的熏陶,这些,其实都不难理解,即使出租车司机拒载日本游客、小学老师鼓动学生上街抵制日货、暴砸日产汽车,也是一时的情绪,而反映和了解日本社会的真实面貌、各色人等的实际态度,才更为重要。
日本侵华战争的真实历史告诉我们:日本广大人民的态度同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实在难以严格区别,广大日本人民也未必没有战争责任,如同中国的“文革”那样,没有社会基础是难以实现的。但另一个历史事实也不容否认:在战争中,支持中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大有人在;战后,亲近中国、支持中国,也曾一再成为日本的潮流。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对钓鱼岛的详尽调查、坚决态度,不要说在日本,即便在中国都是难能可贵的。日本作为多元的现代社会,在历史教科书、南京大屠杀、中国劳工和慰安妇赔偿等一系列问题上,协助中国、声援中国、支持中国的各阶层人士,从来都不曾缺少,有人在调查、关注的时间的广度和深度上,甚至还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在中国遭遇大灾大难时,日本民间的捐助向来都非常热烈,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国家。从前在中国的电影里,表演日本侵略军的都是中国人,因此还产生了几位“皇军专业户”,例如方化;但近些年,大量抗战影视剧中,日本演员出演日本人已非常普遍,有人也因此成为“鬼子专业户”,这个现象恐怕最能证明当今日本是个什么社会了。实际上早在90年代,一些日本学者就告诉我,现在多数日本青年已不大关注中日关系了,是非对错也无所谓。这样的态度,也不能说就是支持日本右翼言行。正如对“文革”一样,中国的80后、90后都已模模糊糊,不能因此就说他们赞同“文革”。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日中国,无论民间还是非民间,在那里慷慨陈词的未必可信,因为说的和做的可以截然不同,金熙德就是典型的一例。类似的事例在20世纪上半叶就曾出现过,比如梅思平和曹汝霖,以为不该是汉奸的,却成了汉奸;早就认定是汉奸的,最终并没有迈出那一步,还做了许多有益于沦陷区百姓的善事。
总而言之,今天的中国和日本,已经不再是60年前、70年前的中国和日本。如果谁将如今的中国还看作是过去的中国,那是愚蠢的;如果谁还将当今的日本视为七七事变前的日本、1945年前的日本,那也是没有头脑的,缺乏常识的。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