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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军通信事业和我国电子工业发展史上，永远铭刻着两个人的名字——原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王诤和常务副部长刘寅。他们是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创建者、我国电子工业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1930年9月，他们在南昌结下师生情谊。同年底，两人又同时在中央苏区参加红军，并受到毛泽东、朱德亲自召见。此后，他们把一生都献给了我军无线电事业和我国的电子工业。在他们漫长的革命生涯中，留下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结下师生情
王诤，原名吴人鉴，江苏省武进县戴溪人，出生于一个清贫的耕读人家。20岁那年，王诤考入南京国民党军事交通技术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不久，该校并入黄埔军校。王诤本想学门技术，赚钱养家，不料因历史的机缘，却成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步入国民党军界。1929年4月，王诤提前毕业，在国民党军中服役。1930年9月，王诤奉命来到南昌，任驻守于此的国民党第十八师师部电台中尉报务员。
这时，在南昌一条名叫扁担巷的贫民巷里，住着一个有志难成、以摆地摊维持生计的年青人，他就是江西省安义人刘寅。
刘寅，原名刘达瑞，只上过一年教会办的免费学校，16岁时就不得不只身到南昌摆地摊，以谋生计。与王诤一样，爱好读书的刘寅决不放弃任何学习机会，走进青年英文夜校学习英语，这为他以后从事电信工作打下了基础。
王诤奉调南昌，给苦苦寻求生活出路的刘寅带来了转机。刘寅通过在该台工作的朋友罗世镕介绍，抱着求师问道的迫切心情，冒昧求师于王诤。望着命运多舛的刘寅，王诤答应了他的请求，将他带在身边。这样，刘寅就成了该台无军籍、军饷的“编外”人员。此后的50年间，一坛苦水里泡出的两个苦孩子，披肝沥胆，结下终生的师生情、兄弟情和战友情。
改名当红军
1930年10月，王诤所在的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奉命开拔江西，对中央红军进行第一次大“围剿”，刘寅也跟随王诤到了前线。这年12月30日，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师部和两个旅，从永丰出发向龙冈地区孤军深入，遭主力红军伏击。张辉瓒被活捉，师部电台人员也同时被俘。
王诤、刘寅被俘后，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亲自赶到现场，向他们讲解了红军政策，并安排他们与红军同吃同住，分享天下穷人是一家的阶级情谊。这给他俩触动很大。在红军有关方面征求电台人员的去留意愿时，有的人走了，但他们坚决选择了留下来。为了表达自己政治上的新生，王诤先为自己改名换姓，接着又脱口为刘寅改名。留下当红军，是他们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当时，苏区红军还没有电台，指挥联络不通畅，红军常因此错过战机，这成为毛泽东、朱德的一块心病。龙冈大捷后，当得知有被“解放”的无线电人员自愿留下来当红军时，毛泽东、朱德大喜过望，当即传令召见。
一天黄昏，在红军总部参谋处长郭化若的引领下，在宁都小布的一个祠堂里，王诤、刘寅见到了慕名已久的红军统帅毛泽东和朱德。一见面，毛泽东就亲切地对他们说：“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当红军。”接着，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了他们读过什么书、家里靠什么生活、在红军队伍里过得习惯吗等等。毛泽东问得很仔细，他俩回答得也很认真。
“你們都是读书人，是秀才！”毛泽东转入正题，“红军里也有很多秀才，郭化若同志就是秀才嘛。国民党也压迫秀才，所以秀才也和工人、农民一起造反，不造反活不下去嘛！”随后，毛泽东又向他们讲解了红军与白军的本质区别，希望他们参加红军后，用学到的无线电技术为工农大众服务，为建立红军电台而努力工作。最后鼓励道：“别看现在我们什么也没有，可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等到全国胜利了，全国的电台都让你们来管！”
这时，站在一旁的朱德接过话头说道：“你们先把工作搞起来，不要看红军现在没有电台，无论大小武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会有；没有的，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没有人，我们可以训练，也还会有人从白军中来。革命事业是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
这些听来极为平常的话语，对参加红军才几天的王诤、刘寅来说，无疑是一次深刻的教育，这其中体现的关怀和信任，永远留在了他们心中。
此后，“用无线电技术为工农大众服务”、“为建立红军电台而努力工作”、“将来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就成为王诤、刘寅终生实践的奋斗目标，他们相互以此鼓励，开始了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生涯。
半部电台起家
1931年1月6日，在宁都县小布红军总部参谋处所在的一栋院子里，王诤、刘寅和几名红军战士，在靠东北方的一间房里打扫布置报房，他们要在这天建起红军第一部电台。
说是报房，其实里面只有一张从老乡那里借来的八仙桌和几条长凳。他们有条不紊地将电台和铅笔、电码本、毛边纸、灯盏一一放到桌上，然后又将天线高高悬挂窗外。开机的一切准备就绪。这时，表面看似平静的王诤和刘寅，内心却非常紧张。因为这部电台曾被砸坏过，以后虽经他们修理，但是否管用却很难说。发电机响起后，王诤示意刘寅接上电源，然后轻轻打开电台开关，瞬间就听到耳机里发出唧唧响声。这正是王诤、刘寅所企盼的声响。这清晰的响声，向人们宣告：红军第一部电台诞生了！喜讯传出，原本鸦雀无声的报房，顿时一片欢腾！
其实，这只是半部电台。因为打扫战场时，战士们不知道这么个铁匣子就是电台，踢来碰去将里面一个发报用的电子管弄坏了，成了不能发报的半部电台。这就是以后流传的“王、刘半部电台起家”的故事。第一次反“围剿”结束时，红军又从谭道源部缴获了一部电台。
虽然有了一部半电台，却不能组织通信联络，这让王诤、刘寅很着急。郭化若知道后就要他们试一试能否用收报机抄收新闻，供总部领导参阅。王诤、刘寅就每天轮流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稿。此外，王诤还承担了抄译外国通讯社的电讯工作。当毛泽东等看到王诤他们送来的国内外新闻稿，喜出望外，视为至宝，夸奖他们送来“没有纸的报纸”。
1931年1月，朱德、毛泽东决定组建无线电队，任命王诤为队长，冯文彬为政委，刘寅为报务员。是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县叶坪村召开，王诤为正式代表，刘寅为列席代表。会议期间，他们将抄收的新闻编辑好后，由郭化若随笔题写了“参考消息”四个字，然后油印发给代表们参阅。这就是《参考消息》创办的最初经过。1957年3月1日，《参考消息》正式以报纸形式出版发行，发行量越来越大。周恩来总理生前多次自豪地向外宾介绍《参考消息》，称赞它是“世界上最好的报纸”。
在抄收新闻时，有一天王诤提前开机，偶然捕捉到敌台信号，经刘寅证实后，王诤就又开始了侦听敌台情报的工作。
1931年5月，20万国民党军分四路对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已率部在敌人夹缝里隐蔽20多天仍捕捉不到战机的朱德、毛泽东正发愁时，得到了王诤侦获的敌第五路军王金钰的二十八师“明晨出发”、“向东固去”的重要情报。他们立即连夜调动军队，设置伏击圈，将敌二十八师全部和四十七师的一个旅消灭得干干净净。在以后整个战役中，朱德、毛泽东凭借王诤、刘寅等侦获的国民党军各部的往来电报做出相应对策，从而创造了红军作战15天，横扫敌军700里，五战五胜的佳绩。
在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又缴获了敌公秉藩部的1部100瓦大功率电台、刘和鼎部的2部小电台。这样，中央红军电台就可以相互沟通了。为适应红军电台新的通信发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成立无线电大队，王诤升任大队长，下设4个无线电分队。这样，大队既能对白军电台进行无线电侦察，又能在红军总部与一、三两个军团之间进行无线电联络，大大提高了红军的作战指挥能力。
1931年12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000余人，在宁都举行起义并加入红军。这次起义带来8部电台和40余名技术人员、大批通信器材，使红军的通信人员和电台成倍增长，电台已增加到14部，大队下设有9个分队、一个侦察台、一个联络中共中央专用台。由于实力增强，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无线电总队，王诤任总队长，翁瑛（后叛变）为政委。不久，成立军委三局（通信联络局）。王诤任局长，伍云甫任副局长，后任政委，统管党、政、军通信聯络事业。
红军从半部电台、几个人起家，至长征前夕，发展到有电台17部，从事无线电通信工作的人员共1044人。长征出发时，军委三局携带各种备用器材100余担，配属运输员200余人。
在中央苏区，王诤、刘寅等还通过电台与上海党中央取得了联系。自得到那部100瓦大功率电台后，苏区就一直想利用电台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取得联络。为此，红军总部决定将这部电台放在后方江西赣县的一条小山沟里。这项工作就由王诤、刘寅和曾在上海地下台工作的曾三、伍云甫等负责。工作从晚上开始，先把发射天线架到村外的一个小山顶上，以提高通信效果，然后按照呼号、频率进行呼叫直到黎明，再将天线收回，如此反复数月。1931年9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刘寅在守听的波段范围内，透过许多信号和沙沙的噪声，终于发现了上海中央台微弱但清晰的呼叫声。他立即叫醒王诤、曾三，由曾三上机回答，并给上海中央台发了一份密码电报。这是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的第一次通报。此后，中共中央的各项决议、指示和情报都通过这部专用电台传到根据地，对指挥红军作战起到很大作用。这部电台就成为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专用电台，又称党台。在红军的编制序列上，在这个台工作的人，都叫做无线电第一分队，刘寅任队长。
长征中多走了一万里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王诤奉命率通信团从瑞金出发，踏上了长征之路。
红军出发的第二天，朱德没见到刘寅，询问后才得知被项英留下了。原来，长征前夕，王诤为项英、陈毅所部配备了3部电台，项英就把刘寅留下来了。朱老总当即向项英要人，直到17日项英才勉强同意刘寅随朱老总走。刘寅随即只身从瑞金出发，经过一周时间追赶，才回到红军总部和王诤并肩战斗。
当时，红军总部有两部电台，对外称一分队、六分队，担负着同中革军委一、三、五、八、九军团，四方面军，中央军区以及军委两个野战纵队之间的通信联系，报务量之大可想而知。王诤十分信任刘寅，让他挑起了一半重担，任命他担任六分队队长。
长征路上，天上有飞机轰炸，地上有敌军围堵。为冲出敌人的包围，红军部队每天都要行军上百里。为了保证军委领导随时掌握前方战况，刘寅按照王诤交待的交替行进的办法开展工作，保证每天24小时内，始终有一个分队电台在工作，各军团电台不论何时呼叫，总部电台都可随时应答。当时，电台远没有如今先进，一部电台及其配套设备，需要上百人负责才能行动。刘寅带着这样一支队伍，根本无暇休息，只能超体能极限坚持着。
红军长征中伤亡最大的，一是湘江之战，二是过雪山草地。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占领湘江重要渡口界首。30日，王诤率刘寅的六分队，伍云甫率一分队随中央军委纵队，在界首渡过湘江。后面部队如果轻装前进，也有可能迅速过江，但由于携带的坛坛罐罐太多，行军速度太慢，中央机关的庞大队伍在两天后才赶到渡口，强行渡江。这时，湘、桂两军已在飞机支援下，向渡口猛烈夹击。在这严峻时刻，王诤、刘寅等通过电台向各军团发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放弃北上同二、六军团会师，改在川黔边界建立新根据地决定的电报；向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发出电令，要求二、六军团不向湘、鄂地区出击，而是要积极活动，箝制国民党主力何键、徐源泉之8个师、2个旅计10余万人。无线电通信在这里发挥了它快捷、保密的特殊作用。
1935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重掌兵权后导演的第一场活剧，就是四渡赤水战役。从1月29日至3月21日，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一会儿向西，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南，一会儿向北，弄得敌人晕头转向，最终冲破了敌人的围追阻截。毛泽东用兵如神，无线电通信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保障了总部作战意图的实施和对各军团的作战指挥。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个多月时间，刘寅的六分队收发各军团的电报达280余份。尤其在三渡赤水时，根据军委首长指示，王诤亲率无线电二十九分队一部、电话队和通信连各一个排，到前敌司令部执行三渡赤水及以后的通信保障任务。后又加派一个无线电分队和电话队一个排。由此可见，在四渡赤水过程中，前方通信联络的紧张程度。
1935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将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经班佑北上。为加强左路军的通信联络工作，由军委三局政委伍云甫率三局、通信学校、电话队一部，随左路军行动。王诤知道自己随右路军行动，仍将刘寅等骨干调往左路军，两人从此分开近三年时间。
8月15日，刘寅随朱德率领的左路一野纵队从卓克基出发，翻越夹金山。到阿坝后，张国焘召开了与中共中央公开分裂的阿坝会议。以后又在卓木碉的白莎喇嘛寺主持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不顾朱德、徐向前、刘伯承等人反对，宣布另立中央，自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并对反对他的红一方面军的干部进行打击迫害。刘寅因来自一方面军，自然得不到信任，被调离电台到通信学校任教员。刘寅将情况向他的老领导伍云甫反映，伍云甫提醒他说：“党内出了坏人，要注意。”刘寅得到此暗示后，一直站稳立场，讲究策略，既团结四方面军的同志，又保护了自己。
1936年6月，在过炉霍草地时，经伍云甫介绍，刘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经过苏区尤其是长征的考验，免候补期。接着又在一次草地支部会上当选通讯学校支部宣传委员。
7月，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共同北上。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在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四方面军胜利完成了长征。而早在一年前，跟着党中央从毛儿盖出发北上的王诤，经六天六夜走出大草原后，一路斩关夺隘到达延安，早已走完长征路。
刘寅在两年的长征中，如朱德在《关于红军新阶段问题》的讲话中所说：“长征二万五千里，我个人却多走了一万里。”刘寅和从瑞金出发的一方面军过来的同志，也都实际走了三万五千里。
长征结束之后,刘寅又随西路军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经过半年的征战，西路军遭受严重挫折，刘寅历经千辛万苦，才于1938年5月下旬抵达延安，与在长征路上分手近三年的王诤又战斗在一起。
横眉冷对林彪、“四人帮”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神州大地爆发，从中央部门到地方党政机关，从国家主席到基层干部、工厂班组长、农业生产队长，无不遭“炮打”、“火烧”。正在国家第四机械工业部担任部长、副部长的王诤、刘寅等自然也难逃厄运。
“文革”之初，王诤、刘寅尽管对运动很不理解，却采取了积极投入的态度，一边接受批斗，一边坚持工作。王诤在部里不能正常召开党委会议，就改在自己或其他副部长家里召开，商讨对策，竭尽全力稳定全国电子工业局势。但随着运动的深入，“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最高指示”，成了“造反派”抓人、打人、抄家的护身符，他们可以随意揪斗部领导，王诤更是首当其冲。刘寅眼看自己的老领导、良师益友遭此不幸，为了减轻国务院的压力和对王诤的冲击，主动代替王诤出面与“造反派”“座谈”，承担责任。由于“造反派”围攻，刘寅心脏病发作，但这并没有得到“造反派”的同情，还是被来自701厂的“造反派”绑架到武汉批斗半月有余，后又被绑架到南京批斗半个多月。两次绑架都是经周恩来、李富春过问才得以回北京。
1967年1月21日，四机部机关被“造反派”夺权，4月被“军管”，所有部领导全部靠边站。刘寅还被关进“牛棚”，多次遭受“戴高帽”、“爬电杆”等凌辱，还被拉出去给彭德怀、贺龙、罗瑞卿等同志陪斗。
王诤的处境更糟，他被“军管会”宣布有严重错误，在四机部工作不是有功，而是有过，执行了“奴隶主义”、“爬行主义”、“取消主义”，甚至被扣上了“特嫌”的帽子。王诤对此一概不予接受。“造反派”见“文斗”斗不服王诤，就对他进行“武斗”，一阵阵毒打让他肝脏受伤，三根肋骨被打断。打过之后，“造反派”再问他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什么态度时，刚毅耿直的王诤答道：“我无限忠于毛主席。我反对提‘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多中心，中心只有一个，那就是毛主席。林彪不是一贯正确，历史上有错误，文化大革命支左也有错误。”并将所说的话，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写在三张纸条上交给“造反派”。
那年月，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王诤的话是属于“恶毒攻击”的反动言论，直接违反中央红头文件“公安六条”。想打倒王诤的“造反派”得到三张纸条，如获至宝，一面将“王诤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该万死”的大标语刷遍北京城，一面迅速上报给当时主管四机部的林彪死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当即指示向中央报告，要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王诤。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王诤“三张条子”现行反革命事件。
林彪一伙要逮捕王诤的报告，经周恩来阅后转呈毛泽东批示。1970年11月14日，毛泽东批示：“王诤是有功的，对他的处理要慎重。”周恩来也指示，对王诤的批判应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王诤在建立无线电讯和侦察敌台方面是有功劳的，没有发现他有通敌罪行。李作鹏见毛、周批示传达下去对王诤有利，于是以批示仅供领导掌握为借口，不向下传达。黄永胜却说：“毛主席说王诤有功，不等于他无罪。他对林副主席的态度是不能容忍的。王诤不能回四机部当部长，副部长也不能当，马上让他回干校！”
王诤还因为一件事吃了不少苦头，那就是不喊“打倒刘少奇”。四机部的“造反派”在批斗王诤时，总要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而王诤决不随人俯仰，既不张嘴，也不举手。“造反派”质问他为什么，王诤理直气壮地说：“刘少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部长，我部长怎么能喊打倒国家主席！”“造反派”气得高呼口号：“打倒刘少奇的忠实走狗王诤！”王诤怒不可遏，举手高喊：“王诤是毛主席的人，你们打不倒！”
虽然有毛泽东的批示，但因为不肯认错，王诤被押到河南叶县四机部干校劳动，和已经在那里劳动的刘寅又到了一起。经过“文革”岁月的锤炼，他们的感情又有了新的升华。
在毛泽东批示“王諍是有功的”以后，周恩来亲自安排让王诤从干校回北京治病休养。后来，毛泽东又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王诤是红军无线电的祖师爷，要尽快安排他的工作。叶剑英元帅将这个话告诉了王诤，并希望他回部队工作，当副总参谋长。对此，王诤表示：“从哪跌倒就从哪爬起来！”这样，1972年，王诤又被任命为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刘寅于1970年被“解放”后，从干校回北京，安排在北京电子管厂“蹲点”，直到1972年才恢复副部长职务。王诤、刘寅重新出来工作后，均以时不我待的精神迅速扭转了四机部的混乱局面。此后,他们继续工作在我国电子工业战线上，为我国电子工业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1931年1月4日，毛泽东在召见王诤、刘寅时曾对他们说：“等到全国胜利了，全国的电台都让你们来管。”在经历40年生生死死的考验后，他俩终于肩负起管理全国电子工业的重任。这决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饱含着他们对祖国电子工业的一片赤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惦挂的还是国家电子工业如何赶超世界水平的问题，这种忠贞不渝的信念和爱国情怀，令人感叹。○
责任编辑 张荣辉
结下师生情
王诤，原名吴人鉴，江苏省武进县戴溪人，出生于一个清贫的耕读人家。20岁那年，王诤考入南京国民党军事交通技术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不久，该校并入黄埔军校。王诤本想学门技术，赚钱养家，不料因历史的机缘，却成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步入国民党军界。1929年4月，王诤提前毕业，在国民党军中服役。1930年9月，王诤奉命来到南昌，任驻守于此的国民党第十八师师部电台中尉报务员。
这时，在南昌一条名叫扁担巷的贫民巷里，住着一个有志难成、以摆地摊维持生计的年青人，他就是江西省安义人刘寅。
刘寅，原名刘达瑞，只上过一年教会办的免费学校，16岁时就不得不只身到南昌摆地摊，以谋生计。与王诤一样，爱好读书的刘寅决不放弃任何学习机会，走进青年英文夜校学习英语，这为他以后从事电信工作打下了基础。
王诤奉调南昌，给苦苦寻求生活出路的刘寅带来了转机。刘寅通过在该台工作的朋友罗世镕介绍，抱着求师问道的迫切心情，冒昧求师于王诤。望着命运多舛的刘寅，王诤答应了他的请求，将他带在身边。这样，刘寅就成了该台无军籍、军饷的“编外”人员。此后的50年间，一坛苦水里泡出的两个苦孩子，披肝沥胆，结下终生的师生情、兄弟情和战友情。
改名当红军
1930年10月，王诤所在的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奉命开拔江西，对中央红军进行第一次大“围剿”，刘寅也跟随王诤到了前线。这年12月30日，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师部和两个旅，从永丰出发向龙冈地区孤军深入，遭主力红军伏击。张辉瓒被活捉，师部电台人员也同时被俘。
王诤、刘寅被俘后，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亲自赶到现场，向他们讲解了红军政策，并安排他们与红军同吃同住，分享天下穷人是一家的阶级情谊。这给他俩触动很大。在红军有关方面征求电台人员的去留意愿时，有的人走了，但他们坚决选择了留下来。为了表达自己政治上的新生，王诤先为自己改名换姓，接着又脱口为刘寅改名。留下当红军，是他们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当时，苏区红军还没有电台，指挥联络不通畅，红军常因此错过战机，这成为毛泽东、朱德的一块心病。龙冈大捷后，当得知有被“解放”的无线电人员自愿留下来当红军时，毛泽东、朱德大喜过望，当即传令召见。
一天黄昏，在红军总部参谋处长郭化若的引领下，在宁都小布的一个祠堂里，王诤、刘寅见到了慕名已久的红军统帅毛泽东和朱德。一见面，毛泽东就亲切地对他们说：“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当红军。”接着，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了他们读过什么书、家里靠什么生活、在红军队伍里过得习惯吗等等。毛泽东问得很仔细，他俩回答得也很认真。
“你們都是读书人，是秀才！”毛泽东转入正题，“红军里也有很多秀才，郭化若同志就是秀才嘛。国民党也压迫秀才，所以秀才也和工人、农民一起造反，不造反活不下去嘛！”随后，毛泽东又向他们讲解了红军与白军的本质区别，希望他们参加红军后，用学到的无线电技术为工农大众服务，为建立红军电台而努力工作。最后鼓励道：“别看现在我们什么也没有，可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等到全国胜利了，全国的电台都让你们来管！”
这时，站在一旁的朱德接过话头说道：“你们先把工作搞起来，不要看红军现在没有电台，无论大小武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会有；没有的，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没有人，我们可以训练，也还会有人从白军中来。革命事业是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
这些听来极为平常的话语，对参加红军才几天的王诤、刘寅来说，无疑是一次深刻的教育，这其中体现的关怀和信任，永远留在了他们心中。
此后，“用无线电技术为工农大众服务”、“为建立红军电台而努力工作”、“将来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就成为王诤、刘寅终生实践的奋斗目标，他们相互以此鼓励，开始了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生涯。
半部电台起家
1931年1月6日，在宁都县小布红军总部参谋处所在的一栋院子里，王诤、刘寅和几名红军战士，在靠东北方的一间房里打扫布置报房，他们要在这天建起红军第一部电台。
说是报房，其实里面只有一张从老乡那里借来的八仙桌和几条长凳。他们有条不紊地将电台和铅笔、电码本、毛边纸、灯盏一一放到桌上，然后又将天线高高悬挂窗外。开机的一切准备就绪。这时，表面看似平静的王诤和刘寅，内心却非常紧张。因为这部电台曾被砸坏过，以后虽经他们修理，但是否管用却很难说。发电机响起后，王诤示意刘寅接上电源，然后轻轻打开电台开关，瞬间就听到耳机里发出唧唧响声。这正是王诤、刘寅所企盼的声响。这清晰的响声，向人们宣告：红军第一部电台诞生了！喜讯传出，原本鸦雀无声的报房，顿时一片欢腾！
其实，这只是半部电台。因为打扫战场时，战士们不知道这么个铁匣子就是电台，踢来碰去将里面一个发报用的电子管弄坏了，成了不能发报的半部电台。这就是以后流传的“王、刘半部电台起家”的故事。第一次反“围剿”结束时，红军又从谭道源部缴获了一部电台。
虽然有了一部半电台，却不能组织通信联络，这让王诤、刘寅很着急。郭化若知道后就要他们试一试能否用收报机抄收新闻，供总部领导参阅。王诤、刘寅就每天轮流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稿。此外，王诤还承担了抄译外国通讯社的电讯工作。当毛泽东等看到王诤他们送来的国内外新闻稿，喜出望外，视为至宝，夸奖他们送来“没有纸的报纸”。
1931年1月，朱德、毛泽东决定组建无线电队，任命王诤为队长，冯文彬为政委，刘寅为报务员。是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县叶坪村召开，王诤为正式代表，刘寅为列席代表。会议期间，他们将抄收的新闻编辑好后，由郭化若随笔题写了“参考消息”四个字，然后油印发给代表们参阅。这就是《参考消息》创办的最初经过。1957年3月1日，《参考消息》正式以报纸形式出版发行，发行量越来越大。周恩来总理生前多次自豪地向外宾介绍《参考消息》，称赞它是“世界上最好的报纸”。
在抄收新闻时，有一天王诤提前开机，偶然捕捉到敌台信号，经刘寅证实后，王诤就又开始了侦听敌台情报的工作。
1931年5月，20万国民党军分四路对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已率部在敌人夹缝里隐蔽20多天仍捕捉不到战机的朱德、毛泽东正发愁时，得到了王诤侦获的敌第五路军王金钰的二十八师“明晨出发”、“向东固去”的重要情报。他们立即连夜调动军队，设置伏击圈，将敌二十八师全部和四十七师的一个旅消灭得干干净净。在以后整个战役中，朱德、毛泽东凭借王诤、刘寅等侦获的国民党军各部的往来电报做出相应对策，从而创造了红军作战15天，横扫敌军700里，五战五胜的佳绩。
在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又缴获了敌公秉藩部的1部100瓦大功率电台、刘和鼎部的2部小电台。这样，中央红军电台就可以相互沟通了。为适应红军电台新的通信发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成立无线电大队，王诤升任大队长，下设4个无线电分队。这样，大队既能对白军电台进行无线电侦察，又能在红军总部与一、三两个军团之间进行无线电联络，大大提高了红军的作战指挥能力。
1931年12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000余人，在宁都举行起义并加入红军。这次起义带来8部电台和40余名技术人员、大批通信器材，使红军的通信人员和电台成倍增长，电台已增加到14部，大队下设有9个分队、一个侦察台、一个联络中共中央专用台。由于实力增强，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无线电总队，王诤任总队长，翁瑛（后叛变）为政委。不久，成立军委三局（通信联络局）。王诤任局长，伍云甫任副局长，后任政委，统管党、政、军通信聯络事业。
红军从半部电台、几个人起家，至长征前夕，发展到有电台17部，从事无线电通信工作的人员共1044人。长征出发时，军委三局携带各种备用器材100余担，配属运输员200余人。
在中央苏区，王诤、刘寅等还通过电台与上海党中央取得了联系。自得到那部100瓦大功率电台后，苏区就一直想利用电台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取得联络。为此，红军总部决定将这部电台放在后方江西赣县的一条小山沟里。这项工作就由王诤、刘寅和曾在上海地下台工作的曾三、伍云甫等负责。工作从晚上开始，先把发射天线架到村外的一个小山顶上，以提高通信效果，然后按照呼号、频率进行呼叫直到黎明，再将天线收回，如此反复数月。1931年9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刘寅在守听的波段范围内，透过许多信号和沙沙的噪声，终于发现了上海中央台微弱但清晰的呼叫声。他立即叫醒王诤、曾三，由曾三上机回答，并给上海中央台发了一份密码电报。这是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的第一次通报。此后，中共中央的各项决议、指示和情报都通过这部专用电台传到根据地，对指挥红军作战起到很大作用。这部电台就成为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专用电台，又称党台。在红军的编制序列上，在这个台工作的人，都叫做无线电第一分队，刘寅任队长。
长征中多走了一万里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王诤奉命率通信团从瑞金出发，踏上了长征之路。
红军出发的第二天，朱德没见到刘寅，询问后才得知被项英留下了。原来，长征前夕，王诤为项英、陈毅所部配备了3部电台，项英就把刘寅留下来了。朱老总当即向项英要人，直到17日项英才勉强同意刘寅随朱老总走。刘寅随即只身从瑞金出发，经过一周时间追赶，才回到红军总部和王诤并肩战斗。
当时，红军总部有两部电台，对外称一分队、六分队，担负着同中革军委一、三、五、八、九军团，四方面军，中央军区以及军委两个野战纵队之间的通信联系，报务量之大可想而知。王诤十分信任刘寅，让他挑起了一半重担，任命他担任六分队队长。
长征路上，天上有飞机轰炸，地上有敌军围堵。为冲出敌人的包围，红军部队每天都要行军上百里。为了保证军委领导随时掌握前方战况，刘寅按照王诤交待的交替行进的办法开展工作，保证每天24小时内，始终有一个分队电台在工作，各军团电台不论何时呼叫，总部电台都可随时应答。当时，电台远没有如今先进，一部电台及其配套设备，需要上百人负责才能行动。刘寅带着这样一支队伍，根本无暇休息，只能超体能极限坚持着。
红军长征中伤亡最大的，一是湘江之战，二是过雪山草地。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占领湘江重要渡口界首。30日，王诤率刘寅的六分队，伍云甫率一分队随中央军委纵队，在界首渡过湘江。后面部队如果轻装前进，也有可能迅速过江，但由于携带的坛坛罐罐太多，行军速度太慢，中央机关的庞大队伍在两天后才赶到渡口，强行渡江。这时，湘、桂两军已在飞机支援下，向渡口猛烈夹击。在这严峻时刻，王诤、刘寅等通过电台向各军团发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放弃北上同二、六军团会师，改在川黔边界建立新根据地决定的电报；向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发出电令，要求二、六军团不向湘、鄂地区出击，而是要积极活动，箝制国民党主力何键、徐源泉之8个师、2个旅计10余万人。无线电通信在这里发挥了它快捷、保密的特殊作用。
1935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重掌兵权后导演的第一场活剧，就是四渡赤水战役。从1月29日至3月21日，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一会儿向西，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南，一会儿向北，弄得敌人晕头转向，最终冲破了敌人的围追阻截。毛泽东用兵如神，无线电通信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保障了总部作战意图的实施和对各军团的作战指挥。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个多月时间，刘寅的六分队收发各军团的电报达280余份。尤其在三渡赤水时，根据军委首长指示，王诤亲率无线电二十九分队一部、电话队和通信连各一个排，到前敌司令部执行三渡赤水及以后的通信保障任务。后又加派一个无线电分队和电话队一个排。由此可见，在四渡赤水过程中，前方通信联络的紧张程度。
1935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将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经班佑北上。为加强左路军的通信联络工作，由军委三局政委伍云甫率三局、通信学校、电话队一部，随左路军行动。王诤知道自己随右路军行动，仍将刘寅等骨干调往左路军，两人从此分开近三年时间。
8月15日，刘寅随朱德率领的左路一野纵队从卓克基出发，翻越夹金山。到阿坝后，张国焘召开了与中共中央公开分裂的阿坝会议。以后又在卓木碉的白莎喇嘛寺主持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不顾朱德、徐向前、刘伯承等人反对，宣布另立中央，自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并对反对他的红一方面军的干部进行打击迫害。刘寅因来自一方面军，自然得不到信任，被调离电台到通信学校任教员。刘寅将情况向他的老领导伍云甫反映，伍云甫提醒他说：“党内出了坏人，要注意。”刘寅得到此暗示后，一直站稳立场，讲究策略，既团结四方面军的同志，又保护了自己。
1936年6月，在过炉霍草地时，经伍云甫介绍，刘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经过苏区尤其是长征的考验，免候补期。接着又在一次草地支部会上当选通讯学校支部宣传委员。
7月，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共同北上。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在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四方面军胜利完成了长征。而早在一年前，跟着党中央从毛儿盖出发北上的王诤，经六天六夜走出大草原后，一路斩关夺隘到达延安，早已走完长征路。
刘寅在两年的长征中，如朱德在《关于红军新阶段问题》的讲话中所说：“长征二万五千里，我个人却多走了一万里。”刘寅和从瑞金出发的一方面军过来的同志，也都实际走了三万五千里。
长征结束之后,刘寅又随西路军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经过半年的征战，西路军遭受严重挫折，刘寅历经千辛万苦，才于1938年5月下旬抵达延安，与在长征路上分手近三年的王诤又战斗在一起。
横眉冷对林彪、“四人帮”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神州大地爆发，从中央部门到地方党政机关，从国家主席到基层干部、工厂班组长、农业生产队长，无不遭“炮打”、“火烧”。正在国家第四机械工业部担任部长、副部长的王诤、刘寅等自然也难逃厄运。
“文革”之初，王诤、刘寅尽管对运动很不理解，却采取了积极投入的态度，一边接受批斗，一边坚持工作。王诤在部里不能正常召开党委会议，就改在自己或其他副部长家里召开，商讨对策，竭尽全力稳定全国电子工业局势。但随着运动的深入，“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最高指示”，成了“造反派”抓人、打人、抄家的护身符，他们可以随意揪斗部领导，王诤更是首当其冲。刘寅眼看自己的老领导、良师益友遭此不幸，为了减轻国务院的压力和对王诤的冲击，主动代替王诤出面与“造反派”“座谈”，承担责任。由于“造反派”围攻，刘寅心脏病发作，但这并没有得到“造反派”的同情，还是被来自701厂的“造反派”绑架到武汉批斗半月有余，后又被绑架到南京批斗半个多月。两次绑架都是经周恩来、李富春过问才得以回北京。
1967年1月21日，四机部机关被“造反派”夺权，4月被“军管”，所有部领导全部靠边站。刘寅还被关进“牛棚”，多次遭受“戴高帽”、“爬电杆”等凌辱，还被拉出去给彭德怀、贺龙、罗瑞卿等同志陪斗。
王诤的处境更糟，他被“军管会”宣布有严重错误，在四机部工作不是有功，而是有过，执行了“奴隶主义”、“爬行主义”、“取消主义”，甚至被扣上了“特嫌”的帽子。王诤对此一概不予接受。“造反派”见“文斗”斗不服王诤，就对他进行“武斗”，一阵阵毒打让他肝脏受伤，三根肋骨被打断。打过之后，“造反派”再问他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什么态度时，刚毅耿直的王诤答道：“我无限忠于毛主席。我反对提‘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多中心，中心只有一个，那就是毛主席。林彪不是一贯正确，历史上有错误，文化大革命支左也有错误。”并将所说的话，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写在三张纸条上交给“造反派”。
那年月，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王诤的话是属于“恶毒攻击”的反动言论，直接违反中央红头文件“公安六条”。想打倒王诤的“造反派”得到三张纸条，如获至宝，一面将“王诤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该万死”的大标语刷遍北京城，一面迅速上报给当时主管四机部的林彪死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当即指示向中央报告，要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王诤。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王诤“三张条子”现行反革命事件。
林彪一伙要逮捕王诤的报告，经周恩来阅后转呈毛泽东批示。1970年11月14日，毛泽东批示：“王诤是有功的，对他的处理要慎重。”周恩来也指示，对王诤的批判应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王诤在建立无线电讯和侦察敌台方面是有功劳的，没有发现他有通敌罪行。李作鹏见毛、周批示传达下去对王诤有利，于是以批示仅供领导掌握为借口，不向下传达。黄永胜却说：“毛主席说王诤有功，不等于他无罪。他对林副主席的态度是不能容忍的。王诤不能回四机部当部长，副部长也不能当，马上让他回干校！”
王诤还因为一件事吃了不少苦头，那就是不喊“打倒刘少奇”。四机部的“造反派”在批斗王诤时，总要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而王诤决不随人俯仰，既不张嘴，也不举手。“造反派”质问他为什么，王诤理直气壮地说：“刘少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部长，我部长怎么能喊打倒国家主席！”“造反派”气得高呼口号：“打倒刘少奇的忠实走狗王诤！”王诤怒不可遏，举手高喊：“王诤是毛主席的人，你们打不倒！”
虽然有毛泽东的批示，但因为不肯认错，王诤被押到河南叶县四机部干校劳动，和已经在那里劳动的刘寅又到了一起。经过“文革”岁月的锤炼，他们的感情又有了新的升华。
在毛泽东批示“王諍是有功的”以后，周恩来亲自安排让王诤从干校回北京治病休养。后来，毛泽东又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王诤是红军无线电的祖师爷，要尽快安排他的工作。叶剑英元帅将这个话告诉了王诤，并希望他回部队工作，当副总参谋长。对此，王诤表示：“从哪跌倒就从哪爬起来！”这样，1972年，王诤又被任命为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刘寅于1970年被“解放”后，从干校回北京，安排在北京电子管厂“蹲点”，直到1972年才恢复副部长职务。王诤、刘寅重新出来工作后，均以时不我待的精神迅速扭转了四机部的混乱局面。此后,他们继续工作在我国电子工业战线上，为我国电子工业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1931年1月4日，毛泽东在召见王诤、刘寅时曾对他们说：“等到全国胜利了，全国的电台都让你们来管。”在经历40年生生死死的考验后，他俩终于肩负起管理全国电子工业的重任。这决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饱含着他们对祖国电子工业的一片赤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惦挂的还是国家电子工业如何赶超世界水平的问题，这种忠贞不渝的信念和爱国情怀，令人感叹。○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