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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一方面提高了员工的工作自主性和灵活性，另一方面使得工作“侵入”生活，模糊了工作与家庭的边界。本文以上海多家企业的423名员工为研究对象，运用工作要求—控制模型分析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对员工工作家庭冲突及工作生活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1）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对工作家庭冲突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工作生活质量的影响不显著；（2）工作控制在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与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生活质量之间都具有中介作用；（3）工作要求只在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与工作家庭冲突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在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与工作生活质量之间没有中介作用。
关键词：在家办公；工作要求；工作控制；工作家庭冲突；工作生活质量
中图分类号：C9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192（2015）03002806doi：10.11847/fj.34.3.28
The Impact of Working from Home during Offjob Time on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Quality of Work LifeWANG Zhenyuan1，2， DUAN Yongjia3， SUN Shanshan3
（1.Business School，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2.Resear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3.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Working from home during offjob time improves the autonomy and flexibility of employee’s job， but it makes job “invade” life at the same time， and blurs the boundaries of work and life. Based on 423 questionnaires data， this paper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ing from home during offjob time， job demand， job control，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quality of work life with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working from home during offjob time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workfamily conflict but has no positive effect on quality of work life； job control could mediate bo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ing from home during offjob time and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ing from home during offjob time and quality of work life； while job demand could only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ing from home during offjob time and workfamily conflict.
Key words：working from home； job demand； job control； workfamily conflict； quality of work life
1引言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各种移动设备的普及正在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它打破了工作场所原有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使得员工不必局限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空间内办公，人们在非工作时间把工作带回家成为了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过往学者们研究了在工作场所使用科技对员工工作和生活的影响。例如Attar和Sweis分析了信息技术的使用对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Bittman等发现工作时间频繁使用移动电话会增加员工的工作强度，尤其对男性员工而言更加明显。此外，Venkatesh等发现信息技术在工作中的运用丰富了工作特征（技能多样性、任务完整性、任务重要性、工作自主性及工作反馈），但降低了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近来，有学者开始关注科技的使用对员工家庭生活的影响，如Ellison发现，科技的使用使得员工可以在非工作时间使用移动设备在家办公，在完成工作的同时增加陪伴家人的时间，增强员工的主观幸福感。然而，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究竟会促进还是破坏员工的工作家庭平衡？目前学术界还未达成统一认识。一些学者认为，科技的使用使得工作“侵入”到家庭生活中，如在家打开电脑就能接触到工作文件，或者通过智能手机就能与同事讨论工作上的事务，这种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的方式使得工作对生活的渗透性越来越强，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反而会对员工的工作家庭平衡带来负面影响。
尽管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对员工工作家庭平衡的影响受到了学者们关注，但通过回顾现有文献可以发现，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对员工工作家庭平衡究竟有何影响？其影响过程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回答。随着信息技术在工作中的使用成为一种常态，人们的工作生活节奏也在不断加快，员工为了完成工作任务，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把工作带回家。工作与家庭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这种“渗透”势必会影响员工的工作家庭平衡。因此，研究其影响机制不仅可以完善现有工作家庭冲突理论，而且有助于组织和员工采取相应措施消除或减轻使用科技带来的负面影响。 工作要求—控制模型（Job DemandControl Model，简称JDC模型）以工作特征为切入点研究员工的工作压力，后来有学者将此模型扩展到员工工作家庭冲突、工作满意度、幸福感等的研究中。信息技术的使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工作的特征，因此，本研究也将从工作要求—控制模型角度探讨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对员工工作家庭冲突、工作生活质量的影响，以丰富工作家庭冲突及工作生活质量领域的研究，为组织和个体在信息化时代减少工作家庭冲突，提高工作生活质量提供有益指导。
王振源，等：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对工作家庭冲突及工作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
Vol.34， No.3预测2015年第3期
2理论与假设
2.1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与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生活质量
工作家庭冲突（Workfamily Conflict）是指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之间的冲突。Greenhaus和Beutell将工作家庭冲突定义为一种角色间冲突，由于工作和家庭领域的压力而产生此种冲突，而且在某些方面不可协调。也就是说，参与工作（家庭）的角色会使参与家庭（工作）的角色变得难以协调。因为两种角色都有自己不同的需求，当满足了一种角色的需求后就会使另外一种角色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从具体表现形式来看，工作家庭冲突主要有三种形式：基于时间（Timebased）的冲突、基于压力（Strainbased）的冲突和基于行为（Behaviorbased）的冲突。由于基于行为的冲突很难实现变量的可操作化，少有实证研究表明基于行为的冲突存在，因此本研究也主要从基于时间和基于压力的冲突两个方面对工作家庭冲突进行考虑与测量。
工作生活质量（Quality of Work Life）是一个与工作参与度、满意度、安全、健康和幸福感等有关的概念。尽管工作生活质量的概念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就已提出，但学术界对工作生活质量的内涵及概念仍缺乏统一认识和清晰界定。目前对于工作生活质量的界定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工作生活质量是一种体现人本管理思想的管理理念，如Nadler和Lawler认为工作生活质量是对员工、工作以及组织的一种思考方式，强调如何让员工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参与对其产生影响的其他重要决策。第二种观点认为工作生活质量是员工对工作生活的一种感觉与主观体验，主要反映在工作满意度等方面，如Nicholson认为工作生活质量是指员工对工作的反应，特别是与工作满意度、心理健康、安全等相关的结果。第三种观点认为工作生活质量是一种对组织和工作的再设计，从而使员工的满意度得到提高的行为。本研究主要考虑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对员工工作家庭平衡的影响，因此采用第二种观点，即工作生活质量是个人对工作生活的一种主观体验与感受。
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的普及一方面使得远程办公或者在家办公成为了一种新的工作形式，另一方面使得人们在非工作时间越来越脱离不开工作，需要主动或被动地利用移动设备及网络处理工作上的事务，模糊了工作与家庭之间的边界，从而影响到个体的家庭生活，给个体造成压力。由于每个人所拥有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如果花费在工作上的时间越多，通常就难以抽出更多时间和精力为家庭提供支持和帮助，容易对家庭生活带来消极影响，从而产生工作家庭冲突。与此同时，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提高了员工工作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工作时间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朝九晚五”，工作地点也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写字楼”内。比如员工下班后可以准时回家，在家通过移动设备开展工作，使得员工可以兼顾公私，提高员工的主观幸福感。另一方面，当员工在家就能很好地完成工作，不需要在公司加班时，不仅能满足工作的要求，还能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因而有利于提高员工的生活满意度。综上所述，本研究假设：
H1a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与员工的工作家庭冲突正相关。
H1b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与员工的工作生活质量正相关。
2.2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与工作要求和工作控制
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一方面增加了员工的工作时间，另一方面提高了员工的工作控制（自主性）和灵活性，使得工作特征（如工作要求、工作控制）日益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也会对员工的工作生活产生影响。工作要求—控制模型包含两个重要因素，即工作要求和工作控制。工作要求是指存在于组织环境中，反映员工的工作任务量、复杂程度、时间要求、不确定性等因素，如工作负担、时间压力等；工作控制包含两个因素，员工在工作方面的决策权（决策自主）和员工在工作中使用的各项技能。信息技术的发展提高了人们沟通的效率，降低了沟通跨越时间和地域所需的成本，也使工作与生活的时间和地理边界变得日益模糊。由于信息技术的使用，员工被期望更快地对工作做出回应，因而下班回家后可能还需要通过一些移动设备处理工作上的事务，这无形延长了员工的工作时间，增加了员工的工作负荷，对员工提出了更高的工作要求；此外，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增加了工作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尤其是对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选择的自主性增强。与在办公室工作相比，在家办公减少了员工感受到的来自上级的监督和同事的干扰，有更多灵活性去选择工作时间和工作模式，提高了员工对工作的控制感。因此，本研究假设：
H2a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与工作要求正相关。
H2b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与工作控制正相关。
2.3工作要求和工作控制的中介作用
假设1中，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会使员工的工作家庭冲突情况加剧，同时也会提高员工的工作生活质量，这似乎有所矛盾。然而，从工作要求—控制模型的角度来说，这并不矛盾。主要是由于工作要求和工作控制在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与工作家庭平衡之间起中介作用。
首先，工作要求会提高员工的工作家庭冲突，并且对员工的工作生活质量有负面影响。如Butler等，舒晓兵和孙健敏的研究
表明，工作要求水平与员工工作家庭冲突水平正相关，Parkes和Von Rabenau的研究则证实工作要求与技术多样性的交互作用对于工作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特别是高工作要求—低技术多样性的工作会带来较低的工作满意度。根据工作要求—控制模型，工作对员工在时间上、精力上甚至脑力上的要求越高，将会剥夺或侵占员工的家庭生活时间和空间，因此造成其工作家庭冲突有所升高，工作及生活满意度降低。其次，工作控制将会降低员工的工作家庭冲突，并且有利于提高其工作生活质量水平。如Butler等的研究证实，工作控制和技能水平与员工工作家庭冲突水平负相关，Van der Doef等指出，对工作的低控制感与低工作满意度相关。基于工作要求—控制模型，当工作控制感提高，如员工能自己决定工作时间安排与投入、工作方式或工作顺序等，员工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适当调节，这将有利于降低工作家庭冲突、提高工作生活质量。 综合上述推论，并且结合假设1和假设2，本研究进一步假设：
H3a工作要求在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与工作家庭冲突间具有中介作用。
H3b工作要求在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与工作生活质量间具有中介作用。
H4a工作控制在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与工作家庭冲突间具有中介作用。
H4b工作控制在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与工作生活质量间具有中介作用。
3研究方法
3.1数据收集与变量测量
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调研对象来自上海多家企业的员工。为减少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的影响，问卷分两次发放，前后间隔1个月。第一次调研（T1）共发放600份问卷，主要调查变量包括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工作要求、工作控制和控制变量，回收问卷575份，其中有效问卷561份，有效回收率为93.5%。第二次调研（T2）针对有效填写了第一次问卷的561名被试，用以调查因变量工作家庭冲突、工作生活质量，回收问卷512份，其中有效问卷423份，有效回收率为82.6%。样本中男性占40.4%，女性占59.6%。在年龄上，25岁及以下占18.0%，26～35岁占62%，36～45岁占16%，46岁以上占3.8%，缺失值为0.2%。教育程度方面，高中（含职高、中专）以下占2.8%，大专占20.3%，本科占67.4%，硕士及以上占9.5%。职位方面，普通员工占42.3%，基层管理人员占 35.9%，中层管理人员占18.7%，高层管理人员占3.1%。企业性质方面，国有企业占26.7%，民营企业占29.1%，合资企业占18.7%，外资企业占21.2%，其他占4.3%。
为确保测量工具的信度及效度，本研究尽量采用现有文献已使用过的成熟量表，再根据本研究目的加以适当修正作为实际测量题项，并采用Likert 5点评分法作答（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
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的测量参考Park等开发的量表，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相应改编，共包含5个题项，如“在非工作时间，我在家使用移动设备（如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处理工作上的事情”。Cronbach’s α系数为0.893。
工作要求和工作控制的测量采用Karasek等编制的量表，工作要求包含5个题项，如“我的工作对工作效率的要求很高”。Cronbach’s α系数为0.764。工作控制包含6个题项，如“工作中，我能决定完成自己工作的方法或方式”。Cronbach’s α系数为0.823。
工作家庭冲突采用Kelloway等开发的量表，包含基于时间和基于压力的冲突两个维度。基于时间的冲突包含5个题项，如“我经常因为工作的关系而改变和家人相处的计划”；基于压力的冲突包含6个题项，如“由于工作上的种种压力，即使放假在家，我也没法尽情享受家庭活动”。整体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6。
工作生活质量包含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两个维度。工作满意度采用Begley和Czajka使用的量表，包含6个题项，如“我能从工作中获得乐趣”；生活满意度采用Diener等编制的量表，包含5个题项，如“目前我生活的大多数方面都接近我理想中的”。整体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4。
3.2数据分析与结果
（1）效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es， CFA）确保研究的结构效度。结果表明，五因子模型的拟合度（CFI=0.962，TLI=0.947）均大于一般认定的标准值0.9，RMSEA为0.061，低于一般认定的标准值0.08，同时，模型中各潜变量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Factor Loading）均大于0.5，表明模型数据拟合良好。本研究进一步将假设的五因子模型与其他四个替代模型进行比较，五因子模型的拟合度要显著优于其他四个模型，表明本研究模型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此外，本研究中各变量的组合信度（CR）均大于0.7，平均变异数提取量（AVE）均大于0.5，说明各变量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本研究中各变量AVE值的平方根均大于其相关系数，说明各变量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2）假设检验
本研究采用SPSS统计软件对所有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进行计算，并用以计算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得到各变量的皮尔逊相关分析系数矩阵（双尾检验）。结果表明，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与工作要求（r=0.333，p<0.01）、工作控制（r=0.215，p<0.01）显著正相关，与工作家庭冲突（r=0.198，p<0.01）、工作生活质量（r=0.153，p<0.01）显著正相关。此外，工作要求与工作家庭冲突显著正相关（r=0.257，p<0.01），但与工作生活质量的相关性不显著（r=0.092，p>0.05）。工作控制与工作家庭冲突的相关性不显著（r=-0.066，p>0.05），但与工作生活质量显著正相关（r=0.187，p<0.01）。
本研究采用AMOS统计软件对假设模型（模型1）以及替代模型（模型2）进行验证，各项拟合指标如表1所示，结果表明各指标均达到可接受水平。模型1（完全中介）和模型2（部分中介）相比，模型2拟合度的改善达到了显著性水平（Δχ2=-12.953，ΔDf=2，p<0.01）。根据拟合结果及简约性原则，本研究认为模型2是最佳匹配模型。路径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由图2可知，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对工作家庭冲突有显著正向影响（β=0.19，p<0.001），对工作生活质量没有显著影响（β=0.12，p>0.05），假设1a得到支持，假设1b未得到支持。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对工作要求（β=0.4，p<0.001）和工作控制（β=0.27，p<0.001）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2a和假设2b得到支持。工作要求对工作家庭冲突（β=0.3，p<0.001）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工作生活质量（β=-0.02，p>0.05）没有显著影响；工作控制对工作家庭冲突（β=-0.21，p<0.001）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工作生活质量（β=0.25，p<0.01）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工作要求和工作控制在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与工作家庭冲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3a、假设4a得到支持。工作要求对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与工作生活质量的中介作用不成立，假设3b未得到支持；而工作控制在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与工作生活质量关系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假设4b得到支持。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对工作家庭冲突的直接效应为0.19，通过工作要求的间接效应为0.12，通过工作控制的间接效应为-0.0567，因此总效应为0.254；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对工作生活质量没有直接效应，通过工作控制的间接效应为0.068，因此总效应为0.068。 4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以工作要求—控制模型分析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对员工工作家庭冲突及工作生活质量的影响机制，有力地解释了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如何影响员工工作家庭生活的现象，丰富了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生活质量领域的研究。此外，通过检索国内外现有文献发现，以往并没有学者用此模型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本研究的结果揭示了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对员工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过程，拓展了工作要求—控制模型的应用范围。
此外，本研究结果对现实也有一定指导意义。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们在非工作时间、非办公场所也能随时随地处理工作上的事务，在提高了员工工作灵活性和自主性的同时模糊了工作和家庭生活的边界。由本研究可知，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会通过提高工作自主性进而提高工作生活质量、降低工作家庭冲突。因此本研究建议公司应为员工创造在家办公的条件，避免员工在非工作时间在公司加班。例如为员工提供笔记本电脑或其他移动设备，采取VPN、云存储技术等，使员工能在家接入公司办公系统。本研究结果也表明员工在非工作时间在家主动或者被动地处理工作上的事务，将增加对员工的工作要求，从而导致工作家庭冲突。为确保员工在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的效益，本研究建议公司通过分散工作负荷量、降低工作要求来避免工作家庭冲突升级。例如通过定时（如晚上9点）关闭办公系统，邮件服务器等，确保员工能有时间和家人相处，并保证足够的休息时间，从而人为降低工作要求。主管也应避免在非工作时间安排工作任务、加重下属的工作负担。
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的限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有待提高的地方。首先，没有对被试在非工作时间处理工作事务的意愿或者偏好进行调查并加以区分，而此意愿或者偏好可能也会对工作家庭冲突产生影响，建议后续研究将在非工作时间处理工作事务的意愿或者偏好加入调查研究中。其次，为降低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分两次发放调查问卷，时间间隔一个月左右，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共同方法偏差的威胁，但要真正明确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来可通过时间纵向的追踪设计来进行相关研究。此外，本研究只检验了工作要求—控制模型的中介作用，是否存在相关调节变量也值得未来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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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orking from home during offjob time improves the autonomy and flexibility of employee’s job， but it makes job “invade” life at the same time， and blurs the boundaries of work and life. Based on 423 questionnaires data， this paper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ing from home during offjob time， job demand， job control，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quality of work life with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working from home during offjob time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workfamily conflict but has no positive effect on quality of work life； job control could mediate bo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ing from home during offjob time and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ing from home during offjob time and quality of work life； while job demand could only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ing from home during offjob time and workfamily conflict.
Key words：working from home； job demand； job control； workfamily conflict； quality of work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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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对员工工作家庭平衡的影响受到了学者们关注，但通过回顾现有文献可以发现，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对员工工作家庭平衡究竟有何影响？其影响过程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回答。随着信息技术在工作中的使用成为一种常态，人们的工作生活节奏也在不断加快，员工为了完成工作任务，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把工作带回家。工作与家庭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这种“渗透”势必会影响员工的工作家庭平衡。因此，研究其影响机制不仅可以完善现有工作家庭冲突理论，而且有助于组织和员工采取相应措施消除或减轻使用科技带来的负面影响。 工作要求—控制模型（Job DemandControl Model，简称JDC模型）以工作特征为切入点研究员工的工作压力，后来有学者将此模型扩展到员工工作家庭冲突、工作满意度、幸福感等的研究中。信息技术的使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工作的特征，因此，本研究也将从工作要求—控制模型角度探讨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对员工工作家庭冲突、工作生活质量的影响，以丰富工作家庭冲突及工作生活质量领域的研究，为组织和个体在信息化时代减少工作家庭冲突，提高工作生活质量提供有益指导。
王振源，等：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对工作家庭冲突及工作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
Vol.34， No.3预测2015年第3期
2理论与假设
2.1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与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生活质量
工作家庭冲突（Workfamily Conflict）是指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之间的冲突。Greenhaus和Beutell将工作家庭冲突定义为一种角色间冲突，由于工作和家庭领域的压力而产生此种冲突，而且在某些方面不可协调。也就是说，参与工作（家庭）的角色会使参与家庭（工作）的角色变得难以协调。因为两种角色都有自己不同的需求，当满足了一种角色的需求后就会使另外一种角色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从具体表现形式来看，工作家庭冲突主要有三种形式：基于时间（Timebased）的冲突、基于压力（Strainbased）的冲突和基于行为（Behaviorbased）的冲突。由于基于行为的冲突很难实现变量的可操作化，少有实证研究表明基于行为的冲突存在，因此本研究也主要从基于时间和基于压力的冲突两个方面对工作家庭冲突进行考虑与测量。
工作生活质量（Quality of Work Life）是一个与工作参与度、满意度、安全、健康和幸福感等有关的概念。尽管工作生活质量的概念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就已提出，但学术界对工作生活质量的内涵及概念仍缺乏统一认识和清晰界定。目前对于工作生活质量的界定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工作生活质量是一种体现人本管理思想的管理理念，如Nadler和Lawler认为工作生活质量是对员工、工作以及组织的一种思考方式，强调如何让员工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参与对其产生影响的其他重要决策。第二种观点认为工作生活质量是员工对工作生活的一种感觉与主观体验，主要反映在工作满意度等方面，如Nicholson认为工作生活质量是指员工对工作的反应，特别是与工作满意度、心理健康、安全等相关的结果。第三种观点认为工作生活质量是一种对组织和工作的再设计，从而使员工的满意度得到提高的行为。本研究主要考虑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对员工工作家庭平衡的影响，因此采用第二种观点，即工作生活质量是个人对工作生活的一种主观体验与感受。
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的普及一方面使得远程办公或者在家办公成为了一种新的工作形式，另一方面使得人们在非工作时间越来越脱离不开工作，需要主动或被动地利用移动设备及网络处理工作上的事务，模糊了工作与家庭之间的边界，从而影响到个体的家庭生活，给个体造成压力。由于每个人所拥有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如果花费在工作上的时间越多，通常就难以抽出更多时间和精力为家庭提供支持和帮助，容易对家庭生活带来消极影响，从而产生工作家庭冲突。与此同时，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提高了员工工作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工作时间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朝九晚五”，工作地点也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写字楼”内。比如员工下班后可以准时回家，在家通过移动设备开展工作，使得员工可以兼顾公私，提高员工的主观幸福感。另一方面，当员工在家就能很好地完成工作，不需要在公司加班时，不仅能满足工作的要求，还能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因而有利于提高员工的生活满意度。综上所述，本研究假设：
H1a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与员工的工作家庭冲突正相关。
H1b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与员工的工作生活质量正相关。
2.2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与工作要求和工作控制
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一方面增加了员工的工作时间，另一方面提高了员工的工作控制（自主性）和灵活性，使得工作特征（如工作要求、工作控制）日益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也会对员工的工作生活产生影响。工作要求—控制模型包含两个重要因素，即工作要求和工作控制。工作要求是指存在于组织环境中，反映员工的工作任务量、复杂程度、时间要求、不确定性等因素，如工作负担、时间压力等；工作控制包含两个因素，员工在工作方面的决策权（决策自主）和员工在工作中使用的各项技能。信息技术的发展提高了人们沟通的效率，降低了沟通跨越时间和地域所需的成本，也使工作与生活的时间和地理边界变得日益模糊。由于信息技术的使用，员工被期望更快地对工作做出回应，因而下班回家后可能还需要通过一些移动设备处理工作上的事务，这无形延长了员工的工作时间，增加了员工的工作负荷，对员工提出了更高的工作要求；此外，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增加了工作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尤其是对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选择的自主性增强。与在办公室工作相比，在家办公减少了员工感受到的来自上级的监督和同事的干扰，有更多灵活性去选择工作时间和工作模式，提高了员工对工作的控制感。因此，本研究假设：
H2a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与工作要求正相关。
H2b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与工作控制正相关。
2.3工作要求和工作控制的中介作用
假设1中，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会使员工的工作家庭冲突情况加剧，同时也会提高员工的工作生活质量，这似乎有所矛盾。然而，从工作要求—控制模型的角度来说，这并不矛盾。主要是由于工作要求和工作控制在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与工作家庭平衡之间起中介作用。
首先，工作要求会提高员工的工作家庭冲突，并且对员工的工作生活质量有负面影响。如Butler等，舒晓兵和孙健敏的研究
表明，工作要求水平与员工工作家庭冲突水平正相关，Parkes和Von Rabenau的研究则证实工作要求与技术多样性的交互作用对于工作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特别是高工作要求—低技术多样性的工作会带来较低的工作满意度。根据工作要求—控制模型，工作对员工在时间上、精力上甚至脑力上的要求越高，将会剥夺或侵占员工的家庭生活时间和空间，因此造成其工作家庭冲突有所升高，工作及生活满意度降低。其次，工作控制将会降低员工的工作家庭冲突，并且有利于提高其工作生活质量水平。如Butler等的研究证实，工作控制和技能水平与员工工作家庭冲突水平负相关，Van der Doef等指出，对工作的低控制感与低工作满意度相关。基于工作要求—控制模型，当工作控制感提高，如员工能自己决定工作时间安排与投入、工作方式或工作顺序等，员工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适当调节，这将有利于降低工作家庭冲突、提高工作生活质量。 综合上述推论，并且结合假设1和假设2，本研究进一步假设：
H3a工作要求在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与工作家庭冲突间具有中介作用。
H3b工作要求在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与工作生活质量间具有中介作用。
H4a工作控制在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与工作家庭冲突间具有中介作用。
H4b工作控制在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与工作生活质量间具有中介作用。
3研究方法
3.1数据收集与变量测量
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调研对象来自上海多家企业的员工。为减少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的影响，问卷分两次发放，前后间隔1个月。第一次调研（T1）共发放600份问卷，主要调查变量包括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工作要求、工作控制和控制变量，回收问卷575份，其中有效问卷561份，有效回收率为93.5%。第二次调研（T2）针对有效填写了第一次问卷的561名被试，用以调查因变量工作家庭冲突、工作生活质量，回收问卷512份，其中有效问卷423份，有效回收率为82.6%。样本中男性占40.4%，女性占59.6%。在年龄上，25岁及以下占18.0%，26～35岁占62%，36～45岁占16%，46岁以上占3.8%，缺失值为0.2%。教育程度方面，高中（含职高、中专）以下占2.8%，大专占20.3%，本科占67.4%，硕士及以上占9.5%。职位方面，普通员工占42.3%，基层管理人员占 35.9%，中层管理人员占18.7%，高层管理人员占3.1%。企业性质方面，国有企业占26.7%，民营企业占29.1%，合资企业占18.7%，外资企业占21.2%，其他占4.3%。
为确保测量工具的信度及效度，本研究尽量采用现有文献已使用过的成熟量表，再根据本研究目的加以适当修正作为实际测量题项，并采用Likert 5点评分法作答（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
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的测量参考Park等开发的量表，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相应改编，共包含5个题项，如“在非工作时间，我在家使用移动设备（如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处理工作上的事情”。Cronbach’s α系数为0.893。
工作要求和工作控制的测量采用Karasek等编制的量表，工作要求包含5个题项，如“我的工作对工作效率的要求很高”。Cronbach’s α系数为0.764。工作控制包含6个题项，如“工作中，我能决定完成自己工作的方法或方式”。Cronbach’s α系数为0.823。
工作家庭冲突采用Kelloway等开发的量表，包含基于时间和基于压力的冲突两个维度。基于时间的冲突包含5个题项，如“我经常因为工作的关系而改变和家人相处的计划”；基于压力的冲突包含6个题项，如“由于工作上的种种压力，即使放假在家，我也没法尽情享受家庭活动”。整体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6。
工作生活质量包含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两个维度。工作满意度采用Begley和Czajka使用的量表，包含6个题项，如“我能从工作中获得乐趣”；生活满意度采用Diener等编制的量表，包含5个题项，如“目前我生活的大多数方面都接近我理想中的”。整体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4。
3.2数据分析与结果
（1）效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es， CFA）确保研究的结构效度。结果表明，五因子模型的拟合度（CFI=0.962，TLI=0.947）均大于一般认定的标准值0.9，RMSEA为0.061，低于一般认定的标准值0.08，同时，模型中各潜变量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Factor Loading）均大于0.5，表明模型数据拟合良好。本研究进一步将假设的五因子模型与其他四个替代模型进行比较，五因子模型的拟合度要显著优于其他四个模型，表明本研究模型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此外，本研究中各变量的组合信度（CR）均大于0.7，平均变异数提取量（AVE）均大于0.5，说明各变量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本研究中各变量AVE值的平方根均大于其相关系数，说明各变量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2）假设检验
本研究采用SPSS统计软件对所有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进行计算，并用以计算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得到各变量的皮尔逊相关分析系数矩阵（双尾检验）。结果表明，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与工作要求（r=0.333，p<0.01）、工作控制（r=0.215，p<0.01）显著正相关，与工作家庭冲突（r=0.198，p<0.01）、工作生活质量（r=0.153，p<0.01）显著正相关。此外，工作要求与工作家庭冲突显著正相关（r=0.257，p<0.01），但与工作生活质量的相关性不显著（r=0.092，p>0.05）。工作控制与工作家庭冲突的相关性不显著（r=-0.066，p>0.05），但与工作生活质量显著正相关（r=0.187，p<0.01）。
本研究采用AMOS统计软件对假设模型（模型1）以及替代模型（模型2）进行验证，各项拟合指标如表1所示，结果表明各指标均达到可接受水平。模型1（完全中介）和模型2（部分中介）相比，模型2拟合度的改善达到了显著性水平（Δχ2=-12.953，ΔDf=2，p<0.01）。根据拟合结果及简约性原则，本研究认为模型2是最佳匹配模型。路径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由图2可知，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对工作家庭冲突有显著正向影响（β=0.19，p<0.001），对工作生活质量没有显著影响（β=0.12，p>0.05），假设1a得到支持，假设1b未得到支持。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对工作要求（β=0.4，p<0.001）和工作控制（β=0.27，p<0.001）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2a和假设2b得到支持。工作要求对工作家庭冲突（β=0.3，p<0.001）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工作生活质量（β=-0.02，p>0.05）没有显著影响；工作控制对工作家庭冲突（β=-0.21，p<0.001）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工作生活质量（β=0.25，p<0.01）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工作要求和工作控制在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与工作家庭冲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3a、假设4a得到支持。工作要求对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与工作生活质量的中介作用不成立，假设3b未得到支持；而工作控制在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与工作生活质量关系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假设4b得到支持。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对工作家庭冲突的直接效应为0.19，通过工作要求的间接效应为0.12，通过工作控制的间接效应为-0.0567，因此总效应为0.254；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对工作生活质量没有直接效应，通过工作控制的间接效应为0.068，因此总效应为0.068。 4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以工作要求—控制模型分析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对员工工作家庭冲突及工作生活质量的影响机制，有力地解释了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如何影响员工工作家庭生活的现象，丰富了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生活质量领域的研究。此外，通过检索国内外现有文献发现，以往并没有学者用此模型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本研究的结果揭示了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对员工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过程，拓展了工作要求—控制模型的应用范围。
此外，本研究结果对现实也有一定指导意义。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们在非工作时间、非办公场所也能随时随地处理工作上的事务，在提高了员工工作灵活性和自主性的同时模糊了工作和家庭生活的边界。由本研究可知，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会通过提高工作自主性进而提高工作生活质量、降低工作家庭冲突。因此本研究建议公司应为员工创造在家办公的条件，避免员工在非工作时间在公司加班。例如为员工提供笔记本电脑或其他移动设备，采取VPN、云存储技术等，使员工能在家接入公司办公系统。本研究结果也表明员工在非工作时间在家主动或者被动地处理工作上的事务，将增加对员工的工作要求，从而导致工作家庭冲突。为确保员工在非工作时间在家办公的效益，本研究建议公司通过分散工作负荷量、降低工作要求来避免工作家庭冲突升级。例如通过定时（如晚上9点）关闭办公系统，邮件服务器等，确保员工能有时间和家人相处，并保证足够的休息时间，从而人为降低工作要求。主管也应避免在非工作时间安排工作任务、加重下属的工作负担。
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的限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有待提高的地方。首先，没有对被试在非工作时间处理工作事务的意愿或者偏好进行调查并加以区分，而此意愿或者偏好可能也会对工作家庭冲突产生影响，建议后续研究将在非工作时间处理工作事务的意愿或者偏好加入调查研究中。其次，为降低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分两次发放调查问卷，时间间隔一个月左右，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共同方法偏差的威胁，但要真正明确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来可通过时间纵向的追踪设计来进行相关研究。此外，本研究只检验了工作要求—控制模型的中介作用，是否存在相关调节变量也值得未来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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