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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文化历史悠久、根深叶茂、生生不息，历经了数千年的光辉灿烂。从叔虞封唐时的“河汾之东，方百里”的蕞尔小国，发展成一个虎踞北方的泱泱大国，不可谓不强大，不可谓不令人震撼！支撑其发展壮大的不仅有十分坚实的经济基础、相对稳定的政治基础，还包括先进的思想文化，而法治思想文化的进步更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那么，为什么三晋能成为我国先秦时期法治思想文化的先驱者、成文法的故乡、法制文化的摇篮呢？接下来，笔者将从四个方面一一分析。
一、宗法分封制的削弱
宗法分封制度，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制度，其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也就是说，国君的地位必须由嫡长子继承，而嫡长子之外的其他诸子不能继承君位。
西周晚期，奴隶社会逐渐趋于衰落。到了春秋时期，我国历史进入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度过渡的历史时期。社会处于激烈的大变革、大动荡、大发展之中，呈现出礼崩乐坏、周天子衰落、诸侯争霸的混乱局面，宗法制度遭到严重的破坏，这在晋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晋国早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两件重要的政治事件对晋国影响极大。晋穆侯有两个儿子，太子仇和次子成师。公元前785年，晋穆侯去世，本来按照礼制，该由他的嫡长子仇继位，没想到晋穆侯的弟弟殇叔先下手为强，篡位当上了国君。这样，嫡长子继承制第一次被打破了。四年后，实力强大的太子仇又成功地袭杀了殇叔，夺回了本应属于他的一切，成为了晋文侯。晋文侯去世后，他的儿子姬伯继位，史称晋昭侯。晋昭侯的性格和父亲晋文侯截然不同。晋文侯在位三十五年，文武兼备，上可勤王以安定周王室，下可安邦定国。与晋文侯比起来，晋昭侯显得有些软弱。晋昭侯继位后不久，就把自己的叔叔成师封在了曲沃（即今天的闻喜县上郭村一带）。成师治理有方，渐渐地，实力也就大大超过了晋昭侯。至此，晋国内部混乱六十七年的祸根就此埋下。终于，到公元前679年，以成师为代表的小宗终于彻底地战胜了太子仇为代表的大宗。此次内乱结束后，嫡长子继承制这一传统的宗法制度在晋国受到严重打击。
然而，事前并没有结束。公元前677年，晋武公死后，他的儿子晋献公继位。在接受曲沃代晋的教训后，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巩固统治地位，晋献公数次诛杀晋公子，从而形成了晋国历史上所特有的“晋无公族”的政治传统。
在晋国发展的早期，同样还有一件政治事件与晋献公有关。当时，晋国与一个少数民族骊戎发生冲突，骊戎首领出于政治目的，把自己的两个女儿进献给了晋献公。其中，骊姬为晋献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奚齐。晋献公对骊姬宠爱有加，封了骊姬为夫人，并且废掉了原来的太子申生，改立奚齐为太子。最后，太子申生自杀，公子重耳、夷吾出逃。晋献公死后，夷吾当上了晋国国君，这就是晋惠公。与此同时，在外流亡十九年的重耳韬光养晦，实力逐渐强盛，终于在秦国的帮助下，成功返回晋国，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晋文公。
二、异姓卿大夫势力的崛起
事实上，晋文公之所以能再次成功返回晋国，并且称霸中原，依靠的正是一大批异姓卿大夫（如赵衰、狐偃等）的大力支持。不同于依靠血缘关系取得政治地位的公室旧贵族，他们是凭借军功被封爵赐位。晋文公在位时曾大刀阔斧地进行过一些政治改革，以克服宗族对军权的威胁。然而，随着异姓卿大夫势力的日趋强盛，对公室造成的政治威胁也就原来越明显，远远超出了晋文公的想象。尤其是在晋景公继位时，因为担心赵氏盘根错节的家族势力过分膨胀，晋景公就下令诛杀了赵氏一族。从此以后，晋国公室与异姓卿大夫的政治矛盾公开化。
自晋景公之后，异姓卿大夫的势力一发不可收拾，随着他们的发展，到晋昭公和晋顷公的时代，晋国的政治格局彻底被韩、赵、魏、范、中行、智六大相对稳定的家族左右了。
三、法治思想是晋国文化史上的传统
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其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日渐崩溃，旧的制度在晋国被破坏得最早、最多。與此同时，需要一种新的制度来共同约束社会成员，于是法治思想便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尚法的思想便代替了宗法制的周礼，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一条传统，其尚法的思想传统主要体现在不断颁布的法典之中。目前人们知道的，在成文法公布之前的晋国法典共有五部：
公元前513年，“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宾，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这无疑是晋国的第一部法典。
骊姬乱政结束后，晋国国内持续了二十余年的混乱，国家的整体发展情况也大不如前。所以，晋文公重耳回国后，急需制定一部法典来改变国家的现状。于是，公元前633年晋文公“于是乎大蒐于被庐，以示之礼，制执秩之法，以正其官”。可以说，这是晋国历史上的第二部法典。
第三部法典是在公元前621年，赵盾作“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洿，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的“赵宣子之法”。（《左传·文公六年》）大意是：制定章程条例，制定刑罚律令，清理诉讼积案，督查追捕逃奴，财务的出入皆用契约、账目为凭据。治理改正过去法律上不便民、不利国的污秽，正名定分，任贤使能，令序故常，以举逸民，假贷有券等。可以说，这部法典的颁布也是一场重大的政治改革，它是礼制和法治的结合。
赵盾死后的第二年晋景公即位，晋景公对赵氏的专横非常不满，下令灭掉赵氏一族，并且废掉施行于赵盾执政始末的“赵宣子之法”，而颁布新的“范武子之法”。这就是晋国的第四部法典。
“范武子之法”施行于晋景公、晋厉公两代统治时期。晋国公室依据此法诛杀了很多异姓卿大夫，激化了晋国公室和卿大夫间的矛盾。为了缓和矛盾，公元前573年晋悼公即位后，“命士渥浊为太傅，使修范武子之法”。这是晋国法治史上的最后一部法典。
不难看出，在晋国的发展史中，变法活动是比较频繁的。这五部法典，内容庞杂，礼法不分，性质似今日的宪法。尽管每部法典的内容不尽相同，但是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晋国公室与卿大夫之间的尖锐矛盾。
四、法治思想的践行者涌现
战国时期的韩、赵、魏三晋源自晋国，三国的法治思想完全是以晋国的法典为本而制定的，这也是韩、赵、魏成为“战国七雄”的根本原因。在三晋这块沃土上，涌现出了很多著名的法吏和法学家。
李悝（约公元前455—前395年），魏国人，法家学派始祖。魏国是战国初期最早进行改革的一个诸侯国，自魏文侯時，就与韩赵分晋，建立新国。魏文侯广招人才，礼贤下士，启用了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李悝就是其中最著名者。李悝的变法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政治上实行法治，废除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奖励有功于国家的人，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强国之一；经济上推行“尽地力”和“善平籴”的政策；文化上汇集当时各国法律，编成《法经》，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
慎到（约公元前390—前315年），赵国人，战国中期法家代表人物之一，是法家学派中“势治”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政治法律思想主要有两方面：做具体工作，而应责令臣下去做。第一，君道“无为”说。即办事是臣下的任务，国君的任务就是让臣下去办事。国君在实行法治的前提下，自己不要去做具体工作，而应责令臣下去完成。第二，“势治”论。即国君要推行法治，使臣民服从法令，必须依靠自己的权势，并要使自己的权势永远超过一切臣子。
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年），卫国人，法家思想体系的奠基人和伟大的实践者。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为了富国强兵，广揽人才。正值此时，商鞅携带李悝的《法经》入秦国，并取得了秦孝公的信任，于是开展了一系列的变法活动，为日后秦国的强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结语
从叔虞封唐到三家分晋（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457年）先后约六百年的晋国史，是山西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纵观这段荡气回肠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法治思想文化是促使其不断前进、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继承和弘扬三晋优秀的法治思想文化，是大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
那么，为什么三晋能成为我国先秦时期法治思想文化的先驱者、成文法的故乡、法制文化的摇篮呢？接下来，笔者将从四个方面一一分析。
一、宗法分封制的削弱
宗法分封制度，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制度，其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也就是说，国君的地位必须由嫡长子继承，而嫡长子之外的其他诸子不能继承君位。
西周晚期，奴隶社会逐渐趋于衰落。到了春秋时期，我国历史进入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度过渡的历史时期。社会处于激烈的大变革、大动荡、大发展之中，呈现出礼崩乐坏、周天子衰落、诸侯争霸的混乱局面，宗法制度遭到严重的破坏，这在晋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晋国早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两件重要的政治事件对晋国影响极大。晋穆侯有两个儿子，太子仇和次子成师。公元前785年，晋穆侯去世，本来按照礼制，该由他的嫡长子仇继位，没想到晋穆侯的弟弟殇叔先下手为强，篡位当上了国君。这样，嫡长子继承制第一次被打破了。四年后，实力强大的太子仇又成功地袭杀了殇叔，夺回了本应属于他的一切，成为了晋文侯。晋文侯去世后，他的儿子姬伯继位，史称晋昭侯。晋昭侯的性格和父亲晋文侯截然不同。晋文侯在位三十五年，文武兼备，上可勤王以安定周王室，下可安邦定国。与晋文侯比起来，晋昭侯显得有些软弱。晋昭侯继位后不久，就把自己的叔叔成师封在了曲沃（即今天的闻喜县上郭村一带）。成师治理有方，渐渐地，实力也就大大超过了晋昭侯。至此，晋国内部混乱六十七年的祸根就此埋下。终于，到公元前679年，以成师为代表的小宗终于彻底地战胜了太子仇为代表的大宗。此次内乱结束后，嫡长子继承制这一传统的宗法制度在晋国受到严重打击。
然而，事前并没有结束。公元前677年，晋武公死后，他的儿子晋献公继位。在接受曲沃代晋的教训后，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巩固统治地位，晋献公数次诛杀晋公子，从而形成了晋国历史上所特有的“晋无公族”的政治传统。
在晋国发展的早期，同样还有一件政治事件与晋献公有关。当时，晋国与一个少数民族骊戎发生冲突，骊戎首领出于政治目的，把自己的两个女儿进献给了晋献公。其中，骊姬为晋献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奚齐。晋献公对骊姬宠爱有加，封了骊姬为夫人，并且废掉了原来的太子申生，改立奚齐为太子。最后，太子申生自杀，公子重耳、夷吾出逃。晋献公死后，夷吾当上了晋国国君，这就是晋惠公。与此同时，在外流亡十九年的重耳韬光养晦，实力逐渐强盛，终于在秦国的帮助下，成功返回晋国，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晋文公。
二、异姓卿大夫势力的崛起
事实上，晋文公之所以能再次成功返回晋国，并且称霸中原，依靠的正是一大批异姓卿大夫（如赵衰、狐偃等）的大力支持。不同于依靠血缘关系取得政治地位的公室旧贵族，他们是凭借军功被封爵赐位。晋文公在位时曾大刀阔斧地进行过一些政治改革，以克服宗族对军权的威胁。然而，随着异姓卿大夫势力的日趋强盛，对公室造成的政治威胁也就原来越明显，远远超出了晋文公的想象。尤其是在晋景公继位时，因为担心赵氏盘根错节的家族势力过分膨胀，晋景公就下令诛杀了赵氏一族。从此以后，晋国公室与异姓卿大夫的政治矛盾公开化。
自晋景公之后，异姓卿大夫的势力一发不可收拾，随着他们的发展，到晋昭公和晋顷公的时代，晋国的政治格局彻底被韩、赵、魏、范、中行、智六大相对稳定的家族左右了。
三、法治思想是晋国文化史上的传统
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其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日渐崩溃，旧的制度在晋国被破坏得最早、最多。與此同时，需要一种新的制度来共同约束社会成员，于是法治思想便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尚法的思想便代替了宗法制的周礼，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一条传统，其尚法的思想传统主要体现在不断颁布的法典之中。目前人们知道的，在成文法公布之前的晋国法典共有五部：
公元前513年，“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宾，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这无疑是晋国的第一部法典。
骊姬乱政结束后，晋国国内持续了二十余年的混乱，国家的整体发展情况也大不如前。所以，晋文公重耳回国后，急需制定一部法典来改变国家的现状。于是，公元前633年晋文公“于是乎大蒐于被庐，以示之礼，制执秩之法，以正其官”。可以说，这是晋国历史上的第二部法典。
第三部法典是在公元前621年，赵盾作“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洿，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的“赵宣子之法”。（《左传·文公六年》）大意是：制定章程条例，制定刑罚律令，清理诉讼积案，督查追捕逃奴，财务的出入皆用契约、账目为凭据。治理改正过去法律上不便民、不利国的污秽，正名定分，任贤使能，令序故常，以举逸民，假贷有券等。可以说，这部法典的颁布也是一场重大的政治改革，它是礼制和法治的结合。
赵盾死后的第二年晋景公即位，晋景公对赵氏的专横非常不满，下令灭掉赵氏一族，并且废掉施行于赵盾执政始末的“赵宣子之法”，而颁布新的“范武子之法”。这就是晋国的第四部法典。
“范武子之法”施行于晋景公、晋厉公两代统治时期。晋国公室依据此法诛杀了很多异姓卿大夫，激化了晋国公室和卿大夫间的矛盾。为了缓和矛盾，公元前573年晋悼公即位后，“命士渥浊为太傅，使修范武子之法”。这是晋国法治史上的最后一部法典。
不难看出，在晋国的发展史中，变法活动是比较频繁的。这五部法典，内容庞杂，礼法不分，性质似今日的宪法。尽管每部法典的内容不尽相同，但是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晋国公室与卿大夫之间的尖锐矛盾。
四、法治思想的践行者涌现
战国时期的韩、赵、魏三晋源自晋国，三国的法治思想完全是以晋国的法典为本而制定的，这也是韩、赵、魏成为“战国七雄”的根本原因。在三晋这块沃土上，涌现出了很多著名的法吏和法学家。
李悝（约公元前455—前395年），魏国人，法家学派始祖。魏国是战国初期最早进行改革的一个诸侯国，自魏文侯時，就与韩赵分晋，建立新国。魏文侯广招人才，礼贤下士，启用了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李悝就是其中最著名者。李悝的变法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政治上实行法治，废除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奖励有功于国家的人，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强国之一；经济上推行“尽地力”和“善平籴”的政策；文化上汇集当时各国法律，编成《法经》，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
慎到（约公元前390—前315年），赵国人，战国中期法家代表人物之一，是法家学派中“势治”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政治法律思想主要有两方面：做具体工作，而应责令臣下去做。第一，君道“无为”说。即办事是臣下的任务，国君的任务就是让臣下去办事。国君在实行法治的前提下，自己不要去做具体工作，而应责令臣下去完成。第二，“势治”论。即国君要推行法治，使臣民服从法令，必须依靠自己的权势，并要使自己的权势永远超过一切臣子。
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年），卫国人，法家思想体系的奠基人和伟大的实践者。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为了富国强兵，广揽人才。正值此时，商鞅携带李悝的《法经》入秦国，并取得了秦孝公的信任，于是开展了一系列的变法活动，为日后秦国的强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结语
从叔虞封唐到三家分晋（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457年）先后约六百年的晋国史，是山西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纵观这段荡气回肠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法治思想文化是促使其不断前进、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继承和弘扬三晋优秀的法治思想文化，是大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