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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胡风和鲁迅的关系密切。可是鲁迅在建国后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认可和肯定，而胡风却受到严酷的政治打击和迫害，造成这种现象和局面的原因不仅与时代有关，也和胡风与鲁迅个人有关。胡风虽然继承和坚持鲁迅精神，实际上却与鲁迅有很大的不同，正是在这同与不同的微妙关系之中，形成了二人截然不同的历史际遇。
关键词：鲁迅 胡风 关系 悲剧命运
关于鲁迅和胡风的关系，当我们在翻查历史资料和相关论述的时候，会发现大致这样的一种叙述：鲁迅之于胡风，既是良师亦是益友。胡风是鲁迅精神和思想忠诚的继承者、践行者和守护者。从这样的叙述可以看出，胡风和鲁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是，在现实的历史情境中，二人的际遇却大相径庭：胡风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首领，在建国后的政治运动中遭到毁灭性的批判和打击；而鲁迅却被毛泽东称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作为中国文学和民族精神的一面旗帜受到了顶礼膜拜。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现象和局面？
文学在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后，就已经完全确立了其为政治服务的从属性地位和政治工具的性质，而强调个人与自由，独立与批判的“五四”精神已经越发地不合时宜。对于一个当权者和政治谋略家来讲，文化抑或是文学，更多的只是达到其政治目标而被加以利用的手段和工具，他们借助于文学进行的话语构建往往具有明确的策略性和意识形态性——对文学的阐释随着斗争形势和政治目标而改变。可同时文学自身有其独立性和反抗性的面向，这正是文学和政治的矛盾之处。而不能正确认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试图用文学来和政治进行对话甚至对抗则是造成中国知识分子悲剧性命运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学所倡导的启蒙精神与共产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有一个相同的终极目标，那就是为人的解放，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事实上，胡风对于共产党建立的政权是相当拥护和支持的，这从其大型长篇抒情政治诗《时间开始了》中可以看出。他只是在遵从最高领袖所指示的文艺方针的前提下坚持一种依然能反映社会问题且蕴含真理和正义的文学精神，因为在他看来，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就算文学确定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最高文学规范，胡风依然认为在对人民大众进行礼赞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他们身上几千年所积累下来的劣根性，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精神奴役创伤”说，然而正是因为这一“精神奴役创伤”说，胡风被指控为轻视、侮辱甚至仇恨中国人民，成为其“反人民”罪行的言之凿凿的有力证据，“胡风的罪状之一是拒绝承认人民的伟大，看不到人民的革命精神，眼睛盯着‘精神奴役的创伤’，竭力诬蔑人民群众”，这是几乎所有文章都曾指控的胡风的罪行。这不仅直接构成胡风的“反人民”罪名，同时也成为其他罪名的有力支撑。
然而胡风的“精神奴役创伤“说恰恰正是胡风与鲁迅最密切的联系，是对鲁迅思想最大的继承之处。阿Q是一个成分纯正贫苦农民，更重要的是他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可是鲁迅对其身上这种创造历史改变历史的能动性视而不见，却偏偏对他在革命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愚蠢、盲动、自私以及落后的小民意识冷嘲热讽，极尽挖苦之能事。由此可见，鲁迅对于革命的态度，反对和质疑大于支持和拥护。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鲁迅，却获得了高度认可，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其被称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并给予鲁迅“三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五最（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最高政治定位。实际上，鲁迅在建国后这种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际遇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个人命运和时代选择交错的结果。
对落后国民性的批判，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深刻反思以及对国民党黑暗统治和专制行为的无情揭露是鲁迅文章的三点主要内容，除了对“国民性的批判”之外，后面两点都契合了当时的政治运动和共产党政权塑造新意识形态的需要。对权力的批判和反叛正是鲁迅战斗精神的真正思想内涵，可是鲁迅早逝于全民抗战前，在鲁迅的时代，共产党及其政权还没有成为一个像国民党那样的政治和权力实体进入鲁迅批判的视野，所以在鲁迅的言论中并没有”攻击”共产党的内容，就这样，作为一个死去的叛逆者，鲁迅反抗权力的战斗精神成为了当权者用以团结群众，打击敌人，巩固统治基础有力的思想武器。再者，鲁迅在一些文章中对知识分子弱点的揭示和自我反思也适应了当时知识分子自我改造运动的需要。与鲁迅的战斗精神一样，鲁迅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对于自身所属这个群体的深刻反思也成了知识分子必须与人民大众相结合，认真进行思想改造，提高政治觉悟和集体观念的依据。鲁迅文学上的个人成就及由此形成的崇高声望，文章的主要内容甚至是那早逝的命运使其成为权力者塑造文化偶像和精神领袖的不二人选。个人命运和时代选择的交错交织使鲁迅被神话为时代和文化的圣人，同时也造成了对真实的鲁迅的严重遮蔽。鲁迅人格和思想的复杂性、深刻性和多样性在各种各样的阐释中变得”空洞，扁平和意识形态化”。鲁迅和鲁迅思想成为代表各种权力意识形态搏斗和争夺的场域，“鲁迅不再是独立于任何党派之外的自由知识分子，而成为共产党高擎的一面意识形态大旗。”
鲁迅得到了权力者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认可，在这看似一致的表面现象下却隐藏着深刻的思想分歧：知识分子看重的是鲁迅的自由思想和反专制的民主行为以及独立不羁的人格魅力；而权力者则在其爱国主义，“革命家”和现实主义“斗士“上大做文章。对鲁迅和鲁迅思想的阐释、继承和运用，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事实上，胡风坚持五四精神并展现出鲁迅继承人的姿态也具有一定的策略性。毛泽东对鲁迅的高度赞扬和认同使胡风误以为自己和党最高领导人是站在同一条思想战线中的。虽然鲁迅的言论和思想中很多并不符合当时意识形态的要求，但重要的是那些和新塑意识形态契合的地方。毛泽东对于鲁迅的个人定位其实就是对鲁迅阐释权的的定位，宣告了对鲁迅进行阐释的唯一正确的方向。但是作为“活着”的鲁迅的继承人，胡风坚持恰恰是那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的鲁迅精神和鲁迅思想。胡风在一个不属于他的时代坚持一种与时代不符的文学创作道路和精神，他的失败是难免的。但是，胡风高举鲁迅旗帜，坚持鲁迅精神在一定程度又何尝不是对鲁迅意识形态化的利用？由此也可以看出，胡风对鲁迅和鲁迅思想的继承其实十分有限。鲁迅是深刻的怀疑论者，是具有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也是敢于直面惨淡人生、淋漓鲜血的勇者。鲁迅的一生几乎没有完全肯定过什么，始终与权力保持距离，没有加入任何党派，作为左联的成员也时常与其他很多成员发生激烈的冲突和矛盾，他坚持和追求的正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真理与正义”，“他比别人都更充分地领悟了那一时代的思想和要求，又同时对这一要求及其体现者的命运抱有最深刻的怀疑”，这正是鲁迅和胡风最大、最本质的不同，也许正是这不同和前面所分析的二者在“批判国民性”上的相同，在这同与不同的微妙关系之间造成了胡风的失败命运和悲剧性人生。
胡风冤案的吊诡性在于对其“冤”的双重思考：从直观性层面来看，以胡风当时的言论和行为，远远构不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一个极其严重的罪名，他不过是过分活跃于一个政治高度镇压言论自由甚至将其触角延伸至人类的精神领域的时代。这样的思考由此带出了胡风冤案“冤”的另一个向度，胡风离一个真正知识分子还有多远？也就是说，胡风离真正的鲁迅精神还有多远？胡风的冤屈向我们昭示了“胡风的冤屈”，是否还昭示出胡风其实并没有完全尽到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所应有的责任、担当和勇气？有人盛赞其为被缚的普多米修斯，但事实上胡风并不是失败于像普多米修斯从神界盗取火种造福人类那样实实在在反抗当权者暴虐的行动之中，而是失败于虚假的、虚幻的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争夺和斗争中。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李新宇.1955:胡风案中的鲁迅[M].文史哲,2009(1).
2、被遮蔽和高悬的鲁迅[N].南方人物周刊,2010-09-11.
3、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4、黄乔生.鲁迅与胡风[M].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关键词：鲁迅 胡风 关系 悲剧命运
关于鲁迅和胡风的关系，当我们在翻查历史资料和相关论述的时候，会发现大致这样的一种叙述：鲁迅之于胡风，既是良师亦是益友。胡风是鲁迅精神和思想忠诚的继承者、践行者和守护者。从这样的叙述可以看出，胡风和鲁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是，在现实的历史情境中，二人的际遇却大相径庭：胡风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首领，在建国后的政治运动中遭到毁灭性的批判和打击；而鲁迅却被毛泽东称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作为中国文学和民族精神的一面旗帜受到了顶礼膜拜。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现象和局面？
文学在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后，就已经完全确立了其为政治服务的从属性地位和政治工具的性质，而强调个人与自由，独立与批判的“五四”精神已经越发地不合时宜。对于一个当权者和政治谋略家来讲，文化抑或是文学，更多的只是达到其政治目标而被加以利用的手段和工具，他们借助于文学进行的话语构建往往具有明确的策略性和意识形态性——对文学的阐释随着斗争形势和政治目标而改变。可同时文学自身有其独立性和反抗性的面向，这正是文学和政治的矛盾之处。而不能正确认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试图用文学来和政治进行对话甚至对抗则是造成中国知识分子悲剧性命运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学所倡导的启蒙精神与共产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有一个相同的终极目标，那就是为人的解放，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事实上，胡风对于共产党建立的政权是相当拥护和支持的，这从其大型长篇抒情政治诗《时间开始了》中可以看出。他只是在遵从最高领袖所指示的文艺方针的前提下坚持一种依然能反映社会问题且蕴含真理和正义的文学精神，因为在他看来，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就算文学确定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最高文学规范，胡风依然认为在对人民大众进行礼赞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他们身上几千年所积累下来的劣根性，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精神奴役创伤”说，然而正是因为这一“精神奴役创伤”说，胡风被指控为轻视、侮辱甚至仇恨中国人民，成为其“反人民”罪行的言之凿凿的有力证据，“胡风的罪状之一是拒绝承认人民的伟大，看不到人民的革命精神，眼睛盯着‘精神奴役的创伤’，竭力诬蔑人民群众”，这是几乎所有文章都曾指控的胡风的罪行。这不仅直接构成胡风的“反人民”罪名，同时也成为其他罪名的有力支撑。
然而胡风的“精神奴役创伤“说恰恰正是胡风与鲁迅最密切的联系，是对鲁迅思想最大的继承之处。阿Q是一个成分纯正贫苦农民，更重要的是他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可是鲁迅对其身上这种创造历史改变历史的能动性视而不见，却偏偏对他在革命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愚蠢、盲动、自私以及落后的小民意识冷嘲热讽，极尽挖苦之能事。由此可见，鲁迅对于革命的态度，反对和质疑大于支持和拥护。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鲁迅，却获得了高度认可，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其被称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并给予鲁迅“三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五最（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最高政治定位。实际上，鲁迅在建国后这种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际遇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个人命运和时代选择交错的结果。
对落后国民性的批判，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深刻反思以及对国民党黑暗统治和专制行为的无情揭露是鲁迅文章的三点主要内容，除了对“国民性的批判”之外，后面两点都契合了当时的政治运动和共产党政权塑造新意识形态的需要。对权力的批判和反叛正是鲁迅战斗精神的真正思想内涵，可是鲁迅早逝于全民抗战前，在鲁迅的时代，共产党及其政权还没有成为一个像国民党那样的政治和权力实体进入鲁迅批判的视野，所以在鲁迅的言论中并没有”攻击”共产党的内容，就这样，作为一个死去的叛逆者，鲁迅反抗权力的战斗精神成为了当权者用以团结群众，打击敌人，巩固统治基础有力的思想武器。再者，鲁迅在一些文章中对知识分子弱点的揭示和自我反思也适应了当时知识分子自我改造运动的需要。与鲁迅的战斗精神一样，鲁迅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对于自身所属这个群体的深刻反思也成了知识分子必须与人民大众相结合，认真进行思想改造，提高政治觉悟和集体观念的依据。鲁迅文学上的个人成就及由此形成的崇高声望，文章的主要内容甚至是那早逝的命运使其成为权力者塑造文化偶像和精神领袖的不二人选。个人命运和时代选择的交错交织使鲁迅被神话为时代和文化的圣人，同时也造成了对真实的鲁迅的严重遮蔽。鲁迅人格和思想的复杂性、深刻性和多样性在各种各样的阐释中变得”空洞，扁平和意识形态化”。鲁迅和鲁迅思想成为代表各种权力意识形态搏斗和争夺的场域，“鲁迅不再是独立于任何党派之外的自由知识分子，而成为共产党高擎的一面意识形态大旗。”
鲁迅得到了权力者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认可，在这看似一致的表面现象下却隐藏着深刻的思想分歧：知识分子看重的是鲁迅的自由思想和反专制的民主行为以及独立不羁的人格魅力；而权力者则在其爱国主义，“革命家”和现实主义“斗士“上大做文章。对鲁迅和鲁迅思想的阐释、继承和运用，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事实上，胡风坚持五四精神并展现出鲁迅继承人的姿态也具有一定的策略性。毛泽东对鲁迅的高度赞扬和认同使胡风误以为自己和党最高领导人是站在同一条思想战线中的。虽然鲁迅的言论和思想中很多并不符合当时意识形态的要求，但重要的是那些和新塑意识形态契合的地方。毛泽东对于鲁迅的个人定位其实就是对鲁迅阐释权的的定位，宣告了对鲁迅进行阐释的唯一正确的方向。但是作为“活着”的鲁迅的继承人，胡风坚持恰恰是那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的鲁迅精神和鲁迅思想。胡风在一个不属于他的时代坚持一种与时代不符的文学创作道路和精神，他的失败是难免的。但是，胡风高举鲁迅旗帜，坚持鲁迅精神在一定程度又何尝不是对鲁迅意识形态化的利用？由此也可以看出，胡风对鲁迅和鲁迅思想的继承其实十分有限。鲁迅是深刻的怀疑论者，是具有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也是敢于直面惨淡人生、淋漓鲜血的勇者。鲁迅的一生几乎没有完全肯定过什么，始终与权力保持距离，没有加入任何党派，作为左联的成员也时常与其他很多成员发生激烈的冲突和矛盾，他坚持和追求的正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真理与正义”，“他比别人都更充分地领悟了那一时代的思想和要求，又同时对这一要求及其体现者的命运抱有最深刻的怀疑”，这正是鲁迅和胡风最大、最本质的不同，也许正是这不同和前面所分析的二者在“批判国民性”上的相同，在这同与不同的微妙关系之间造成了胡风的失败命运和悲剧性人生。
胡风冤案的吊诡性在于对其“冤”的双重思考：从直观性层面来看，以胡风当时的言论和行为，远远构不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一个极其严重的罪名，他不过是过分活跃于一个政治高度镇压言论自由甚至将其触角延伸至人类的精神领域的时代。这样的思考由此带出了胡风冤案“冤”的另一个向度，胡风离一个真正知识分子还有多远？也就是说，胡风离真正的鲁迅精神还有多远？胡风的冤屈向我们昭示了“胡风的冤屈”，是否还昭示出胡风其实并没有完全尽到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所应有的责任、担当和勇气？有人盛赞其为被缚的普多米修斯，但事实上胡风并不是失败于像普多米修斯从神界盗取火种造福人类那样实实在在反抗当权者暴虐的行动之中，而是失败于虚假的、虚幻的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争夺和斗争中。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李新宇.1955:胡风案中的鲁迅[M].文史哲,2009(1).
2、被遮蔽和高悬的鲁迅[N].南方人物周刊,2010-09-11.
3、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4、黄乔生.鲁迅与胡风[M].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