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习近平8月29日签署的主席特赦令，释放四类服刑罪犯：一是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二是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三是年满七十五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四是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围绕这次特赦相关问题，《环球人物》记者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王平。
　　《环球人物》：时隔40年重启特赦制度，有什么特殊意义？
　　王平：今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这样大规模地纪念抗战胜利，与阅兵、文艺演出、展览一样，特赦是出于喜庆。通过特赦庆祝抗战胜利，既有利于全民族大团结，也可以促进罪犯改造，对在监狱里服刑的人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起到正面引导和激励作用。另外，特赦也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宣扬。
　　《环球人物》：这次特赦对象怎样选定？
　　王平：在这个时间节点，很自然会选定参加过抗战和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参加过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等对外作战的人，这契合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主题。除了这些人，还有“一老一少”，即年龄在75周岁以上的老人和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这符合我国现行刑事政策和国际上通行做法。
　　但这些人也不是全都释放，要符合一条总的原则和底线：必须没有社会危险性。具体来说，第一类人没有什么例外，能放的全都放，这些人大都八九十岁了，不具危害性。而第二类人就要挡一挡了，严重暴力犯罪，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民个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不能放。还有累犯不能放。此外，犯贪污受贿罪的人不予特赦，这是国家目前高压反腐思路的自然延伸。对“一老一少”的特赦也有限制，不是都放。总之，要注意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三者之间的协调平衡。
　　《环球人物》：各国一般什么情况下特赦？
　　王平：国际通行的情况是举国同庆时特赦，如我国1959年的特赦，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时。今年我国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特赦，此前俄罗斯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已大赦数万人，韩国为庆祝脱离日本殖民统治70周年大赦6000多人，也类似。当然，他们是大赦。特赦与大赦同属赦免，大赦既赦罪，又赦刑。而我国现行法律无大赦规定，此次实行的特赦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属于仅赦免刑而不赦免罪。
　　也有其他情况，我国1959年后的几次特赦就不是特定的日子，而是为了某个特定的目的，针对特定的人，即战犯。国外也有因某些特殊原因而进行特赦的例子，譬如有的国家监狱人满为患，罪犯叫苦不迭，管理人员缺乏，在这种无奈情况下进行特赦。另外，某些个案也可依法特赦，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在2001年卸任前夕，赦免了涉嫌泄密、被剥夺涉密许可权的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多伊奇。
　　《环球人物》：特赦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王平：各国不一样。有的国家在宪法里规定，有的则在刑事法或行政法里写明，还有的国家专门有赦免法。我国现行宪法第六十七条和第八十条规定，特赦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特赦令实施特赦。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里也有关于特赦的内容，与宪法规定相呼应和配套。
　　《环球人物》：怎样履行特赦程序？
　　王平：特赦决定通过后，当天国家主席发布特赦令，该决定生效。生效后，由各监狱、看守所、社区矫正部門统计符合特赦条件的人员，将结果呈报给中级以上法院，由法院进行审核、裁定，检察院进行监督。释放前，还会对这些人做总体评估。
　　《环球人物》：特赦对我国法治发展有何意义？
　　王平：此次特赦完全是在法律框架内实施的，体现了法治精神。我国法律上没有规定特赦制度何时必须用，有可能隔几年用一次，有可能较长时间没必要用。在该用时我们就用，充分发挥它特殊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