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檐上的滴水晶莹剔透。在秋水冲刷了瓦楞之间残存的树叶灰尘之后，我站在屋檐下看见瓦当像刮了胡须的下颚干干净净。阳光出来以后，瓦楞上有绿色的杂草，这是风吹雨打之后的残留物，或者是飞鸟衔来的种籽落在瓦楞上。这个时候，我喜欢看天空。
　　在没有雨，或者落小雨的时候，河、泊、塘是我日常生活中的水系，大雨过后，沟、渠、池、坑里都是水。雨再大了，暴雨成灾，巷子也成了“水巷”。从故乡到他乡，那几乎是一座水城了。出了城，我才知道地理书上的湖是什么样子。
　　不能设想一座城市里没有河。苏州这座城市河水纵横，所谓小桥流水人家，所谓人家尽枕河。待长了，我才发现这水并不怎么流。这是个复杂的循环问题。不流自然要“腐”，但问题也不全在这里。好长一段时间，苏州河水人为的污染也突出，你随便往哪座桥上一站就会发现枕河的人家把污水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泼到或扔到河里。河流太多了，不再把河当作河。这是人的悲剧。河道整治了，人好像也文明多了，偶尔也看到有小船在河道上打捞漂浮物。
　　从我所在的这个校园后门出去不远便是那条叫“干将”的马路，马路的南侧就是横贯东西的水巷。以前到校外去，我们都很喜欢出了北校门就左拐，过了桥，沿着河边走百把米，再左拐就进了人家的院子，院子与院子之间没有围墙因而也就成了“之”字形的小路。从这里走过的差不多都是我们这所学校的学生。出了院子就是一座桥，站在桥上你就知道什么叫水巷。因而有不少美院的学生到这里来写生。早上出去跑步，避不开向阳的马桶;晚上回来，人家就在院子里吃饭，当时视而不见，现在想起来那些桌子上的菜往往是毛豆、茭白、蹄髈、马兰头和臭豆腐干。那时的感觉，城市不是风景，是生活。
　　在這座城市待长了又走多了这样的院子，你会对潮湿的气味特别地敏感，你甚至会觉得那散发的湿漉漉的气味就是这座城市的呼吸。我走过的这些院子和我后来到过的那些院子，都长着大大小小的树，因为雨水多而缠绵，树的绿色几乎也是潮湿的绿，而足迹不到的地方几乎都铺满了青苔。夕阳从树的枝叶的空白处漏到青苔里。我喜欢在这个时候停下来，踩一踩青苔里的夕阳。在我少年的生活中，也就是在青苔里有了夕阳时，我站在长满青苔的石码头上，提着两个小的水桶往家里担水。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污染，水桶里有时会有小鱼，捉出来，用火剪放到灶膛里一烤，滋味近于现在餐桌上常见的小的凤尾鱼。落雨天从这些院子走过时，我的一个奇怪的念头是，走到人家的房间里去，打开他家的箱子，我想闻闻箱子里的味道。千年以前这座城市就是这样的味道。到了一座城市，你如果只从熙熙攘攘的马路走过，未必算真正到过这座城市。城市的灵魂常常散落在小巷的深处庭院的角落。现在很少有这样的院子好穿过了。干将路已经重建，苏州城因此大变。它还是小桥流水，但不是从前的样子。不仅是我们这些异乡人，老苏州们对苏州也会有陌生感。世界就是这样，你会熟悉愈来愈多的东西，但熟悉的东西又会愈来愈少。
　　城外有湖。有一天，我站在太湖大桥上说，这就是太湖。北京的朋友说，以前一提到太湖就想起无锡。现在许多苏州人为此而有“醋意”。能够想起太湖，真好。疏远太湖是个错误。但一个城市愈来愈靠近太湖也许又是个错误。太湖不能成为园中之湖，愈来愈多的什么度假区正在把太湖变成园中之湖。这有些可怕。北京的朋友说他很喜欢太湖水的颜色。傍晚的太湖水不绿，似乎更近于本色。那几天有台风袭击，太湖上不见风帆，太湖里只有太湖，没有别的。读大学时，我们挤上公共汽车，去吴县东山看太湖。东山盛产橘子，我们去时，橘子在似红非红之间。同学都说有诗意，差不多全进了橘子园，我则独自坐在湖边。当时我神经衰弱得厉害，校医建议我不要学中文，好像是说学中文本来就容易神经衰弱，你已经神经衰弱再去学中文那要衰弱到什么程度？我心情颇为黯淡，坐在湖边，想着脑子就是湖，水浑了就是神经衰弱，水清了脑子也就清了;又想着秋水是否与长天一色。那天天不长，断云片片，极目处断云似乎傍着湖水在睡觉。这样想觉得好笑，神经衰弱的人夜里睡不好觉，白天呵欠连天，我是把那云当着自己了。于是想起辛弃疾“鹅湖归，病起作”的《鹧鸪天》：“枕簟溪堂冷欲秋，断云依水晚来收。红莲相倚浑如醉，白鸟无言定自愁。/书咄咄，且休休，一邱一壑也风流。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我后来对朋友说，情绪不好时看太湖最宜，听的人都很诧异。现在再去看太湖，我喜欢从湖中看自己的眼神。
　　在我的记忆中，还有汾湖。我去了叫芦墟的地方，芦墟有陆阿妹。这几乎是我唯一的一次正式采风。吴歌《五姑娘》的发现、整理、出版，在我们读书时就曾经引起轰动。这首两千多行的叙事民歌的发现，打破了学界以前关于汉民族无叙事民歌的论断。可能由于专业方向和兴起的原因，我并没有过多地关注。在《五姑娘》荡漾的余波也波平如镜时，一位朋友说，你不妨去看看那个唱《五姑娘》的陆阿妹老太太。镇上的人都知道陆阿妹，七拐八拐，问路问到了老太太住的那个院子，一排平房，住了好几户人家。去之前，有人作了介绍，老太太知道从大学里来了两位老师，非常高兴，把我们请到屋里让坐，又和站在门口的小姑娘说了几句，后来知道是差她去买香瓜子招待我们。当老太太握着我的手时，我有些不知所措。也许是来访的人逐渐少了，老太太的话很多，说了些什么，我记不清了。老太太口音方言重，语调悠扬。牙齿多数掉了，嘴巴瘪着。一根头发稀少的辫子，似乎牵连着她一生的磨难。虽然尽显老态，但举止大方利索，可以想像得出她年轻时的干练。我惊诧于她眼睛的清澈明亮，这样的眼神在我周围的人中是少见的。或许因为山歌像清泉一样从她心田流过，老太太让我领略到一种民间的清洁精神。老太太始终微笑的神情，让我想到我的外婆。
　　多年以后回忆那天下午的情景，我仍然感到一种强烈的震颤。这些年来，我经历过许多场面，但能够让我激动地回想的并不很多。在那些看似热闹非凡的场景中，形式和内容都煞有介事，但是，人，缺席了，人情、人性、人生的神圣与庄严感从种种场景中退出了。老太太在为我们唱一段《五姑娘》之前，先后回到房间重新梳理头发、换上新头巾、穿上新褂子，然后再唱她的山歌。唱山歌，在陆阿妹老太那里差不多成了宗教。她没有后人，生下来的孩子夭折了。别人告诉她，要孩子就不要唱山歌。阿妹不信。孩子的夭折不是山歌之罪过，阿妹的想法是朴素的。然而，在日常生活的视野中阿妹成了疯子。阿妹没有留下孩子，但她留下了《五姑娘》。《五姑娘》里有阿妹。在老太太那里，我还看到了一些证书、奖状什么的。现在想来，这些认可对她甚至是多余的。对于歌唱的一生，这些东西算什么呢？ 　　这是1987年的秋天。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陆阿妹的歌声在我听来是苍凉凄楚的。这与《五姑娘》的内容也与陆阿妹的唱腔有关。我甚至感受到歌声里的寂寞。我就是带着这样的感受挤上了回去的公共汽车，飞扬的尘土飘向汾湖的上空。在这个小镇，在这个湖畔，有诗人柳亚子的足迹，有民歌手陆阿妹的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