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以全国各省级政府出台的数字经济综合性政策为对象,基于“技术推动”和“需求拉动”创新理论,构建政策“目标-工具”匹配度模型,利用NVivo软件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两个维度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省级政府数字经济综合性政策在目标层面侧重于“应用创新”,在工具层面对供给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呈现明显偏向.供给型政策工具在“技术创新”方面发挥着更直接的作用,需求型政策工具对“应用创新”具有更强的促进力量.目前,我国省级政府数字经济政策存在一定程度的“目标-工具”不匹配问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有待提升.政府应优化政策工具组
【机 构】
：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辽宁大连 116024;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科教战略研究所),浙江杭州 310058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以全国各省级政府出台的数字经济综合性政策为对象,基于“技术推动”和“需求拉动”创新理论,构建政策“目标-工具”匹配度模型,利用NVivo软件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两个维度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省级政府数字经济综合性政策在目标层面侧重于“应用创新”,在工具层面对供给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呈现明显偏向.供给型政策工具在“技术创新”方面发挥着更直接的作用,需求型政策工具对“应用创新”具有更强的促进力量.目前,我国省级政府数字经济政策存在一定程度的“目标-工具”不匹配问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有待提升.政府应优化政策工具组合,高度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人才培养、资金投入等,以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其他文献
加强沿海、内陆、沿边自贸试验区协同开放是推进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和区域协同发展的重大举措.当前我国自贸试验区已形成“沿海+内陆+沿边”开放的总体格局,且形成了沿海型自贸试验区、内陆型自贸试验区和沿边型自贸试验区三大类型.它们彼此在开放优势条件、对外开放服务对象、开放型经济发展、外向型优势产业和开放制度创新等方面形成了各自的开放特色.沿海、内陆、沿边不同类型自贸试验区既要结合自身优势进行差异化开放探索,还应积极探索开放合作模式,需要重点从贸易开放协同、外向型产业协同、对外开放协同、对内开放协同和制
基于我国目前经济金融体系的宏观视角,多维度构建基础指标体系并运用综合指数法合成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度量和监测我国整体所处的金融风险状态,并进一步构建SV-TVP-VAR模型分析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股票市场价格有正向促进作用且短期影响更加显著;汇率市场化改革可明显削弱跨境资本流动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跨境资本流入的增加在短期内会降低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但中长期来看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不降反增.因此,在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
中国经济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迅速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逐渐陷入全球价值链低端困境.这一事实凸显了传统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悖论.通过梳理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脉络,可以将其背后成因大致地归为技术壁垒论、制度规则论、发展战略论三类.这些研究刻画了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总体轮廓,但却忽视了其理论中的静态比较优势假定所固有的局限性,因而也不能解释中国陷入全球价值链低端困境的真正原因.面对当前经济全球化逆流的挑战,基于动态比较优势发展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有助于突破传统全球价值链理论局限,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加快形成.
基于我国商业银行农地金融产品创新案例,解析现行农地金融创新的内在逻辑及其目标偏差表现.研究发现,我国农地金融创新遵循的是在审慎性、安全性的“底线思维”原则下,通过破解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约束来满足现代农业产业融资需求.这种创新逻辑与农地金融激发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引领效应、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预期目标相去甚远.校正农地金融创新目标偏差,需建立农地金融协同创新机制、价值链产品创新机制、长期供给机制、功能创新机制、保障机制以及农地经营权处置和农民权益保护的平衡机制.
数字经济测度可为一国研判经济形势、规范数字产业发展提供重要理论参考.本文对数字经济测度多样化特征及中国现实诉求进行分析,结合国际发展进程解读数字经济测度指标体系构建与优化的实践经验.研究发现,当前中国数字经济测度仍面临产业互联网化转型贡献度无法精准观测、数字经济产业价值难以衡量、可比价格测度办法亟需出台等现实诉求.对此,应及时编制数字经济统计指标,整合跨系统数据信息,优化数字经济测度方法,建立跨部门协同合作机制,营造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加快中国数字经济产业战略选择,促进数字经济及其健康快速发展.
以2008～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讨论作为宏观经济调控“抓手”的产业政策是否纠正了以企业金融化为表征的经济“脱实向虚”现象.结果表明:产业政策抑制了企业的金融化趋势与长期金融资产的增持,其中主要依靠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而起作用.进一步,异质性分析中,产业政策的纠偏作用在国有企业中作用更为明显;当企业面临的经济不确定性较低、融资约束较弱时,产业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强,其“锦上添花”作用强于“雪中送炭”作用.因此,我国产业政策在纠正经济“脱实向虚”时应“一视同仁”,着重纠正长期金融资产
采用定性推演和逻辑演绎的方法,从区内、区外和区际视域构建自贸试验区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机理架构,具体梳理出“自贸试验区驱动”的一系列经济效应.其中,基于区内视域发现,自贸试验区能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双维驱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驱动效应),传导路径(中介效应)分别为贸易开放、投资自由、金融创新、制度变革,其显著的制度创新特征赋予“自贸试验区驱动”具备持续性(长期效应).基于区外视域发现,自贸试验区能够通过“倒逼”、竞合、外溢作用以及周边区域的地利优势,有利于周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溢出效应).基于区际视域发现,
基于2011～2019年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数据研究发现,减税降费有利于提高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提升价值创造能力,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但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市场竞争程度和政策环境的中小企业具有异质性影响;减税降费通过扩大再生产和增加创新投入赋能中小企业市场拓展和技术创新,进一步夯实价值创造能力,其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29.46％和14.11％;减税降费的政策效应具有长期可持续性.促进减税降费政策从碎片化转向制度化是赋能中小企业长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应通过制度创新优化减税降费的结构
以美国和欧洲典型平台型企业为案例,研究分析国外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交易效率视角下的平台型企业经济规制政策以及社会责任视角下的平台型企业社会规制政策,构建兼顾效率和公平且符合我国国情的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政策体系,即在政府主导、行业协会参与的基础上,实现多主体网络共治,促进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提升.
畅通国内大循环与贯通国际循环是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目标,新西部大开发与亚太自贸区建设则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战略选择,可以从分布经济学角度进行理论解释.新冠肺炎疫情、贸易摩擦、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全球蔓延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发挥世界贸易大国、制造业大国和市场大国的综合比较优势则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国内基础.大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必须根据其对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依靠程度适时调整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相互关系.新西部大开发有利于我国形成国内大循环的市场基础、产业基础、经济安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