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http://img1.qikan.com/qkimages/nafc/nafc201303/nafc20130326-1-l.jpg)
尽管经过几十年官场的浸淫,此时的罗崇敏,看起来更像一名温文尔雅的学者。在演讲时,哪怕是面对只有二三十人参加的“小圈子”听众,他仍然坚持身着中山装,硬是站着讲了近3个小时。其间,主持人邀请他落座或者喝口水,他均一一婉拒。
这是刚从云南省教育厅厅长任上卸任不久的罗崇敏,受邀在上海出席一个有关高考改革的小型沙龙。
过去10年间,在担任云南省红河州州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期间,罗崇敏均发动了声势浩大、近乎激进的改革运动,试图以己之力来冲撞、试探整个社会和体制所能容纳的改革的边界和空间。他因此被外界贴上了“奇官”、“改革派官员”等标签。
不过,这位被外界寄予厚望的改革派官员,在其60岁时,仕途戛然而止,到点转岗为省政府参事。不少人为他没能在仕途上“更上一层楼”而扼腕叹息。面对《南风窗》记者,罗崇敏毫不掩饰内心真实想法:“没有人不想做大官,做大官更能做大事。但官做得大不大,不是个人想的,是各方面条件的产物”。他说,只要在职责范围内把 “事”做大、做到极致,也就没有什么遗憾的了。“担當身前事,何计身后评。”
如今,从实职上退下来的罗崇敏,开启了新的、似乎更忙碌的人生。珠海、北京、重庆、上海。这是他最近4天的日程安排,几乎每天一个城市,他受邀到处演讲、布道,主旨大多围绕中国教育、地方治理等话题。
不过,这次与本刊记者交流时,我们不谈其他,只聊他身处的官场以及他最熟悉的“改革”。
好多领导会议讲话都是念秘书写的稿子,重复上面讲的内容,成了个“传声筒”和不合格的播音员。台上侃侃而谈,台下昏昏欲睡,不讲实情和民意,无异于图财害命。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南风窗》:突然从教育厅长退下来,会不会感到有些不适应?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您现在的生活状态?
罗崇敏:我这个人从来不恋旧,不喜欢回头,只往前看。转岗或退休,让我找到了一个新的人生舞台。你看,我现在到处演讲、交流,还有时间重拾自己以前有兴趣但没有时间的爱好,我重学中医、学英语,还跟人练起了瑜伽,我还玩微博,与不同的人交流。
好多领导干部离开权力中心以后,心理上会有一个很大的挑战,甚至导致健康发生变化。因为,他以前可能很享受那种前呼后拥的场面,但是我不喜欢这套。我以前下乡调研都是轻车简从,“三不带”(不带水杯、不带包、不带笔记本),只带上自己的脑袋。讲话稿也是自己写,不要秘书或他人代劳。所以,我退下来以后,没遇到挑战,心态健康。我照样快乐地生活,继续释放潜能。
《南风窗》:您的做法很符合中央最近倡导的领导干部“新风”啊,比如,不封路、不迎送等规定啊……
罗崇敏:中央最近对党员干部提出了转变作风的八项规定,其实有着很强的针对性。现在有些干部,把人生最宝贵的时间都用在搞关系、吃吃喝喝、迎来送往上了,浪费了官员的时间,也让整个官场的风气变得很庸俗。比如,现在“陪会”的风气就很不好。领导下去调查,各级各层的大小领导都要陪同。上面开一个会,下面的头头脑脑都要“陪会”。我在担任教育厅长时,曾经有一天接到过省里17个开会的通知,都要求“厅主要领导”参加。我一个都没去,我请假,派副厅长去。起初,副厅长不乐意,怕上面怪罪下来、批评教育厅 “不重视”。我解释说,我不去,不是不重视某一项工作,也不是不尊重领导。我不去,照样会把会议精神落实好。后来,副厅长很乐意去,因为在其他场合,他们很难有机会跟其他的厅长坐一起开会,更不用说见到省里主要领导了。
一些官员口头上提“转变作风”,但行动上,作风却是“往后转”,文山会海、迎来送往、吃喝玩乐,越演越激烈,腐败之风大行其道。开会大讲“深化改革”,可是改革仍旧“只听脚步声,不见人下楼”,原地踏步,甚至退步,吃尽10年前改革的红利。这说明,中国改革的任务十分艰巨,任重道远。
《南风窗》:您好像对繁琐的开会形式挺不感冒的。您提出过一个名词“语言腐败”?
罗崇敏:是的,“语言腐败”,有些领导干部,说的和做的不一样,表忠心表得使你毛骨悚然,说一套做一套。这些现象跟“表达政治”很大关系,因为很多领导喜欢“表达政治”,吹吹拍拍,言不由衷,不见行动。我还提出了“时间腐败”,时间就是生命,很多干部把大好的光阴用在吃喝玩乐和迎来送往上,好多领导会议讲话都是念秘书写的稿子,重复上面讲的内容,成了个“传声筒”和不合格的播音员。台上侃侃而谈,台下昏昏欲睡,不讲实情和民意,无异于图财害命。
《南风窗》:官场上的这种不良风气,根子在哪里?
罗崇敏: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不改革,是因为缺乏信仰”
《南风窗》:您主政红河时,曾发动了多项堪称石破天惊的改革,譬如,推行了全国最大规模的乡镇长和乡镇党委书记的直选。这些改革据说后来又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我还听说,您自从离开红河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罗崇敏:我刚才不是说了嘛,我不喜欢回头看。提起红河的改革,好多人还是有些误解的,以为我们只进行了一两项改革。其实,红河推行的是全面的改革,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系统的改革。不仅注重改革,我还注重一些着眼于红河长远发展的现代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抓了10个产业建设和红河工业园区建设,实施了公路、铁路、机场和13个县城100多个乡镇的城乡建设。民众生活也得到重大改善。
现在大家经常提起我在红河推行的乡镇“两套班子”(乡镇党委班子、乡镇政府班子)的直选,可能是因为当时我们的动作很大,这也说明人们对基层民主选举非常关注。由选民直接选举乡镇长,由党员直接选举乡镇党委书记、副书记、纪委书记等乡镇党委班子,不是在一两个乡镇搞,而是在一个县、一个州的范围内进行。这么大的范围搞基层直选,不要说在当时,就算在现在,也是非常罕见的。这是2004年和2005年的事了。 《南风窗》:如今近10年过去了,“乡镇直选”进展并不大。原因在哪里?
罗崇敏:改革嘛,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当时搞乡镇直选的时候,有人建议我先搞试点,就弄一两个乡镇先试试。我说,要搞,就在一个县(石屏县)范围内搞。这样才有普遍性,才能检验是否可全面推行。
现在基层民主选举进展缓慢,有的地方还倒退了。这是因为一些官员对于改革有各种顾虑、有很多担心。譬如,怕改革失控,怕出现“贿选”啊之类的。其实呢,对于改革的风险要正确看待。我当年在红河的时候,那么大范围的“乡镇直选”不也没出什么事嘛。这也证明,这种民主改革是完全可以推进的。
这几年来,改革难以顺利推进。不改革,是因为缺乏自信,缺乏信仰。有些主要官员没有思想,没有独立人格,没有掌控能力,怎么会推行改革?另外,改革者还要承受很大的压力,譬如,有人会说你“作秀”,会说你想“捞取政治资本”,等等。还有的人会告你“黑状”,我就碰到过不少。最近几年来,还有一种错误的思想,就是把“改革”与“和谐”对立起来,以为“改革”就是“不和谐”,就是折腾,这也会影响到一些地方改革探索的热情。
《南风窗》:您在担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时,曾取消全省统一中考,还将省厅数十個处长的职位全都推倒重来、公推竞岗,可以想象,当时遇到了不少阻力。怎么化解改革阻力呢?
罗崇敏:《易经》里有一卦叫“革卦”:“革,不震,吉”。意思就是,变革只要不产生社会震荡,都是吉利的。所以,要在可控范围内来推进各项改革。最重要的是,政治上要可控。把这些问题把握住了,其余的就是操作方法问题。
常常有人问我改革的阻力和风险的问题。改革的确有风险,但一个人如果只是为了谋个官、而不做事,没有意义嘛。现在有多少干部不做事,当然也就没有风险,但我认为,最大的风险还是不做事的风险。做了多少年官,无德,无言,无功,你的人生价值“风险”有多大啊!
“把人民让渡来的权力还给人民”
《南风窗》 :近几年媒体报道了不少“裸官”,最近公众也在热议官员财产公开制,您觉得,这个制度近期能建立起来吗?
罗崇敏:哪能有那么容易。比如说,有些官员的房子,一个人手里有几套。这可能不仅仅是靠腐败得来的“黑色财产”,也可能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因为历史、政策等原因而形成的 “灰色财产”,比如“房改房”等。因为当时政策有规定,对领导“分房”有照顾、有倾斜,但后来制度健全了,有些政策取消了。对历史上留存的问题,怎么化解、怎么处理?也有人提出,“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但在操作中仍要警惕有人钻空子,譬如故意漏报、不如实申报等问题。这需要把权力锁在制度铁笼里的法律,必须一以贯之的执行。
《南风窗》:您长期担任地级市的“一把手”,又在省教育厅长的位置上干了多年,可以说对“一把手”的位置有着特别深的体会。人们普遍认为,“一把手”权力过大是导致各种腐败高发的原因。但话又说回来,很多地方上的改革和创新,往往又是强势的“一把手”主导力推才成功的。如何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罗崇敏:很多问题需要回到源头来看,才能看得更清晰。政府是怎么产生的?它的权力来源于哪里?就是人民把自己的权利让渡出来一部分交给“政府”的。仅仅由上面来任命官员的做法存在很多弊端,上面主要领导掌握着下级官员升迁的“生死大权”,不仅会导致一些官员“眼睛只会向上看”,还会造成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的人身依附关系。
要从根本上解决官员的腐败问题,除了对干部人事制度进行改革之外,还必须赋予人民更多的权利,由人民来监督官员。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仅仅依靠干部的自身的修养、素质来“抗腐”,是无法持久的。更需要建立一套真正科学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特别是社会的监督、媒体的监督、民众的监督。
“唯有制度可以兴国”
《南风窗》:您被外界视为“改革派官员”中的代表人物。我们注意到,在1990年代中后期和本世纪最初几年,国内多个地方涌现了一批“改革家”,譬如,仇和、吕日周等人。而最近几年,令人印象深刻的“新生代改革家”好像越来越少了。从时间分布上看,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么?
罗崇敏:不是巧合,是必然。我常常说,我生在一个幸运的时代,一个宽容改革者的年代。改革是势不可当的历史潮流,改革者都是民族的脊梁。但遗憾的是,仅仅依靠基层的自下而上的改革探索,代价往往很大的,而且也是走不远的。很多地方的实践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就需要上下的互动,特别是中央要给出顶层设计,要对地方进行的探索和试点及时地给予总结,趋利避害,把那些被实践证明可行、有效的改革立法,上升为国家意志,在全国推而广之。
《南风窗》:不少地方上的改革,往往存在着“人走政息”的结局。主导改革的地方领导人一换,前面的改革全都打了水漂。如何避免这种情况?
罗崇敏:改革者不能患得患失。改革者要有一种对历史、对人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认定了目标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下去。当然,改革的成败与否,原因很复杂。它也与改革者的人格、能力水平、价值取向与改革目标和方案的设置科学与否有关。更与国家层面的认可程度相关。
现在官场上也有种不好的现象,就是通过“否定前任”来证明自己。我坚信,历史永远不会提供“否定别人”来证明自己的证据,所以他们的做法是可笑的,不可取的。我到任何一个岗位,都是写 “通史”,不写“断代史”。
我前面也提到,仅仅依靠自下而上的改革,往往“命”是长不了的。把改革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一两个英明神武的改革者或者领导者身上,也多半注定会失望的。唯有制度可以兴国,我坚信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