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冰心在《大公报》发表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讽刺以林徽因为中心的梁家客厅，认为参加聚会的这些诗人、哲学家、画家、科学家，都有一种明显的虚伪、虚荣与虚幻之色。林徽因为之不悦，作为林的忠实仰慕者，金岳霖很孩子气地写了一篇《我的客厅》，大包大揽地将矛头转向自己：“我有客厅，并且每个星期六有集会……很明显批判的对象就是我。”
　　刨去替林徽因背锅的因素不谈，金岳霖倒是真的有个“客厅”的。他1932年搬到北京总布胡同与梁家住前后院，当时一些朋友每周六有聚会，因为金岳霖是单身汉，所以这些集会大都在他的小院里进行。金岳霖讲究吃，家中请有一个西式厨师，“星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厨师按他的要求做出来的。
　　金岳霖爱吃。一本《金岳霖回忆录》，字数不多，11万字，涉及到“吃”的内容倒是不少，粗略估计得有三分之一的篇章，多到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于是在文章里解释：“回忆录中提到饮食的地方很多……这是有理由的，古人曾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本文不提男女，一是因为男女是神圣的事情，不能随意谈；涉及别人，并且异性，也不应随意谈。饮食是大家所关心的，也是大家所经常谈论的。”
　　这本《金岳霖回忆录》，零零散散写于1981到1983年，那时的金老已年近九旬，可这本回忆录写得饶有兴味，不抱怨，不沉重，反而透着一股孩子气，想必他向来的性格就是这样的。
　　回忆录中有一篇《中国菜世界第一》，通篇读下来，你会发现他一点儿也没有论述中国菜为何世界第一，比起别国的菜又是好在哪里，而只是任性地下了一个结论：“中国菜世界第一，这是毫无疑问的。”他认为中国菜中，很可能是北京菜或在北京的山东菜世界第一。广东菜、四川菜、福建菜都各有专长而又各成体系，能与北京菜媲美，别的地方的菜多半不成体系，只是有一些独特的菜而已。他拿谭延闿的“鸡油冬笋泥”举例，虽然油少泥多特别美味，但也只是独特的菜，就像湖南的腊肉好吃，却开不出腊肉席。
　　金岳霖喜欢喝酒，尤其应酬场合，逢喝必醉，解放后他曾多次承认“要是不解放，我可能早死了”。他喜欢喝黄酒，觉得黄酒的“醉”如果恰到好处，会激发文学艺术创作的灵感。而白酒的“醉”就让他避之不及了，最坏的“醉”他认为来自啤酒，“天旋地转，走不能，睡不是，坐也不是，吐也吐不了”。有趣的是，他此生醉过最厉害的一次并非来自于酒：在德国时，他抽过一支奇大无比的雪茄，抽完，大醉。他自认为此生乐观，唯一一次想“自寻短见”或“自了之”的时候，就是那一次烟醉的时候。抽雪茄是不能过肺的，应用口腔味蕾和鼻腔粘膜细品其香醇，他抽惯了纸烟，想必依然是按吸纸烟的方式来抽雪茄，难怪会醉。
　　金岳霖是逻辑学家，在研究吃的时候，也会忍不住用上逻辑学。他在德国常吃鹅，赞其美味，回国发现国人吃鹅的很少，他觉得国人有一个很怪的先人之见：“那么大的东西好吃吗？”这个奇怪思想所假设的前提，是禽兽愈小愈好吃。所谓“小”有两个意思，一是与“老”相对，一是与“大”相比，就家禽说，国人认为“老”的都不如“小”的好吃。其实并不然，大的鹅和北京白鸭虽然味道不同，可是都好吃。北京人喜欢吃烤鸭，他于是建议也可以烤鹅吃，在火中烤或者在高温烤箱中烤，应该都会美味。
　　金岳霖虽然爱吃，却不谙烹饪之道，他自己也说：“我只会吃菜，不会做菜，烹饪这一手艺无法谈论。”不但不会烧菜，连买菜对他来说都是难题。他爱吃鸡，陈公蕙曾教他到市场上买母鸡应该注意什么，金岳霖听罢，左耳进右耳出，到底也没有学会。这个清末洋务派官僚家庭出身的公子哥，到老也是没有自己动手做菜的习惯和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