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约在十岁的时候学会了理发，对象是我自己。那时不叫理发，叫剃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我的老家流传着一首歌谣，至今我还记得这么几句：“剃分头，不戴帽;镶金牙，一脸笑;穿皮鞋，嘎吱叫;戴手表，捋胳膊。”这个“膊” 字，我的老家念“抱”，如果念“博”就不押韵了。歌谣的首句把剃分头看作是一件光荣的事，因此不主张用帽子把它盖住。所谓分头，就是把头上的头发瓜分成两个部分，瓜分的原则不等，从正中间一分为二，像电影里的汉奸;从左侧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地方分成两份，就像干部了。我的父亲由干部变成农民以后，在头发上仍然保持着干部的待遇，从四分之一的地方进行瓜分，那个分水岭在左眉的上方。
　　 一年后，我从我的母亲身边被分配到我的父亲身边，我也是剃分头的，而且也是从左侧四分之一的地方分的。其实既然是分头，就不应该叫剃，因为分头不用剃刀，而用推子、剪子和梳子，应该叫推分头、剪分头和梳分头，或者叫理分头、留分头和蓄分头，其中任何一个说法都比剃分头要合乎语法的逻辑。在我的记忆中，我的老家除了妇女，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清一色全都是光头。劳动的时候站成一排，在太阳的照耀下闪闪发亮。我的大伯还曾经是我父亲的启蒙老师，还是书法家、数学家、教育家，家乡著名的知识分子呢，但他变成农民以后，就没有我父亲那么执着，连一根头发都不要了。
　　我记得那时候剃一个光头是一角钱，剃一个分头是两角钱，因为剃光头只要一把剃刀，先用肥皂水把发根焖软，雪亮的剃刀在乌黑的荡刀布上荡几荡，再来到头皮上，“哧”，“哧”，很快就结束了。以杀猪刨毛打比方有点不妥，那就打比方刮土豆皮吧，刮完一个往旁边一拨，换下一个。而剃分头，除了用剃刀刮头发的周边，刮脸上的汗毛，还要用推子、剪子、梳子、镜子——剃罢让你自己拿在手里，左右照了，又照前后，看有没有偏颇，是不是对称，成不成比例。人说是后脑勺的头发摸得到，看不到，可在剃头时就能看到！这样想来，剃一个分头价钱是剃一个光头的两倍，不多。
　　 回想我们父子二人之所以如此顽固，宁可多花一角钱也不剃光头，潜意识里是否有一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心理亦未可知。我们多半是每个月剃一次头，算起来每年花在剃头上的钱再加两角，五块钱就可以捉一只小猪喂着了。然而我们义无反顾，我们不计得失，我们不喂猪也要剃分头，其行为第一像苏东坡，宁可食无肉，不可头无毛;第二像殉节朱明王朝的汉臣，宁留发，不留头。
　　话说在我将满十岁的时候，我的父亲给了我两角钱，让我到离家五里一个名叫蒋家堰的小镇，去请一个名叫李德仁的剃头师傅给我剃一个分头，庆祝我诞生的十周年。我持钱而往，走到镇头，发现剃头铺的旁边还有一个书铺，书铺里有很多书，其中有一本的封面写着《海瑞》，我知道这是一个清官，一喜欢就把它给买了。那本书的定价是一角七分，买完才想起剃头的事，但剩下三分钱已经不够给李师傅的，就只好回家对着镜子自己剃了一个。说是剃，实际工具是一把剪子，我的父亲拿它剪过烟丝。
　　 我的父亲黄昏收工回家，由于饥饿，先忙着做饭，并未发现我头上的破绽。倒是到了晚上，我的大妈到我家来看出蹊跷，但她对我绝不怀疑，却大骂无辜的剃头匠：“挨刀死的李德仁，把娃子的头剃得像狗啃的！”
　　 李德仁是蒋家堰镇剃头界的名流，技艺精湛，威望甚高，如今无端挨骂，让我颇觉对他不起。再想他也的确有该骂的地方，比方说我上一次请他剃头，洗头时把他接热水的皮管子碰了，那时候剃头铺里的水管还没有金属的，他就当众污辱我道：“你把我的雀雀儿碰歪了，你得多给我一角钱！”众剃头者闻声大笑。“雀雀儿”一词出于我们老家的民间，是对少年男性生殖器的昵称，因它形似一只可爱的小鸟，而据我后来回忆，李德仁师傅当年都四十多了，他可不是“雀雀儿”，它可没有那么可爱。
　　从此我开始藏书——小学毕业前我已经有了令人望尘莫及的几百册图书，购买它们的财源，主要来自长辈过年发的压岁钱，看望保姆她给我买锅盔馍吃的钱，冬天上学从烘笼里省下木炭卖给同学的钱，等等。后来我的母亲知道我爱读书，就寄钱支持我了——而且，我还开始了自己“狗啃”式的理发，仅这一项就可以每月买书一本。
　　 现在我正式改称剃头为理发。留在我记忆中的一抹永恒的阳光，是我给我的母亲理过发后浮现在她脸上的灿烂笑容，不光是眼尾，也不光是嘴角，而是脸上很大的一片面积，从天庭到下颚，从耳郭到另一个耳郭，全部脸颊的每个区域，甚至她整个身子都因为大规模的笑容而微微地振动了，连身子里面的五脏六腑也都在笑着。后来我一有空就想，当一个人全身心都这么笑着的时候她该是多么的幸福！而这个人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因为她的儿子给她理发而幸福成了这个样子！
　　 那是1989年，我已到了很好的城市，有了很好的工作，作出了很好的成绩，其中最好的成绩是我也有儿子了！她就是冲着这个才来和我们一起住的，那些日子她每天每夜、每时每刻都幸福着，而她这时的这种幸福，一定不是觉得她的儿子学会了一门养家糊口的手艺，一定是这名弯曲着身子站在她面前的理发师，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只为她一个人理发！
　　 我的母亲想错了，我的母亲低看了自己的儿子，也高看了自己的儿媳。我的妻子小气着呢，她固然愛美如天下每一个女人，却绝不认为被我理发就把她理丑了。在自始至终看过我为我的母亲理发之后，她到底忍不住向我提出了这个要求。她其实已经对我的水平佩服得五体都快要投地了，却偏要用北京女人善于伪装的没心没肺、大大咧咧，虚称她定点的美发店最近搬迁，改去远处的新店路上又堵车，她也只想把翘起来的头发梢稍剪短一点，拿这些原因作幌子，轻描淡写地让我给她随便弄一下就行。我知道她的鬼心眼子，明明是想省钱，但我必须装不知道，万般小心给她“随便弄一下”。我听她嘴上说着这儿也没弄好，那儿也没弄好，再看镜子里的人，双唇张开已笑得合不上了。
　　 如同我的母亲未曾想到，我会有实力为我的妻子剪短长发。我的妻子也不敢相信，我还有胆量为我的儿子剃去胎毛。三十年后，这件事回忆起来惊心动魄。那时候我们举家三代，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妻子、我的儿子，还有我向我的姐姐借来的老家的小保姆，连我一起共计六人，住在北京丰台区郑王坟小区的一套小房子里，方圆数站很难找到一家理发店。那段日子，一些区段道路毁坏，交通中断，上班族多以自行车为往返的轻骑，外地旅客锐减，偶有一些也是辗转乘车，曲线抵达要去的地方。新生的儿子被我从北京第四医院接回家后，余下的护理工作全在家里进行，包括按照老家或全国的民间规定，满了月要剃去红色小脑袋上的黄色胎毛。 　　 那玩意儿长自母胎，柔软纤细，缥缈如春风吹散的蒲公英浅栽在娇嫩的荷包蛋上。我却断然不把长辈们的一万多句警告听在耳里，摆开架势，施展手脚，手握一把传统手动的剃须刀，在我的母亲和儿子的母亲四只胳膊紧紧搂抱之中，采下那一缕缕细如蚕丝的软毛。我幼时的记忆中曾有不可抹灭的剃头画面，小生命面对寒光闪闪的剃刀无不发出杀猪一般的嚎叫声，以至于因挣扎与反抗而被剃出血来，留下很久以后才能弥合的创伤。然而我那非凡的儿子，在他这非凡的父亲的剃头刀下一声也不啼哭，当然，这是因为他的头颅一丝也未划破。
　　 但我毕竟在他其他的地方有过闪失。以剃须刀成功剃去儿子的胎毛之后，我曾经自以为绝世的聪明，接着又使用状如小型抽风机的吸奶器，疏通他因吃红星牌国产奶粉而发生的便秘，这一次却惨遭失败。我费了很大力气，吸出一截香肠似的粉红色物体，那真的是肠子，是被大便堵塞的儿子的红肠。
　　 回头再讲理发。截至此时，我已为我的母亲理过发，为我的妻子理过发，为我的儿子理过发，为我自己理过发，天下至爱亲人，唯独没有为小时候每次给我两角钱去理发的父亲理过发了。这是因为，我们父子的这个缘分暂且还没有到来，他当“右派”改造的时候，我的手艺尚处于“狗啃”阶段，啃自己是不得已啃，啃他还没到非啃不可的地步。他被平反昭雪的时候，我又参加工作离开了他，而且越离越远，每逢年节回家父子团聚，他已把自己的头发理得有条不紊，那水平是在我之上的。
　　 缘分来了。去年春节，我的姐姐乔迁新居，把他接到新的城市的一座高楼。我从北京赶去一起团年，突然发现，我的父亲腿不行了，此前他在老家住的二楼，还能扶着栏杆走到一层，像上级领导下基层来，到处转转，晒晒太阳，扶着栏杆再走回自家。初来此处，虽说有电梯可乘，出了电梯就是一道通往街道的下坡，街道上有双柱旋转的理发店，但走下去本已艰难，走回来更是困苦。而他头上的白发与日俱长，头顶长点还可掩盖秃处，两岸长了也只遮住耳轮，再往外沿翻卷，风一吹飘飘洒洒，竟有几分似暮年的虬髯客。这且其次，更严重的是头发长了头皮就痒，杜甫说“白发搔更短”，那是诗圣没有很好地体验生活，就我父亲头上的实际情况来看，白发抓过之后并非断为两载，而是连根拔起，而他毕竟是个知识分子，当了右派也还要保持头上的几百根尊严。
　　 我在姐姐的新家翻箱倒柜，找到一把王麻子剪刀，大概是用于剖鱼的利器，再把一件下厨的围裙搭在他的肩上。一个曾经给年少的自己理过发，给年轻的妻子理过发，给年幼的儿子理过发的人，再给年老的并不在乎美观而只图不痒的父亲理发，还有什么问题呢？三下五除二，我就理了，还利用现成的工具，伸进鼻孔修剪了他的鼻毛，继而剃须、刮脸，只把两组眉毛留着，自以为比理发店略胜一筹。父亲起身，对镜自看，表情得意如唐太宗，颇似以什么东西为鉴，可以正衣冠知兴替明得失，还想找出一点“失”来，但是终于没有找出。
　　 我有了信心，甚至叫野心，想理更多人的头发，其中包括当年我曾剃过胎毛的儿子。我想给他再理一次，在我的理发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好比一部小说，这是最好看的一个章节，如火烧赤壁，水淹七军，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被我用吸奶器吸出一截红肠的儿子，现在是一位留美的博士了，就好像心灵感应，他邀请我和他的妈妈去美国参加他故意推迟一年的毕业典礼，我觉得真是太好了，欣然乘机而去。当日典礼完毕，我试着从今天的合影说起，提出他的头发有一点长了，让我给他理理，覺得好的话，再给请我们全家吃饭的导师也理一个。不料儿子一听大惊，双手飞快地捂头，又飞快地放下，紧张而礼貌地笑着，说是近日要去一个什么州，出席一个什么会议。我忽然注意到儿子刚才捂过的发型变了，由小时候的长发变成了短发。另外，因长期做化学实验，小时候的一头茂密黑发也稀薄了很多。
　　我的信心顿失，自知我的水平已不足以为儿子做这件事了。
　　 回到国内，我接着又回了一次老家。冬天来了，我的父亲因病住院，我陪他度过十天的危险期，出院回到自己家中。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冬天，全世界都会记住，新冠君横空飞来，我们一家分为三处，儿子在美国，妻子在北京，我被它毫无预兆地囚禁在老家竹溪。为了彼此的安全，我们让保姆暂时别来了，由我独自陪伴九十二岁的父亲，我做着保姆会做的事，也做着保姆不会做的。过了元旦，过了春节，过了元宵，过了清明，从去年的十一月八日到今年的六月八日，一百八十天后我才回京与妻子相见。这期间保姆不会做的事包括理发，我又一次给父亲理发了。
　　 我听着有人敲门，破例打开，迎进在这期间来我家的唯一客人。这个名叫颜巧的女孩儿就读海南师范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志愿回到家乡，在一个名叫桃源的中学当着英语老师，家住我们祖籍的小镇，比我的儿子只大一岁。她说她的奶奶要是还在，和我的父亲同龄，她要来看爷爷，想着疫情期间没人敢来。我知道在我没回来的时候她就来过，这理由让我没有办法拒绝，听说她会画画儿，还会写诗，散文也写得好。我说我正在给爷爷理发呢，你来了好，看着我理，看完可以写篇文章。杜甫有一首诗叫《看公孙大娘舞剑》，你这篇文章可以叫作《看野莽大叔舞剪》。
　　 颜巧老师冷面不笑，她说好吧，就看我理，并且拍下一个系列的照片。当晚回去她就写了，不过题目是《看野莽先生理发》，等我回京不久，文章发表在了北方的一家杂志上。
　　 想着很有意思，自己的故事，自己还没有写，被别人先写了。
　　责任编辑 黑 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