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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艾芜是现代文坛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代表作《南行记》以早年漂泊流浪西南边疆、缅甸、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经历为主要内容，具有浓郁的西南边地风情和异域色彩。其中与云南相关的篇章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展现了云南的奇山异水、民风习俗，乡土气息浓郁，同时也写尽下层民众的艰难与挣扎，表现了艾芜真诚的现实主义情怀。
关键词：艾芜 《南行记》 云南 乡土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现代乡土作家中，艾芜是较为独特的一位。与那些致力于抒写自己家乡风情的大多数乡土作家（如废名的湖北黄梅故乡，沈从文的湘西故土，萧红的东北家乡）不同，艾芜以成名作《南行记》为代表的系列作品，重点却是云南西南边疆、缅甸、马来西亚等东南亚等异乡、异域，具有浓郁的边地色彩和异域风情。其中，云南对于艾芜来说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他在这片土地上开始接触真正的人生，并由此开始文学创作生涯，而他的《南行记》中众多作品也以云南为背景，大量描写了云南的山川风物、民风习俗，乡土色彩鲜明。尤为可贵的是，艾芜怀着悲悯的情怀，叙写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云南的生活图景，尤其是展现了底层民眾的苦难和挣扎，具有深厚的现实主义情怀。
一 贴近底层的现实书写
1925年，艾芜因不满学校守旧的教育和反抗家庭包办的旧式婚姻而出走，开始了一段极其艰辛也极其难忘的漂泊生涯。他从成都徒步进入云南，经过昭通等地到达昆明，后又深入保山、临沧等地，最后出境前往缅甸、马来西亚。一路上，为了生存，艾芜做过杂役、小学教师和报纸编辑等种种工作，对他来说，忍饥挨饿、食不果腹已是寻常事，其中有两次生重病差点死去，可谓是历经了人世的种种艰辛。《南行记》即是艾芜这次不平凡的人生历程的见证，内容上取材于他在滇缅地区的漂泊流浪经历，以绮丽的西南边塞风光，浓郁的异域情调，写出了一幕幕人间悲剧，刻画了“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行动”（《关于小说题材·与鲁迅的通信》），体现了左翼文学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
在《南行记》中，最为突出的内容就是艾芜在孤身漂泊的同时，具体接触到了社会底层，与形形色色的下层民众打交道，他笔下的人物多以这个群体为主，有农民、杂役、车夫、小偷、扒手、强盗、流浪汉、偷马贼、私烟贩子、赶马人、抬滑竿的、盐贩子……他们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边缘群体，贫困落后、卑微低贱，历经生活的艰辛而无路可走，为了维持最起码的生存而苦苦挣扎。作者在描写这些可怜人的悲惨命运时，笔端字间是饱含着真诚的关注和同情的。
在《人生哲学的一课》中，“我”在昆明的鸡毛店中遇到的两位同榻而眠的旅伴，一位是在家乡无法生存，只有跑到省城来讨生活，这偌大的城市却容不下他，浑身长着癞蛤蟆似的疳疮也无钱医治，最后因没有钱而被店家赶出去；另一位离开时顺手牵羊拿走了“我”的一双快要破烂的鞋子。而“我”并没有因他们的肮脏、恶疾和偷盗而产生憎恶之情，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睡何必曾相识”。虽然因长着疳疮的同床整夜不停地抓挠，使“我”不可避免地憎恶和恐惧，可一旦知道他被势利的店主驱赶出去之后，“我只是默默地倚窗站着，望着无边黑暗闪着小星点的秋空，追想那给店主人赶在街头的旧同伴，这一夜不知蹲在哪儿，含着眼泪，痛苦地搔着他身上发痒的疮疤呢！”对于偷走了自己唯一一双鞋子的旅伴，“我”并没有因此而痛恨和诅咒，因为连一双快要破烂的鞋子也要偷去，可见那人的处境是何等凄惨了，这反倒激起了“我”的同情。在这里，对这些被生活逼迫得无路可走的人，作者所表现出的已经不是简单的同病相怜了，而是一种更为宽广深厚的对天下遭遇不幸的穷苦人民的关切悲悯情怀了！
《山峡中》描写了一群为了生存铤而走险的山贼：老头子、野猫子、鬼冬哥、小黑牛……他们原本都是朴实的农民，为了活下去不得已做些偷鸡摸狗、巧取豪夺的勾当，无家无业，夜晚寄身山间荒庙，挨打流血是家常便饭，就如老头子所说那样：“天底下的人，谁可怜过我们？……小伙子，个个都对我们捏着拳头哪！要是心肠软一点，还活得到今天吗？”《石清嫂子》写了一对在峡谷中荒山坡地上辛勤劳作养活一家人的夫妻，男的被军队抓走了，只剩石清嫂子一人带着几个孩子艰辛度日，然而结果却是一家人开荒出来、赖以生存的坡地被地主强行霸去，石清嫂子只有带着孩子无奈离去。可想而知，被从土地上驱赶出去的孤儿寡母，等待着他们的将是更多桀的命运……
除了表现那些底层劳动者、流浪汉、少数民族贫苦人民悲惨命运之外，艾芜还注意到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善良、朴实等美好品质，尽力挖掘出“他们性情中的纯金”，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突现他们真、善、美的本性。这样，不仅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生动，也达到了对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进行控诉的目的。在这方面，给读者留下最深影响的当数《山峡中》的野猫子。在艾芜所写的众多凄苦悲惨的人物形象中，这个无名无姓的山中少女仿佛一缕清新的风，让灰暗的故事顿时生动活泼起来。她尽管终日与一伙山贼在一起讨生活，生活的艰辛并未令她失去少女的天真活泼、质朴善良。文中文字极为俭省，却用了相当的篇幅写野猫子把一块木头人当自己的孩子，她如何兴致盎然地扮演母亲的角色，并用这个假孩子向她父亲，即故事中那个威严残暴的山贼头子撒娇，最终使父亲化怒为笑。叙述之中，一个稚气未脱、活泼俏皮的女孩形象顿时鲜明地在字里行间浮现出来。文中的“我”是一个读书人，迫于生计而暂时与这伙山贼为伍，而良心上的不安最终驱使“我”离开。当得知“我”的想法之后，野猫子的反应先是反对，阻止不了甚至起了杀人的念头，表现了这个女孩性格之中刚强野蛮的一面。但当“我”帮她逃过了被抓走的劫难之后，她在一个夜晚和其他同伴一起悄悄走了，在“我”的书本里留下三块银元。
《左手行礼的兵士》一篇刻画了一个在战争中因右手负伤，在后方医院治疗时以左手行军礼的普通士兵，他那“给痛苦咬成苍白的污腻面孔上，一个乡下人那么朴实而愚拙的影子，却还遗留着在”，他朴实地以行军礼作为表达对别人尊敬的方式，哪怕对方仅仅是医院里一个小杂役，当这样的举动受到不怀好意的人的嘲笑甚至无礼的对待时，这个朴直的士兵不知回击，只是感到惶恐和不知所措。与其他尽量拖长病期以延缓上前线的士兵不同，这个士兵只想尽快治好伤，因为长官承允他伤好了就可回家。可是他最终被欺骗了，伤好后不得不重返战场，并且在战争中失掉了右臂，而家乡正在开战，他无法回去，沦落成为一个乞丐，——一个用左手敬礼乞讨的乞丐。 艾芜满怀同情地描写这些如蝼蚁般生存在偏远的穷乡僻壤的劳苦人民，为他们的苦难发出沉重的叹息、愤怒的质问，谱写了一曲曲沉郁凝重的人间悲歌，同时也对不合理的冷酷的社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具有凝重的现实主义色彩。
二 浓郁的云南乡土风情
云南位于中国西南边陲，境内生活着26个少数民族，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其西部、南部与缅甸、老挝、越南等国接壤，是一个典型的边疆多民族省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云南逐渐形成了自身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边地色彩绚丽，民族风情浓郁，但是在政治经济上发展缓慢，较之中原地区要落后得多。20世纪20年代，当年轻的艾芜踏上这片边疆大地，他一方面亲眼目睹了云南众多的山区因贫穷落后而萧条败落的景象，同时也被云南壮美多姿的自然风光、丰富绚烂的边地民族风情所深深吸引。因而在《南行记》中，除了直面社会现实，尽写劳动人民的疾苦之外，艾芜还用不少的笔墨叙写了云南的山川景色、风土人情，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
云南地处云贵高原，多深山峡谷、江流大川，地形地貌复杂多样。1925年，艾芜徒步从叙府（今宜宾）进入昭通地区，那时的滇东北，荒凉萧条，匪患重重，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民众苦难重重。为了生存，男人们被迫铤而走险，上山落寇，村子里只剩下妇女、小孩和老人。跟随护商队行进的艾芜，目睹了人们生活的悲惨，景色在他眼里也显得沉重而灰暗：“像病了的水牛，一条条躺在荒漠的天野里，——这就是云南东部的山呵，可怕的山呵。”《山峡中》一篇，给读者留下难忘印象的，除了夜猫子、老头子、鬼东哥、小黑牛等一群性格鲜明的山贼外，还有作家所描绘的独特壮阔而诡秘的峡谷风光：江流在暗夜的峡谷里奔腾咆哮，发出惊人的巨响，两岸是悬崖峭壁，山峰耸立如入云端。一座江桥孤零零地横在江面上，桥头是一座破败而荒凉的神祠。这峡谷中的夜晚，在作者笔下写得紧张压抑，令人感到阴森可怖，与山贼们飘忽不定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昆明是艾芜进入云南后重要的一站，在这座云南的省会城市，艾芜生活陷入困顿，他住的是低廉而肮脏不堪的鸡毛小店，为了生计四处奔波，与店主、伙计、黄包车夫、脚夫、小贩等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真实地感受到了这座边地小城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相互交融的奇妙特色：“滇越铁路这条大动脉，不断地运送来法国的货物和机器，把这原是村姑娘面孔的山国都市，出落成一个标致的摩登小姐了。”在这里，随处可见贫富的悬殊、中外的交融：从洋货店里出来吃得圆滚滚的有钱人，每天晚上坐着人力车，到处寻欢作乐，而穷人只能看着辉煌的酒店、热闹的饭馆，投着饥饿的眼光。街上寂寞地走着卖面包的黑衣安南人（越南人），嘴里叫着‘洋巴巴’的云南声调……”（《人生哲学的第一课》）在20世纪20年代，昆明一方面固守着传统保守的文化，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先进文明的浸染，因而呈现出一种从乡村文明向都市文明过渡时期的杂乱无序特色来。比艾芜稍晚一点来云南作探险旅行的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所说那样：“这个城市伸出一只脚在警惕地探索着现代，而另一只脚却牢牢地植根于自从忽必烈把它并入帝国版图以来就没有多大变化的环境中。”
云南众多的少数民族及其千奇百怪的风俗，也给艾芜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风俗他在一些作品中屡屡提及，他写到在盈江地区看到的身穿傣裙的美丽傣家少女，那里的人们以“黑牙齿”为美；景颇族汉子的装扮很特别：腰上悬着一把齐头的长刀，脸儿天然的带有不驯之气，嘴里含着槟榔，嘴唇血红，头上缠着黑布帕子的景颇汉子。傣家人的饮食习惯也很独特：“傣族人的饭全是冷的，蕨叶和野菌煮成的汤，以及干笋是微温，一竹筒淡黄菜叶子汤，一小包用树叶包着的油炸知了，大家蹲在地上，用手做筷子。”
另外，在写作中，艾芜有意追求一种平实的语言风格，不时掺杂一些云南的方言俚语，使作品具有了浓浓的云南味。《我的旅伴》中，老何去买花生时，跟老板娘说“称旺点”，又如“你说你的哈，你不要把丑事情也连在我身上。”“启！你才老气喃！”“那何消你说（不用你说）”“你这家伙三，真是爱惹是生非！到处都听见跟人家斗嘴！”“你这家伙三，总是爱嚼牙巴（乱说话）”“你在搞些啥子明堂”“扒耳朵”“鬼火冒”等，這些都是云南方言中使用频繁的词汇。云南方言对于云南的读者来说增强了亲和力，带来亲切感，具有一种浓浓的泥土气息。
《南行记》不仅是艾芜人生经历的真实记录，更是关于祖国西南边疆尤其是云南乡土风情的珍贵资料，对了解和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云南的社会、文化、民俗风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是现代乡土文学的重要收获。
注：本文系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编号：HZ1111。
参考文献：
[1] 艾芜：《南行记》，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
[2] 王光东主编：《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
[3] 古光亮：《艾芜漂泊始末》，《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4] 王亚炜：《论艾芜的流浪汉小说及其漂泊意识》，《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5] [美]埃德加·斯诺：《马帮旅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农为平，女，1972—，云南昆明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关键词：艾芜 《南行记》 云南 乡土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现代乡土作家中，艾芜是较为独特的一位。与那些致力于抒写自己家乡风情的大多数乡土作家（如废名的湖北黄梅故乡，沈从文的湘西故土，萧红的东北家乡）不同，艾芜以成名作《南行记》为代表的系列作品，重点却是云南西南边疆、缅甸、马来西亚等东南亚等异乡、异域，具有浓郁的边地色彩和异域风情。其中，云南对于艾芜来说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他在这片土地上开始接触真正的人生，并由此开始文学创作生涯，而他的《南行记》中众多作品也以云南为背景，大量描写了云南的山川风物、民风习俗，乡土色彩鲜明。尤为可贵的是，艾芜怀着悲悯的情怀，叙写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云南的生活图景，尤其是展现了底层民眾的苦难和挣扎，具有深厚的现实主义情怀。
一 贴近底层的现实书写
1925年，艾芜因不满学校守旧的教育和反抗家庭包办的旧式婚姻而出走，开始了一段极其艰辛也极其难忘的漂泊生涯。他从成都徒步进入云南，经过昭通等地到达昆明，后又深入保山、临沧等地，最后出境前往缅甸、马来西亚。一路上，为了生存，艾芜做过杂役、小学教师和报纸编辑等种种工作，对他来说，忍饥挨饿、食不果腹已是寻常事，其中有两次生重病差点死去，可谓是历经了人世的种种艰辛。《南行记》即是艾芜这次不平凡的人生历程的见证，内容上取材于他在滇缅地区的漂泊流浪经历，以绮丽的西南边塞风光，浓郁的异域情调，写出了一幕幕人间悲剧，刻画了“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行动”（《关于小说题材·与鲁迅的通信》），体现了左翼文学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
在《南行记》中，最为突出的内容就是艾芜在孤身漂泊的同时，具体接触到了社会底层，与形形色色的下层民众打交道，他笔下的人物多以这个群体为主，有农民、杂役、车夫、小偷、扒手、强盗、流浪汉、偷马贼、私烟贩子、赶马人、抬滑竿的、盐贩子……他们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边缘群体，贫困落后、卑微低贱，历经生活的艰辛而无路可走，为了维持最起码的生存而苦苦挣扎。作者在描写这些可怜人的悲惨命运时，笔端字间是饱含着真诚的关注和同情的。
在《人生哲学的一课》中，“我”在昆明的鸡毛店中遇到的两位同榻而眠的旅伴，一位是在家乡无法生存，只有跑到省城来讨生活，这偌大的城市却容不下他，浑身长着癞蛤蟆似的疳疮也无钱医治，最后因没有钱而被店家赶出去；另一位离开时顺手牵羊拿走了“我”的一双快要破烂的鞋子。而“我”并没有因他们的肮脏、恶疾和偷盗而产生憎恶之情，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睡何必曾相识”。虽然因长着疳疮的同床整夜不停地抓挠，使“我”不可避免地憎恶和恐惧，可一旦知道他被势利的店主驱赶出去之后，“我只是默默地倚窗站着，望着无边黑暗闪着小星点的秋空，追想那给店主人赶在街头的旧同伴，这一夜不知蹲在哪儿，含着眼泪，痛苦地搔着他身上发痒的疮疤呢！”对于偷走了自己唯一一双鞋子的旅伴，“我”并没有因此而痛恨和诅咒，因为连一双快要破烂的鞋子也要偷去，可见那人的处境是何等凄惨了，这反倒激起了“我”的同情。在这里，对这些被生活逼迫得无路可走的人，作者所表现出的已经不是简单的同病相怜了，而是一种更为宽广深厚的对天下遭遇不幸的穷苦人民的关切悲悯情怀了！
《山峡中》描写了一群为了生存铤而走险的山贼：老头子、野猫子、鬼冬哥、小黑牛……他们原本都是朴实的农民，为了活下去不得已做些偷鸡摸狗、巧取豪夺的勾当，无家无业，夜晚寄身山间荒庙，挨打流血是家常便饭，就如老头子所说那样：“天底下的人，谁可怜过我们？……小伙子，个个都对我们捏着拳头哪！要是心肠软一点，还活得到今天吗？”《石清嫂子》写了一对在峡谷中荒山坡地上辛勤劳作养活一家人的夫妻，男的被军队抓走了，只剩石清嫂子一人带着几个孩子艰辛度日，然而结果却是一家人开荒出来、赖以生存的坡地被地主强行霸去，石清嫂子只有带着孩子无奈离去。可想而知，被从土地上驱赶出去的孤儿寡母，等待着他们的将是更多桀的命运……
除了表现那些底层劳动者、流浪汉、少数民族贫苦人民悲惨命运之外，艾芜还注意到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善良、朴实等美好品质，尽力挖掘出“他们性情中的纯金”，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突现他们真、善、美的本性。这样，不仅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生动，也达到了对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进行控诉的目的。在这方面，给读者留下最深影响的当数《山峡中》的野猫子。在艾芜所写的众多凄苦悲惨的人物形象中，这个无名无姓的山中少女仿佛一缕清新的风，让灰暗的故事顿时生动活泼起来。她尽管终日与一伙山贼在一起讨生活，生活的艰辛并未令她失去少女的天真活泼、质朴善良。文中文字极为俭省，却用了相当的篇幅写野猫子把一块木头人当自己的孩子，她如何兴致盎然地扮演母亲的角色，并用这个假孩子向她父亲，即故事中那个威严残暴的山贼头子撒娇，最终使父亲化怒为笑。叙述之中，一个稚气未脱、活泼俏皮的女孩形象顿时鲜明地在字里行间浮现出来。文中的“我”是一个读书人，迫于生计而暂时与这伙山贼为伍，而良心上的不安最终驱使“我”离开。当得知“我”的想法之后，野猫子的反应先是反对，阻止不了甚至起了杀人的念头，表现了这个女孩性格之中刚强野蛮的一面。但当“我”帮她逃过了被抓走的劫难之后，她在一个夜晚和其他同伴一起悄悄走了，在“我”的书本里留下三块银元。
《左手行礼的兵士》一篇刻画了一个在战争中因右手负伤，在后方医院治疗时以左手行军礼的普通士兵，他那“给痛苦咬成苍白的污腻面孔上，一个乡下人那么朴实而愚拙的影子，却还遗留着在”，他朴实地以行军礼作为表达对别人尊敬的方式，哪怕对方仅仅是医院里一个小杂役，当这样的举动受到不怀好意的人的嘲笑甚至无礼的对待时，这个朴直的士兵不知回击，只是感到惶恐和不知所措。与其他尽量拖长病期以延缓上前线的士兵不同，这个士兵只想尽快治好伤，因为长官承允他伤好了就可回家。可是他最终被欺骗了，伤好后不得不重返战场，并且在战争中失掉了右臂，而家乡正在开战，他无法回去，沦落成为一个乞丐，——一个用左手敬礼乞讨的乞丐。 艾芜满怀同情地描写这些如蝼蚁般生存在偏远的穷乡僻壤的劳苦人民，为他们的苦难发出沉重的叹息、愤怒的质问，谱写了一曲曲沉郁凝重的人间悲歌，同时也对不合理的冷酷的社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具有凝重的现实主义色彩。
二 浓郁的云南乡土风情
云南位于中国西南边陲，境内生活着26个少数民族，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其西部、南部与缅甸、老挝、越南等国接壤，是一个典型的边疆多民族省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云南逐渐形成了自身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边地色彩绚丽，民族风情浓郁，但是在政治经济上发展缓慢，较之中原地区要落后得多。20世纪20年代，当年轻的艾芜踏上这片边疆大地，他一方面亲眼目睹了云南众多的山区因贫穷落后而萧条败落的景象，同时也被云南壮美多姿的自然风光、丰富绚烂的边地民族风情所深深吸引。因而在《南行记》中，除了直面社会现实，尽写劳动人民的疾苦之外，艾芜还用不少的笔墨叙写了云南的山川景色、风土人情，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
云南地处云贵高原，多深山峡谷、江流大川，地形地貌复杂多样。1925年，艾芜徒步从叙府（今宜宾）进入昭通地区，那时的滇东北，荒凉萧条，匪患重重，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民众苦难重重。为了生存，男人们被迫铤而走险，上山落寇，村子里只剩下妇女、小孩和老人。跟随护商队行进的艾芜，目睹了人们生活的悲惨，景色在他眼里也显得沉重而灰暗：“像病了的水牛，一条条躺在荒漠的天野里，——这就是云南东部的山呵，可怕的山呵。”《山峡中》一篇，给读者留下难忘印象的，除了夜猫子、老头子、鬼东哥、小黑牛等一群性格鲜明的山贼外，还有作家所描绘的独特壮阔而诡秘的峡谷风光：江流在暗夜的峡谷里奔腾咆哮，发出惊人的巨响，两岸是悬崖峭壁，山峰耸立如入云端。一座江桥孤零零地横在江面上，桥头是一座破败而荒凉的神祠。这峡谷中的夜晚，在作者笔下写得紧张压抑，令人感到阴森可怖，与山贼们飘忽不定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昆明是艾芜进入云南后重要的一站，在这座云南的省会城市，艾芜生活陷入困顿，他住的是低廉而肮脏不堪的鸡毛小店，为了生计四处奔波，与店主、伙计、黄包车夫、脚夫、小贩等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真实地感受到了这座边地小城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相互交融的奇妙特色：“滇越铁路这条大动脉，不断地运送来法国的货物和机器，把这原是村姑娘面孔的山国都市，出落成一个标致的摩登小姐了。”在这里，随处可见贫富的悬殊、中外的交融：从洋货店里出来吃得圆滚滚的有钱人，每天晚上坐着人力车，到处寻欢作乐，而穷人只能看着辉煌的酒店、热闹的饭馆，投着饥饿的眼光。街上寂寞地走着卖面包的黑衣安南人（越南人），嘴里叫着‘洋巴巴’的云南声调……”（《人生哲学的第一课》）在20世纪20年代，昆明一方面固守着传统保守的文化，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先进文明的浸染，因而呈现出一种从乡村文明向都市文明过渡时期的杂乱无序特色来。比艾芜稍晚一点来云南作探险旅行的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所说那样：“这个城市伸出一只脚在警惕地探索着现代，而另一只脚却牢牢地植根于自从忽必烈把它并入帝国版图以来就没有多大变化的环境中。”
云南众多的少数民族及其千奇百怪的风俗，也给艾芜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风俗他在一些作品中屡屡提及，他写到在盈江地区看到的身穿傣裙的美丽傣家少女，那里的人们以“黑牙齿”为美；景颇族汉子的装扮很特别：腰上悬着一把齐头的长刀，脸儿天然的带有不驯之气，嘴里含着槟榔，嘴唇血红，头上缠着黑布帕子的景颇汉子。傣家人的饮食习惯也很独特：“傣族人的饭全是冷的，蕨叶和野菌煮成的汤，以及干笋是微温，一竹筒淡黄菜叶子汤，一小包用树叶包着的油炸知了，大家蹲在地上，用手做筷子。”
另外，在写作中，艾芜有意追求一种平实的语言风格，不时掺杂一些云南的方言俚语，使作品具有了浓浓的云南味。《我的旅伴》中，老何去买花生时，跟老板娘说“称旺点”，又如“你说你的哈，你不要把丑事情也连在我身上。”“启！你才老气喃！”“那何消你说（不用你说）”“你这家伙三，真是爱惹是生非！到处都听见跟人家斗嘴！”“你这家伙三，总是爱嚼牙巴（乱说话）”“你在搞些啥子明堂”“扒耳朵”“鬼火冒”等，這些都是云南方言中使用频繁的词汇。云南方言对于云南的读者来说增强了亲和力，带来亲切感，具有一种浓浓的泥土气息。
《南行记》不仅是艾芜人生经历的真实记录，更是关于祖国西南边疆尤其是云南乡土风情的珍贵资料，对了解和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云南的社会、文化、民俗风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是现代乡土文学的重要收获。
注：本文系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编号：HZ1111。
参考文献：
[1] 艾芜：《南行记》，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
[2] 王光东主编：《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
[3] 古光亮：《艾芜漂泊始末》，《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4] 王亚炜：《论艾芜的流浪汉小说及其漂泊意识》，《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5] [美]埃德加·斯诺：《马帮旅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农为平，女，1972—，云南昆明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