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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档案盘点：
何兆武，湖南岳阳人，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1921年9月出生于北京，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历任台湾建国中学、湖南第十一中学教师，北京图书馆编目员，西安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等职；现为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
座无虚席，台上口若悬河，台下时而掌声阵阵，时而一片沉寂。一个下午，100多位来自北大、清华和人大的学生饶有兴致地聆听了一场题为“中外文化与全球化”的演讲。
主讲人是年逾90高龄的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何兆武先生。在演讲中，这位皓首有些秃顶的老者旁征博引，侃侃而谈。一晃近两个小时过去了，老先生那深邃的理论与辗转的求学经历让人久久回味……
（一）没有志愿读文科最终还是选择学历史
1921年，何兆武出生在北京。“我父亲是湖南岳阳人，他在清末受的是新式教育，不上私塾、读经子，念的是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和湖南实业学堂。毕业那年正好赶上辛亥革命，成立了国民政府。他应邀去南京工作，后来随政府迁到北京。我就在北京出生的，我的小学是在京师绅商各界公立高等第四小学堂念的，中学在北京第三中学读了一年，后到北京五三中学读了两年，1936年初中毕业后进入北京师大附中学习了一年。小时候，我最大的兴趣就是每天放学写完小字后去茶馆听评书看京戏，或者读《七侠五义》。家里没有对我的兴趣爱好进行任何限制，而且鼓励孩子自由发展。1937年夏天，卢沟桥事件爆发，北平沦陷，大批知识分子撤回后方。这年秋天，我们回到了湖南老家。后来，上海沦陷，再后来南京沦陷。我在长沙读南京中央大学附中。长沙读了一年多，日本鬼子打到了武汉，我跟着学校搬到了贵阳，1939年高中毕业，以贵阳考区第二名考入了西南联大。”
“我和母校西南联大的关系非常密切，我的两个姐姐是这个学校的，我的妹妹是这个学校的，我的姐夫、妹夫是这个学校的，我老伴也是这个学校的，所以这个学校跟我的关系算是非常密切。我自己从1939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7年，这正是一个人成熟的时期。”采访期间，何兆武拿出一张西南联大同学的合影，逐个逐个地说出他们的名字，记忆力之好，令人惊叹。
高中统考填志愿的时候，何兆武问一个同学：“你考什么专业？”同学说：“像我们这样不成材的只好读文科，像你们念得好的都应该读理工科。”当时都觉得，成绩不突出的才去念文科。“中学的时候我根本没想到将来要学什么专业，只是看了丰子恺的《西洋建筑讲话》，从希腊罗马的神殿，一直讲到中世纪的教堂建筑，我觉着挺有意思，于是就想学建筑——进大学时报的是土木专业。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学的都是机械系的公共必修课，比如初等微积分、普通物理，这两门是最重要的，还有投影几何、制图课。第一学期我还认真地学，可是到了第二学期，兴趣全不在这些，于是决定改行，开始有意识地补充了一些文科知识。当年决定学建筑，其实也是很盲目的。现在想起来，幸好我没学建筑，否则我盖出的房子塌了，会压死人的”。
那时候转系很方便，只要学分念够了可以随便转。至于最后，自己为什么选择了历史系，何兆武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也许有两个潜在的原因吧。第一，我小时候在北京，看了好些个皇宫、园囿，从香山一直到北大、清华这一带，都是皇家园林，这就容易使人‘发思古之幽情’。第二，那时候正值国难，小学是‘九·一八’，中学是中日战争，刚一入大学就是二战，对人类命运也很关心，以为学历史能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不过，何兆武对繁琐的历史考据一直没有多大兴趣。“有些实践的历史学家或者专业的历史学家，往往从一个小的地方入手考证一个小的东西，比如红学家考证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把所有可能的材料都找出来，真是费尽心力，到现在还没有个结论。不过我觉得，即使有一天费很大的精力把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考证了出来，也并不等于理解了历史。而且，冯文潜先生教西方哲学史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感觉到，真正理解历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不然只知道姓名、知道年代，你可以知道很多很多零碎的知识，但不一定就意味着你理解了历史。我想任何学问都是这样，最后总得有人做出理论的总结，否则只能停留在纯技术性的层面。当然纯技术性的工作也有价值，不过那不是我所希望的，我所希望的是通过学习历史得出一个全面的、高度性的认识。”何兆武希望探索历史深处的幽微，所以就念了历史系。
（二）茶馆曾听杨振宁“吹牛”
西南联大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背井离乡，寒暑假也回不了家，一年四季都在校园里，而且因为穷困，吃喝玩乐的事情少有可能，只好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休息时就在草地里晒晒太阳，或者聊聊天。何兆武记得，昆明大西门外有一条凤翥街，街上有几十个茶馆，大家没事就到茶馆喝碗茶。“其实喝什么无所谓的，很便宜，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毛钱了，无非就是茶叶兑开水，有的人是真拿本书在那儿用功，但大部分人是去聊天，海阔天空说什么的都有。记得有一次，我看见物理系比我们高一班的两位才子——杨振宁和黄昆，正在那高谈阔论。其实我们也没有来往，不过他们是全校有名的学生，谁都知道的。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的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而且直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当时我就想：‘年纪轻轻怎么能这么狂妄？居然敢骂当代物理学界的大宗师，还骂得个一钱不值？！用这么大不敬的语气，也太出格了。’不过后来我想，年轻人大概需要有这种气魄才可能超越前人。”
“学校里吃饭虽然不要钱，可是非常差，也吃不饱。”1943年，何兆武读了研究生以后，就在一些中学做兼职教师。“兼职教师的每月工资已是数千，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七八百元钱，每顿饭都自己花钱在中学里买，总算能吃饱一点了。昆明中学有好几十个，比较缺教师，几乎全让联大学生包办了。年轻人精力充沛，而且可以‘杀价钱’，工资压得比较低，加之联大学生的水平比当地高一些，所以学校里也愿意用。大多数同学都在兼课，包括鼎鼎大名的杨振宁。当时不但是学生教，连联大的老师也在中学里兼职。我在好几个中学教过书，在五华中学教中文的时候，朱自清先生也在那里教一班，我教另一班；闻一多先生也在昆明的中学里教书，学校当局知道闻先生是有名的诗人，所以给他的工资特别高。”
（三）想“远离政治”的人目睹闻一多被害之前后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出现内战危机。“这年11月25日晚上，在西南联大草坪上举行一个会议，反内战、争民主，还请了4位先生讲话，其中有费孝通、钱端升。当时我在宿舍里，离得不远，突然听见重机枪声音大作，‘咔咔咔咔’打得非常厉害，仿佛就在耳边上。我记得我的同学说：‘不好，要出事。’大会当然没法开了，第二天早晨，据官方宣布，说是发现了匪情，他们在剿匪，其实大家都知道不是这样，什么土匪，他们就是针对这个大会的，这种借口实在恶拙之极。同学十分激愤，把上课的钟卸了下来，开始罢课，这就是‘一二·一’运动的开始。这次罢课是最久的，大概持续了两三个月，学校等于处在停顿的状态。12月1日那天，跟军警——其实是穿着便衣的特务——对峙的时候死了4个人，3个学生、1个中学教师。尸体放在大图书馆里，昆明各界人士都来悼念，我和几个同学也去送花圈、送挽联。出殡那天，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全市的学生几乎都参加了，而且社会各界都非常同情，我们转遍了昆明主要的街道。‘一二·一’运动正式揭开了此后3年席卷全国的学运，即毛泽东所谓开辟了‘第二战场’，国民党政府受到强大的内外夹攻，终于垮台。”
1945年，何兆武做研究生第3年，“一二·一”民主运动非常热烈，“课也停了，学校里也乱，静不下心来读书写论文。1946年联大宣告结束，清华、北大回北京，本来我应该跟着回北京再写一篇论文，我想写一篇论叔本华，因为叔本华虽然是哲学家，可他走的是文学的路，我很有感触。可是姐姐写信说母亲随她在台湾病得厉害，以为快要不行了，我就去看她，等到可以回来的时候内战又打了起来，北上无望，所以研究生念了3年，最后也没有拿到学位。”
1946年7月11日晚10点多钟，李公朴与夫人张曼筠在昆明大戏院看完电影出来后，步行至翠湖附近的大兴街（今昆明青云街）公共汽车站旁时，突然，从暗处跳出几个人，对准李公朴连开数枪。刺客们用的是消声手枪，只听轻轻的“啪啪”几声，李公朴倒下了。随后，李公朴被送到云南大学医院抢救。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李公朴于7月l2日清晨5时20分逝世。闻一多听到李公朴被刺的消息后赶到医院时，李公朴已去世。闻一多抚着李公朴的尸体失声痛哭，悲愤地说：“此仇必报！”同志、朋友劝他自己多保重，少出门。他说：“公朴为民主牺牲，我们还活着。我们不出来，何以慰死者？为了民主，死有什么可怕！”
李公朴被刺后，7月15日上午，昆明各界进步人士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悼念李公朴的大会。悼念大会上，闻一多发表了生前最后一篇演说。他慷慨陈词，高声责问：“今天，在这里有特务没有？你们站出来，你是个好汉的话，有理由站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闻一多怀着满腔的悲愤，以大无畏的精神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演讲，抨击国民党的罪恶行径。
会后，在回家的路上，闻一多同他的儿子闻立鹤遭到特务狙击，闻一多当场身亡，儿子受伤。何兆武回忆说：“当时联大师生陆续北返，大概已经走了一半的样子，我走得比较晚。那天中午我正在屋里和同学聊天，一两点钟的时候听见外面两声枪响，因为那几天气氛紧张，感觉一定出了什么问题，赶紧出去看，只见有人用担架抬着一个人匆匆忙忙走了过去，身上带着血。后来听人讲，说是闻一多被刺，送到云南大学医院去了。我们立即赶到医院，人已经死了，尸体摆在院子里，周围有七八个人，后来陆陆续续来了一些人，神态凝重。云南大学的尚钺先生（著名史学家、教育家）来了，哭得很伤心，边哭边说：‘一多，一多，何必呢？’不知他是指‘你何必从事民主运动’呢，还是‘你何必把生命都付出来’呢，我不太清楚，不过给我的印象很深。”
（四）中西文化贯通者开了间“地下工厂”
研究生三年级快毕业的时候，何兆武正忙于写自己的硕士论文《叔本华的文艺思想》，母亲在台湾生病，不得不前去探视，刚到台湾，便因为内战爆发而滞留在那里。当地的湿热天气让他的肺病越发严重，吐血越来越厉害，他只好在台湾呆了一年。这一年，他一边在台湾建国中学当老师挣钱糊口，一边开始打量台湾，认识台湾。
“台湾的日子总的来说心情很不好。一个是台湾的天气又热又潮，我不习惯，另外又没有熟人，语言不通。最苦恼的是，我发现台湾人对祖国的认同感不强。”一次，何兆武去商店买东西，结果被店员呛了一句“你以为这里是你们中国”，这让他难以接受。“其实这些人的祖辈基本上都是福建过去的，他们就是中国人，现在却否认这一点，所以说中国要想解决好台湾问题，必须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何兆武认为一切问题都是经济基础的问题，“台湾现在的人均GDP是16000美元，我们大陆才1000多，如果有一天大陆的人均GDP是台湾的10倍，那么台湾问题就不成其为问题。”何兆武说完哈哈大笑，把自己的这个观点戴了顶“庸俗唯物论”的帽子。“当然，台湾被日本控制了51年，他们的皇民教育太深了。我对此估计不足，离心离德的，感觉很不舒服。”
1947年，当何兆武回到大陆，内战已经打得如火如荼。他回到湖南老家，在舅舅当校长的湖南第十一中学里当了一名英文教师。1949年9月，他回到了北平。一下火车，只发现现实中的北平与记忆中的北平大不相同，“又脏又小又破乱，当然和多年的战争有关，不过多少有些失望”。到北平后，“我想对新的政府有所了解，以便适应新社会，就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了大半年，学马列理论，党的政策，进行思想改造吧”。
1950年，何兆武成了北京图书馆编目员。“我愿意去北图的初衷，是在那里可以看很多书。可是去了以后才知道，根本没法静下来看书，整天是运动、运动。在‘三反’中我还被记过了，还有个人被开除了，很奇怪。因为‘三反’是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要当官的才有可能的，我没官没职的，怎么也触上了‘走资本主义当权派道路’？反正这件事教育了我，以后说话做事要掌握分寸。在北图待得不如意，我就想到学校去。1952年院系大调整，西安西北大学的历史系分出去师范学院了，就是现在的陕西师大，我就去工作了4年，但不是很舒畅，环境不适应。”
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做了个12年的远景规划。中国科学院大扩军，今天的社科院当时也属中科院，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被调到社科院历史所当副所长，搞《中国思想通史》，我也参与撰稿”。何兆武由陕西师院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后，参加侯外庐先生主持的《中国思想通史》的撰写等研究工作，做的仍然是自己“感兴趣”的事，但从那以后，由于那个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环境，研究重点长期是“服从组织需要”：查查地震资料，编编地方县志。工作之余，何兆武读书记笔记，翻译了一些马克思的西方学者的著作——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就是开了间“地下工厂”。也就是在这间“工厂”里，他“生产”出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等译著，这些书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都先后出版发行了。
翻译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颇有戏剧性，上世纪50年代罗素大搞和平运动，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电邀罗素来华访问，罗素亦已欣然同意，但临行时，90多岁高龄的罗素因身体原因，不能远行，便以他的《西方哲学史》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嘱将此书翻译出版。工作人员将此书交给当时能担当此任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将翻译的任务交给何兆武。“文革”中何兆武先生挨批的罪状之一就是：他翻译此书是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招魂。翻译此书本是毛主席的指示，却被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扣上这么一顶帽子，何兆武觉得哭笑不得。“1971年，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最终还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最主要的罪状还有一条，是‘恶毒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当时，报上老登江青的照片，我在一次私人闲聊时说她总是抛头露面，这样不合适。就被告发了。”
“文革”以后，何兆武的研究重点转到了中西思想史以及史学理论方面，先后发表了数量颇丰的论文和译著。他从英文、法文、德文等译介西方史学哲学等思想理论不遗余力，其译作“意达辞雅，文质兼美”，受到专业人士的高度评价。其翻译工作与其西方思想史的研究相辅相成，同时为国内学者从事西方文化研究铺就了坚实的基础。何兆武译作颇丰，仅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就收录何先生译作有8种之多。
何兆武学识渊博，精通中西思想文化史。1978年，他的《中国思想发展史》出版，全书50多万字，系统、全面、科学地论述了中国思想发展史。此书几经再版，被许多大学选为教科书。而后他用英文撰写了《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全书60多万字，为世界了解中国，为中国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
有人曾这样说：“如果要颁发一项西方学术著作汉译特殊贡献奖，这一具有无限殊荣的奖项应该毫不犹豫的送给何兆武先生。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摘取这项桂冠了。”的确，何兆武的名字在当代中国并不是十分响亮，但好些人对西方历史和思想的理解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受到过他所翻译或介绍的西方学术经典的影响。
他学贯中西，却并无留洋的经历，当人们惊讶他把那些艰深的学术书译得如此晓畅、明白时，他只是淡淡地说：“我没有留过学，就是西南联大和清华学的基础。主要是我译这些有兴趣。”这些译著都是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偷偷完成的。毫无疑问，他作为一个翻译家的名声和成就都远远超过了作为思想史学者。
何兆武说：“改革开放不仅繁荣了中国的经济，更重要的是给中国的思想文化带来了繁荣。使我们这些文革时期‘荒废’的中国史学研究工作者有了春天。”正是在这个春天里，何兆武的学术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他的《近代西方思想史》、《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等十几部著作以及《历史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等论文集携百余篇论文不断问世。他还参加了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纲》、《宋明理学史》等巨著的编写。
1980年，何兆武作为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个与美国文化交流互访的专家，出访美国。在纽约、哥伦比亚等地考察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翻阅了大量资料文献，他说：“我感受最深的是文化开放的差别，在美国可以找到有关中国文化的全部书，而在中国，外国文化的书还很缺乏；第二个差别是美国图书资料的开放，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入库翻阅图书和资料，而且可以借。而中国至今还保留着一些少见的图书资料要行政领导鉴批后才能借的制度。”何兆武感慨道：“图书的开放，是文化开放的最基本的条件，只有广泛阅读，才能了解、分析，才能‘取其精华，去其槽粕’。思想文化的开放必须与经济的开放和繁荣同步，否则会出现精神文化的匮乏与畸形。”
何兆武作为中国著名的思想文化史学专家出访过英国、荷兰、法国、日本等10多个国家。他说：“全世界最早的近代化是西方，在16世纪，中国慢了300年。走在前面的社会必定有很多的经验，走在后面的国家一定要吸收。如西方最早的电灯、电话、电脑慢慢地被走在后面的国家所吸收。这就是取其精华，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
如何区别民族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他说：“区别这两者是个难题，重要的是区别共同的、普遍的必然规律和特殊的。如数学，西方最早用的是A、B、C，我国的数学早期用的是甲、乙、丙，表达形式虽然不同，但实质的东西是一样的，随着世界的共同现代化，我们也改用A、B、C。属于各民族要保留的东西，一定要是‘特色’的。处理好保留民族‘特色’与遵守各民族普遍必然的规律，这个难题就不存在了。”“至于精华与糟粕，如果你用好了就是精华，用不好就是糟粕。如鸦片，用在医药中就是很好的东西，可称为‘精华’；成了毒品，不就变成了‘糟粕’了。中西文化的融合，关键在于怎么分，如何用。封闭只能带来狭窄、片面、孤芳自赏等不健康的发展，而‘融合’使文化开放，交融出更健康、多彩、丰富的文化。只有融合、交流才能健康发展，才更具生产力。中国思想文化的窗子还可以再开大些。”
在谈到如何保证中国思想文化的健康发展时，何兆武语重心长地说：“要正确对待学术批评，有批评才有进步，才能融合，要建立一种文化健康发展的批评机制，对学术上的‘假冒伪劣’等危及文化健康发展的现象，给予打击和治理。实践证明，行政干预对学术不利，学术问题应由学术上去解决。学术上的带头人不应由领导用行政的办法去‘封’，应由学术界自己评定。学术如有成果自然脱颖而出，广大同仁、读者、社会都会认可，‘领导封’的结果只会增加名利导向。”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清华恢复文科，逐步朝综合大学发展，需要文科的人。”1986年清华大学成立“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何兆武被调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史学教授。老人说，他喜欢与年轻人打交道。“一个人总要接触生活，接触世界，还有要接触年轻的人。教学相长。你不接触年轻人，就等于自动老化了。我觉得值得的就是接触年轻人多。”
1991年，何兆武离休，深居简出。已经“功成身退”的他似乎仍在做着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闲赋的他平时听听音乐，“电视几乎没有什么好看的，不过，我对有关‘文革’的书有兴趣，当然思想史方面的书最爱看”。
2001年，清华大学为何兆武举办80寿辰纪念会，老人坚决谢绝，纪念会改为何兆武史学理论研讨会，到开会时何先生却“临阵逃脱”，不见踪影，可见何兆武对名利看得很淡。
几年前，清华大学在蓝旗营盖新楼，分给何兆武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比现在狭窄的房间条件好许多，却被老人婉言谢绝了，他笑了笑说：“年纪大了，嫌麻烦。”淡泊、朴实、低调，何兆武就是这么一个平实的老人。
何兆武的老伴曹美英，大他6岁，是北京人，他常常戏称她是“帝国主义”。曹美英与他是西南联大的校友，曾在北京市编译局工作。2005年冬天，何兆武散步的时候不慎摔了一跤，伤势很严重。就在他被送进医院动手术的时候，得了10年老年痴呆症的夫人又患上其他重症，被送进医院。何兆武没能见到老伴最后一面，从此天人永隔。当时正在医院住院的何兆武听到这噩耗后一声不吱，除了沉默还是沉默，老人就是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悲痛。
近年来，何兆武先后因股骨坏死、心脏病两度住院。因为右腿植入了金属架，现在他已经很少出门散步，大量的时间都用来读书、看报以及写信。“知道有易中天这个人吗？”一听，何兆武略略沉思，作答：“讲三国的嘛！我知道，也在电视上看了一点他的东西。不过我不太赞同他这种方式，毕竟学术是很严肃的事情。”说到现在中国的翻译水平，他正色道：“现在的学术翻译，最大的问题不是语言水平问题，而是翻译者对专业知识的了解程度太差。翻译这门艺术，语言程度的高低其实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在了解本学科的基础上进行意会。我读书时，看那些原文诗，其实也并不是完全能看懂，但仅仅是能明白的那一部分，已经让我觉得很美。很多东西都是通的。现在的翻译存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译者的语言水平不低，但‘麦哲伦’这一个人的名字，拿给学外语的学生翻，竟能在一篇文章里翻出3个名字来。”
何兆武的生活非常规律，每天晚上10点睡觉，清晨4点起床。一直陪伴他的孙女也出国了，何兆武说：“从今以后，我得习惯一个人的生活。”说这话时，老人还像往常一样，一副乐呵呵的喜眉笑眼的样子，记者心里却不是个滋味。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何兆武在自己的随笔集《苇草集》的扉页上引用过帕斯卡尔这么一段话。诚然，因为思想，何兆武保持着生命的尊严和活力！
何兆武，湖南岳阳人，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1921年9月出生于北京，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历任台湾建国中学、湖南第十一中学教师，北京图书馆编目员，西安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等职；现为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
座无虚席，台上口若悬河，台下时而掌声阵阵，时而一片沉寂。一个下午，100多位来自北大、清华和人大的学生饶有兴致地聆听了一场题为“中外文化与全球化”的演讲。
主讲人是年逾90高龄的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何兆武先生。在演讲中，这位皓首有些秃顶的老者旁征博引，侃侃而谈。一晃近两个小时过去了，老先生那深邃的理论与辗转的求学经历让人久久回味……
（一）没有志愿读文科最终还是选择学历史
1921年，何兆武出生在北京。“我父亲是湖南岳阳人，他在清末受的是新式教育，不上私塾、读经子，念的是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和湖南实业学堂。毕业那年正好赶上辛亥革命，成立了国民政府。他应邀去南京工作，后来随政府迁到北京。我就在北京出生的，我的小学是在京师绅商各界公立高等第四小学堂念的，中学在北京第三中学读了一年，后到北京五三中学读了两年，1936年初中毕业后进入北京师大附中学习了一年。小时候，我最大的兴趣就是每天放学写完小字后去茶馆听评书看京戏，或者读《七侠五义》。家里没有对我的兴趣爱好进行任何限制，而且鼓励孩子自由发展。1937年夏天，卢沟桥事件爆发，北平沦陷，大批知识分子撤回后方。这年秋天，我们回到了湖南老家。后来，上海沦陷，再后来南京沦陷。我在长沙读南京中央大学附中。长沙读了一年多，日本鬼子打到了武汉，我跟着学校搬到了贵阳，1939年高中毕业，以贵阳考区第二名考入了西南联大。”
“我和母校西南联大的关系非常密切，我的两个姐姐是这个学校的，我的妹妹是这个学校的，我的姐夫、妹夫是这个学校的，我老伴也是这个学校的，所以这个学校跟我的关系算是非常密切。我自己从1939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7年，这正是一个人成熟的时期。”采访期间，何兆武拿出一张西南联大同学的合影，逐个逐个地说出他们的名字，记忆力之好，令人惊叹。
高中统考填志愿的时候，何兆武问一个同学：“你考什么专业？”同学说：“像我们这样不成材的只好读文科，像你们念得好的都应该读理工科。”当时都觉得，成绩不突出的才去念文科。“中学的时候我根本没想到将来要学什么专业，只是看了丰子恺的《西洋建筑讲话》，从希腊罗马的神殿，一直讲到中世纪的教堂建筑，我觉着挺有意思，于是就想学建筑——进大学时报的是土木专业。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学的都是机械系的公共必修课，比如初等微积分、普通物理，这两门是最重要的，还有投影几何、制图课。第一学期我还认真地学，可是到了第二学期，兴趣全不在这些，于是决定改行，开始有意识地补充了一些文科知识。当年决定学建筑，其实也是很盲目的。现在想起来，幸好我没学建筑，否则我盖出的房子塌了，会压死人的”。
那时候转系很方便，只要学分念够了可以随便转。至于最后，自己为什么选择了历史系，何兆武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也许有两个潜在的原因吧。第一，我小时候在北京，看了好些个皇宫、园囿，从香山一直到北大、清华这一带，都是皇家园林，这就容易使人‘发思古之幽情’。第二，那时候正值国难，小学是‘九·一八’，中学是中日战争，刚一入大学就是二战，对人类命运也很关心，以为学历史能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不过，何兆武对繁琐的历史考据一直没有多大兴趣。“有些实践的历史学家或者专业的历史学家，往往从一个小的地方入手考证一个小的东西，比如红学家考证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把所有可能的材料都找出来，真是费尽心力，到现在还没有个结论。不过我觉得，即使有一天费很大的精力把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考证了出来，也并不等于理解了历史。而且，冯文潜先生教西方哲学史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感觉到，真正理解历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不然只知道姓名、知道年代，你可以知道很多很多零碎的知识，但不一定就意味着你理解了历史。我想任何学问都是这样，最后总得有人做出理论的总结，否则只能停留在纯技术性的层面。当然纯技术性的工作也有价值，不过那不是我所希望的，我所希望的是通过学习历史得出一个全面的、高度性的认识。”何兆武希望探索历史深处的幽微，所以就念了历史系。
（二）茶馆曾听杨振宁“吹牛”
西南联大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背井离乡，寒暑假也回不了家，一年四季都在校园里，而且因为穷困，吃喝玩乐的事情少有可能，只好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休息时就在草地里晒晒太阳，或者聊聊天。何兆武记得，昆明大西门外有一条凤翥街，街上有几十个茶馆，大家没事就到茶馆喝碗茶。“其实喝什么无所谓的，很便宜，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毛钱了，无非就是茶叶兑开水，有的人是真拿本书在那儿用功，但大部分人是去聊天，海阔天空说什么的都有。记得有一次，我看见物理系比我们高一班的两位才子——杨振宁和黄昆，正在那高谈阔论。其实我们也没有来往，不过他们是全校有名的学生，谁都知道的。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的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而且直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当时我就想：‘年纪轻轻怎么能这么狂妄？居然敢骂当代物理学界的大宗师，还骂得个一钱不值？！用这么大不敬的语气，也太出格了。’不过后来我想，年轻人大概需要有这种气魄才可能超越前人。”
“学校里吃饭虽然不要钱，可是非常差，也吃不饱。”1943年，何兆武读了研究生以后，就在一些中学做兼职教师。“兼职教师的每月工资已是数千，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七八百元钱，每顿饭都自己花钱在中学里买，总算能吃饱一点了。昆明中学有好几十个，比较缺教师，几乎全让联大学生包办了。年轻人精力充沛，而且可以‘杀价钱’，工资压得比较低，加之联大学生的水平比当地高一些，所以学校里也愿意用。大多数同学都在兼课，包括鼎鼎大名的杨振宁。当时不但是学生教，连联大的老师也在中学里兼职。我在好几个中学教过书，在五华中学教中文的时候，朱自清先生也在那里教一班，我教另一班；闻一多先生也在昆明的中学里教书，学校当局知道闻先生是有名的诗人，所以给他的工资特别高。”
（三）想“远离政治”的人目睹闻一多被害之前后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出现内战危机。“这年11月25日晚上，在西南联大草坪上举行一个会议，反内战、争民主，还请了4位先生讲话，其中有费孝通、钱端升。当时我在宿舍里，离得不远，突然听见重机枪声音大作，‘咔咔咔咔’打得非常厉害，仿佛就在耳边上。我记得我的同学说：‘不好，要出事。’大会当然没法开了，第二天早晨，据官方宣布，说是发现了匪情，他们在剿匪，其实大家都知道不是这样，什么土匪，他们就是针对这个大会的，这种借口实在恶拙之极。同学十分激愤，把上课的钟卸了下来，开始罢课，这就是‘一二·一’运动的开始。这次罢课是最久的，大概持续了两三个月，学校等于处在停顿的状态。12月1日那天，跟军警——其实是穿着便衣的特务——对峙的时候死了4个人，3个学生、1个中学教师。尸体放在大图书馆里，昆明各界人士都来悼念，我和几个同学也去送花圈、送挽联。出殡那天，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全市的学生几乎都参加了，而且社会各界都非常同情，我们转遍了昆明主要的街道。‘一二·一’运动正式揭开了此后3年席卷全国的学运，即毛泽东所谓开辟了‘第二战场’，国民党政府受到强大的内外夹攻，终于垮台。”
1945年，何兆武做研究生第3年，“一二·一”民主运动非常热烈，“课也停了，学校里也乱，静不下心来读书写论文。1946年联大宣告结束，清华、北大回北京，本来我应该跟着回北京再写一篇论文，我想写一篇论叔本华，因为叔本华虽然是哲学家，可他走的是文学的路，我很有感触。可是姐姐写信说母亲随她在台湾病得厉害，以为快要不行了，我就去看她，等到可以回来的时候内战又打了起来，北上无望，所以研究生念了3年，最后也没有拿到学位。”
1946年7月11日晚10点多钟，李公朴与夫人张曼筠在昆明大戏院看完电影出来后，步行至翠湖附近的大兴街（今昆明青云街）公共汽车站旁时，突然，从暗处跳出几个人，对准李公朴连开数枪。刺客们用的是消声手枪，只听轻轻的“啪啪”几声，李公朴倒下了。随后，李公朴被送到云南大学医院抢救。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李公朴于7月l2日清晨5时20分逝世。闻一多听到李公朴被刺的消息后赶到医院时，李公朴已去世。闻一多抚着李公朴的尸体失声痛哭，悲愤地说：“此仇必报！”同志、朋友劝他自己多保重，少出门。他说：“公朴为民主牺牲，我们还活着。我们不出来，何以慰死者？为了民主，死有什么可怕！”
李公朴被刺后，7月15日上午，昆明各界进步人士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悼念李公朴的大会。悼念大会上，闻一多发表了生前最后一篇演说。他慷慨陈词，高声责问：“今天，在这里有特务没有？你们站出来，你是个好汉的话，有理由站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闻一多怀着满腔的悲愤，以大无畏的精神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演讲，抨击国民党的罪恶行径。
会后，在回家的路上，闻一多同他的儿子闻立鹤遭到特务狙击，闻一多当场身亡，儿子受伤。何兆武回忆说：“当时联大师生陆续北返，大概已经走了一半的样子，我走得比较晚。那天中午我正在屋里和同学聊天，一两点钟的时候听见外面两声枪响，因为那几天气氛紧张，感觉一定出了什么问题，赶紧出去看，只见有人用担架抬着一个人匆匆忙忙走了过去，身上带着血。后来听人讲，说是闻一多被刺，送到云南大学医院去了。我们立即赶到医院，人已经死了，尸体摆在院子里，周围有七八个人，后来陆陆续续来了一些人，神态凝重。云南大学的尚钺先生（著名史学家、教育家）来了，哭得很伤心，边哭边说：‘一多，一多，何必呢？’不知他是指‘你何必从事民主运动’呢，还是‘你何必把生命都付出来’呢，我不太清楚，不过给我的印象很深。”
（四）中西文化贯通者开了间“地下工厂”
研究生三年级快毕业的时候，何兆武正忙于写自己的硕士论文《叔本华的文艺思想》，母亲在台湾生病，不得不前去探视，刚到台湾，便因为内战爆发而滞留在那里。当地的湿热天气让他的肺病越发严重，吐血越来越厉害，他只好在台湾呆了一年。这一年，他一边在台湾建国中学当老师挣钱糊口，一边开始打量台湾，认识台湾。
“台湾的日子总的来说心情很不好。一个是台湾的天气又热又潮，我不习惯，另外又没有熟人，语言不通。最苦恼的是，我发现台湾人对祖国的认同感不强。”一次，何兆武去商店买东西，结果被店员呛了一句“你以为这里是你们中国”，这让他难以接受。“其实这些人的祖辈基本上都是福建过去的，他们就是中国人，现在却否认这一点，所以说中国要想解决好台湾问题，必须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何兆武认为一切问题都是经济基础的问题，“台湾现在的人均GDP是16000美元，我们大陆才1000多，如果有一天大陆的人均GDP是台湾的10倍，那么台湾问题就不成其为问题。”何兆武说完哈哈大笑，把自己的这个观点戴了顶“庸俗唯物论”的帽子。“当然，台湾被日本控制了51年，他们的皇民教育太深了。我对此估计不足，离心离德的，感觉很不舒服。”
1947年，当何兆武回到大陆，内战已经打得如火如荼。他回到湖南老家，在舅舅当校长的湖南第十一中学里当了一名英文教师。1949年9月，他回到了北平。一下火车，只发现现实中的北平与记忆中的北平大不相同，“又脏又小又破乱，当然和多年的战争有关，不过多少有些失望”。到北平后，“我想对新的政府有所了解，以便适应新社会，就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了大半年，学马列理论，党的政策，进行思想改造吧”。
1950年，何兆武成了北京图书馆编目员。“我愿意去北图的初衷，是在那里可以看很多书。可是去了以后才知道，根本没法静下来看书，整天是运动、运动。在‘三反’中我还被记过了，还有个人被开除了，很奇怪。因为‘三反’是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要当官的才有可能的，我没官没职的，怎么也触上了‘走资本主义当权派道路’？反正这件事教育了我，以后说话做事要掌握分寸。在北图待得不如意，我就想到学校去。1952年院系大调整，西安西北大学的历史系分出去师范学院了，就是现在的陕西师大，我就去工作了4年，但不是很舒畅，环境不适应。”
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做了个12年的远景规划。中国科学院大扩军，今天的社科院当时也属中科院，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被调到社科院历史所当副所长，搞《中国思想通史》，我也参与撰稿”。何兆武由陕西师院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后，参加侯外庐先生主持的《中国思想通史》的撰写等研究工作，做的仍然是自己“感兴趣”的事，但从那以后，由于那个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环境，研究重点长期是“服从组织需要”：查查地震资料，编编地方县志。工作之余，何兆武读书记笔记，翻译了一些马克思的西方学者的著作——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就是开了间“地下工厂”。也就是在这间“工厂”里，他“生产”出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等译著，这些书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都先后出版发行了。
翻译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颇有戏剧性，上世纪50年代罗素大搞和平运动，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电邀罗素来华访问，罗素亦已欣然同意，但临行时，90多岁高龄的罗素因身体原因，不能远行，便以他的《西方哲学史》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嘱将此书翻译出版。工作人员将此书交给当时能担当此任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将翻译的任务交给何兆武。“文革”中何兆武先生挨批的罪状之一就是：他翻译此书是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招魂。翻译此书本是毛主席的指示，却被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扣上这么一顶帽子，何兆武觉得哭笑不得。“1971年，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最终还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最主要的罪状还有一条，是‘恶毒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当时，报上老登江青的照片，我在一次私人闲聊时说她总是抛头露面，这样不合适。就被告发了。”
“文革”以后，何兆武的研究重点转到了中西思想史以及史学理论方面，先后发表了数量颇丰的论文和译著。他从英文、法文、德文等译介西方史学哲学等思想理论不遗余力，其译作“意达辞雅，文质兼美”，受到专业人士的高度评价。其翻译工作与其西方思想史的研究相辅相成，同时为国内学者从事西方文化研究铺就了坚实的基础。何兆武译作颇丰，仅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就收录何先生译作有8种之多。
何兆武学识渊博，精通中西思想文化史。1978年，他的《中国思想发展史》出版，全书50多万字，系统、全面、科学地论述了中国思想发展史。此书几经再版，被许多大学选为教科书。而后他用英文撰写了《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全书60多万字，为世界了解中国，为中国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
有人曾这样说：“如果要颁发一项西方学术著作汉译特殊贡献奖，这一具有无限殊荣的奖项应该毫不犹豫的送给何兆武先生。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摘取这项桂冠了。”的确，何兆武的名字在当代中国并不是十分响亮，但好些人对西方历史和思想的理解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受到过他所翻译或介绍的西方学术经典的影响。
他学贯中西，却并无留洋的经历，当人们惊讶他把那些艰深的学术书译得如此晓畅、明白时，他只是淡淡地说：“我没有留过学，就是西南联大和清华学的基础。主要是我译这些有兴趣。”这些译著都是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偷偷完成的。毫无疑问，他作为一个翻译家的名声和成就都远远超过了作为思想史学者。
何兆武说：“改革开放不仅繁荣了中国的经济，更重要的是给中国的思想文化带来了繁荣。使我们这些文革时期‘荒废’的中国史学研究工作者有了春天。”正是在这个春天里，何兆武的学术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他的《近代西方思想史》、《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等十几部著作以及《历史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等论文集携百余篇论文不断问世。他还参加了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纲》、《宋明理学史》等巨著的编写。
1980年，何兆武作为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个与美国文化交流互访的专家，出访美国。在纽约、哥伦比亚等地考察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翻阅了大量资料文献，他说：“我感受最深的是文化开放的差别，在美国可以找到有关中国文化的全部书，而在中国，外国文化的书还很缺乏；第二个差别是美国图书资料的开放，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入库翻阅图书和资料，而且可以借。而中国至今还保留着一些少见的图书资料要行政领导鉴批后才能借的制度。”何兆武感慨道：“图书的开放，是文化开放的最基本的条件，只有广泛阅读，才能了解、分析，才能‘取其精华，去其槽粕’。思想文化的开放必须与经济的开放和繁荣同步，否则会出现精神文化的匮乏与畸形。”
何兆武作为中国著名的思想文化史学专家出访过英国、荷兰、法国、日本等10多个国家。他说：“全世界最早的近代化是西方，在16世纪，中国慢了300年。走在前面的社会必定有很多的经验，走在后面的国家一定要吸收。如西方最早的电灯、电话、电脑慢慢地被走在后面的国家所吸收。这就是取其精华，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
如何区别民族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他说：“区别这两者是个难题，重要的是区别共同的、普遍的必然规律和特殊的。如数学，西方最早用的是A、B、C，我国的数学早期用的是甲、乙、丙，表达形式虽然不同，但实质的东西是一样的，随着世界的共同现代化，我们也改用A、B、C。属于各民族要保留的东西，一定要是‘特色’的。处理好保留民族‘特色’与遵守各民族普遍必然的规律，这个难题就不存在了。”“至于精华与糟粕，如果你用好了就是精华，用不好就是糟粕。如鸦片，用在医药中就是很好的东西，可称为‘精华’；成了毒品，不就变成了‘糟粕’了。中西文化的融合，关键在于怎么分，如何用。封闭只能带来狭窄、片面、孤芳自赏等不健康的发展，而‘融合’使文化开放，交融出更健康、多彩、丰富的文化。只有融合、交流才能健康发展，才更具生产力。中国思想文化的窗子还可以再开大些。”
在谈到如何保证中国思想文化的健康发展时，何兆武语重心长地说：“要正确对待学术批评，有批评才有进步，才能融合，要建立一种文化健康发展的批评机制，对学术上的‘假冒伪劣’等危及文化健康发展的现象，给予打击和治理。实践证明，行政干预对学术不利，学术问题应由学术上去解决。学术上的带头人不应由领导用行政的办法去‘封’，应由学术界自己评定。学术如有成果自然脱颖而出，广大同仁、读者、社会都会认可，‘领导封’的结果只会增加名利导向。”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清华恢复文科，逐步朝综合大学发展，需要文科的人。”1986年清华大学成立“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何兆武被调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史学教授。老人说，他喜欢与年轻人打交道。“一个人总要接触生活，接触世界，还有要接触年轻的人。教学相长。你不接触年轻人，就等于自动老化了。我觉得值得的就是接触年轻人多。”
1991年，何兆武离休，深居简出。已经“功成身退”的他似乎仍在做着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闲赋的他平时听听音乐，“电视几乎没有什么好看的，不过，我对有关‘文革’的书有兴趣，当然思想史方面的书最爱看”。
2001年，清华大学为何兆武举办80寿辰纪念会，老人坚决谢绝，纪念会改为何兆武史学理论研讨会，到开会时何先生却“临阵逃脱”，不见踪影，可见何兆武对名利看得很淡。
几年前，清华大学在蓝旗营盖新楼，分给何兆武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比现在狭窄的房间条件好许多，却被老人婉言谢绝了，他笑了笑说：“年纪大了，嫌麻烦。”淡泊、朴实、低调，何兆武就是这么一个平实的老人。
何兆武的老伴曹美英，大他6岁，是北京人，他常常戏称她是“帝国主义”。曹美英与他是西南联大的校友，曾在北京市编译局工作。2005年冬天，何兆武散步的时候不慎摔了一跤，伤势很严重。就在他被送进医院动手术的时候，得了10年老年痴呆症的夫人又患上其他重症，被送进医院。何兆武没能见到老伴最后一面，从此天人永隔。当时正在医院住院的何兆武听到这噩耗后一声不吱，除了沉默还是沉默，老人就是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悲痛。
近年来，何兆武先后因股骨坏死、心脏病两度住院。因为右腿植入了金属架，现在他已经很少出门散步，大量的时间都用来读书、看报以及写信。“知道有易中天这个人吗？”一听，何兆武略略沉思，作答：“讲三国的嘛！我知道，也在电视上看了一点他的东西。不过我不太赞同他这种方式，毕竟学术是很严肃的事情。”说到现在中国的翻译水平，他正色道：“现在的学术翻译，最大的问题不是语言水平问题，而是翻译者对专业知识的了解程度太差。翻译这门艺术，语言程度的高低其实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在了解本学科的基础上进行意会。我读书时，看那些原文诗，其实也并不是完全能看懂，但仅仅是能明白的那一部分，已经让我觉得很美。很多东西都是通的。现在的翻译存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译者的语言水平不低，但‘麦哲伦’这一个人的名字，拿给学外语的学生翻，竟能在一篇文章里翻出3个名字来。”
何兆武的生活非常规律，每天晚上10点睡觉，清晨4点起床。一直陪伴他的孙女也出国了，何兆武说：“从今以后，我得习惯一个人的生活。”说这话时，老人还像往常一样，一副乐呵呵的喜眉笑眼的样子，记者心里却不是个滋味。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何兆武在自己的随笔集《苇草集》的扉页上引用过帕斯卡尔这么一段话。诚然，因为思想，何兆武保持着生命的尊严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