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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著名的科学大师，杨振宁对人类社会各领域的思索，其深度和广度都是惊人的，他所出版的文集和相关著作记载了他的思想轨迹。在中国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一行三人冒着滂沱秋雨，来到绿树掩映的清华园，探寻杨振宁先生对人才交流和人才培养的灼见。
记者：1986年前后，您和田长霖先生提议，美国有数万名即将退休的华裔专家，这是巨大的海外智力资源，中国政府应该采取有效措施，让他们长期或者是短期回国服务。这一建议很快得到采纳。20余年过去了，您可否对此作一些评价？
杨振宁：不错，在1986年前后，田长霖跟我曾经分别地向中国政府、中国的学术界提出过这样的建议。我很高兴，当时中央引智办对这件事很重视，中国政府也很支持。所以这些年确实没有问题，引进了很多人，有长期的也有短期的。20多年过去了，现在海外退休的华人专家人数又大大增加了；而国内的生活条件、医疗条件都比以前好，对人才的吸引力增强了。所以我想，现在朝这方面再作努力，成功率会大大增加。
记者：随着国力增强，在引进海外华人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杨振宁：当然。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医疗条件的进步。关于医疗问题，我还有一个特别的建议。在美国，退休的人通常都享有两种医疗保险。如要做手术，全部或者多半费用就由这两个保险给付了。但是到目前为止，享有美国医疗保险的人，在中国就医，美方一概不管。这一点呢，如果中国政府能跟美国政府去商讨，也许会达成共识：一个在美国有医疗保险的人，到中国来就医，美方可以支付相关费用。如果能这样做，是一个“三赢”的结果。为什么说是“三赢”呢？第一，中国的医疗费用目前普遍要比美国便宜2/3，如果美国人到中国治病，美国的保险机构可以少付很多钱。这对美国当然是好事。第二，对于那些來中国服务的专家，尤其是老年专家，消除了医疗方面的后顾之忧，当然也是好事。第三，中国政府因此而能够引进更多的海外专家回国服务，这对中国更有好处。美国保险机构不一定会认可中国的所有医院，这个呢，双方可以商量共同来认证并指定大城市的几所医院。我想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记者：在引进年轻的海外华人专家方面，这几年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在这方面您认为应该注意些什么？
杨振宁：年轻的海外华人专家回国人数每年都在增加，他们普遍都存在一个子女的教育问题。人才引进是一件长期而重要的大事情，政府应该采取多种措施，使得年纪大的和年纪轻的人才都能引回来。
记者：1978年，为了开辟海外留学渠道，中国第一个教育代表团赴美谈判，一波三折，相当困难。据说在13天的谈判中，您和李政道先生全程参与。请您回忆一下，当时中美人才交流到底存在哪些障碍？
杨振宁：1978年，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中国想清楚了，下决心要派人到美国学习；可是一开始美国不太了解，搞不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美国政府高层，包括白宫的幕僚中，采取怀疑或者反对态度的人当然很多。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到了1978年底，美国终于也想清楚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有一个科学顾问，叫Frank Press,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我，希望我跟他去谈谈。他一共请了三个科学家，除我以外，还有林家翘、丁肇中。
那天，除了Press和我们三人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卡特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问题专家。谈话的主要目的是，了解我们对这件事情（中美人才交流）的态度，问我们中国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很清楚，在我们这一次谈话之前，美国政府已经决定要做这件事了。等到谈话快要结束时，我问那位中国问题专家，是否可以告诉我为什么美国政府也愿意做这件事情？他有一个很直接的回答。他说，中国在20世纪初期开始，派出了很多留学生，其中到美国的数目最多。这些人回国以后，对于中国，尤其是对于中国跟美国的关系有巨大的贡献。这些人现在年纪都大了，美国希望培训出下一代这样的人。我回来时想，这人脑筋很清楚。换句话说，他很明白：中国需要借机培训自己的人才，但不因为这个缘故而觉得对美国不利，从长远的眼光看对美国也是有利的。
记者：首次商定交流的人数，中国到美国是500人到700人，而美国派到中国的只有60人……
杨振宁：第一批被派去的大约有50人，我妹妹（杨振玉）就是其中的一个。她当时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工作，突然有一天通知她去北京。到了北京后，才知道要派他们到美国去学习，每人发一个护照，叫他们尽早动身，他们感到很意外。不过很快就有好几百人被派送到美国，这几百人的态度和学问给美国的学术界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美国各个学校都觉得这些人是人才。当然，如果要说有缺点的话，就是他们年纪比较大，英文发音比较差；可是因为他们的表现出色，美国很多学校都希望找更多这样的人，并且很快就希望直接招收中国研究生。很快，几年之内就有好几千人出去了。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去的人数就非常之多了。现在我想每年应该有上万人。美国现在每年的外国研究生中，中国去的应该是最多的。
记者：上世纪90年代，您倡导成立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这个中心在筹集资金、吸引和使用海外人才方面有些什么样的特色？
杨振宁：清华的王大中校长、梁尤能副校长找我来帮他们成立高等研究中心，因为我是在清华园长大的，跟清华的关系非常深远。我当然义不容辞，就答应了。
高等研究中心成立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筹集资金。这些年先是在香港设立基金，筹集了一笔钱。这些钱现在看来非常重要，因为国内引进一个特殊人才，往往需要一层一层申报，一个轮回下来就是好几个月。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很多机构都在盯着，如果拖好几个月，可能早就被别人弄走了。如果自己有一笔钱呢，就比较主动。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我们怎么能够把姚期智（计算机“图灵奖”获得者）聘请来的呢？这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他的太太那时在香港城市大学做计算机系主任，他自己是美国普林斯顿的终身教授，两边来回跑很不方便。我们想到如果请他到清华来，清华到香港之间来回跑当然要方便得多，所以有了一个先天的“地利”优势。不过如果当时没有我们募集来的钱，那就比较麻烦，我们要跟学校去说这人怎么怎么好，在美国有多少薪水，需要多少引进费用，学校就得层层上报审批。而我们很简单，我和高等研究中心主任聂华桐请姚期智吃饭，跟他说，你来了，我们保证你所拿到的薪水不低于普林斯顿薪水加上美国退休金的储备（也是由学校付的）两项加起来的总数。为什么敢这么保证？因为我们有从香港募集来的钱作后盾。清华不出钱，我们也没有问题。后来他答应了，辞掉美国的终身教职，卖掉美国的房子，来到清华。他回来以后学校当然非常高兴，教育部也非常高兴，弄来弄去，所有费用都是由教育部、外专局等部门支付。尽管，我们香港的钱最后没有用上，但是这笔钱对引进姚期智这样的顶尖人才，依然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我一共帮清华搞了两个基金会，一个在香港，是专门为中心的；一个在洛杉矶，是为整个清华的。迄今已经成功筹集了1500万美元。
记者：看来基金和人才是联动的，除了引进姚期智、林家翘先生，在年轻的国际化人才聘用、管理方面情况怎么样？
杨振宁：清华所给的薪水不会太高，我们从基金会每年的收入中，提取一部分作为补充。薪水比一般的清华教师要高一些。
记者：2006年春节前夕，您以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奖专家的身份，曾就中国的教育问题当面向温家宝总理提了三点建议，充分肯定了中国教育的成功。
杨振宁：当时，有很多人在骂中国教育，尤其是中国的高等教育。我对温总理说，中国教育对中国经济发展贡献巨大。我这么说主要依据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教育普及。我小时候在北京，走在街上大多数人都是文盲。今天，你在北京这个地方，在10岁到30岁的人群中，要找出一个文盲，恐怕很难。大家对这个好像不太注意，但是它的影响无法估量。这是中国教育政策的极大成功。另一方面，我小时候，中国几乎什么工业产品都不会做，而现在几乎什么都能做，这表明中国拥有大量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他们都是这些年从中国各个大学里毕业的学生。我公开说：中国最好的大学如北大、清华对今天中国的贡献，比美国最好的大学哈佛、耶鲁对今天美国的贡献来得大；中国二流的大学对中国的贡献，比美国二流的大学对美国的贡献来得大。为什么这么说呢？美国社会已经发展到稳定期，不像中国是一个走上坡的艰难期，两个国家大学毕业生对社会所作的贡献、影响力也因此而各不相同。
可是为什么有人要大骂中国教育？的确，中国的教育体制在许多地方是有问题的，这些问题是应该提出来讨论的，但不能因为有问题就把整个抹杀了。一个好的教育体制或传统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不能太性急。(高叔静、张晓参与了对杨振宁先生的专访活动，谨此致谢)
记者：1986年前后，您和田长霖先生提议，美国有数万名即将退休的华裔专家，这是巨大的海外智力资源，中国政府应该采取有效措施，让他们长期或者是短期回国服务。这一建议很快得到采纳。20余年过去了，您可否对此作一些评价？
杨振宁：不错，在1986年前后，田长霖跟我曾经分别地向中国政府、中国的学术界提出过这样的建议。我很高兴，当时中央引智办对这件事很重视，中国政府也很支持。所以这些年确实没有问题，引进了很多人，有长期的也有短期的。20多年过去了，现在海外退休的华人专家人数又大大增加了；而国内的生活条件、医疗条件都比以前好，对人才的吸引力增强了。所以我想，现在朝这方面再作努力，成功率会大大增加。
记者：随着国力增强，在引进海外华人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杨振宁：当然。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医疗条件的进步。关于医疗问题，我还有一个特别的建议。在美国，退休的人通常都享有两种医疗保险。如要做手术，全部或者多半费用就由这两个保险给付了。但是到目前为止，享有美国医疗保险的人，在中国就医，美方一概不管。这一点呢，如果中国政府能跟美国政府去商讨，也许会达成共识：一个在美国有医疗保险的人，到中国来就医，美方可以支付相关费用。如果能这样做，是一个“三赢”的结果。为什么说是“三赢”呢？第一，中国的医疗费用目前普遍要比美国便宜2/3，如果美国人到中国治病，美国的保险机构可以少付很多钱。这对美国当然是好事。第二，对于那些來中国服务的专家，尤其是老年专家，消除了医疗方面的后顾之忧，当然也是好事。第三，中国政府因此而能够引进更多的海外专家回国服务，这对中国更有好处。美国保险机构不一定会认可中国的所有医院，这个呢，双方可以商量共同来认证并指定大城市的几所医院。我想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记者：在引进年轻的海外华人专家方面，这几年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在这方面您认为应该注意些什么？
杨振宁：年轻的海外华人专家回国人数每年都在增加，他们普遍都存在一个子女的教育问题。人才引进是一件长期而重要的大事情，政府应该采取多种措施，使得年纪大的和年纪轻的人才都能引回来。
记者：1978年，为了开辟海外留学渠道，中国第一个教育代表团赴美谈判，一波三折，相当困难。据说在13天的谈判中，您和李政道先生全程参与。请您回忆一下，当时中美人才交流到底存在哪些障碍？
杨振宁：1978年，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中国想清楚了，下决心要派人到美国学习；可是一开始美国不太了解，搞不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美国政府高层，包括白宫的幕僚中，采取怀疑或者反对态度的人当然很多。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到了1978年底，美国终于也想清楚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有一个科学顾问，叫Frank Press,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我，希望我跟他去谈谈。他一共请了三个科学家，除我以外，还有林家翘、丁肇中。
那天，除了Press和我们三人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卡特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问题专家。谈话的主要目的是，了解我们对这件事情（中美人才交流）的态度，问我们中国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很清楚，在我们这一次谈话之前，美国政府已经决定要做这件事了。等到谈话快要结束时，我问那位中国问题专家，是否可以告诉我为什么美国政府也愿意做这件事情？他有一个很直接的回答。他说，中国在20世纪初期开始，派出了很多留学生，其中到美国的数目最多。这些人回国以后，对于中国，尤其是对于中国跟美国的关系有巨大的贡献。这些人现在年纪都大了，美国希望培训出下一代这样的人。我回来时想，这人脑筋很清楚。换句话说，他很明白：中国需要借机培训自己的人才，但不因为这个缘故而觉得对美国不利，从长远的眼光看对美国也是有利的。
记者：首次商定交流的人数，中国到美国是500人到700人，而美国派到中国的只有60人……
杨振宁：第一批被派去的大约有50人，我妹妹（杨振玉）就是其中的一个。她当时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工作，突然有一天通知她去北京。到了北京后，才知道要派他们到美国去学习，每人发一个护照，叫他们尽早动身，他们感到很意外。不过很快就有好几百人被派送到美国，这几百人的态度和学问给美国的学术界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美国各个学校都觉得这些人是人才。当然，如果要说有缺点的话，就是他们年纪比较大，英文发音比较差；可是因为他们的表现出色，美国很多学校都希望找更多这样的人，并且很快就希望直接招收中国研究生。很快，几年之内就有好几千人出去了。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去的人数就非常之多了。现在我想每年应该有上万人。美国现在每年的外国研究生中，中国去的应该是最多的。
记者：上世纪90年代，您倡导成立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这个中心在筹集资金、吸引和使用海外人才方面有些什么样的特色？
杨振宁：清华的王大中校长、梁尤能副校长找我来帮他们成立高等研究中心，因为我是在清华园长大的，跟清华的关系非常深远。我当然义不容辞，就答应了。
高等研究中心成立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筹集资金。这些年先是在香港设立基金，筹集了一笔钱。这些钱现在看来非常重要，因为国内引进一个特殊人才，往往需要一层一层申报，一个轮回下来就是好几个月。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很多机构都在盯着，如果拖好几个月，可能早就被别人弄走了。如果自己有一笔钱呢，就比较主动。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我们怎么能够把姚期智（计算机“图灵奖”获得者）聘请来的呢？这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他的太太那时在香港城市大学做计算机系主任，他自己是美国普林斯顿的终身教授，两边来回跑很不方便。我们想到如果请他到清华来，清华到香港之间来回跑当然要方便得多，所以有了一个先天的“地利”优势。不过如果当时没有我们募集来的钱，那就比较麻烦，我们要跟学校去说这人怎么怎么好，在美国有多少薪水，需要多少引进费用，学校就得层层上报审批。而我们很简单，我和高等研究中心主任聂华桐请姚期智吃饭，跟他说，你来了，我们保证你所拿到的薪水不低于普林斯顿薪水加上美国退休金的储备（也是由学校付的）两项加起来的总数。为什么敢这么保证？因为我们有从香港募集来的钱作后盾。清华不出钱，我们也没有问题。后来他答应了，辞掉美国的终身教职，卖掉美国的房子，来到清华。他回来以后学校当然非常高兴，教育部也非常高兴，弄来弄去，所有费用都是由教育部、外专局等部门支付。尽管，我们香港的钱最后没有用上，但是这笔钱对引进姚期智这样的顶尖人才，依然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我一共帮清华搞了两个基金会，一个在香港，是专门为中心的；一个在洛杉矶，是为整个清华的。迄今已经成功筹集了1500万美元。
记者：看来基金和人才是联动的，除了引进姚期智、林家翘先生，在年轻的国际化人才聘用、管理方面情况怎么样？
杨振宁：清华所给的薪水不会太高，我们从基金会每年的收入中，提取一部分作为补充。薪水比一般的清华教师要高一些。
记者：2006年春节前夕，您以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奖专家的身份，曾就中国的教育问题当面向温家宝总理提了三点建议，充分肯定了中国教育的成功。
杨振宁：当时，有很多人在骂中国教育，尤其是中国的高等教育。我对温总理说，中国教育对中国经济发展贡献巨大。我这么说主要依据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教育普及。我小时候在北京，走在街上大多数人都是文盲。今天，你在北京这个地方，在10岁到30岁的人群中，要找出一个文盲，恐怕很难。大家对这个好像不太注意，但是它的影响无法估量。这是中国教育政策的极大成功。另一方面，我小时候，中国几乎什么工业产品都不会做，而现在几乎什么都能做，这表明中国拥有大量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他们都是这些年从中国各个大学里毕业的学生。我公开说：中国最好的大学如北大、清华对今天中国的贡献，比美国最好的大学哈佛、耶鲁对今天美国的贡献来得大；中国二流的大学对中国的贡献，比美国二流的大学对美国的贡献来得大。为什么这么说呢？美国社会已经发展到稳定期，不像中国是一个走上坡的艰难期，两个国家大学毕业生对社会所作的贡献、影响力也因此而各不相同。
可是为什么有人要大骂中国教育？的确，中国的教育体制在许多地方是有问题的，这些问题是应该提出来讨论的，但不能因为有问题就把整个抹杀了。一个好的教育体制或传统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不能太性急。(高叔静、张晓参与了对杨振宁先生的专访活动，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