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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邓小平环境保护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实践出发，邓小平提出现代化建设要考虑生态环境现状、粮食增产要尊重生态环境规律、大力植树造林、工业发展也要注重保护环境等一系列重要观点。邓小平环境保护思想内容丰富，包括树立保护环境的正确生态理念;合理开发资源，以先进科学技术提高资源使用率;在对外开放中借鉴国外经验，加强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加强环境治理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在新时代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征程中，邓小平环境保护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启示我们要以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引领新时代环保事业发展，以科技创新和国际合作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建立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环保体制，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保障。
[关键词]邓小平;环境保护;生态文明;环境治理;科技创新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20）05-0044-08
[基金项目]2019年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与理论研究”（19GZYB50）
[作者]肖军，贵州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贵州贵阳 550025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诸多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和实施策略，形成了系统的环境保护思想。邓小平环境保护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探析邓小平环境保护思想，有助于拓展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范畴，借鉴和吸收已有经验为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构建良好生态环境提供重要参考和启示。
一、邓小平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的形成
生态环境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是对立统一关系：人类的行为对生态环境有着重要影响，相反生态环境对人类的行为也有着重要反作用。在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根据具体国情和生态环境的实情，提出现代化建设须与中国生态环境相融合、粮食增产要尊重生态自然发展规律、大力提倡植树造林、认真解决工业发展中的污染问题等重要观点。
（一）中国须从生态环境现状来推进现代化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钢产量的突破，我国在“大跃进”过程中对森林大面积砍伐，同时，有些地方不顾生态发展规律，为提高粮食产量盲目开荒屯田、围湖造田，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我国的发展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有些地方为了追求经济发展目标，对生态环境的实际承载力重视不足。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生态环境发展相平衡，邓小平强调要根据中国的特点来发展现代化。他在分析中国的特点时指出：“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是人口多，耕地少。”①就第二个特点来说，“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②。邓小平倡导在推进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过程中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尤其要对农业用地保护给予高度重视，有效保障农业的健康发展，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粮食增产要尊重生态环境规律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后仍然是党和政府关注的重点。但是，以往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邓小平强调要依据自然条件的实际来发展农业，对于不适宜种植粮食的地方可以发展特色农业。西北部分地区更适宜发展畜牧业，为了促进农业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过去的政策是积极鼓励开垦草原种粮，实际上是违背了生态环境规律。
除了开垦草场种粮外，还有毁林造田和围湖造田。就围湖造田而言，表面上粮食耕种面积的迅速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短暂的粮食增产。但是湖泊周围的生态环境在遭到了人为破坏后，湖泊就难以在防洪、蓄水、灌溉等方面发挥有效作用，进而破坏周边植被导致该区域的生态环境失衡。1983年2月，邓小平在游览太湖时了解到，“文化大革命”中无锡在太湖“围湖造田”，影响生态平衡，他特别指示要注意保护好太湖。③同时，过度开荒往往会导致土地沙化，进而导致水土流失，破坏土地原有的生态。早在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就已经意识到过度开荒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倡导并鼓励多植树。到了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更加重视在尊重生态环境规律基础上利用科学技术提高粮食产量，而不是过度依赖扩大耕种面积。
（三）植树造林，保护森林资源
森林对保持生态平衡有着重要作用，对森林的过度砍伐将导致生态失衡，进而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改革开放后，一些地区为了扩大耕种面积改善生活状况，对山林进行了大肆砍伐。1981年9月，长江和汉江上游山区毁林开荒和森林过量采伐，造成四川、陕西南部发生特大水灾。邓小平指出：“最近发生的洪灾问题涉及林业，涉及木材的过量采伐。中国的林业要上去，不采取一些有力措施不行。是否可以规定每人每年都要种几棵树，比如种三棵或五棵树，要包种包活，多种者受奖，无故不履行此项义务者受罚。”①在邓小平的倡导下，1981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1982年植树节，邓小平率先垂范，在玉泉山义务种树。此后，每年的植树节邓小平都会亲自参加义务植树活动。正是在邓小平的指导和影响下，中国在“三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建设了重点防护林生态工程，建立了野生动植物保护区、天然林保护区，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等林业政策，实现了我国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四）工业发展注重保护生态环境
环境对污染有一定的净化功能，然而污染超过一定的限度不仅对环境造成破坏也会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1973年10月，邓小平陪同加拿大总理游览桂林时发现周边有钢铁厂直接从烟囱里排放污染物，在漓江上发现很多污水已经污染了河道。面对漓江水污染的情况，邓小平非常痛心，指出如果不把漓江治理好，那是功不抵过。②1978年10月，邓小平在谈话中再次强调：“桂林漓江的水污染得很厉害，要下决心把它治理好。造成水污染的工厂要关掉。”③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处于调整阶段，一些能耗高、污染重的企业没有得到及时而有效的整治，一些企业排放的工业“三废”严重污染着生态环境。工业“三废”问题的处理也越发棘手。北京、兰州与上海等城市出现了严重污染现状，这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也引发了邓小平的深刻思考。1979年4月，邓小平在听取相关汇报时指出：“全国污染严重的第一是兰州”，“北京的工厂污染问题要限期解决”。④他明确要求有关工业企业一定要处理好工业发展与污染物排放的问题，要吸取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深刻教训，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二、邓小平环境保护思想的理论框架
邓小平历来注重经济要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更为注重保护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采取诸多举措来保护生态环境，形成了系统的环境保护思想。
（一）树立保护环境的正确生态理念
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充分利用自然。这种利用应适度，否则就会破坏自然环境，进而损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条件。因此，人与自然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恩格斯曾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①在利用自然资源方面，邓小平强调实现农业、工业的现代化需要加强对资源的勘探和开发。但在利用自然资源推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应兼顾，如果罔顾自然规律过度开发和利用自然，我们最终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必须科学合理开发资源，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在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邓小平强调“一定要把三废处理好”②，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工业，推动工业可持续发展。针对农业的发展，邓小平指出：“农业机械化的道路一定要走，剩余的劳动力要转到其他行业去。可以搞多种经营，搞农、牧、副、渔，还可以搞农田基本建设、修建大型水利工程。”③在开发旅游资源方面，邓小平强调“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④，但旅游资源的开发要与旅游资源保护相结合。他以桂林为例，指出“要保护风景区。桂林那样的好山水，被一个工厂在那里严重污染，要把它关掉”⑤。
（二）合理开发资源，以先进科学技术提高资源使用率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大量的资源发展经济，但是生产技术落后。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指出：“可以利用当前有利条件引进外资进行资源开发，带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工农业生产。”⑥同时，针对我国人口多、资源有限的情况，在坚持资源合理开发的同时，必须重视节约利用和综合使用。为了节约资源、减少浪费，邓小平运用市场经济调节机制来敦促人们厉行节约，避免不必要的浪费，提出“要提高煤油的价格，促使使用单位节约”，并强调“这实际是保护能源的政策”①。同时，邓小平在大力提倡植树造林的同时，也强调要综合考虑，“植樹不要占用好地”②。
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要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保护生态环境。就现实情况而言，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资源人均占有量远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峻的资源与环境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时对环境采取“预防为主”，而不能走“污染后再治理”的传统道路，必须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走一条“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发展道路。针对农业经济发展，邓小平于1983年曾指出：“提高农作物单产，发展多种经营，改革耕种栽培方法，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都要依靠科学。”③针对工业的水污染问题，邓小平1978年9月在辽宁视察时强调指出：“工业用水要采取先进办法，像日本那样，搞循环，水一下跑了，转个圈回来，这样对解决污染问题、缺水问题都有好处，还可以回收。”④在促进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要利用先进科技来防止工业“三废”导致的环境污染，不断加大对环保方面的科研投入，开发新型环保技术和环保材料，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
（三）借鉴国外经验，加强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积极引进外资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也注意借鉴国外的先进环保技术，让外资参与我国的环境治理与保护。人类居住在同一片蓝天下，要彻底实现生态平衡需要各国共同努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矢志不移地探寻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环境保护之路，同时我国政府也始终坚持开放的政策对国外先进的环保举措给予充分重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国积极参与以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为代表的国际环保会议。1987年，中国对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提案表示积极支持。此后，中国参与制定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倡议的《里约宣言》《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1世纪议程>等有关环保议题的条约。1995年，中国加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中国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与加拿大、日本、美国开展双边与多边环保合作。中国以积极和负责任的姿态加强与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防止沙化和荒漠化等方面的广泛合作，注重借鉴与引进国外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先进科技，推动我国环保事业的顺利开展。
（四）加强环境治理的制度化和法制化
邓小平强调环境治理要做好制度建设。1983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要实现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相统一的“三同步、三统一”方针。到目前为止，该方针都在指导我国环境保护举措的实施。1996年，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重申了“三同步、三统一”方针，并与国家的发展战略紧密结合。我国已经把环境保护纳入国家和地方的中长期及年度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环境保护的标准化机制，建立完整的环境网络监测体系，建立健全环境治理与保护制度。
加强法制建设，“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①，是邓小平的一贯主张。为加强环境保护，我国于1973年召开了环境保护会议，确定了环境保护方针。此后该会议确定的环境保护方针被写进《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全国人大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于1979年试行，于1989年12月正式通过。1984年5月，全国人大通过了《水污染防治法》;1987年9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大气污染防治法》。另外，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陆续出台了《森林法》《草原法》《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等保护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环境保护法制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以环境法为基础、以部门和地方法律法规为补充的环境保护法制化体系。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环境保护体系，组建了环境管理的法制化监督队伍。 三、邓小平环境保护思想的当代价值
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环境保护思想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新时代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征程中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和启示。
（一）以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引领新时代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环境问题已经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构成了障碍。为加强环境治理与保护，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推进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从国家战略高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理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①为推动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国家采取一系列举措来应对温室气体排放和各类污染，促进经济绿色发展，全面推进低碳经济，环保产业和新型能源产业迎来大发展，助推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群众在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也能享受祖国的碧水蓝天。
（二）以科技创新实现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1992年《里约宣言》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2002年，联合国环保组织提出世界各国要探究可持续发展的举措，尤其要注重把科技创新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邓小平一向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观点。科学技术创新在推动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同样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術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等科技创新技术，对缓解资源短缺、遏制环境恶化、改善人类健康状况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不断推动人与环境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发展清洁能源，“推动煤炭清洁燃烧、太阳能电视、风电、储能技术、智能电网、电动汽车等新能源技术不断取得重大进展”②。在农业方面，我国不断发挥科技在农业废物控制、污水灌溉、土地退化、环境灾害等方面的作用，加强农业发展中的绿色技术、环保技术开发;在工业发展上，努力以低消耗、高效能、低（或无）污染，发展循环经济来推动工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以科技创新为依托，遵循生态发展规律，提高能源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推动环境友好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
（三）强化新时代生态环境建设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③为了引进国外环保资金以及借鉴国外环保先进经验和技术，邓小平力促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加强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改革开放后，中国不断加强与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环保组织的合作，派高级别代表出席联合国与环境有关的各类会议。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一步深化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荒漠化防治、生物多样性保护、清洁能源生产、洪水预防、循环经济、环境教育与培训等方面的合作。习近平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④同时，中国积极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框架下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论坛，参与多个涉及环境保护议题的国际公约，与国际社会一道努力，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四）加强适应新形势的环保机制建设
目前，危害我国生态环境健康发展的因素呈现出综合性与复杂性特征，要有效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必须建立和完善符合环保发展新形势的管理机制。第一，构建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实现对生态环境的综合化与系统化管理。第二，树立生态环境保护的“底线”意识，对于突破生态红线的行为，实行严厉的惩戒制度。各地方政府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必须首先考虑当地的环境承载能力，坚守生态环境的“红线”。第三，构建科学的生态评价体系，动态反映和评价各地整体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时开展监督管理与环境治理。第四，转变政府职能，切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建立绿色GDP考核体系。
（五）把环境保护纳入法治化轨道
促进环境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需要法律制度提供保障，用法律来约束那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如果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生态环境的监管和保护将难以有效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比较注重以行政管理举措来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开展。由于缺乏完备的法律体系，环境保护的效果不佳。进入新时代，我国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仍有待继续完善，执行力也有待进一步强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明确提出要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法治保障。2015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环境保护法》进行修订，在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监管体系、政府责任以及推进全面参与等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与法治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保障得到极大加强，建设人民群众满意的生态环境正在成为现实。
（责任编辑 付国英）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页。
③《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87页。
①《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71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传（1904-1974）》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414页。
③《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97页。
④《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06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3页。
②《邓小平年谱（1975 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75页。
③《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32页。
④《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65页。
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66页。
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31页。
①《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6页。
②《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04页。
③《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82页。
④钟文、鹿海啸：《百年小平》（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65页。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1页。
①习近平：《共谋绿色生活 共建美丽家园》，《人民日报》2019年4月29日。
②《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00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8页。
④《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31页。
[关键词]邓小平;环境保护;生态文明;环境治理;科技创新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20）05-0044-08
[基金项目]2019年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与理论研究”（19GZYB50）
[作者]肖军，贵州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贵州贵阳 550025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诸多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和实施策略，形成了系统的环境保护思想。邓小平环境保护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探析邓小平环境保护思想，有助于拓展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范畴，借鉴和吸收已有经验为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构建良好生态环境提供重要参考和启示。
一、邓小平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的形成
生态环境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是对立统一关系：人类的行为对生态环境有着重要影响，相反生态环境对人类的行为也有着重要反作用。在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根据具体国情和生态环境的实情，提出现代化建设须与中国生态环境相融合、粮食增产要尊重生态自然发展规律、大力提倡植树造林、认真解决工业发展中的污染问题等重要观点。
（一）中国须从生态环境现状来推进现代化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钢产量的突破，我国在“大跃进”过程中对森林大面积砍伐，同时，有些地方不顾生态发展规律，为提高粮食产量盲目开荒屯田、围湖造田，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我国的发展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有些地方为了追求经济发展目标，对生态环境的实际承载力重视不足。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生态环境发展相平衡，邓小平强调要根据中国的特点来发展现代化。他在分析中国的特点时指出：“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是人口多，耕地少。”①就第二个特点来说，“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②。邓小平倡导在推进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过程中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尤其要对农业用地保护给予高度重视，有效保障农业的健康发展，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粮食增产要尊重生态环境规律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后仍然是党和政府关注的重点。但是，以往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邓小平强调要依据自然条件的实际来发展农业，对于不适宜种植粮食的地方可以发展特色农业。西北部分地区更适宜发展畜牧业，为了促进农业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过去的政策是积极鼓励开垦草原种粮，实际上是违背了生态环境规律。
除了开垦草场种粮外，还有毁林造田和围湖造田。就围湖造田而言，表面上粮食耕种面积的迅速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短暂的粮食增产。但是湖泊周围的生态环境在遭到了人为破坏后，湖泊就难以在防洪、蓄水、灌溉等方面发挥有效作用，进而破坏周边植被导致该区域的生态环境失衡。1983年2月，邓小平在游览太湖时了解到，“文化大革命”中无锡在太湖“围湖造田”，影响生态平衡，他特别指示要注意保护好太湖。③同时，过度开荒往往会导致土地沙化，进而导致水土流失，破坏土地原有的生态。早在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就已经意识到过度开荒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倡导并鼓励多植树。到了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更加重视在尊重生态环境规律基础上利用科学技术提高粮食产量，而不是过度依赖扩大耕种面积。
（三）植树造林，保护森林资源
森林对保持生态平衡有着重要作用，对森林的过度砍伐将导致生态失衡，进而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改革开放后，一些地区为了扩大耕种面积改善生活状况，对山林进行了大肆砍伐。1981年9月，长江和汉江上游山区毁林开荒和森林过量采伐，造成四川、陕西南部发生特大水灾。邓小平指出：“最近发生的洪灾问题涉及林业，涉及木材的过量采伐。中国的林业要上去，不采取一些有力措施不行。是否可以规定每人每年都要种几棵树，比如种三棵或五棵树，要包种包活，多种者受奖，无故不履行此项义务者受罚。”①在邓小平的倡导下，1981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1982年植树节，邓小平率先垂范，在玉泉山义务种树。此后，每年的植树节邓小平都会亲自参加义务植树活动。正是在邓小平的指导和影响下，中国在“三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建设了重点防护林生态工程，建立了野生动植物保护区、天然林保护区，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等林业政策，实现了我国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四）工业发展注重保护生态环境
环境对污染有一定的净化功能，然而污染超过一定的限度不仅对环境造成破坏也会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1973年10月，邓小平陪同加拿大总理游览桂林时发现周边有钢铁厂直接从烟囱里排放污染物，在漓江上发现很多污水已经污染了河道。面对漓江水污染的情况，邓小平非常痛心，指出如果不把漓江治理好，那是功不抵过。②1978年10月，邓小平在谈话中再次强调：“桂林漓江的水污染得很厉害，要下决心把它治理好。造成水污染的工厂要关掉。”③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处于调整阶段，一些能耗高、污染重的企业没有得到及时而有效的整治，一些企业排放的工业“三废”严重污染着生态环境。工业“三废”问题的处理也越发棘手。北京、兰州与上海等城市出现了严重污染现状，这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也引发了邓小平的深刻思考。1979年4月，邓小平在听取相关汇报时指出：“全国污染严重的第一是兰州”，“北京的工厂污染问题要限期解决”。④他明确要求有关工业企业一定要处理好工业发展与污染物排放的问题，要吸取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深刻教训，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二、邓小平环境保护思想的理论框架
邓小平历来注重经济要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更为注重保护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采取诸多举措来保护生态环境，形成了系统的环境保护思想。
（一）树立保护环境的正确生态理念
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充分利用自然。这种利用应适度，否则就会破坏自然环境，进而损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条件。因此，人与自然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恩格斯曾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①在利用自然资源方面，邓小平强调实现农业、工业的现代化需要加强对资源的勘探和开发。但在利用自然资源推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应兼顾，如果罔顾自然规律过度开发和利用自然，我们最终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必须科学合理开发资源，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在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邓小平强调“一定要把三废处理好”②，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工业，推动工业可持续发展。针对农业的发展，邓小平指出：“农业机械化的道路一定要走，剩余的劳动力要转到其他行业去。可以搞多种经营，搞农、牧、副、渔，还可以搞农田基本建设、修建大型水利工程。”③在开发旅游资源方面，邓小平强调“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④，但旅游资源的开发要与旅游资源保护相结合。他以桂林为例，指出“要保护风景区。桂林那样的好山水，被一个工厂在那里严重污染，要把它关掉”⑤。
（二）合理开发资源，以先进科学技术提高资源使用率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大量的资源发展经济，但是生产技术落后。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指出：“可以利用当前有利条件引进外资进行资源开发，带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工农业生产。”⑥同时，针对我国人口多、资源有限的情况，在坚持资源合理开发的同时，必须重视节约利用和综合使用。为了节约资源、减少浪费，邓小平运用市场经济调节机制来敦促人们厉行节约，避免不必要的浪费，提出“要提高煤油的价格，促使使用单位节约”，并强调“这实际是保护能源的政策”①。同时，邓小平在大力提倡植树造林的同时，也强调要综合考虑，“植樹不要占用好地”②。
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要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保护生态环境。就现实情况而言，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资源人均占有量远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峻的资源与环境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时对环境采取“预防为主”，而不能走“污染后再治理”的传统道路，必须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走一条“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发展道路。针对农业经济发展，邓小平于1983年曾指出：“提高农作物单产，发展多种经营，改革耕种栽培方法，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都要依靠科学。”③针对工业的水污染问题，邓小平1978年9月在辽宁视察时强调指出：“工业用水要采取先进办法，像日本那样，搞循环，水一下跑了，转个圈回来，这样对解决污染问题、缺水问题都有好处，还可以回收。”④在促进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要利用先进科技来防止工业“三废”导致的环境污染，不断加大对环保方面的科研投入，开发新型环保技术和环保材料，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
（三）借鉴国外经验，加强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积极引进外资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也注意借鉴国外的先进环保技术，让外资参与我国的环境治理与保护。人类居住在同一片蓝天下，要彻底实现生态平衡需要各国共同努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矢志不移地探寻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环境保护之路，同时我国政府也始终坚持开放的政策对国外先进的环保举措给予充分重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国积极参与以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为代表的国际环保会议。1987年，中国对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提案表示积极支持。此后，中国参与制定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倡议的《里约宣言》《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1世纪议程>等有关环保议题的条约。1995年，中国加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中国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与加拿大、日本、美国开展双边与多边环保合作。中国以积极和负责任的姿态加强与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防止沙化和荒漠化等方面的广泛合作，注重借鉴与引进国外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先进科技，推动我国环保事业的顺利开展。
（四）加强环境治理的制度化和法制化
邓小平强调环境治理要做好制度建设。1983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要实现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相统一的“三同步、三统一”方针。到目前为止，该方针都在指导我国环境保护举措的实施。1996年，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重申了“三同步、三统一”方针，并与国家的发展战略紧密结合。我国已经把环境保护纳入国家和地方的中长期及年度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环境保护的标准化机制，建立完整的环境网络监测体系，建立健全环境治理与保护制度。
加强法制建设，“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①，是邓小平的一贯主张。为加强环境保护，我国于1973年召开了环境保护会议，确定了环境保护方针。此后该会议确定的环境保护方针被写进《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全国人大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于1979年试行，于1989年12月正式通过。1984年5月，全国人大通过了《水污染防治法》;1987年9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大气污染防治法》。另外，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陆续出台了《森林法》《草原法》《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等保护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环境保护法制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以环境法为基础、以部门和地方法律法规为补充的环境保护法制化体系。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环境保护体系，组建了环境管理的法制化监督队伍。 三、邓小平环境保护思想的当代价值
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环境保护思想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新时代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征程中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和启示。
（一）以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引领新时代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环境问题已经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构成了障碍。为加强环境治理与保护，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推进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从国家战略高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理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①为推动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国家采取一系列举措来应对温室气体排放和各类污染，促进经济绿色发展，全面推进低碳经济，环保产业和新型能源产业迎来大发展，助推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群众在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也能享受祖国的碧水蓝天。
（二）以科技创新实现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1992年《里约宣言》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2002年，联合国环保组织提出世界各国要探究可持续发展的举措，尤其要注重把科技创新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邓小平一向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观点。科学技术创新在推动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同样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術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等科技创新技术，对缓解资源短缺、遏制环境恶化、改善人类健康状况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不断推动人与环境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发展清洁能源，“推动煤炭清洁燃烧、太阳能电视、风电、储能技术、智能电网、电动汽车等新能源技术不断取得重大进展”②。在农业方面，我国不断发挥科技在农业废物控制、污水灌溉、土地退化、环境灾害等方面的作用，加强农业发展中的绿色技术、环保技术开发;在工业发展上，努力以低消耗、高效能、低（或无）污染，发展循环经济来推动工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以科技创新为依托，遵循生态发展规律，提高能源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推动环境友好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
（三）强化新时代生态环境建设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③为了引进国外环保资金以及借鉴国外环保先进经验和技术，邓小平力促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加强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改革开放后，中国不断加强与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环保组织的合作，派高级别代表出席联合国与环境有关的各类会议。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一步深化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荒漠化防治、生物多样性保护、清洁能源生产、洪水预防、循环经济、环境教育与培训等方面的合作。习近平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④同时，中国积极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框架下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论坛，参与多个涉及环境保护议题的国际公约，与国际社会一道努力，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四）加强适应新形势的环保机制建设
目前，危害我国生态环境健康发展的因素呈现出综合性与复杂性特征，要有效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必须建立和完善符合环保发展新形势的管理机制。第一，构建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实现对生态环境的综合化与系统化管理。第二，树立生态环境保护的“底线”意识，对于突破生态红线的行为，实行严厉的惩戒制度。各地方政府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必须首先考虑当地的环境承载能力，坚守生态环境的“红线”。第三，构建科学的生态评价体系，动态反映和评价各地整体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时开展监督管理与环境治理。第四，转变政府职能，切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建立绿色GDP考核体系。
（五）把环境保护纳入法治化轨道
促进环境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需要法律制度提供保障，用法律来约束那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如果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生态环境的监管和保护将难以有效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比较注重以行政管理举措来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开展。由于缺乏完备的法律体系，环境保护的效果不佳。进入新时代，我国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仍有待继续完善，执行力也有待进一步强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明确提出要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法治保障。2015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环境保护法》进行修订，在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监管体系、政府责任以及推进全面参与等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与法治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保障得到极大加强，建设人民群众满意的生态环境正在成为现实。
（责任编辑 付国英）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页。
③《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87页。
①《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71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传（1904-1974）》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414页。
③《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97页。
④《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06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3页。
②《邓小平年谱（1975 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75页。
③《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32页。
④《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65页。
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66页。
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31页。
①《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6页。
②《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04页。
③《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82页。
④钟文、鹿海啸：《百年小平》（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65页。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1页。
①习近平：《共谋绿色生活 共建美丽家园》，《人民日报》2019年4月29日。
②《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00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8页。
④《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