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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人口红利消退、人口老龄化趋势加深之后产业升级转型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
我国“三孩政策”正式放开。
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小标题：经济增速放缓
放开“三孩政策”显然与不久前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有关。
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人口14.12亿，较2010年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我国的人口结构变化意味着后续经济增速中枢可能也会像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一样整体下移。”中金公司表示。
瑞银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濤指出，未来10年，中国人口预计将达到峰值，劳动年龄人口再减少6000万以上，人口平均年龄进一步上升。不过，农业劳动力将继续转移、退休年龄可能延迟，二者可推动非农就业实现正增长，不过经济增速可能放缓。
同时，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有望继续提高、职业技能培训进一步推进，人力资本质量有望提高。
受益于此，2021～2030年我国GDP仍有望实现超过4.5%的年均增长率。
人口红利消退之后，经济需要新的增长引擎。
中金公司认为，如果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特征是人口红利消退、人口老龄化趋势加深之后产业升级转型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
“十四五”规划突出了坚持创新、科技强国、产业升级等主要发展目标，产业升级转型可以一定程度上对冲未来人口增长率下滑对经济的冲击。
小标题：房地产受压
“更为重要的是，人口数据变化将对未来房地产、通胀、区域经济等各个经济维度产生深远的影响。”中金公司表示。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下降的趋势可能较难扭转。我国出生人口自2016年开始持续回落，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同比下降18.1%，而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更是创下1.3人的历史低位。
由于人口结婚生子的刚需支撑了房地产的需求端，因此出生人口下滑的背景下房地产需求也难以提振。
但除生育率和出生人数之外，七普数据中的其他主要人口数据也会影响房地产的需求端，两个较为明显的趋势性现象是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城镇化率的提升。
中金公司认为，居民结婚生子意愿下降，可能意味着买房的刚需也会有所下滑。更为重要的是，出生人口下降意味着20多年后的刚需需求的下降。
历史上来看，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于24年前的出生人口增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体现了结婚生子的刚需购房需求的满足。由于我国出生人口增速1997～2001年出现下滑，未来5年内我国的商品房销售面积中枢可能也将波动下行。
2017年以来年出生人口增速重新开始下滑，可能也会导致20多年之后的商品房销售增速下行。简单而言，现在的出生人口下降意味着20多年后需要买房的人口会明显减少。
25～44岁的劳动力人口是主要的置业群体，该年龄段涵盖了刚需购房和改善型购房两种购房人群。七普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力人口占比下降，而老年人口占比提升，这将抑制买房需求。
小标题：分化加剧
“在我国出生人口下滑趋势较难扭转、但人口加速向发达地区聚集的情况下，未来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可能将面临较大的冲击，区域之间的分化也将日益加剧。”中金公司还认为。
吸引年轻人落户一方面可以增加本地的劳动力人口，拉动当地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年轻人口落户后可能会带来新生儿，这对于当地未来的经济发展尤为重要。
人口移民到新的城市后需要在当地置业安居，因此可以看到近些年人口明显净流入的地区，房价涨幅也更高。
对于那些人口下滑已经较为严重的地区，其未来经济和房价的下行压力可能也较大。
“尤其要关注那些出生率偏低而老龄化率较高的人口净流出地区，因为这些地区自身对于外来人口的吸引力不足，而且本地的人口自然增长情况堪忧，未来经济和房价下滑的压力也更大。”中金公司指出，需警惕“人口下滑—经济下行—城市吸引力下降—人口加速流出”的恶行循环对当地经济的冲击。
整体来看，我国总和生育率下降，而人口流动性增加，意味着未来几十年一线城市（以及核心都市圈）与三四线及以下城市将面临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一线城市尽管出生人数下滑，但由于三四线人口仍向其聚集，因此一线地产需求、消费以及经济发展尚有支撑。
三四线及以下城市，将面临“出生人口下滑+劳动力人口流出”的双重冲击，预计这些城市的人口增量可能会出现锐减，这对于当地的经济以及房价都会造成一定的冲击。
小标题：抑制通胀
人口对经济的影响除了体现在房地产需求外，还会对消费以至于通胀产生影响。中金公司认为出生人口下滑、人口老龄化加剧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通胀水平。因为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深远的影响，而消费增速是影响通胀水平、尤其是核心通胀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于居民结婚生子意愿下降、购房的刚需需求可能也会有所回落，房地产后周期的家具、家电以及建材等消费需求都会因此受到一定抑制;另外，与怀孕生子直接相关的母婴消费需求也会下滑。
此外，人口老龄化对于消费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居民消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入增速，而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老年人收入增速下降但消费倾向增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老年人消费结构中医疗保健消费占了大头，而对于其他消费的需求偏弱。
在我国老龄化加剧的情况下，全社会的收入增速可能是下降的，我国消费增速中枢可能会有所下移。因此，出生人口下滑以及人口老龄化加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平抑物价水平，这或许也是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长期通胀水平偏低的原因之一。
“由于人口问题对于经济的影响深远，目前政府已经意识到了人口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这似乎并不是简单放开生育政策能解决的。”中金公司称。
小标题：政策趋势
基于人口结构的变化，未来10年政府可能出台哪些政策？
瑞银预计政府将进一步放松人口政策，不过发放生育补贴的可能性较小。最重要、且可能性最大的政策变化或是延迟退休年龄。目前我国实际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将退休年龄延迟3年可以增加超过6000万的劳动力。
此外，政府可能会调整退休金待遇水平，鼓励发展个人和企业养老金计划，收紧地方政府债务管控，推动更多国有资本划转社保。
“在宏观层面上，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加上居民为退休而储蓄的需求增加，这都将抑制长期利率。”汪涛称。
在行业层面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将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这些行业可能将生产转移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或加快自动化进程。依赖廉价劳动力的服务业（包括电商）也可能受到影响。
人口规模可能增长停滞或减少，这可能对城镇房地产市场带来一定冲击，不过城镇化率进一步提高、且家庭平均规模可能持续缩小，二者有望提供一定缓冲。
我国“三孩政策”正式放开。
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小标题：经济增速放缓
放开“三孩政策”显然与不久前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有关。
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人口14.12亿，较2010年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我国的人口结构变化意味着后续经济增速中枢可能也会像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一样整体下移。”中金公司表示。
瑞银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濤指出，未来10年，中国人口预计将达到峰值，劳动年龄人口再减少6000万以上，人口平均年龄进一步上升。不过，农业劳动力将继续转移、退休年龄可能延迟，二者可推动非农就业实现正增长，不过经济增速可能放缓。
同时，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有望继续提高、职业技能培训进一步推进，人力资本质量有望提高。
受益于此，2021～2030年我国GDP仍有望实现超过4.5%的年均增长率。
人口红利消退之后，经济需要新的增长引擎。
中金公司认为，如果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特征是人口红利消退、人口老龄化趋势加深之后产业升级转型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
“十四五”规划突出了坚持创新、科技强国、产业升级等主要发展目标，产业升级转型可以一定程度上对冲未来人口增长率下滑对经济的冲击。
小标题：房地产受压
“更为重要的是，人口数据变化将对未来房地产、通胀、区域经济等各个经济维度产生深远的影响。”中金公司表示。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下降的趋势可能较难扭转。我国出生人口自2016年开始持续回落，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同比下降18.1%，而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更是创下1.3人的历史低位。
由于人口结婚生子的刚需支撑了房地产的需求端，因此出生人口下滑的背景下房地产需求也难以提振。
但除生育率和出生人数之外，七普数据中的其他主要人口数据也会影响房地产的需求端，两个较为明显的趋势性现象是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城镇化率的提升。
中金公司认为，居民结婚生子意愿下降，可能意味着买房的刚需也会有所下滑。更为重要的是，出生人口下降意味着20多年后的刚需需求的下降。
历史上来看，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于24年前的出生人口增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体现了结婚生子的刚需购房需求的满足。由于我国出生人口增速1997～2001年出现下滑，未来5年内我国的商品房销售面积中枢可能也将波动下行。
2017年以来年出生人口增速重新开始下滑，可能也会导致20多年之后的商品房销售增速下行。简单而言，现在的出生人口下降意味着20多年后需要买房的人口会明显减少。
25～44岁的劳动力人口是主要的置业群体，该年龄段涵盖了刚需购房和改善型购房两种购房人群。七普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力人口占比下降，而老年人口占比提升，这将抑制买房需求。
小标题：分化加剧
“在我国出生人口下滑趋势较难扭转、但人口加速向发达地区聚集的情况下，未来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可能将面临较大的冲击，区域之间的分化也将日益加剧。”中金公司还认为。
吸引年轻人落户一方面可以增加本地的劳动力人口，拉动当地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年轻人口落户后可能会带来新生儿，这对于当地未来的经济发展尤为重要。
人口移民到新的城市后需要在当地置业安居，因此可以看到近些年人口明显净流入的地区，房价涨幅也更高。
对于那些人口下滑已经较为严重的地区，其未来经济和房价的下行压力可能也较大。
“尤其要关注那些出生率偏低而老龄化率较高的人口净流出地区，因为这些地区自身对于外来人口的吸引力不足，而且本地的人口自然增长情况堪忧，未来经济和房价下滑的压力也更大。”中金公司指出，需警惕“人口下滑—经济下行—城市吸引力下降—人口加速流出”的恶行循环对当地经济的冲击。
整体来看，我国总和生育率下降，而人口流动性增加，意味着未来几十年一线城市（以及核心都市圈）与三四线及以下城市将面临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一线城市尽管出生人数下滑，但由于三四线人口仍向其聚集，因此一线地产需求、消费以及经济发展尚有支撑。
三四线及以下城市，将面临“出生人口下滑+劳动力人口流出”的双重冲击，预计这些城市的人口增量可能会出现锐减，这对于当地的经济以及房价都会造成一定的冲击。
小标题：抑制通胀
人口对经济的影响除了体现在房地产需求外，还会对消费以至于通胀产生影响。中金公司认为出生人口下滑、人口老龄化加剧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通胀水平。因为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深远的影响，而消费增速是影响通胀水平、尤其是核心通胀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于居民结婚生子意愿下降、购房的刚需需求可能也会有所回落，房地产后周期的家具、家电以及建材等消费需求都会因此受到一定抑制;另外，与怀孕生子直接相关的母婴消费需求也会下滑。
此外，人口老龄化对于消费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居民消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入增速，而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老年人收入增速下降但消费倾向增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老年人消费结构中医疗保健消费占了大头，而对于其他消费的需求偏弱。
在我国老龄化加剧的情况下，全社会的收入增速可能是下降的，我国消费增速中枢可能会有所下移。因此，出生人口下滑以及人口老龄化加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平抑物价水平，这或许也是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长期通胀水平偏低的原因之一。
“由于人口问题对于经济的影响深远，目前政府已经意识到了人口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这似乎并不是简单放开生育政策能解决的。”中金公司称。
小标题：政策趋势
基于人口结构的变化，未来10年政府可能出台哪些政策？
瑞银预计政府将进一步放松人口政策，不过发放生育补贴的可能性较小。最重要、且可能性最大的政策变化或是延迟退休年龄。目前我国实际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将退休年龄延迟3年可以增加超过6000万的劳动力。
此外，政府可能会调整退休金待遇水平，鼓励发展个人和企业养老金计划，收紧地方政府债务管控，推动更多国有资本划转社保。
“在宏观层面上，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加上居民为退休而储蓄的需求增加，这都将抑制长期利率。”汪涛称。
在行业层面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将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这些行业可能将生产转移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或加快自动化进程。依赖廉价劳动力的服务业（包括电商）也可能受到影响。
人口规模可能增长停滞或减少，这可能对城镇房地产市场带来一定冲击，不过城镇化率进一步提高、且家庭平均规模可能持续缩小，二者有望提供一定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