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梁育钧，男，新加坡归侨，现年86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建连江长龙华侨农场。
人的一生，又长又短，有的记不住，有的忘不了。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很多。男孩8个，女孩9个，我只记住我是男孩中最小的，比我更小的是妹妹，但她出生不久后，就送给了别人。至今我都念不出所有兄弟姐妹的名字，更不用说他们是哪一年出生，排行第几。
也不知父亲怎么有那么大的本事，能养活我们这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商人，在新加坡做拖鞋批发生意，这些拖鞋是陈嘉庚企业的产品，卖的对象也都是平民百姓。
那时的新加坡就像中国南方的城市一样，道路的两边都是房子，骑楼式的建筑是城市最明显的标志，满街都是“中国人”，让人以为这里还是在中国。
父母很少管教我们，我们这些孩子就如荒草一样地生长，而我们的需求也是那样的简单，一天有3顿饭，一年有几件衣服即可。但关于读书的事，父亲却有不可违背的家训。他说，每个人都要读书，而且都要回到中国读书，因此我在8岁时就回到了广东梅县松口镇读书。
也许是因为兄弟姐妹多，我们对家的感念与别人不同，哥哥们都很早地离开家，或回国读书，或自己去“闯”世界，家不过像一个育苗的花盆，到了时间，我们都要移栽到别的地方，所以在我们的意识中，天涯海角都是家。
小学毕业后，我就到镇里的中学读书，但读到高中时，我就辍学参加了粤北游击队，在部队担任政治干部。
1949年解放后，本可以继续留在部队，但我还想继续读书，于是回到了镇里继续高中学业。
高中毕业后，我想上大学，母亲却说家里没钱供我读书了。
大哥知道后，他承诺为我提供学费，让我圆了大学梦，于是我就考上了新成立的广州南方大学。这所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的大學，校长由叶剑英担任，是为华南地区培养干部的学校，因此需要有进步思想、经历过革命洗礼的年轻人。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广东乳源县参加土改，后经过介绍来到了福建南平林业学校担任职员。也许是因为自小在家里被哥哥姐姐“宠”过，所以性格很随性，很难安心做事。所以在南平林校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就辞职回到了广东。
后来在北京哥哥的劝说下，我又来到福建连江长龙华侨农场，直接成为了下地干活的职工。也许这才是我人生最重要的转折，从那以后，我的性格从“放纵任性”，逐渐变成了“规行矩步”。
不可否认，当时的长龙华侨农场条件很艰苦，但要生存就必须改变，而这种改变就是要向荒山要地，就是要与困难斗争。
在“东方红管区”的日子里，每个人都学会了各种各样的农活，尤其是种植茶叶，几乎一年到头都要在地里忙乎。每当看到成行成列的茶园，看到郁郁葱葱的润叶，心里就有一种幸福的感觉，毕竟是通过我们的精心培育，才有了美如画卷的景象。
也许我对时间有着不一样的感觉，当感到“苦”的时候，就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当心情愉快时，就感觉到时间过得很快。
1966～1976年，农场也动荡不平静，我也因此受到了“冲击”，但我心里很清楚，我性格开朗，一辈子从没有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没有做对不起国家的事，在那个年代里，我反而变得格外冷静，也坚信中国一定会迎来新的未来。
果真，在结束了长达10年的动荡后，我们的国家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现在人听到“改革开放”这个词，可能没有当时我们那种感受，它不仅仅是一个名词、一个口号，而是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是一个中国发展的方向。
我平日里爱看报纸，爱听广播，每一天我都能从中感受到国家在向好的方向变化，向现代化前进，所有的这些都可以让人感到兴奋，感到高兴。
农场的变化也很多。原先的“大锅饭”没有了，那种集体劳动的景象成为了过去，更多的人离开了土地，自由地寻找创业的机遇，还有的人申请移居海外。
说实在的，改革开放让我们都对外面的世界产生兴趣，看到有些人申请到香港，不免也心生羡慕。于是我把这想法告诉在广东侨办的大哥，希望他能帮助我。但大哥却回信“教育”我了一番，说我现在不是“闯世界”的年龄，何况中国越来越好，已经有人回流到中国内地了。
现在还记得，当时省侨办下拨10台进口彩色电视给农场，并且是免“侨费券”，价格为1600元人民币。这让我很心动，但却没有那么多钱买，于是就分别写信给几个哥哥，让他们“赞助”。
没过多久，几个哥哥都汇款过来，其中在北京的二哥除了汇款，还不忘写信继续“教育”了我一番。他觉得我有点奢侈，连他在北京的家里都还没有彩色电视，何况我想买的电视是当时尺寸最大的。
没想到，原先的“奢侈品”，现在变得再普通不过，家里更换了液晶电视后，那台曾引以为豪的显像管电视只能当“废品”卖，而价钱不过50元。
改革开放后，农场让我担任小学校长，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农场的孩子都曾是我的学生，看到他们个个健康成长，我心里感到格外地高兴。尤其遇见他们时，他们都像当时的学生一样，礼貌地向我问好，就是这样一个问候，能让我高兴好几天。
如今，农场的小学合并到学区里，原先的地方改成了幼儿园，新的幼儿园经过重新装修，变得更加漂亮，成为了农场最漂亮的建筑。
我的家与幼儿园相邻不过几米远，每天孩子们上学放学我都知道，虽然因为行走困难，已经有好几年没下楼了，但我都会拄着拐杖，站在凉台上看上学放学的孩子们。
我的5个孩子都不在身边，离我最近的孩子生活在福州，他们都劝我到城市里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但去了几次后发现，我还是喜欢农场的环境——我喜欢这里的天空，喜欢这里的空气，喜欢这里熟悉的邻居，喜欢这里的宁静，更喜欢旁边的学校和从那里传出来的欢歌笑语。
人的一生，又长又短，有的记不住，有的忘不了。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很多。男孩8个，女孩9个，我只记住我是男孩中最小的，比我更小的是妹妹，但她出生不久后，就送给了别人。至今我都念不出所有兄弟姐妹的名字，更不用说他们是哪一年出生，排行第几。
也不知父亲怎么有那么大的本事，能养活我们这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商人，在新加坡做拖鞋批发生意，这些拖鞋是陈嘉庚企业的产品，卖的对象也都是平民百姓。
那时的新加坡就像中国南方的城市一样，道路的两边都是房子，骑楼式的建筑是城市最明显的标志，满街都是“中国人”，让人以为这里还是在中国。
父母很少管教我们，我们这些孩子就如荒草一样地生长，而我们的需求也是那样的简单，一天有3顿饭，一年有几件衣服即可。但关于读书的事，父亲却有不可违背的家训。他说，每个人都要读书，而且都要回到中国读书，因此我在8岁时就回到了广东梅县松口镇读书。
也许是因为兄弟姐妹多，我们对家的感念与别人不同，哥哥们都很早地离开家，或回国读书，或自己去“闯”世界，家不过像一个育苗的花盆，到了时间，我们都要移栽到别的地方，所以在我们的意识中，天涯海角都是家。
小学毕业后，我就到镇里的中学读书，但读到高中时，我就辍学参加了粤北游击队，在部队担任政治干部。
1949年解放后，本可以继续留在部队，但我还想继续读书，于是回到了镇里继续高中学业。
高中毕业后，我想上大学，母亲却说家里没钱供我读书了。
大哥知道后，他承诺为我提供学费，让我圆了大学梦，于是我就考上了新成立的广州南方大学。这所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的大學，校长由叶剑英担任，是为华南地区培养干部的学校，因此需要有进步思想、经历过革命洗礼的年轻人。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广东乳源县参加土改，后经过介绍来到了福建南平林业学校担任职员。也许是因为自小在家里被哥哥姐姐“宠”过，所以性格很随性，很难安心做事。所以在南平林校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就辞职回到了广东。
后来在北京哥哥的劝说下，我又来到福建连江长龙华侨农场，直接成为了下地干活的职工。也许这才是我人生最重要的转折，从那以后，我的性格从“放纵任性”，逐渐变成了“规行矩步”。
不可否认，当时的长龙华侨农场条件很艰苦，但要生存就必须改变，而这种改变就是要向荒山要地，就是要与困难斗争。
在“东方红管区”的日子里，每个人都学会了各种各样的农活，尤其是种植茶叶，几乎一年到头都要在地里忙乎。每当看到成行成列的茶园，看到郁郁葱葱的润叶，心里就有一种幸福的感觉，毕竟是通过我们的精心培育，才有了美如画卷的景象。
也许我对时间有着不一样的感觉，当感到“苦”的时候，就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当心情愉快时，就感觉到时间过得很快。
1966～1976年，农场也动荡不平静，我也因此受到了“冲击”，但我心里很清楚，我性格开朗，一辈子从没有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没有做对不起国家的事，在那个年代里，我反而变得格外冷静，也坚信中国一定会迎来新的未来。
果真，在结束了长达10年的动荡后，我们的国家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现在人听到“改革开放”这个词，可能没有当时我们那种感受，它不仅仅是一个名词、一个口号，而是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是一个中国发展的方向。
我平日里爱看报纸，爱听广播，每一天我都能从中感受到国家在向好的方向变化，向现代化前进，所有的这些都可以让人感到兴奋，感到高兴。
农场的变化也很多。原先的“大锅饭”没有了，那种集体劳动的景象成为了过去，更多的人离开了土地，自由地寻找创业的机遇，还有的人申请移居海外。
说实在的，改革开放让我们都对外面的世界产生兴趣，看到有些人申请到香港，不免也心生羡慕。于是我把这想法告诉在广东侨办的大哥，希望他能帮助我。但大哥却回信“教育”我了一番，说我现在不是“闯世界”的年龄，何况中国越来越好，已经有人回流到中国内地了。
现在还记得，当时省侨办下拨10台进口彩色电视给农场，并且是免“侨费券”，价格为1600元人民币。这让我很心动，但却没有那么多钱买，于是就分别写信给几个哥哥，让他们“赞助”。
没过多久，几个哥哥都汇款过来，其中在北京的二哥除了汇款，还不忘写信继续“教育”了我一番。他觉得我有点奢侈，连他在北京的家里都还没有彩色电视，何况我想买的电视是当时尺寸最大的。
没想到，原先的“奢侈品”，现在变得再普通不过，家里更换了液晶电视后，那台曾引以为豪的显像管电视只能当“废品”卖，而价钱不过50元。
改革开放后，农场让我担任小学校长，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农场的孩子都曾是我的学生，看到他们个个健康成长，我心里感到格外地高兴。尤其遇见他们时，他们都像当时的学生一样，礼貌地向我问好，就是这样一个问候，能让我高兴好几天。
如今，农场的小学合并到学区里，原先的地方改成了幼儿园，新的幼儿园经过重新装修，变得更加漂亮，成为了农场最漂亮的建筑。
我的家与幼儿园相邻不过几米远，每天孩子们上学放学我都知道，虽然因为行走困难，已经有好几年没下楼了，但我都会拄着拐杖，站在凉台上看上学放学的孩子们。
我的5个孩子都不在身边，离我最近的孩子生活在福州，他们都劝我到城市里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但去了几次后发现，我还是喜欢农场的环境——我喜欢这里的天空，喜欢这里的空气，喜欢这里熟悉的邻居，喜欢这里的宁静，更喜欢旁边的学校和从那里传出来的欢歌笑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