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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为了更深层次挖掘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本刊记者就孙中山的社会主义观这一话题采访了上海市历史学会前会长、孙中山研究专家姜义华教授。姜义华先生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他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史学理论及近现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代表作有《大道之行——孙中山思想发微》、《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章炳麟评传》等。
一、孙中山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
伟大先行者
记者：提起孙中山，许多人只知道他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倡导三民主义，而不知道他的社会主义观。因此，首先想请姜先生谈谈孙中山的社会主义观和实践。
姜义华：大量历史资料可以说明，孙中山是20世纪初中国人中最早确定应该用社会主义模式实现中国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的，实际上，孙中山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先行者。孙中山多次说过，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我可以讲几件事来说明。
第一件事，孙中山1903年12月在檀香山致函国内，便明确表示：“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
第二件事，1905年5月比利时《前进报》、《人民报》、法国社会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同年8月日本《直言》周刊，都报道了孙中山在布鲁塞尔访问社会党国家局，会见该局主席王德威尔德和书记胡斯曼，要求第二国际接纳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党为正式成员，并宣布将派代表出席下一届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
第三件事，1912年3月31日，孙中山在正式解除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前一天出席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时，发表了关于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的著名演说。在这篇演说中，孙中山明确表示在完成民族独立自主和建立共和制度之后，他将致力于民生主义、社会革命，通过实施平均地权和国家社会主义政策，这就是对于土地随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而获得的巨额利益通过照价增税的办法，使其利益为全体民众所共享，同时,将铁道、电气、水道等一切大实业收归国家，不使私人独享其利，这样可使社会免受经济阶级压迫之痛苦。他在这篇演说中还驳斥了人民程度不高、不能实行社会革命的意见，说明中国文明未进步，工商未发达，未形成强大的资本家阶级抗拒社会革命，实行社会主义反而较之英美诸国为容易。
第四件事，从1912年3月31日起，至1912年12月，孙中山在全国各地发表了数十次演讲，所到之处，一有机会，便反复宣传他的社会主义观。如4月17日, 他在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欢迎会上的演说中强调：“仆之宗旨在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则仆之素志也。”
第五件事，孙中山1915年11月写信给社会党国际局，呼吁他们支持“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信函中有以下夺人眼球者的话：“在第一次革命完成，我当选中华民国总统时，原计划以社会主义的理想来建设中国”；“经过二十年的艰辛，我已完成了把绝对的君主政体转变成共和国的任务，我迫不及待的想着手培育有思想而前进的人来为社会主义进行铺路的工作”；“我让位给袁世凯以后，立即完全脱离政治，潜心研究逐步的社会主义理想来塑造政府的最佳途径。在彻底体认我这一生奋斗的唯一目标和愿望之后，我坚信，只有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人民才能更幸福，他们的苦痛也才能减轻。社会主义将治愈中国的疾苦。”
第六件事，1917年2月开始，他着手撰写《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该年6月19日在上海用英文发表了其中第一计划。该计划拟定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方针、大政策，主旨就是广泛引进欧美发达国家资金、技术、人才，发展中国实业，“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 这一计划绘就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更为具体的蓝图。
孙中山所展示的社会主义观清楚表明，他对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非常认真的研究，并热切地认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经济学说。对于中国为什么必须选择社会主义和如何走向社会主义所进行的思考，是非常严肃的，他要将中国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十分真诚的。在他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准备大干一场后不久，中国政局的重大变动，即袁世凯指使暗杀宋教仁，图谋摧毁共和制度，颠覆新生的中华民国，使孙中山不得不将主要注意力和工作重心转向重新组织武装斗争、政治斗争。而1915年11月10日致第二国际的信则表明，即在这样的形势下，他也没有放弃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并力图将争取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同反对袁世凯、保卫新生共和国的斗争结合起来一并进行。孙中山无愧为俄国十月革命前努力以社会主义理想建设中国的伟大先行者，他不仅是最积极的倡导者、鼓吹者、宣传者，而且是最真诚的实践者，身体力行者。
二、孙中山社会主义观的现实价值
记者：请姜先生谈谈孙中山的社会主义观对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借鉴意义。
姜义华：最能集中全面反映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实际的现存文献，应是孙中山1912年10月14日至16日连续三天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本部所作的系统演说。在这一长篇演说中，孙中山对一系列社会主义问题作了相当明晰的论述，很值得我们借鉴。
其一，搞社会主义，要寻找适合各国不同情况的途径和方式。孙中山说“惟现社会主义，尚未若数理、天文等学成为完全科学，故现在进行，尚无一定标准”，只不过指出了一个客观的事实，即社会主义在各国如何具体实现，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还有待各国社会主义者在实践过程中继续不断探索，从各国实际出发，寻找到最适合各国不同情况的途径方式。
其二，搞社会主义，要争取人人具有自由、平等的权利。孙中山说：“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百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社会主义之主张，实欲使世界同立于平等之地位，富则同富，乐则同乐，不宜于贫富苦乐之不同，而陷社会于竞争悲苦之境。社会主义之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社会主义所以尽人所能，以挽救天演界之缺陷也。其所主张，原欲推翻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学说，而以和平慈善、消灭贫富之阶级于无形。”他批评将生存斗争学说套用于人类社会和人类发展，要求最终结束动物状态而建立真正的人的社会，这就为争取人人具有自由、平等的权利，为广大被压迫被剥削被侵略被统治者实际地改变自己的地位，亦即为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提供了合法性的哲理基础。对广大工人、农民和其他处于困厄之中的平民大众真切的同情而立志改变他们的状况，正是孙中山倾心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
其三，搞社会主义，要防止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孙中山说：“人类之在社会，有疾苦幸福之不同，生计实为其主动力。盖人类之生活，亦莫不为生计所限制，是故生计完备，将可以存，生计断绝，终归于淘汰。社会主义既欲谋人类之幸福，当先谋人类生存；既欲谋人类之生存，当研究社会之经济。故社会主义者，一人类经济主义也。经济学者专从经济一方面着想，其学说已成为完全之科学，社会主义系从社会经济方面着想，欲从经济学上根本解决，以补救社会上之疾苦耳。”孙中山这里所说的“生计”，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物质生活与物质生产。他承认，人类社会、人类生活，都以物质生产为其主动力，都决定于物质生产方式、物质生产水准。社会主义谋求人类生存、人类幸福，自然必须研究社会经济。解决生计问题，一是发展实业，二是改变现行经济制度。这是孙中山宣传实行社会主义时所最为关注的两个方面。为发展实业，他大力鼓吹兴办铁路，引进外资，推动各项生产事业，实现实业革命；为改变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他站在马克思主义“新经济学家”立场上对亚当·斯密论证资本主义与地主剥削合理的旧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批判。他援引亨利·乔治的理论和马克思的理论,指出：“亨氏与麦氏二家之说，表面上似稍有不同之点，实则互相发明，当并存者也。” 根本解决社会不平当改变现行经济制度，“有是亨氏之土地公有，麦氏之资本公有，其学说得社会主义之真髓。”孙中山之所以将亨利·乔治的土地国有主张与马克思建立在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上的资本公有主张相提并论，是因为他敏锐地预见到随着50个上海一样的大都市在中国崛起，土地急遽增殖而带来的巨大利益完全有可能被少数人所攫取，从而造成社会贫富急速两极化。当时全中国恐怕没有一个人像孙中山那样预见到这一危险的现实性，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多少人像孙中山那样意识到这一问题的迫切性而及早防患于未然。对于孙中山这一认识，一直是批评多于肯定。然而，随后中国土地制度变革的实践恰恰证明了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土地国有在中国都没有导致“最纯粹、最彻底、最完善的资本主义”，相反，倒是在土地国有遭到破坏而为等级权力所支配之后，出现了孙中山当年所最担心的私人占有资本主义式的暴利！经济学上这样的抉择,表明孙中山的社会主义主张确实具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其理论基础。
其四，搞社会主义，要重视教育、养老、医疗等公共事业的发展。孙中山在演讲中指出：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社会主义出发点就是维护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平民的根本利益，实现人的普遍解放和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就是人的解放与发展，特别是广大平民的解放与发展。社会主义在实现资本、土地公有之后，如何方才能够确实保障人的这种解放与发展？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经济主义，要落实到全体社会成员，就要抓住教育、养老、医疗及其他公共事业等环节。在教育方面，孙中山强调“教育平等，凡为社会之人，无论贫贱，皆可入公共学校，不特不取学膳等费，即衣履书籍，公家任其费用。尽其聪明才力，各分专科，即资质不能受高等教育者，亦按其性之所近，授以农、工、商技艺，使有独立谋生之材。卒业以后，分送各处服务，以尽所能。”在养老方面，孙中山主张社会对老人尽供养之责：“设公共养老院，收养老人，供给丰美，俾之愉快，而终天年，则可补贫穷者家庭之缺憾。”在医疗保健方面，孙中山主张对于患病者应“设公共病院以医治之，不收医治之费，而待遇与富人纳资者等”；在其他公益方面，他主张设聋哑残疾院，以善待残疾人；设公共花园，以供人们休闲娱乐，等等。在发展教育、养老、医疗等所有这些问题上，孙中山都特别强调了“人民平等”，强调了人们“虽有劳心劳力之不同，然其为劳动则同也。官吏与工人，不过以分业之关系，各执一业，并无尊卑贵贱之差也。”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消除了尊卑贵贱之阶级，便能做到使广大人民“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士以治之，各尽其事，各执其业，幸福不平而自平，权利不等而自等，自此演进，不难致大同之世。”
三、新民主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孙中山的思考有相通相应之处
记者：最后，想听听姜先生对孙中山社会主义观的总体评价。
姜义华：俄国十月革命以前孙中山在中国倡导建立社会主义，努力号召以社会主义理想建设中国，尽管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无论如何，不能否定他对于社会主义学说，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相当深度的了解，尤其不能否定他的许多具有创造性的思考。诸如关于中国不应重复欧美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实现社会主义而应直接选择社会主义以走向现代文明的现代化道路的判断；关于中国应通过建立民主国家发展国营经济和土地公有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构想；关于中国应有效防止资本家与大地主攫取巨额财富、而切实做到人们通过劳动、按劳取酬的设计；关于中国资产阶级力量很弱，中国有可能用和平方式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设想；关于国家利用所掌握的土地、大资本、大企业所获得的财富，发展教育、养老、医疗等公共事业，以使人们得以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制度安排；关于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互相支援，以及实行对外开放，利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技术、人才以成就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等等。
检视随后形成的新民主主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不难发现它们与孙中山先前思考相通相应的内在脉络。
责任编辑 沈飞德
一、孙中山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
伟大先行者
记者：提起孙中山，许多人只知道他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倡导三民主义，而不知道他的社会主义观。因此，首先想请姜先生谈谈孙中山的社会主义观和实践。
姜义华：大量历史资料可以说明，孙中山是20世纪初中国人中最早确定应该用社会主义模式实现中国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的，实际上，孙中山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先行者。孙中山多次说过，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我可以讲几件事来说明。
第一件事，孙中山1903年12月在檀香山致函国内，便明确表示：“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
第二件事，1905年5月比利时《前进报》、《人民报》、法国社会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同年8月日本《直言》周刊，都报道了孙中山在布鲁塞尔访问社会党国家局，会见该局主席王德威尔德和书记胡斯曼，要求第二国际接纳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党为正式成员，并宣布将派代表出席下一届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
第三件事，1912年3月31日，孙中山在正式解除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前一天出席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时，发表了关于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的著名演说。在这篇演说中，孙中山明确表示在完成民族独立自主和建立共和制度之后，他将致力于民生主义、社会革命，通过实施平均地权和国家社会主义政策，这就是对于土地随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而获得的巨额利益通过照价增税的办法，使其利益为全体民众所共享，同时,将铁道、电气、水道等一切大实业收归国家，不使私人独享其利，这样可使社会免受经济阶级压迫之痛苦。他在这篇演说中还驳斥了人民程度不高、不能实行社会革命的意见，说明中国文明未进步，工商未发达，未形成强大的资本家阶级抗拒社会革命，实行社会主义反而较之英美诸国为容易。
第四件事，从1912年3月31日起，至1912年12月，孙中山在全国各地发表了数十次演讲，所到之处，一有机会，便反复宣传他的社会主义观。如4月17日, 他在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欢迎会上的演说中强调：“仆之宗旨在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则仆之素志也。”
第五件事，孙中山1915年11月写信给社会党国际局，呼吁他们支持“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信函中有以下夺人眼球者的话：“在第一次革命完成，我当选中华民国总统时，原计划以社会主义的理想来建设中国”；“经过二十年的艰辛，我已完成了把绝对的君主政体转变成共和国的任务，我迫不及待的想着手培育有思想而前进的人来为社会主义进行铺路的工作”；“我让位给袁世凯以后，立即完全脱离政治，潜心研究逐步的社会主义理想来塑造政府的最佳途径。在彻底体认我这一生奋斗的唯一目标和愿望之后，我坚信，只有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人民才能更幸福，他们的苦痛也才能减轻。社会主义将治愈中国的疾苦。”
第六件事，1917年2月开始，他着手撰写《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该年6月19日在上海用英文发表了其中第一计划。该计划拟定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方针、大政策，主旨就是广泛引进欧美发达国家资金、技术、人才，发展中国实业，“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 这一计划绘就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更为具体的蓝图。
孙中山所展示的社会主义观清楚表明，他对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非常认真的研究，并热切地认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经济学说。对于中国为什么必须选择社会主义和如何走向社会主义所进行的思考，是非常严肃的，他要将中国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十分真诚的。在他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准备大干一场后不久，中国政局的重大变动，即袁世凯指使暗杀宋教仁，图谋摧毁共和制度，颠覆新生的中华民国，使孙中山不得不将主要注意力和工作重心转向重新组织武装斗争、政治斗争。而1915年11月10日致第二国际的信则表明，即在这样的形势下，他也没有放弃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并力图将争取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同反对袁世凯、保卫新生共和国的斗争结合起来一并进行。孙中山无愧为俄国十月革命前努力以社会主义理想建设中国的伟大先行者，他不仅是最积极的倡导者、鼓吹者、宣传者，而且是最真诚的实践者，身体力行者。
二、孙中山社会主义观的现实价值
记者：请姜先生谈谈孙中山的社会主义观对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借鉴意义。
姜义华：最能集中全面反映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实际的现存文献，应是孙中山1912年10月14日至16日连续三天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本部所作的系统演说。在这一长篇演说中，孙中山对一系列社会主义问题作了相当明晰的论述，很值得我们借鉴。
其一，搞社会主义，要寻找适合各国不同情况的途径和方式。孙中山说“惟现社会主义，尚未若数理、天文等学成为完全科学，故现在进行，尚无一定标准”，只不过指出了一个客观的事实，即社会主义在各国如何具体实现，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还有待各国社会主义者在实践过程中继续不断探索，从各国实际出发，寻找到最适合各国不同情况的途径方式。
其二，搞社会主义，要争取人人具有自由、平等的权利。孙中山说：“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百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社会主义之主张，实欲使世界同立于平等之地位，富则同富，乐则同乐，不宜于贫富苦乐之不同，而陷社会于竞争悲苦之境。社会主义之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社会主义所以尽人所能，以挽救天演界之缺陷也。其所主张，原欲推翻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学说，而以和平慈善、消灭贫富之阶级于无形。”他批评将生存斗争学说套用于人类社会和人类发展，要求最终结束动物状态而建立真正的人的社会，这就为争取人人具有自由、平等的权利，为广大被压迫被剥削被侵略被统治者实际地改变自己的地位，亦即为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提供了合法性的哲理基础。对广大工人、农民和其他处于困厄之中的平民大众真切的同情而立志改变他们的状况，正是孙中山倾心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
其三，搞社会主义，要防止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孙中山说：“人类之在社会，有疾苦幸福之不同，生计实为其主动力。盖人类之生活，亦莫不为生计所限制，是故生计完备，将可以存，生计断绝，终归于淘汰。社会主义既欲谋人类之幸福，当先谋人类生存；既欲谋人类之生存，当研究社会之经济。故社会主义者，一人类经济主义也。经济学者专从经济一方面着想，其学说已成为完全之科学，社会主义系从社会经济方面着想，欲从经济学上根本解决，以补救社会上之疾苦耳。”孙中山这里所说的“生计”，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物质生活与物质生产。他承认，人类社会、人类生活，都以物质生产为其主动力，都决定于物质生产方式、物质生产水准。社会主义谋求人类生存、人类幸福，自然必须研究社会经济。解决生计问题，一是发展实业，二是改变现行经济制度。这是孙中山宣传实行社会主义时所最为关注的两个方面。为发展实业，他大力鼓吹兴办铁路，引进外资，推动各项生产事业，实现实业革命；为改变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他站在马克思主义“新经济学家”立场上对亚当·斯密论证资本主义与地主剥削合理的旧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批判。他援引亨利·乔治的理论和马克思的理论,指出：“亨氏与麦氏二家之说，表面上似稍有不同之点，实则互相发明，当并存者也。” 根本解决社会不平当改变现行经济制度，“有是亨氏之土地公有，麦氏之资本公有，其学说得社会主义之真髓。”孙中山之所以将亨利·乔治的土地国有主张与马克思建立在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上的资本公有主张相提并论，是因为他敏锐地预见到随着50个上海一样的大都市在中国崛起，土地急遽增殖而带来的巨大利益完全有可能被少数人所攫取，从而造成社会贫富急速两极化。当时全中国恐怕没有一个人像孙中山那样预见到这一危险的现实性，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多少人像孙中山那样意识到这一问题的迫切性而及早防患于未然。对于孙中山这一认识，一直是批评多于肯定。然而，随后中国土地制度变革的实践恰恰证明了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土地国有在中国都没有导致“最纯粹、最彻底、最完善的资本主义”，相反，倒是在土地国有遭到破坏而为等级权力所支配之后，出现了孙中山当年所最担心的私人占有资本主义式的暴利！经济学上这样的抉择,表明孙中山的社会主义主张确实具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其理论基础。
其四，搞社会主义，要重视教育、养老、医疗等公共事业的发展。孙中山在演讲中指出：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社会主义出发点就是维护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平民的根本利益，实现人的普遍解放和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就是人的解放与发展，特别是广大平民的解放与发展。社会主义在实现资本、土地公有之后，如何方才能够确实保障人的这种解放与发展？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经济主义，要落实到全体社会成员，就要抓住教育、养老、医疗及其他公共事业等环节。在教育方面，孙中山强调“教育平等，凡为社会之人，无论贫贱，皆可入公共学校，不特不取学膳等费，即衣履书籍，公家任其费用。尽其聪明才力，各分专科，即资质不能受高等教育者，亦按其性之所近，授以农、工、商技艺，使有独立谋生之材。卒业以后，分送各处服务，以尽所能。”在养老方面，孙中山主张社会对老人尽供养之责：“设公共养老院，收养老人，供给丰美，俾之愉快，而终天年，则可补贫穷者家庭之缺憾。”在医疗保健方面，孙中山主张对于患病者应“设公共病院以医治之，不收医治之费，而待遇与富人纳资者等”；在其他公益方面，他主张设聋哑残疾院，以善待残疾人；设公共花园，以供人们休闲娱乐，等等。在发展教育、养老、医疗等所有这些问题上，孙中山都特别强调了“人民平等”，强调了人们“虽有劳心劳力之不同，然其为劳动则同也。官吏与工人，不过以分业之关系，各执一业，并无尊卑贵贱之差也。”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消除了尊卑贵贱之阶级，便能做到使广大人民“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士以治之，各尽其事，各执其业，幸福不平而自平，权利不等而自等，自此演进，不难致大同之世。”
三、新民主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孙中山的思考有相通相应之处
记者：最后，想听听姜先生对孙中山社会主义观的总体评价。
姜义华：俄国十月革命以前孙中山在中国倡导建立社会主义，努力号召以社会主义理想建设中国，尽管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无论如何，不能否定他对于社会主义学说，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相当深度的了解，尤其不能否定他的许多具有创造性的思考。诸如关于中国不应重复欧美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实现社会主义而应直接选择社会主义以走向现代文明的现代化道路的判断；关于中国应通过建立民主国家发展国营经济和土地公有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构想；关于中国应有效防止资本家与大地主攫取巨额财富、而切实做到人们通过劳动、按劳取酬的设计；关于中国资产阶级力量很弱，中国有可能用和平方式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设想；关于国家利用所掌握的土地、大资本、大企业所获得的财富，发展教育、养老、医疗等公共事业，以使人们得以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制度安排；关于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互相支援，以及实行对外开放，利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技术、人才以成就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等等。
检视随后形成的新民主主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不难发现它们与孙中山先前思考相通相应的内在脉络。
责任编辑 沈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