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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检察官认为，陈生夫妇可能就是“裸官”的原始阶段，即“半裸”，也就是外国护照在手，随时出国躲避司法机关的追查
从事反贪工作十六年，不少犯罪嫌疑人如过眼云烟，已经没有多少记忆。最深刻的有两名：其一是我从事检察工作以来接触的第一个嫌疑人，一个与我年龄相仿、交流颇多的贪污犯盛某；其二是我从检十六年以来公诉的被判处刑罚最重的嫌疑人，一个因贪污、挪用公款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年轻才俊陈生（化名）。后者是我叙述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2003年10月27日，经我查办的中国某集团公司期货交易部经理陈生因为贪污、挪用公款罪，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后，上诉至北京市高级法院，2004年1月15日，北京市高级法院裁定驳回陈生的上诉，维持原判。
当陈生被判处死缓的同时，他的家人并不在他的身边，其妻高小娟（化名）早在我们查处此案过程中，已经抛下被羁押的丈夫与年幼的孩子，仓皇离开居住地上海潜逃国外。真是应验了那句老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初闻线索
2002年8月，某大型国有企业向我院举报，在对离职的领导班子进行审计过程中，发现该公司下属的上海期货交易部经理陈生有贪污的嫌疑，且已有辞职外逃的迹象。
企业提供的资料显示，陈生是被分配到该单位的年轻硕士，后被单位派往上海从事证券、期货交易多年，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但是，随着陈生取得的成绩的增长，其工作作风也越来越骄横。由于期货交易部地处上海，与总公司距离遥远，且部门人员绝大多数是陈生在上海招聘的人员，单位难以对其形成有效管理。
然而，接到的举报信，只有简单的几页纸，反映的问题虽然不少，既有涉及贪污、挪用公款犯罪行为的线索，也有工作作风、生活腐化的线索，但是真正扎实的证据并不多。
凭着多年的办案经验，我们认为陈生有重大的贪污嫌疑。
经过斟酌，我们选取了其中一条线索作为突破口：2001年5月，经其指令，单位财务人员从单位所有的证券公司账户中直接转出300万元至其他单位，这条举报事实数额巨大、有一定证据支持，并且在单位财务账目上没有记载。虽然单位通过审计发现后，陈生说此300万元是与其他单位合作炒作股票而应该分给对方的分利款，并且出具了分利协议、收据，以证明此笔费用的支出虽然没有记账但是是合理的。
但是，我们对证券行业行规的深入了解以及种种证据显示，该笔费用极其不合理，有掩盖犯罪的重大嫌疑。侦查方向的明确，为成功立案及后来的侦查工作奠定了基础。
侦查方案在侦查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直接关系案件侦破的成功与否。这个案件，一方面案发地在上海，同时陈生有护照在身，稍有不慎就可能致其外逃；另一方面经陈生转移的300万元又涉及北京一家公司。
在时间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我们制定了如下侦查方向：一是“调虎离山”，由单位以开工作总结会的名义，将陈生从上海调往北京，然后单位宣布对其进行调查谈话，为检察机关的外围调查争取时间。二是“分兵两路”，一路在陈生来京的前一天晚上即动身前往上海，确保在陈生离沪后，能够立即开展工作，为立案争取时间，在上海侦查人员主要查找并调取与期货交易部签订分利协议的单位的证言，以证明分利协议的虚假性；另一路在北京搜集查明300万元转经北京的证据。
第一次“亲密”接触
得到陈生已经登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的消息，侦查人员就马上在北京、上海开始了忙碌的初查。
8月29日，我们传唤了陈生。初接触，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颇为清晰：个子不高，有些瘦弱，带着一副眼镜，衣着甚至有些邋遢，和一个身家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开着当时市场不多见的宝马x5，经常出入高尔夫球场的期货交易部经理的身份有些出入。
开始谈话后不久，我立刻发现：他早有准备，面对侦查人员的调查回答不温不火，对调查的事实也一概不予承认，在关键环节避重就轻，以记不清来搪塞，谈到对其不利的关键事实，其甚至不惜装病、装疯卖傻来对付侦查人员。
来者不善，早有准备，我们与嫌疑人的面对面调查工作也陷入了被动，此时，外围调查就凸显出其重要性了。经过十余个小时外围艰苦的调查取证，好消息传来，通过多番做工作，与期货交易部签订分利协议的单位负责人最终承认，陈生出具的300万元的分利协议及收据都是其在单位进行审计后要求对方后补的。
原来，2001年5月，陈生利用职务之便，将公司股票账户内的300万元转出与对方账户，然后，将此300万元借用他人名义与他人成立了一个股份公司，在成立的股份公司中，陈生是假借他人之名投资，实质自己却担任董事控制这300万元。2002年4月，在上级单位审计期间，陈生编造了期货交易部与对方单位合作经营股票的“合作经营协议”、“合作细则”及相关收据，谎称该款系付给对方的分利款，以掩盖其侵吞300万元的事实。
至此，案件取得突破性进展，陈生涉嫌贪污300万元的事实浮出水面。在向主管领导汇报以后，2002年8月30日，我院决定以涉嫌贪污罪对嫌疑人陈生立案侦查，并采取了拘留的强制措施。
自陈生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以后，我们就没有见过陈生的妻子高小娟，拘留、逮捕强制措施通知手续是其他亲属来代领走的，这让我们觉得十分的费解，一个个问题旋即在我们脑海出现，陈生与妻子感情有问题还是工作脱不开身？
但是，通过了解，都予以了否定。这个高小娟演的是出什么戏呢？我们都在疑惑。
专业交锋
立案后的调查工作是异常艰苦的。
由于犯罪嫌疑人陈生专业从事证券、期货交易多年，在证券市场有着多年的投资经验，深谙其中的游戏规则与证券市场漏洞的存在。相比之下，我们这些侦查员则是门外汉。
初次交锋，当“融资”、“平仓”、“斩仓”等词从陈生的嘴里说出来时，由于对证券知识的缺乏，陈生的叙述让我们云山雾罩，难以理解，看着嫌疑人有些得意的神情，我们确实有些着急。“我单位账户被斩仓，是因为炒股票亏损了”，陈生对单位被证券公司强行划走几十万元作出如此解释。
为了掌握讯问的主动，也揭露嫌疑人的犯罪规律，我们一方面查看与证券有关的书籍，掌握证券期货的一般知识，另一方面，向调查中接触到的证券营业部和从业经验丰富的证券人员学习，在短时间内就掌握了证券投资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为我们在讯问、调查中赢得了主动，不仅为我们理清了嫌疑人的犯罪脉络，也使得我们面对嫌疑人能够及时戳穿他的谎言。“看看这给份融资担保协议，不是你老婆所在的公司没钱去融资，而由你们公司的股票账户进行担保吗？”“看看这份交割单，不是因为你老婆单位的股票账户亏损，而被证券公司从作为担保的你们公司股票账户强行平仓（卖股票）将补亏款划走了吗？”
几次讯问下来，嫌疑人陈生也许是知道其犯罪事实严重，大势已去，所以都话语不多，对承办人员异常抵触，甚至仇视。对讯问事内容坚不吐实，有时讯问过于激烈、对立影响了其情绪，他甚至拒不回答、拒绝在笔录上签字。每一篇笔录他几乎都要花费几个小时看上好几遍，不断进行修改。
建立“零口供”证据链
面对陈生这种状态，我们分析，要使嫌疑人交代其事实是不太可能的，此案将是一个准“零口供”的案件，此案的侦查只能靠证据说话，通过建立一条完整、闭合的证据链来证明其犯罪事实。
我与书记员商量，讯问中尽量保持一种较为配合的环境，对调查事实首先让其进行叙述、讲解，而对其叙述我们都一一记录，然后再按照我们调取的证据进行围追堵截式的叮问，对我们调取的外围证据并不与其对质。这样，表面上我们是在耐心听取其叙述、辩解，而且将其虚假叙述都记录在案，殊不知，他那些虚假叙述却是与我们的调查证据不相符合，证据证明其口供是虚假的。
通过这样的策略，讯问进行得比较顺利了，嫌疑人对我们手里掌握的证据并不知晓，而我们又对其虚假口供都如实记录，所以他也就痛快地签了字。而对其花费几个小时一遍一遍看笔录提出的修改笔录要求，我们也采取了不在原处修改而是在笔录后面进行修改，一方面我们给他讲，手工笔录在原处修改不美观，影响笔录的效果，另一方面，这些记录都是其之前的叙述，我们都是如实记录，要修改应该在之后进行补充，他可以完全充分地阐述其修改意见、原因等。
最终，嫌疑人陈生认可了这种笔录方式，他认为我们按照其叙述进行了记录是认可了他的说法，殊不知，当他的笔录与我们调取的证据一相对应，就可以得出其口供是虚假的效果，而且，我们的笔录一览无余、真实地再现了其虚假叙述的过程。
由于犯罪发生地在上海，调查工作绝大部分需要在上海开展，我们不辞辛苦，不断地重复着南下调查，北上讯问，再南下调查的工作轨迹，仅上海一地就出差八次，在外出差时间达三月许。
但是，陈生长期以来形成了大权独揽、一言堂的局面，导致案件突破后许多员工对侦查工作拒不配合、阳奉阴违地设置采取反侦查措施，而另外一部分员工则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不愿讲实话。
面对此种情况，我们一方面通过上级公司对员工做思想工作，打消他们的顾虑；另一方面则由我们出面，对此案目前情况进行介绍，明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后，通过一名员工提供的线索，我们又侦破了陈生涉嫌贪污143万元的犯罪事实，而一名与陈生关系密切的财务人员也交代了一起陈生贪污80余万元的犯罪事实。
为了“爱人”犯罪
办案中，我们认为陈生在上海投资10余年，应该远远不止贪污300万元的事实，要想使得案件取得发展，必须及时变换侦查思路。
调查中，一个公司操盘手告诉我们一个信息，他们单位经常开户的证券营业部同时也是高小娟交易的营业部。这条操盘手不经意间透露的信息却引起了我们的高度关注，一系列的问题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什么要频繁在不同证券营业部开户？陈生所在的单位与陈生的妻子在同一家营业部进行交易是有关系还是偶然现象呢？她进行交易的资金是大还是小？如果是巨额资金，那么进行交易的资金哪里来的呢……
仔细分析后我们判断，这其中“猫腻”应该很大。于是，我们选取了一家营业部对单位账户以及陈生妻子的账户进行调查。结果不出所料，陈生的妻子资金来源存在着问题，其妻所在的公司是一个二人股份公司，注册资金并不大，所以，陈生以本单位资金进行担保，将本单位资金挪用给其妻子高小娟所在的公司炒股使用，这个行为涉嫌挪用公款罪。
经过多家证券营业部的调查，我们终于查清了陈生挪用4100万元的犯罪事实，也终于弄清了为什么陈生总是频繁更换公司交易营业部的原因就是为了掩盖其挪用的犯罪事实。
掌握大量证据以后，我们将其挪用的犯罪事实对陈生发问，他一下子愣住了，脸色变得煞白，久久低头不言语。良久，他才缓过神来，陈生的解释是那么的苍白无力：我妻子的公司也曾经帮助过我们公司，也曾为我们单位融资进行过担保，所以我们为她们担保炒股也是正常的经济往来。但到底做过那些担保，陈生又说很多记不清楚了。
各自飞的“同林鸟”
在出事之前，陈生有着一个让人羡慕、无比幸福的家庭。
妻子高小娟原来和陈生在一个系统工作，后来下海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下海以后“游泳”的技术似乎不错，挣了不少钱，开着红色的奔驰敞篷跑车，在上海市的中心地段徐家汇昂贵的富人区有着自己宽敞明亮的豪宅。两人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
然而，侦查中，当我们想找高小娟调查取证时，她却人间蒸发，无以觅踪。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陈生与其妻子之间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但是秘密之处我们暂时还没有发现而已。随着侦查工作的深入，陈生挪用公款归其妻公司使用的犯罪事实浮出水面，我们查找高小娟的公司，却发现公司大门紧闭，被物业贴着封条，已经在陈生出事以后人去楼空、紧急解散了。
再仔细一查高小娟的去向，她早已前往英国了，留下陈生年迈的母亲照料其年幼的孩子。
（作者单位：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
责任编辑：张羽
从事反贪工作十六年，不少犯罪嫌疑人如过眼云烟，已经没有多少记忆。最深刻的有两名：其一是我从事检察工作以来接触的第一个嫌疑人，一个与我年龄相仿、交流颇多的贪污犯盛某；其二是我从检十六年以来公诉的被判处刑罚最重的嫌疑人，一个因贪污、挪用公款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年轻才俊陈生（化名）。后者是我叙述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2003年10月27日，经我查办的中国某集团公司期货交易部经理陈生因为贪污、挪用公款罪，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后，上诉至北京市高级法院，2004年1月15日，北京市高级法院裁定驳回陈生的上诉，维持原判。
当陈生被判处死缓的同时，他的家人并不在他的身边，其妻高小娟（化名）早在我们查处此案过程中，已经抛下被羁押的丈夫与年幼的孩子，仓皇离开居住地上海潜逃国外。真是应验了那句老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初闻线索
2002年8月，某大型国有企业向我院举报，在对离职的领导班子进行审计过程中，发现该公司下属的上海期货交易部经理陈生有贪污的嫌疑，且已有辞职外逃的迹象。
企业提供的资料显示，陈生是被分配到该单位的年轻硕士，后被单位派往上海从事证券、期货交易多年，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但是，随着陈生取得的成绩的增长，其工作作风也越来越骄横。由于期货交易部地处上海，与总公司距离遥远，且部门人员绝大多数是陈生在上海招聘的人员，单位难以对其形成有效管理。
然而，接到的举报信，只有简单的几页纸，反映的问题虽然不少，既有涉及贪污、挪用公款犯罪行为的线索，也有工作作风、生活腐化的线索，但是真正扎实的证据并不多。
凭着多年的办案经验，我们认为陈生有重大的贪污嫌疑。
经过斟酌，我们选取了其中一条线索作为突破口：2001年5月，经其指令，单位财务人员从单位所有的证券公司账户中直接转出300万元至其他单位，这条举报事实数额巨大、有一定证据支持，并且在单位财务账目上没有记载。虽然单位通过审计发现后，陈生说此300万元是与其他单位合作炒作股票而应该分给对方的分利款，并且出具了分利协议、收据，以证明此笔费用的支出虽然没有记账但是是合理的。
但是，我们对证券行业行规的深入了解以及种种证据显示，该笔费用极其不合理，有掩盖犯罪的重大嫌疑。侦查方向的明确，为成功立案及后来的侦查工作奠定了基础。
侦查方案在侦查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直接关系案件侦破的成功与否。这个案件，一方面案发地在上海，同时陈生有护照在身，稍有不慎就可能致其外逃；另一方面经陈生转移的300万元又涉及北京一家公司。
在时间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我们制定了如下侦查方向：一是“调虎离山”，由单位以开工作总结会的名义，将陈生从上海调往北京，然后单位宣布对其进行调查谈话，为检察机关的外围调查争取时间。二是“分兵两路”，一路在陈生来京的前一天晚上即动身前往上海，确保在陈生离沪后，能够立即开展工作，为立案争取时间，在上海侦查人员主要查找并调取与期货交易部签订分利协议的单位的证言，以证明分利协议的虚假性；另一路在北京搜集查明300万元转经北京的证据。
第一次“亲密”接触
得到陈生已经登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的消息，侦查人员就马上在北京、上海开始了忙碌的初查。
8月29日，我们传唤了陈生。初接触，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颇为清晰：个子不高，有些瘦弱，带着一副眼镜，衣着甚至有些邋遢，和一个身家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开着当时市场不多见的宝马x5，经常出入高尔夫球场的期货交易部经理的身份有些出入。
开始谈话后不久，我立刻发现：他早有准备，面对侦查人员的调查回答不温不火，对调查的事实也一概不予承认，在关键环节避重就轻，以记不清来搪塞，谈到对其不利的关键事实，其甚至不惜装病、装疯卖傻来对付侦查人员。
来者不善，早有准备，我们与嫌疑人的面对面调查工作也陷入了被动，此时，外围调查就凸显出其重要性了。经过十余个小时外围艰苦的调查取证，好消息传来，通过多番做工作，与期货交易部签订分利协议的单位负责人最终承认，陈生出具的300万元的分利协议及收据都是其在单位进行审计后要求对方后补的。
原来，2001年5月，陈生利用职务之便，将公司股票账户内的300万元转出与对方账户，然后，将此300万元借用他人名义与他人成立了一个股份公司，在成立的股份公司中，陈生是假借他人之名投资，实质自己却担任董事控制这300万元。2002年4月，在上级单位审计期间，陈生编造了期货交易部与对方单位合作经营股票的“合作经营协议”、“合作细则”及相关收据，谎称该款系付给对方的分利款，以掩盖其侵吞300万元的事实。
至此，案件取得突破性进展，陈生涉嫌贪污300万元的事实浮出水面。在向主管领导汇报以后，2002年8月30日，我院决定以涉嫌贪污罪对嫌疑人陈生立案侦查，并采取了拘留的强制措施。
自陈生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以后，我们就没有见过陈生的妻子高小娟，拘留、逮捕强制措施通知手续是其他亲属来代领走的，这让我们觉得十分的费解，一个个问题旋即在我们脑海出现，陈生与妻子感情有问题还是工作脱不开身？
但是，通过了解，都予以了否定。这个高小娟演的是出什么戏呢？我们都在疑惑。
专业交锋
立案后的调查工作是异常艰苦的。
由于犯罪嫌疑人陈生专业从事证券、期货交易多年，在证券市场有着多年的投资经验，深谙其中的游戏规则与证券市场漏洞的存在。相比之下，我们这些侦查员则是门外汉。
初次交锋，当“融资”、“平仓”、“斩仓”等词从陈生的嘴里说出来时，由于对证券知识的缺乏，陈生的叙述让我们云山雾罩，难以理解，看着嫌疑人有些得意的神情，我们确实有些着急。“我单位账户被斩仓，是因为炒股票亏损了”，陈生对单位被证券公司强行划走几十万元作出如此解释。
为了掌握讯问的主动，也揭露嫌疑人的犯罪规律，我们一方面查看与证券有关的书籍，掌握证券期货的一般知识，另一方面，向调查中接触到的证券营业部和从业经验丰富的证券人员学习，在短时间内就掌握了证券投资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为我们在讯问、调查中赢得了主动，不仅为我们理清了嫌疑人的犯罪脉络，也使得我们面对嫌疑人能够及时戳穿他的谎言。“看看这给份融资担保协议，不是你老婆所在的公司没钱去融资，而由你们公司的股票账户进行担保吗？”“看看这份交割单，不是因为你老婆单位的股票账户亏损，而被证券公司从作为担保的你们公司股票账户强行平仓（卖股票）将补亏款划走了吗？”
几次讯问下来，嫌疑人陈生也许是知道其犯罪事实严重，大势已去，所以都话语不多，对承办人员异常抵触，甚至仇视。对讯问事内容坚不吐实，有时讯问过于激烈、对立影响了其情绪，他甚至拒不回答、拒绝在笔录上签字。每一篇笔录他几乎都要花费几个小时看上好几遍，不断进行修改。
建立“零口供”证据链
面对陈生这种状态，我们分析，要使嫌疑人交代其事实是不太可能的，此案将是一个准“零口供”的案件，此案的侦查只能靠证据说话，通过建立一条完整、闭合的证据链来证明其犯罪事实。
我与书记员商量，讯问中尽量保持一种较为配合的环境，对调查事实首先让其进行叙述、讲解，而对其叙述我们都一一记录，然后再按照我们调取的证据进行围追堵截式的叮问，对我们调取的外围证据并不与其对质。这样，表面上我们是在耐心听取其叙述、辩解，而且将其虚假叙述都记录在案，殊不知，他那些虚假叙述却是与我们的调查证据不相符合，证据证明其口供是虚假的。
通过这样的策略，讯问进行得比较顺利了，嫌疑人对我们手里掌握的证据并不知晓，而我们又对其虚假口供都如实记录，所以他也就痛快地签了字。而对其花费几个小时一遍一遍看笔录提出的修改笔录要求，我们也采取了不在原处修改而是在笔录后面进行修改，一方面我们给他讲，手工笔录在原处修改不美观，影响笔录的效果，另一方面，这些记录都是其之前的叙述，我们都是如实记录，要修改应该在之后进行补充，他可以完全充分地阐述其修改意见、原因等。
最终，嫌疑人陈生认可了这种笔录方式，他认为我们按照其叙述进行了记录是认可了他的说法，殊不知，当他的笔录与我们调取的证据一相对应，就可以得出其口供是虚假的效果，而且，我们的笔录一览无余、真实地再现了其虚假叙述的过程。
由于犯罪发生地在上海，调查工作绝大部分需要在上海开展，我们不辞辛苦，不断地重复着南下调查，北上讯问，再南下调查的工作轨迹，仅上海一地就出差八次，在外出差时间达三月许。
但是，陈生长期以来形成了大权独揽、一言堂的局面，导致案件突破后许多员工对侦查工作拒不配合、阳奉阴违地设置采取反侦查措施，而另外一部分员工则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不愿讲实话。
面对此种情况，我们一方面通过上级公司对员工做思想工作，打消他们的顾虑；另一方面则由我们出面，对此案目前情况进行介绍，明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后，通过一名员工提供的线索，我们又侦破了陈生涉嫌贪污143万元的犯罪事实，而一名与陈生关系密切的财务人员也交代了一起陈生贪污80余万元的犯罪事实。
为了“爱人”犯罪
办案中，我们认为陈生在上海投资10余年，应该远远不止贪污300万元的事实，要想使得案件取得发展，必须及时变换侦查思路。
调查中，一个公司操盘手告诉我们一个信息，他们单位经常开户的证券营业部同时也是高小娟交易的营业部。这条操盘手不经意间透露的信息却引起了我们的高度关注，一系列的问题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什么要频繁在不同证券营业部开户？陈生所在的单位与陈生的妻子在同一家营业部进行交易是有关系还是偶然现象呢？她进行交易的资金是大还是小？如果是巨额资金，那么进行交易的资金哪里来的呢……
仔细分析后我们判断，这其中“猫腻”应该很大。于是，我们选取了一家营业部对单位账户以及陈生妻子的账户进行调查。结果不出所料，陈生的妻子资金来源存在着问题，其妻所在的公司是一个二人股份公司，注册资金并不大，所以，陈生以本单位资金进行担保，将本单位资金挪用给其妻子高小娟所在的公司炒股使用，这个行为涉嫌挪用公款罪。
经过多家证券营业部的调查，我们终于查清了陈生挪用4100万元的犯罪事实，也终于弄清了为什么陈生总是频繁更换公司交易营业部的原因就是为了掩盖其挪用的犯罪事实。
掌握大量证据以后，我们将其挪用的犯罪事实对陈生发问，他一下子愣住了，脸色变得煞白，久久低头不言语。良久，他才缓过神来，陈生的解释是那么的苍白无力：我妻子的公司也曾经帮助过我们公司，也曾为我们单位融资进行过担保，所以我们为她们担保炒股也是正常的经济往来。但到底做过那些担保，陈生又说很多记不清楚了。
各自飞的“同林鸟”
在出事之前，陈生有着一个让人羡慕、无比幸福的家庭。
妻子高小娟原来和陈生在一个系统工作，后来下海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下海以后“游泳”的技术似乎不错，挣了不少钱，开着红色的奔驰敞篷跑车，在上海市的中心地段徐家汇昂贵的富人区有着自己宽敞明亮的豪宅。两人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
然而，侦查中，当我们想找高小娟调查取证时，她却人间蒸发，无以觅踪。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陈生与其妻子之间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但是秘密之处我们暂时还没有发现而已。随着侦查工作的深入，陈生挪用公款归其妻公司使用的犯罪事实浮出水面，我们查找高小娟的公司，却发现公司大门紧闭，被物业贴着封条，已经在陈生出事以后人去楼空、紧急解散了。
再仔细一查高小娟的去向，她早已前往英国了，留下陈生年迈的母亲照料其年幼的孩子。
（作者单位：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
责任编辑：张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