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隐私，美国政府的所有物

　　棱镜计划始于2007年，当时还是小布什政府执政期间。NSA和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从一开始就是这个计划的主要策划者；白宫当然也是知情的，而且总统还得是最终的拍板人。不过那个时候，参与计划的科技公司还比较少，规模也不像现在这么大。在斯诺登接触到棱镜计划并决定将它曝光之时，已有9家科技巨头参与到了这个计划之中：微软、雅虎、谷歌、Facebook、贝宝聊天、YouTube、Skype、美国在线和苹果。据报道，Dropbox本来是下一个要加入计划的科技公司。在当今最热门的硅谷公司中，唯有Twitter不在其列。
　　任何对现今互联网有概念的人都知道，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微软Windows和苹果MAC OS占有全球市场将近99%的电脑操作系统份额，谷歌Android跟苹果iOS占据全球移动操作系统的91%，谷歌Gmail、微软Hotmail和雅虎邮箱是电子邮件服务的三甲，Facebook是当今社交网络的王者，而说到网络聊天，则离不开Skype、Facebook聊天、贝宝聊天跟谷歌环聊。
　　NSA就是通过这9家科技巨头，来监视所有流入和流经美国的通信数据。许多人不知道的是，电话、电子邮件和线上聊天往往经由最廉价的通路而非物理意义上最近的通路而抵达彼端，你无法绝对预测这些通信会流经哪条通路；而且，用户数据并不总是存储在用户自身所在的国家里。例如，Facebook在其隐私条款中称，所有用户必须同意他们的数据“被转送和存储在美国”。因此，这个世界上大多数通信都会流入或流经美国，也就是说，你的邮件跟你的聊天记录很可能早就成为了美国政府的所有物。 　　NSA监视用户的网络活动，这也早就不是什么新闻，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早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微软就已经参与到NSA的监视活动中，在其内部还引发了一阵相当不安的情绪。然而棱镜计划的不同之处，在于当今硅谷最流行的“大数据”。
　　所谓的大数据，就是由于特殊的行业性质，IT公司手中掌握着海量用户的各种信息，通过对这些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可以从中发现流行趋势、用户习惯等有用的信息，从而为企业的经营决策提供有效的参考。而棱镜计划，如其代表所显示的那样，则起到一个聚焦的作用：情报人员设置了多个关键字来判断一个目标的“特殊性”，其置信度至少需要达到51%，才会被标为“可疑”；与此同时，他们无差别地监视所有进出美国的通信数据，一旦在监听的海量数据中发现一封可疑的电子邮件，分析员能利用网络公司提供的数据立刻定位这个用户，并识别出其身份。有了棱镜，政府能进入到用户的整个收件夹，然后NSA就会在自己的数据库里圈出用户联络过的每一个人并对他们进行调查。
　　这个数据库号称针对间谍和国外恐怖分子，但仍有大批美国用户的数据被采集。按照NSA的说法，这些都是“意外”。在这个系统之中，想要滥用职权来针对某个人是非常容易的，照斯诺登的说法，“美国国家安全局已搭建一套基础系统，能截获几乎任何通信数据。凭借这样的能力，大部分通信数据都被无目标地自动保存。如果我希望查看你的电子邮件或你妻子的手机信息，所要做的就是使用截获的数据，然后就能获得你的电子邮件、密码、通话记录和信用卡信息。”
　　而且，这个系统避无可避。斯诺登说，他们可以在机器中植入“后门”，于是只要用户连上网络，NSA就能验证你的机器。“无论采用什么样的保护措施，你都不可能安全。”
　　在此事曝光之初，谷歌、苹果、Facebook等公司纷纷否认自己曾参与棱镜计划；然而一周之后，Facebook于6月14日率先公开相关数据，称2012年下半年，Facebook一共收到9000至1万次政府信息索求，涉及走失儿童调查、跟踪嫌疑人以及恐怖威胁等内容，涉及大约1.8万至1.9万用户账号。微软公司稍后也发表声明说，2012年下半年，这家企业收到的政府信息索求总计涉及3.1万用户账号。
　　无论这些科技公司怎么说，斯诺登知道，棱镜计划是对互联网自由和基本人权的恣意侵犯。他意识到NSA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放弃这个监视计划，这个时候，也到了他行动的时候，他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对民主的威胁。”他决定放弃自己现有的舒适生活，包括20万美元的年薪、大好的前途、一起同居在夏威夷的亲密女友以及深爱的家人：“我愿意牺牲所有的这一切，因为我不能昧着良心，让美国政府依靠着他们秘密建造的大型监视体系，去摧毁全世界人民的隐私、网络自由和基本权利……我希望能让公众知道，这些以他们的名义所做出来的事情，其实是在对付他们。”

“天网”笼罩美利坚

　　作为美国人，斯诺登本来应该把这样的故事捅给《纽约时报》。然而，斯诺登发现，从前曾有过一篇劲爆的独家新闻，说小布什政府在“9·11”后允许美国国家安全局在未经（法律）授权的情况下监听美国国民，《纽约时报》在2003年就得到了这个消息，但他们选择将其雪藏了一整年，到2004年才刊发。
　　于是，斯诺登选择了英国的《卫报》，他们的评论员格伦·格林沃尔德在专栏中常常不畏政府大胆直言，因而深得斯诺登的信任。他在今年2月中旬给住在巴西的格林沃尔德发了一封邮件，甚至还制作了一个视频，教他一步一步加密电子邮件。他知道，除非建立安全的通信机制，否则他会很快被逮捕，而曝光行动也无法完成。然而，格林沃尔德根本无法辨别斯诺登的身份，因而迟迟没有采取行动。
　　幸好，斯诺登在今年1月找上了一个名为劳拉·普瓦特拉斯的纪录片导演，在经过两个月的通信后，普瓦特拉斯已经对斯诺登有了基本的信任。3月，格林沃尔德在纽约接到普瓦特拉斯的电话，后者说服他需要更加严肃地对待斯诺登。于是，格林沃尔德和斯诺登建立了一种安全的通信系统，斯诺登慢慢地给格林沃尔德讲述了关于棱镜计划和其他更多监视计划的部分概况。
　　是的，棱镜计划主要针对的是外国人，其中的美国公民多是“意外”被牵扯进来；然而，威瑞森通信记录监听计划却完全针对的是美国人。
　　作为棱镜计划曝光的预热篇，《卫报》今年在5月5日扔出了第一颗舆论炸弹，他们公布了一份美国外国情报监视法院的法庭记录，上面记载着的是，NSA要求电信巨头威瑞森公司必须每天上交数百万用户的通话记录，其中不仅包括美国境内的通话，甚至还包括国际长途。这是奥巴马政府首次不加选择地收集数以百万的美国民众通话记录，也就是说，无论这些人是否涉嫌任何不法行为，都会被纳入监视范围。
　　在小布什政府执政期间，NSA也曾大范围收集通话数据，但那并未经过法院授权，而仅仅是总统授权而已；然而这一次，却是美国外国情报监视法院批准通过的，强制通信公司无差别提交所有用户的通信记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份规定中要求通信公司上交的用户信息包括双方的通话次数、通话时长、通话时间、电话号码、设备识别码和地理位置数据，这类信息属于“元数据”或事务信息，所以不需要个人用户的明确授权；而通话内容则属于通信信息，则需要个人用户的授权。
　　然而，收集“元数据”就真的没有问题吗？尽管它并未通信内容或手机用户的个人信息，但NSA仍然可以根据所收集的信息轻而易举地了解调查对象的详细信息，例如此人的联系对象、联系方式以及联系时间，甚至可以根据基站定点距离，查到其所处的地理位置。

合法，或是过度解读？

　　尽管美国政府坚称他们在威瑞森通信计划和棱镜计划中所做的事情都是合法的，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从上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NSA就一直在监视国外通信和通话网络，这是不需要法律授权的，因为这就是NSA的工作职责。然而互联网并没有国界：从巴基斯坦寄一封电子邮件到阿富汗也可能会经过美国服务器，而同样的服务器，可能也正处理着一个美国爸爸和女儿的通信往来。于是问题就来了，因为NSA不准监视任何美国领土上的人或任何美国公民，那是FBI的职责，而且还需要申请调查令。

　　然而，在9·11事件之后，这个规定被不断规避。2001年的《爱国者法案》和2007年的《保护美国法》都给了政府很好的解释机会：他们可能每年由情报机关跟大法院出示一份加密文件，表示“政府打算监控一些外国人的海外情报”，他们就能从科技公司那里获取数据。从法律层面上来说，这份密令可以是非常含糊而广泛的，政府不需要说明具体的时间地点和目标。然后再根据这份含糊的密令，向各大公司索要具体到某个个体的信息，Facebook和微软所公布的那上万次查询就是依照这个过程而提取的。但这不在棱镜计划的范畴内。
　　通过对《保护美国法》和2008年颁发的《美国外国情报监视法院修正法》进行司法解释，NSA便可以在无需调查令的情况下，获得取得信息的权限，而这就给了棱镜计划以相应的法理依据。当然，科技公司们可能确实不知道什么“棱镜”，但美联社的专题报道称，这些公司都知道，有一个流线型系统自动监控着所有的通信往来。
　　至于给威瑞森通信计划授权的密令，其法律依据则是美国《爱国者法案》中有关“商业记录”的条款——早在两年前，两位民主党议员维登和尤达尔就曾警告过，对这个条款的过度解读，可能会让奥巴马政府对公众展开过度的监视。这两位议员都属于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他们无法明确公布具体的涉密信息，但他们确实曾用含糊的语言公开警告说，美国政府正在依靠“秘密的司法解释”获得广泛的监督权，倘若美国民众了解了这些间谍活动的范围，必定会感到“震惊”。
　　“由香港决定我的命运”
　　在复制好监听计划的机密材料后，斯诺登向他的上级请假，说他需要离开几周，去治疗他的癫痫病——他此前曾出现过几次休克症状和痉挛，大家都知道他患有癫痫症，所以上级很容易就批准了他的假期。5月20日，他离开夏威夷，只身飞往香港。

为什么是香港？

　　斯诺登说，因为香港“是一个允许言论自由、并对政治异见人士友好的地方”，而且，他相信香港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够并愿意违抗美国命令的地区——尽管香港与美国签有引渡条例，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时候香港需要看北京的脸色行事。
　　斯诺登在香港秘密会见了格林沃尔德和普瓦特拉斯，并将两份绝密文件分别交给《卫报》跟《华盛顿邮报》，由两份报纸分别曝光了威瑞森通信记录监听计划和棱镜计划。也许是为了示好，他还揭露了美国黑客侵入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网络系统的事实。他公布了一份详细的记录，上面记载着自2009年至今这四年时间中，NSA黑客侵入香港跟中国内地的时间跟电脑IP地址；上面还有标志，指示对某些电脑的攻击已经完成，对另外一些的还没有，并附上更多的操作计划。
　　尽管这只是一份很小的数据样本，而且也无法独立被甄别出来是针对什么事情的侵入，但我们从中可以看见，NSA对香港电脑的攻击成功率在75%以上。而且，这份文件中记录的全是针对民用电脑的攻击，并未涉及对军用设备的攻击。“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打算找的是什么，只不过，用技术手段去非法探索民用电脑肯定是违法行为，这显然是不道德的。”斯诺登说。
　　在让世界知道了那么多本来不知道的事情后，斯诺登却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在何方。他说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祈求香港不要将他交给美国，因为美国政府将肯定会以“叛国罪”起诉他——美国总统奥巴马谴责了他的做法，并说“将一切交由司法部门处理”，但前任副总统迪克·切尼直言不讳，直称斯诺登为“叛徒”；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正试图寻找他与中国政府之间的联系，认为他是一个“中国间谍”；《大西洋月刊》专门负责做政策分析的编辑史蒂芬·克莱蒙斯更爆料说，他在华盛顿杜勒斯机场听到四个美国情报官员大声争辩，称“斯诺登跟格林沃尔德都应该消失”。他的父亲也公开表示，儿子应该“仔细衡量自己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情”。
　　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甚至整个世界范围内，关于斯诺登的争论也始终不休，《纽约客》的两个专栏作家甚至为此打起了对台战，一个称他是将我们从蒙蔽中拯救出来的英雄，而另一人认为他只不过是个违反法律的叛国者。在斯诺登自己看来，他并不是什么“英雄”：“因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不愿意生活在一个没有隐私、在情报侦察之下无所遁形的世界里。”
　　6月16日，《南华早报》刊出调查，称其所进行的独家调查显示，若美方提出请求香港特区政府遣返斯诺登，49.9%的受访者“反对”或“强烈”反对引渡，只有17.6%的人表示应交给美方。调查还发现，33%的人认为斯诺登是英雄，12.8%称他是叛徒，23%的人觉得“介于两者之间”。
　　“我的命运，”斯诺登说，“将由香港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