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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在庆祝冀中军区八路军三纵队成立三周年之际，毛泽东亲笔题词：“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模范，坚持人民武装斗争的模范。”为更好地反映冀中人民抗日斗争的伟大史实，冀中区党政军主要领导程子华、吕正操、黄敬等，发起了“冀中一日”写作运动。
一、聚人和、抢天时，“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应声而起
战火纷飞的年代，在敌人残酷的“扫荡”和封锁下，一场如火如荼的群众写作运动却能在冀中革命根据地大规模展开，原因何在？一件事情的成功离不开天时、地利与人和。显然，从客观的自然地理条件看，这里的天时和地利都不具备。但恰恰因为具备了“人和”，抢了天时、赢了地利，掀起了规模巨大的“冀中一日”写作运动。正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里的“人和”既有冀中区党政军负责人颇深的文学素养，也包括了冀中党的长期地下工作的基础、冀中广大人民群众积极的响应和拥护。
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将军是一名既有军事家的天才，又有颇深的文学评论家素养的儒将，政治委员、老红军、著名宿将程子华，畅晓军事政治，具有丰富的文韬武略，对文、音、美、剧诸方面，都有卓越的鉴赏能力和深邃的见解水平。区党委书记黄敬，才华横溢，对科学文化具有灼见真识，对宣传文化工作大力支持。做宣传文化领导工作的周小舟和史立德，也都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较高文学修养。
而“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的发起之地——晉察冀边区是抗日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首先创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冀中区是晉察冀根据地的平原地带，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由于冀中有党的长期地下工作的基础和博野、蠡县、高阳农民起义的光荣传统，更由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执行，广泛发动了农民群众，使冀中在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直接动摇了日军在华北的统治。
冀中区的广大军民常用诗歌、壁画、戏剧、报刊等形式歌颂自己的英雄事业。各团体都有自己的刊物，只冀中一级的刊物就有“冀中文化”、“文艺学习”、“歌与剧”、“冀中画报”、“连队文艺”等。总之，抗战时期物质条件虽然很困难，又时刻有生命危险，但冀中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干劲十足，斗志昂扬。
1941年4月，冀中领导机关来到安平县彭家营、北郝村一带。在暂时安定没有敌情的环境下，冀中抗联的领导同志们，开始讨论《冀中一日》的写作问题，并召开了“冀中一日”筹备会议。大家议定了“冀中一日”的写作宗旨，由战斗在冀中平原根据地的工农兵群众和干部，自己拿起笔来反映冀中的斗争和生活，并且决定“冀中一日”选在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七日这一天。因为这是一个极普通的日子，所以更能代表冀中军民的一般生活和斗争。
二、国兴亡、匹夫责，“冀中一日”写作运动蓬勃开展
“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的宣传动员非常深入，各机关、团体通过自己的组织系统，把任务布置到各个村庄和连队。当时，各村的“街头识字牌”，都写着“冀中一日”四个字。站岗放哨的儿童、妇女，见行人来往，查完“通行证”，都要叫你念“冀中一日”四个字，问“冀中一日”指的是哪一天，提醒你要写一篇“一日”的文章。冀中广大群众把“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当成一种对自己的鼓舞，对敌人的示威。到了5月27日这一天，能动笔的人都动笔写作，据统计，亲自动笔写稿者有十万人。不能动笔的请人代笔，许多不识字的老大爷、老大娘，也都热心参加了这一写作运动。
《冀中一日》的编选工作，在当时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举动。仅冀中区一级就集中了40多个宣传、文教干部，用了八九个月的时间，才初选定稿。1941年6月，编委会负责人王林召集编辑小组开会，讨论《冀中一日》的最后定稿和分集出版，会议决定把所有稿分成四辑。又经过三个月的辛苦工作，《冀中一日》于1941年的十月上旬出版，初版油印了二百本，当即由交通员们背着，挑着，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迅速传递到了冀中各地。
四本米黄草纸粗糙油印的小册子，成了大家的精神食粮。这不是一部普通的书，是千万抗日军民用血泪写成的一份真实的战斗记录。冀中人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三、血火洗、涅槃生，《冀中一日》周折存稿盛世流传
《冀中一日》初印之后，编委会又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做了补写、补选和校正。然而，残酷的战争环境下，补选和校正过的《冀中一日》还没来得及付印，即遭遇日军对冀中区残酷的“五一大扫荡”。为了轻装前进，打击敌寇，人们不得不把《冀中一日》暂时坚壁起来。有的用纸包好，装入瓷罐，埋进土中；有的裹上衣物，置于箱内，藏进草堆；还有的破墙为洞，安放其中，而后封补如故。负责这一工作的王林，把书坚壁在堡垒户的夹壁墙里，在反“扫荡”的间隙中，绕道去查看，结果坚壁稿本的堡垒户受到严重损失，夹壁墙付之一炬了。“扫荡”给人们带来了永世难忘的仇恨。《冀中一日》也遭到了致命的劫运。
欣然的是朝夕伏案刻写的铁笔战士周岐，为了不使书稿遗失，将《冀中一日》卷在行军的被子里，时刻背在身上，才使书稿得以保存。在敌人漫长而又残酷的“扫荡”过程中，他宁肯扔掉自己的刷牙、洗脸用具，也没有扔掉裹着《冀中一日》的被子。在大“扫荡”过去后，面对依然严峻的环境，周岐先后经过七八次风险转移《冀中一日》书稿。1944年以后，周岐把《冀中一日》藏在了野场上的土墙里，每隔一两个月，偷偷地打开墙洞检查一次，让它透风、散潮。日本投降后，周岐才把书从墙洞里取出来，经过一次次的晾晒，严严密密地锁在柜里。这样，《冀中一日》才一字一页不缺的保存到了现在。
结语：真实传世写就文学经典，血泪凝书成就无价史料
《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直接而显著的影响，是在冀中形成了一种浓厚的文学氛围和一支文学创作队伍，产生了王林、孙犁、梁斌、李英儒等文学大师，出现了《野火春风斗古城》《荷花淀》等一批传世经典作品。《冀中一日》还对“荷花淀”这一文学流派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
《冀中一日》不仅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更是一次大众文学运动的伟大实践。它不同于一般的书籍，这是千万人用血泪凝练的书。文稿以简洁的笔墨，朴实的语言，记录了正义与侵略、光明与黑暗、进步与落后、胜利与失败，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冀中地区犯下的残暴罪行，刻画了丧心病狂的侵略者的丑恶灵魂，映照了帝国主义者穷途末日的残景，真实地反映出冀中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致、奋勇战斗的抗战生活，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一、聚人和、抢天时，“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应声而起
战火纷飞的年代，在敌人残酷的“扫荡”和封锁下，一场如火如荼的群众写作运动却能在冀中革命根据地大规模展开，原因何在？一件事情的成功离不开天时、地利与人和。显然，从客观的自然地理条件看，这里的天时和地利都不具备。但恰恰因为具备了“人和”，抢了天时、赢了地利，掀起了规模巨大的“冀中一日”写作运动。正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里的“人和”既有冀中区党政军负责人颇深的文学素养，也包括了冀中党的长期地下工作的基础、冀中广大人民群众积极的响应和拥护。
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将军是一名既有军事家的天才，又有颇深的文学评论家素养的儒将，政治委员、老红军、著名宿将程子华，畅晓军事政治，具有丰富的文韬武略，对文、音、美、剧诸方面，都有卓越的鉴赏能力和深邃的见解水平。区党委书记黄敬，才华横溢，对科学文化具有灼见真识，对宣传文化工作大力支持。做宣传文化领导工作的周小舟和史立德，也都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较高文学修养。
而“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的发起之地——晉察冀边区是抗日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首先创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冀中区是晉察冀根据地的平原地带，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由于冀中有党的长期地下工作的基础和博野、蠡县、高阳农民起义的光荣传统，更由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执行，广泛发动了农民群众，使冀中在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直接动摇了日军在华北的统治。
冀中区的广大军民常用诗歌、壁画、戏剧、报刊等形式歌颂自己的英雄事业。各团体都有自己的刊物，只冀中一级的刊物就有“冀中文化”、“文艺学习”、“歌与剧”、“冀中画报”、“连队文艺”等。总之，抗战时期物质条件虽然很困难，又时刻有生命危险，但冀中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干劲十足，斗志昂扬。
1941年4月，冀中领导机关来到安平县彭家营、北郝村一带。在暂时安定没有敌情的环境下，冀中抗联的领导同志们，开始讨论《冀中一日》的写作问题，并召开了“冀中一日”筹备会议。大家议定了“冀中一日”的写作宗旨，由战斗在冀中平原根据地的工农兵群众和干部，自己拿起笔来反映冀中的斗争和生活，并且决定“冀中一日”选在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七日这一天。因为这是一个极普通的日子，所以更能代表冀中军民的一般生活和斗争。
二、国兴亡、匹夫责，“冀中一日”写作运动蓬勃开展
“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的宣传动员非常深入，各机关、团体通过自己的组织系统，把任务布置到各个村庄和连队。当时，各村的“街头识字牌”，都写着“冀中一日”四个字。站岗放哨的儿童、妇女，见行人来往，查完“通行证”，都要叫你念“冀中一日”四个字，问“冀中一日”指的是哪一天，提醒你要写一篇“一日”的文章。冀中广大群众把“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当成一种对自己的鼓舞，对敌人的示威。到了5月27日这一天，能动笔的人都动笔写作，据统计，亲自动笔写稿者有十万人。不能动笔的请人代笔，许多不识字的老大爷、老大娘，也都热心参加了这一写作运动。
《冀中一日》的编选工作，在当时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举动。仅冀中区一级就集中了40多个宣传、文教干部，用了八九个月的时间，才初选定稿。1941年6月，编委会负责人王林召集编辑小组开会，讨论《冀中一日》的最后定稿和分集出版，会议决定把所有稿分成四辑。又经过三个月的辛苦工作，《冀中一日》于1941年的十月上旬出版，初版油印了二百本，当即由交通员们背着，挑着，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迅速传递到了冀中各地。
四本米黄草纸粗糙油印的小册子，成了大家的精神食粮。这不是一部普通的书，是千万抗日军民用血泪写成的一份真实的战斗记录。冀中人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三、血火洗、涅槃生，《冀中一日》周折存稿盛世流传
《冀中一日》初印之后，编委会又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做了补写、补选和校正。然而，残酷的战争环境下，补选和校正过的《冀中一日》还没来得及付印，即遭遇日军对冀中区残酷的“五一大扫荡”。为了轻装前进，打击敌寇，人们不得不把《冀中一日》暂时坚壁起来。有的用纸包好，装入瓷罐，埋进土中；有的裹上衣物，置于箱内，藏进草堆；还有的破墙为洞，安放其中，而后封补如故。负责这一工作的王林，把书坚壁在堡垒户的夹壁墙里，在反“扫荡”的间隙中，绕道去查看，结果坚壁稿本的堡垒户受到严重损失，夹壁墙付之一炬了。“扫荡”给人们带来了永世难忘的仇恨。《冀中一日》也遭到了致命的劫运。
欣然的是朝夕伏案刻写的铁笔战士周岐，为了不使书稿遗失，将《冀中一日》卷在行军的被子里，时刻背在身上，才使书稿得以保存。在敌人漫长而又残酷的“扫荡”过程中，他宁肯扔掉自己的刷牙、洗脸用具，也没有扔掉裹着《冀中一日》的被子。在大“扫荡”过去后，面对依然严峻的环境，周岐先后经过七八次风险转移《冀中一日》书稿。1944年以后，周岐把《冀中一日》藏在了野场上的土墙里，每隔一两个月，偷偷地打开墙洞检查一次，让它透风、散潮。日本投降后，周岐才把书从墙洞里取出来，经过一次次的晾晒，严严密密地锁在柜里。这样，《冀中一日》才一字一页不缺的保存到了现在。
结语：真实传世写就文学经典，血泪凝书成就无价史料
《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直接而显著的影响，是在冀中形成了一种浓厚的文学氛围和一支文学创作队伍，产生了王林、孙犁、梁斌、李英儒等文学大师，出现了《野火春风斗古城》《荷花淀》等一批传世经典作品。《冀中一日》还对“荷花淀”这一文学流派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
《冀中一日》不仅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更是一次大众文学运动的伟大实践。它不同于一般的书籍，这是千万人用血泪凝练的书。文稿以简洁的笔墨，朴实的语言，记录了正义与侵略、光明与黑暗、进步与落后、胜利与失败，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冀中地区犯下的残暴罪行，刻画了丧心病狂的侵略者的丑恶灵魂，映照了帝国主义者穷途末日的残景，真实地反映出冀中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致、奋勇战斗的抗战生活，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