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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超级稻育种水平走在国际最前沿，却面临国内种业市场“未做强、先过剩”的乱局，国内诸侯混战，跨国巨头虎视眈眈，在大豆、棉花、高端蔬菜与花卉等种业几乎全军覆没的背景下，超级稻能否守住中国种业最后的尊严？
种子过剩屡创新高
中国种子行业已跌入过剩危机。
作为国内最大的杂交水稻种子公司，近三年，湖南隆平种业有限公司（下称“湖南隆平”）的存货分别为2.35亿、 3.41亿、4.25亿元，占其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61.57%、63.19%、72.24%。
实际上，2012年，湖南隆平的控股股东隆平高科（000998.SZ）总存货达到13.96亿元，而公司总资产为35.91亿元，净资产为12.21亿元，营业收入17.05亿元，净利润 1.71亿元。
种子行业存货居高不下、屡创新高的，不仅隆平高科一家。2012年，登海种业（002041.SZ）存货为6.31亿元，同比增加60.09%；神农大丰（300189.SZ）存货为3.35亿元，同比增加84.80%。实际上，2010—2012年，所有种业类上市公司年报中均有“种子过剩、供大于求”相关表述。
世界三大农作物中，除小麦外，水稻、玉米种子也过剩严重。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预测，2013年水稻、玉米种子的过剩量，将从2012年的25.9%、60.0%分别增长到49.1%和84.3%。
与此同时，套牌、假冒种子亦猖獗地加入中国种业过剩的厮杀中。
2011年，甘肃省武威市农业科学院万廷文研究员主持育成的玉米品种“吉祥1号”，竟然有62家种子公司对其套牌，其中有著名国企，有知名民企，也有上市公司。今年，在东北，正牌玉米品种“先玉335”的推广面积达到2500万亩，而套牌“先玉335”的种植面积竟接近4000万亩。湖南水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玉烛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培养一个品种至少10年以上，可是，我们研究的种子还在试验田，套牌就开始有人卖了。”
“受制种面积增加、单位产量提高、自然灾害减少、制种企业增加、国际巨头挤压、套牌种子冲击等影响，中国种子行业的新一轮过剩正在形成。”农业部市场司要求匿名的官员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在一般冷库条件下，种子的保质期为3～5年。种子企业要加强风险防控意识。如存货不能及时消化，不仅导致费用增加，影响变现能力，还将加剧经营风险。”
各自为政的“专家经济”
9月中旬，由深交所主办、湖南证监局协办的“现代农业行业上市专题座谈会”在长沙召开。
这更像是一次种业IPO专题会。在来自全国的10余家参会企业中，有半数以上为种业类拟上市公司，如以水稻为主营的湖南科裕隆，以玉米为主营的北京联创，以马铃薯为主营的湖北凯瑞百谷。
“个别好品种可以支撑一家上市企业的规模，但风险较高。”针对与会企业的特点，国元证券的保荐代表人在会上举例说，荃银高科（300087.SZ）上市期间业绩主要依赖“新两优6号”超级稻的推广，“郑单958”、“先玉335”玉米品种则在登海种业、敦煌种业（600354.SH）的营销收入中占主导地位，“企业需要加快新品种的研发。”
种业是一个研发密集型行业，需以大投入达到大产出的目的。深交所综合研究所执行副所长阙紫康对种子行业8家上市公司做过一次研究，他说，登海种业研发强度最高，近年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例接近5%、不足5000万元，其他企业则不足3%，与国外种业巨头动辄每年10%的研发费用、10亿美元以上的投入相比，不在一个量级上。
一方面是科研投入不足，另一方面是体制改革仍然滞后。
中国种业科研院所的专利基本采用职务成果的模式，单位依法对之享有专有权利，单位领导往往拥有最大话语权，而对付出辛勤劳动的具体研发专家有效激励不够。尽管国家逐年加大种业的科研投入，但在利益纠葛下，国家科技人员在取得一定成果后大多选择“脚踏两只船”，甚至离职“下海”，神农大丰等多数上市公司的主要技术带头人均有科研院所任职背景。
在全国，举着“袁隆平学生”的牌子、甚至以袁隆平名字的某个字注册、开办实体的不在少数。2009年11月，在呈送给湖南省委宣传部的一份《关于请求维护“隆平”品牌形象的紧急报告》中，袁隆平院士签上了自己的意见：“请给予大力支持。”
各自为政、一个品种打天下的“专家经济”无法从企业发展战略上形成合力。隆平高科2012年财报显示，公司主打产品为“Y两优1号”、“深两优5814”、“C两优608”，除“C两优608”为湖南隆平与湖南农业大学共同选育外，其他两个品种均从外购买。“湖南隆平的科研复合优势没有显现。”据已从隆平高科离职的相关高管透露，凭借隆平高科金光闪烁的品牌，公司完全具备冲击百亿企业的实力，“但湖南隆平主要科研人员为一致行动人，由‘6常委’（指6名主要科研人员）说了算，同时，湖南隆平的科研核心成员还是隆平高科经营班子的主要负责人，因为内部育种的激励措施，这种制度设计可能使得公司与外界的技术合作趋向减少，甚至排他。”
隆平高科创立于1999年，由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发起，2000年在深交所上市。2004年，资本高手伍跃时控制的长沙新大新集团有限公司受让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的全部国有股权，隆平高科成为一家民营控股企业。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中国种业改革发展的方向，需沿着技术水平提高、产业集中度提高这两条相辅相成的主线展开，但在执行层面，“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的高度仍然上升不够，国内种子企业“多、小、散、弱、乱”的局面一时难以扭转。
据中国农科院农经所调查，目前，全国450多家科研院所创办了3000多家种子公司，平均每个科研院所拥有6家种子公司。2013年初农业部称，目前种子企业数量为6296家，注册资本超过1亿元的企业仅59家。种业前10强企业所占的国内市场份额不足15%。 作为种业龙头企业，丰乐种业、大北农、隆平高科和登海种业等8家上市公司2012年营业收入总共不到90亿元，而国际种业巨头孟山都2012年营收则高达135亿美元。
跨国巨头觊觎下的三大作物
国内种业混战，外资巨头乘虚而入。
自2000年我国种子法颁布以来，中国种业市场逐步开放，跨国巨头在中国市场势如破竹，大豆、棉花、高端蔬菜与花卉等种子已经失守，小麦、玉米、水稻三大农作物成为其精心布局的主战场。
据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副局长马淑萍介绍，截至2012年底，外商投资的企业，在种业市场持有效经营许可证的有25家，其中4家是经营玉米的，1家经营棉花的，其他是从事蔬菜、花卉种子经营的。上述外资企业中，包括杜邦先锋、孟山都、利马格兰等世界五大种业公司巨头。
最早进入中国的是美国孟山都。
2001年3月，孟山都从中国广西发端，与中国种子集团合资成立“中种迪卡种子有限公司”（孟山都占49%股权），在中国开发培育“迪卡”系列玉米种子。目前，“迪卡”系列在广西的玉米种植总面积约占16%，同时触角伸向了河北、河南、山西等地。
美国杜邦先锋则选择了中国北方。
2002年，杜邦先锋与登海种业合资成立登海先锋。2006年，杜邦先锋又与敦煌种业合资成立敦煌先锋，杜邦先锋均占49%股权。由杜邦先锋选育的“先玉335”很快在中国的土地上创造“神话”，推广面积居中国玉米种子市场第二位，高达70%以上的毛利率让业界眼红不已。
与孟山都和杜邦先锋相比，隆平高科的“玉米合资计划”则没有那么幸运。
2007年，隆平高科与法国利马格兰展开合作，后者受让隆平高科大股东“新大新威迈”46.5%的股权。2011年初，利马格兰将受让股份转回隆平高科，双方拟另行投资2亿元共同设立合资公司，同年底，担任公司总裁19个月的“种业达人”刘石辞职。此后，刘带着法国方面的玉米种子技术组建国欣农业，而隆平高科与法国利马格兰的框架性协议至今束之高阁。
华南农业大学经贸系主任熊启泉等人曾就中国种业开放十余年做过一次回顾与反思： “先玉335”虽然种植面积仅次于“郑单958”（由国内堵纯信教授育成），但从种植面积看，后者超过前者2倍以上，外资玉米尚不构成重大威胁。
三大农作物中，国际种业巨头暂未染指国内小麦与水稻。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各小麦生产国都开展了大规模杂交小麦攻关研究。但因普通小麦是六倍体植物，其遗传机理更复杂，科研难度更大，全球小麦至今沿用常规品种。
值得欣慰的是，近年，山西省运城市蓝红杂交小麦研究中心主任冯树英在三系杂交小麦科研上连续取得重大突破。今年5月中旬，袁隆平在考察该基地时给予高度评价：“对抢占国际现代农业战略制高点，保障国家小麦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超级稻育种研究取得持续突破，技术始终走在国际最前沿。
但在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邓启云看来仍有紧迫感：“美国杂交水稻技术现在发展很快，德国拜耳的两系杂交水稻在世界第一大水稻种植国——印度也发展得非常好，战火已经烧到了家门口。”
同时，一个让种业尴尬的事实是，中国粮食虽然实现“九连增”，但商务部近年的数据显示，中国三大农作物进口不断创新高，一度出现净进口情况，粮食自给率下降到90%以下。
中国种业对外开放不可逆转。
采访中，多位企业家与种子行业科技人员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如何应对外资冲击，如何利用国际国内两种农业资源、两个市场保障粮食安全，如何沿着技术水平提高、产业集中度提高这两条主线做强民族种业，种业科技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是绕不过的坎。”
种子过剩屡创新高
中国种子行业已跌入过剩危机。
作为国内最大的杂交水稻种子公司，近三年，湖南隆平种业有限公司（下称“湖南隆平”）的存货分别为2.35亿、 3.41亿、4.25亿元，占其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61.57%、63.19%、72.24%。
实际上，2012年，湖南隆平的控股股东隆平高科（000998.SZ）总存货达到13.96亿元，而公司总资产为35.91亿元，净资产为12.21亿元，营业收入17.05亿元，净利润 1.71亿元。
种子行业存货居高不下、屡创新高的，不仅隆平高科一家。2012年，登海种业（002041.SZ）存货为6.31亿元，同比增加60.09%；神农大丰（300189.SZ）存货为3.35亿元，同比增加84.80%。实际上，2010—2012年，所有种业类上市公司年报中均有“种子过剩、供大于求”相关表述。
世界三大农作物中，除小麦外，水稻、玉米种子也过剩严重。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预测，2013年水稻、玉米种子的过剩量，将从2012年的25.9%、60.0%分别增长到49.1%和84.3%。
与此同时，套牌、假冒种子亦猖獗地加入中国种业过剩的厮杀中。
2011年，甘肃省武威市农业科学院万廷文研究员主持育成的玉米品种“吉祥1号”，竟然有62家种子公司对其套牌，其中有著名国企，有知名民企，也有上市公司。今年，在东北，正牌玉米品种“先玉335”的推广面积达到2500万亩，而套牌“先玉335”的种植面积竟接近4000万亩。湖南水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玉烛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培养一个品种至少10年以上，可是，我们研究的种子还在试验田，套牌就开始有人卖了。”
“受制种面积增加、单位产量提高、自然灾害减少、制种企业增加、国际巨头挤压、套牌种子冲击等影响，中国种子行业的新一轮过剩正在形成。”农业部市场司要求匿名的官员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在一般冷库条件下，种子的保质期为3～5年。种子企业要加强风险防控意识。如存货不能及时消化，不仅导致费用增加，影响变现能力，还将加剧经营风险。”
各自为政的“专家经济”
9月中旬，由深交所主办、湖南证监局协办的“现代农业行业上市专题座谈会”在长沙召开。
这更像是一次种业IPO专题会。在来自全国的10余家参会企业中，有半数以上为种业类拟上市公司，如以水稻为主营的湖南科裕隆，以玉米为主营的北京联创，以马铃薯为主营的湖北凯瑞百谷。
“个别好品种可以支撑一家上市企业的规模，但风险较高。”针对与会企业的特点，国元证券的保荐代表人在会上举例说，荃银高科（300087.SZ）上市期间业绩主要依赖“新两优6号”超级稻的推广，“郑单958”、“先玉335”玉米品种则在登海种业、敦煌种业（600354.SH）的营销收入中占主导地位，“企业需要加快新品种的研发。”
种业是一个研发密集型行业，需以大投入达到大产出的目的。深交所综合研究所执行副所长阙紫康对种子行业8家上市公司做过一次研究，他说，登海种业研发强度最高，近年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例接近5%、不足5000万元，其他企业则不足3%，与国外种业巨头动辄每年10%的研发费用、10亿美元以上的投入相比，不在一个量级上。
一方面是科研投入不足，另一方面是体制改革仍然滞后。
中国种业科研院所的专利基本采用职务成果的模式，单位依法对之享有专有权利，单位领导往往拥有最大话语权，而对付出辛勤劳动的具体研发专家有效激励不够。尽管国家逐年加大种业的科研投入，但在利益纠葛下，国家科技人员在取得一定成果后大多选择“脚踏两只船”，甚至离职“下海”，神农大丰等多数上市公司的主要技术带头人均有科研院所任职背景。
在全国，举着“袁隆平学生”的牌子、甚至以袁隆平名字的某个字注册、开办实体的不在少数。2009年11月，在呈送给湖南省委宣传部的一份《关于请求维护“隆平”品牌形象的紧急报告》中，袁隆平院士签上了自己的意见：“请给予大力支持。”
各自为政、一个品种打天下的“专家经济”无法从企业发展战略上形成合力。隆平高科2012年财报显示，公司主打产品为“Y两优1号”、“深两优5814”、“C两优608”，除“C两优608”为湖南隆平与湖南农业大学共同选育外，其他两个品种均从外购买。“湖南隆平的科研复合优势没有显现。”据已从隆平高科离职的相关高管透露，凭借隆平高科金光闪烁的品牌，公司完全具备冲击百亿企业的实力，“但湖南隆平主要科研人员为一致行动人，由‘6常委’（指6名主要科研人员）说了算，同时，湖南隆平的科研核心成员还是隆平高科经营班子的主要负责人，因为内部育种的激励措施，这种制度设计可能使得公司与外界的技术合作趋向减少，甚至排他。”
隆平高科创立于1999年，由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发起，2000年在深交所上市。2004年，资本高手伍跃时控制的长沙新大新集团有限公司受让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的全部国有股权，隆平高科成为一家民营控股企业。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中国种业改革发展的方向，需沿着技术水平提高、产业集中度提高这两条相辅相成的主线展开，但在执行层面，“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的高度仍然上升不够，国内种子企业“多、小、散、弱、乱”的局面一时难以扭转。
据中国农科院农经所调查，目前，全国450多家科研院所创办了3000多家种子公司，平均每个科研院所拥有6家种子公司。2013年初农业部称，目前种子企业数量为6296家，注册资本超过1亿元的企业仅59家。种业前10强企业所占的国内市场份额不足15%。 作为种业龙头企业，丰乐种业、大北农、隆平高科和登海种业等8家上市公司2012年营业收入总共不到90亿元，而国际种业巨头孟山都2012年营收则高达135亿美元。
跨国巨头觊觎下的三大作物
国内种业混战，外资巨头乘虚而入。
自2000年我国种子法颁布以来，中国种业市场逐步开放，跨国巨头在中国市场势如破竹，大豆、棉花、高端蔬菜与花卉等种子已经失守，小麦、玉米、水稻三大农作物成为其精心布局的主战场。
据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副局长马淑萍介绍，截至2012年底，外商投资的企业，在种业市场持有效经营许可证的有25家，其中4家是经营玉米的，1家经营棉花的，其他是从事蔬菜、花卉种子经营的。上述外资企业中，包括杜邦先锋、孟山都、利马格兰等世界五大种业公司巨头。
最早进入中国的是美国孟山都。
2001年3月，孟山都从中国广西发端，与中国种子集团合资成立“中种迪卡种子有限公司”（孟山都占49%股权），在中国开发培育“迪卡”系列玉米种子。目前，“迪卡”系列在广西的玉米种植总面积约占16%，同时触角伸向了河北、河南、山西等地。
美国杜邦先锋则选择了中国北方。
2002年，杜邦先锋与登海种业合资成立登海先锋。2006年，杜邦先锋又与敦煌种业合资成立敦煌先锋，杜邦先锋均占49%股权。由杜邦先锋选育的“先玉335”很快在中国的土地上创造“神话”，推广面积居中国玉米种子市场第二位，高达70%以上的毛利率让业界眼红不已。
与孟山都和杜邦先锋相比，隆平高科的“玉米合资计划”则没有那么幸运。
2007年，隆平高科与法国利马格兰展开合作，后者受让隆平高科大股东“新大新威迈”46.5%的股权。2011年初，利马格兰将受让股份转回隆平高科，双方拟另行投资2亿元共同设立合资公司，同年底，担任公司总裁19个月的“种业达人”刘石辞职。此后，刘带着法国方面的玉米种子技术组建国欣农业，而隆平高科与法国利马格兰的框架性协议至今束之高阁。
华南农业大学经贸系主任熊启泉等人曾就中国种业开放十余年做过一次回顾与反思： “先玉335”虽然种植面积仅次于“郑单958”（由国内堵纯信教授育成），但从种植面积看，后者超过前者2倍以上，外资玉米尚不构成重大威胁。
三大农作物中，国际种业巨头暂未染指国内小麦与水稻。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各小麦生产国都开展了大规模杂交小麦攻关研究。但因普通小麦是六倍体植物，其遗传机理更复杂，科研难度更大，全球小麦至今沿用常规品种。
值得欣慰的是，近年，山西省运城市蓝红杂交小麦研究中心主任冯树英在三系杂交小麦科研上连续取得重大突破。今年5月中旬，袁隆平在考察该基地时给予高度评价：“对抢占国际现代农业战略制高点，保障国家小麦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超级稻育种研究取得持续突破，技术始终走在国际最前沿。
但在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邓启云看来仍有紧迫感：“美国杂交水稻技术现在发展很快，德国拜耳的两系杂交水稻在世界第一大水稻种植国——印度也发展得非常好，战火已经烧到了家门口。”
同时，一个让种业尴尬的事实是，中国粮食虽然实现“九连增”，但商务部近年的数据显示，中国三大农作物进口不断创新高，一度出现净进口情况，粮食自给率下降到90%以下。
中国种业对外开放不可逆转。
采访中，多位企业家与种子行业科技人员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如何应对外资冲击，如何利用国际国内两种农业资源、两个市场保障粮食安全，如何沿着技术水平提高、产业集中度提高这两条主线做强民族种业，种业科技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是绕不过的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