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康熙年间，贵州省纂修通志共有两部，康熙十二年（1673）一部，康熙三十一年（1692）一部。前者由曹申吉修，潘驯、吴中藩等纂，经过发凡起例、拟目立篇、资料采集、删冗补阙及版雕等步骤，于康熙十二年（1673）初冬成书;后者由卫既齐修、薛载德等纂，后又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由阎兴邦增补，吴中藩、周起渭修订。后世史志专家为区别此二志，称前者为“康熙前贵州通志”，也称“曹本《贵州通志》 ”;称后者为“康熙后贵州通志”，也称“卫阎本《贵州通志》 ”。曹本《贵州通志》成书后，就遇到吴三桂反清的军队进入贵州，以致该志雕板被毁。该志流传极少，《四库全书总目》也不载录。
　　贯通古今 集众之功
　　曹本《贵州通志》的纂修，政治背景较为复杂。明清易代之际，连年战乱致生灵涂炭，流民失所，经济凋敝。至康熙初年，天下虽定，但各种矛盾，尤其是民族矛盾，盘根错节。清廷统治者亦深明“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及“与民休息”之理。顺治元年（1644）7月，多尔衮为了缓和各种矛盾，提出“嘉与维新”的施政措施，具体为：省刑罚、薄赋税、惩贪吏、禁扰民、禁投充，以此与民休养生息。清廷此举成效卓著，民族矛盾有所和缓。与此同时，想要统治幅员如此之辽阔、物产如此丰饶的国家，需要深入了解各地山川风物，才能制定更适宜的措施以加强统治。那时候，清廷统治者也需要显示他们的宏大气度以及“盛世”景象，以获得民心。盛世修史，纂修地方史志为得体的选择。在这些因素共同起作用下，康熙十一年（1672），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上疏倡修《一统志》：“各省通志宜修，如天下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钱粮、风俗、人物、疆域、险要、宜汇集成帙，名曰通志，诚一代之文献，然迄今各省尚未编修，甚属缺典，何以襄我皇上隆盛治乎？除河南、陕西已经前抚臣贾汉复纂修进呈外，请敕下直省各督抚，聘集夙儒名贤，接古续今，纂辑成书，总发翰林院，汇为‘大清一统志’。”朝廷批准了，于是下令各省“纂辑通志”。
　　其实，早于清廷下诏各省修纂通志，贵州巡抚曹申吉、贵州承宣布政使潘超先、贵州提刑按察使张文德等都已深知贵州省志乘之匮乏，而明代贵州建省不久所修通志（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及稍后的（万历）《贵州通志》等虽然还有存世，然而已很难找到，与亡佚无异。譬如，曹申吉之《贵州通志序》就有如下记述：
　　“上御极之十年，予奉简命来抚黔，间以暇日，阅明抚臣郭青螺先生所辑《黔记》，慨然识前代治乱之由，叹抚驯之不易。独明季载籍，询诸遗老，而其事亦少缺矣。伏念我国家底定西陲，载逾星纪，其丰功伟烈、深仁厚泽，不可不书，方欲撰成述编，用重典册，既而上允部议，令天下纂修国志，則益思所以塞宸涣、示来兹。”
　　曹申吉于康熙十年（1671）奉命来到贵州任巡抚，其时便“方欲撰成述编”，而朝廷之诏乃于康熙十一年（1672）所颁，时间上晚于曹申吉萌生修志之念。潘超先于其《贵州通志序》中的记述，也佐证了曹序记述的准确性：
　　“惟黔省戈烬之后，文献无征，前经抚宪檄趣郡邑各修厥乘而未获卒业，兹则凛承纶綍莫敢或遑，必详必核期于对扬天子之景命，超先奉檄开局，广延耆彦采辑旧闻，旁搜散佚凡六阅月，草创告成。其间笔则笔，削则削，实勤抚宪曹公之心目，考订靡遗，共计三十三卷。”
　　曹、潘二人感受相同，皆因黔地于明代《黔记》之后“文献无征”而深感缺憾。曹申吉作为封疆大吏，主政一方，自然负有为地方修志之重责。张文德也于《贵州通志序》一文表达了因贵州省志乘匮缺而抱憾之意：之手，而是集数十人之功。
　　严谨编纂 守正创新
　　曹本《贵州通志》共三十三卷，前有曹申吉、潘超先、张文德、王延陶之序四篇，略述本志纂修之背景、作用、意义;次有“修志姓氏”紧随，胪列本志修纂参与者，有鉴定、总裁、提调、监修、分纂、编辑、校订、督梓等职分，共计 59人;又次为《贵州通志凡例》，记载了本志纲目数量、架构原则、文献取舍原则等;再次之则为目录，后为正文。正文中每篇前均有数十至百余字小引，略述是篇主旨及立篇目之缘由、意义。
　　志乘编纂有编纂规范，曹本《贵州通志》的编纂虽多因循旧例，但有创新之处。较为突出者，当数“土司”一篇所附之“蛮僚图”。该图有数十幅之多，描摹介绍了苗族、布依族、彝族、水族
　　“戊申之岁，文德承乏黔臬，欲识其风土故实而无可得。取方舆诸书一检阅之，复寥落无几，及抵黔访求故府，仅得明抚军郭青螺先生《黔记》抄本，而残缺过半，意欲赍油素征耆献草就一书而鞅掌未遑。”
　　明清鼎革之际，贵州受战乱深刻影响，文人寥落，文献残损。曹申吉先是萌生了修志之念，后又受朝廷之诏修志，必然会殚精竭虑。颇为意味深长的是，曹、张之序皆提及明代以一己之力纂著贵州省通志的郭青螺。郭青螺即郭子章，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巡抚贵州，并撰著“贵州通志”——《黔记》。《黔记》成书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所记之事也终于这一年。从那时开始，一直到清康熙十年（1671）曹申吉到贵州任巡抚，已起过六十年。这六十年间，由于政权的更替，贵州再未修纂通志。
　　尽管朝廷有谕旨，然而纂修一省通志，仅凭三两人之力于朝夕间难以完成。在巡抚曹申吉的主持下，潘超先、张文德等经过筹备，于康熙十二年（1673）正式“开局延儒，旁搜博采，以及剞劂雠校”（张文德《贵州通志序》），半年即“草创告成”（潘超先《贵州通志序》）。翻检曹本《贵州通志》的几篇序言，有“掇坠补残，抑浮削冗”等语;再加上各府、州、县长官多充任分纂，可证该志从文献之搜集，至连字成句、连句成篇，最后缀篇成帙，并非只出于数人或十数人等贵州世居少数民族的先民，并附文字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其所居住区域、服饰、喜好、性情等。其图笔触细腻，所绘人物颇具神韵，对于研究清初贵州的民族风俗文化、生产生活、经济物产等价值极高。在（弘治）《图经新志》、（万历）《贵州通志》、《黔记》等明代贵州志乘中，均无此类配图，可见贵州地方志中这一类图当从曹本《贵州通志》开始。不过，在（乾隆）《贵州通志》中，却无此类插图。据文献记载，（乾隆）《贵州通志》编纂者注意到了曹本《贵州通志》所附之图，但以为各少数民族“性情风俗备于纪载，不必按图考索”，于是将其删掉了，甚为遗憾。曹本《贵州通志》作为清代贵州首部通志，其中仍收存颇多弥足珍贵的原始文献，特别是补足了万历三十四年（1606）至康熙十二年（1673）间的贵州史事，价值独特。譬如，清初贵州土司林立，该志特辟“土司”一卷，专题记载其时贵州土司之状况，文献价值较高。 　　如前所述，曹本《贵州通志》于康熙十二年（1673）夏正式延请硕儒开局修纂，冬天修完，耗费不过半年时间。就一部洋洋几十万字的志書而言，半年成书不可谓不仓促。张文德《贵州通志序》对该志评价甚高。但纵观其书，张文德所言并不客观。乾隆六年（1741），鄂尔泰等人修纂了《贵州通志》。该志皇皇百余万字，《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其“详于旧本远矣”。“旧本”当指前后两部（康熙）《贵州通志》，此语也侧面道出曹本《贵州通志》之不足。总之，曹本《贵州通志》所存文献翔简不一，部分卷章篇幅悬殊。譬如，“艺文”为四卷，庶几占全书四分之一;而“方伎”为一卷，仅有一叶，等等。此外，一些卷为纂者强立，譬如“帝王”卷，仅记明代建文帝朱允（炆）、楚昭王朱桢，清代信郡王铎尼、平西亲王吴三桂，亦只有一叶，实无立卷之必要。而“艺文”四卷，体例不甚严谨，举凡序、记、檄、议、引、志略、跋、文、碑记等，不辨良莠，一并收录，若文章之汇抄。 于此也可见出其草率粗疏。
　　保存史料 惠及后人
　　曹本《贵州通志》纂成后贵州即遭吴三桂兵乱，以致“版尽毁署中，仅遗抄本，又多残缺舛讹，不足以资考据，垂永久也”（董安国《重修贵州通志序》，载卫阎本《贵州通志》），而《四库全书总目》《清史稿 ·艺文志》等权威目录学典籍也不著录。本志此次收入《贵州文库》影印出版，以贵州省图书馆藏影抄本为底本。该本首篇序前有四十余字题跋，独占一页，介绍了其由来： “（康熙）《贵州通志》，黔中久已绝版。凌惕安属借北平图书馆藏本景钞。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启钤记。”并钤白文篆印一方。启钤即朱启钤，号蠖园，贵州紫江（今贵阳开阳）人。经对比，该题跋与朱启钤其他墨迹书风一致，当为其手迹无疑。
　　民国 23年（1934），朱启钤正于北平任中国营造学社社长，但仍致力于搜集、整理贵州地方文献。其所提及之凌惕安，贵阳人，号笋香室主，贵州近代历史学家、藏书家，曾任贵州文献委员会副主任，著有《咸同贵州军事史》《郑子尹先生年谱》等书。该底本当为朱启钤从北平图书馆借出并雇人手抄后，辗转送达凌惕安手中珍藏。凌惕安于 1950年故去，其所藏古籍文献、手稿归于贵州省图书馆及稍后建立之贵州省博物馆，曹本《贵州通志》则存于省图书馆。检视全书字迹，此底本影钞出自数人之手。抄毕后，还专门进行了校雠，原书错讹处校者记于直排方格稿纸后附于该书，题为 “《贵州通志》校记”，共 25页，校者署名韩仲文;部分页面中，存或红或黑之色笔对个别字进行校正，当为对抄写笔误的校改。此外，影钞者还对该稿缺页处进行梳理，编为“《贵州通志》缺页一览表”附于书末。
　　概而观之，曹本《贵州通志》虽草率成书，且不足处颇多，然瑕不掩瑜，其在文献保存方面自有不可取代的珍贵价值。其付梓后几近佚亡，命运多舛，幸得朱启钤、凌惕安等乡先辈孜孜不倦之搜集，才得以将此较佳之版本存留至今，使桑梓后学得睹全貌。今既遇良机，收入《贵州文库》以原本再造形式影印出版，不能不说乃泽被学林之举。（本文据影印曹本《贵州通志》前言删改而成，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