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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军歌》是一首激昂的抗战歌曲，优秀的军旅歌曲，曾激励着千千万万的抗日将士和新四军的传人，新四军老战士合唱团曾将这首军歌唱响悉尼歌剧院。如今，这首军歌已成为一曲红色经典。
关于《新四军军歌》的曲作者是著名音乐家何士德，一致公认。而词作者，以往有多种标法：有“陈毅作词，何士德作曲”、有“集体讨论，陈毅执笔”、有“集体创作”、有“陈毅原词，集体改词”等。
《新四军军歌》是怎样产生的？曲作者何士德撰文讲了《军歌》创作的经过：“1939年2月，我奉命调到皖南云岭军部，接受筹备成立军部文化队的任务。这时周恩来副主席已经到了皖南。3月上旬，军部召开会议。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主持欢迎周副主席传达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报告会上，也同时代表军部欢迎我的来到。参加会议的同志们热情地提议我唱一支歌。我就站在桌子上，放声唱了《歌八百壮士》。同志们发现陈毅同志在场，掌声马上又爆发起来，欢迎他唱《马赛曲》。他笑着站起来，用法文唱了《马赛曲》。”“报告会结束后，陈毅同志很有感触地表示，新四军应该创作一支《军歌》，让全军唱起来，以统一思想认识，统一前进步伐。4月初，从项英同志那里传来消息，陈毅同志写了一个《新四军军歌》的初稿（新体诗《十年》），因他马上要到茅山去，留下让我们修改。并委托袁国平、李一氓、周子昆等同志讨论修改，请叶挺、项英同志参加讨论。不久，袁国平同志等已着手修改。一个月之后，我在往军政治部途中遇见项英同志，问他《军歌》的歌词改好了没有？他说：‘还没有，我们改过好几次，还是没有改好。我想还是等陈毅同志回来，由他执笔修改定稿吧。’”（见《大江南北》1985年第2期）。何士德是《新四军军歌》创作的亲历者，他说《新四军军歌》的创作是陈毅提出来的，《十年》是《军歌》的初稿，他的说法应该是有权威性的。
研究项英的学者王辅一在《解放军报》上发表文章谈《新四军军歌》创作的历史背景时写道：“在一次会议上，时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毅提出，新四军应该有一支雄壮的军歌。新四军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项英和大家均表示同意，并委托陈毅写词。陈毅欣然答应，并于3月30日写出歌词初稿《十年》。”王辅一说：“项英接到歌词初稿后，很快同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军政治部宣教部长朱镜我，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诚等讨论研究修改。”是陈毅提出创作《军歌》，《十年》是《军歌》的初稿，王辅一的说法与何士德一致，应该是可信的。
新四军老战士钟期光、傅奎清、吴肃在回忆陈毅的文章中说：“1939年3月，陈毅到皖南军部听取周恩来同志传达党中央指示。在晚会上，他因和周恩来一起去法国留过学，应大家的要求，他用法语唱了《马赛曲》，晚会后，他心情激动，诗兴油然而起，写下了光辉的诗篇《十年》。后来，《新四军军歌》就是以《十年》为基础，经集体讨论，再由陈毅执笔修改而成。”（《新四军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06页）他们还回忆说：“记得在一次干部会上，陈毅同志听我们唱完《新四军军歌》后站起来说：‘你们唱得这样轻松，不能代表我们军歌的感情。一定要唱得深沉激昂。我在写这个歌词时，最后的‘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一句，有同志建议只重复一次就够了。我说不够，必须重复两次，要一次比一次高昂，要有气魄，要意志坚定。这正是我写这个歌时要强调的地方。”（同上，第215页）
陈毅夫人张茜编《陈毅诗词选》时，将《新四军军歌》附在《十年》之后，并注明，“这是陈毅同志为新四军军歌所拟的初稿，军歌后经集体改词，与初稿一起在《抗敌》杂志上发表，现在收于后。本篇热情歌颂新四军继承北伐第四军、红军第四军和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红色游击队前后十余年的光荣传统。取其成数，故名《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陈毅诗词集》中，收录了《十年》，在文后的注释中说：“这是作者为新四军军歌所拟的初稿。”这里肯定《十年》是《新四军军歌》的“初稿”，“后经集体改词”而成《军歌》的表述是符合实际的。
2017年8月3日《金陵晚报》发表了《袁国平之子讲述<新四军军歌>产生真相》一文。袁振威把这篇文章发到微信朋友圈里，还在一些场合，宣扬文章的观点。而这篇文章不过是多年前袁振威写的《袁国平与新四军军歌》一文的采访版。文章最早发表在《上海滩》上，2012年9月22日上海《新民晚报》转载。2016年7月收入袁振威主编的《追寻先辈的足迹》第二集。袁振威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讲这个问题呢？主要就是要大家相信，《新四军军歌》的创作不是陈毅首先提出来的；陈毅的《十年》并非《新四军军歌》的“初稿”；陈毅对《新四军军歌》的贡献，就是“一句话”“两个字”；目的是要披露《新四军军歌》的初稿是出于袁国平之手这个“真相”。
该文在谈到《新四军军歌》的“初稿”时，是这样写的：项英对《军歌》创作提出了三点要求，“袁国平按照项英的要求，遂在军部征集歌词，很快朱镜我、袁国平、朱克靖等就分别写出了歌词初稿，朱镜我及时在政治部组织了讨论，一致认为其中一篇完全符合项英对军歌的要求，确定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完善。”文章怕读者不明白“其中一篇完全符合项英对军歌的要求”的“初稿”出之谁手，于是便借项英之口说：“军歌的创作由袁国平来抓，国平作词是行家，我前面说的《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就是袁国平写的，他抓军歌的创作是最合适的。”接着袁国平自己表态说：“创作军歌的任务是政治部份内的事，我作为政治部主任责无旁贷。”上述项英和袁国平的讲话是加引号的，应该注明出自哪种文献或书刊？否则读者会怀疑是不是作者杜撰的。
该文否定陈毅的《十年》是《军歌》的“初稿”。文中说：袁国平收到陈毅的《十年》后，组织有关人员讨论，“会议一致认为政治部原选定的稿子符合军歌的要求，已经反映了《十年》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而且更加简洁、精练。”陈毅的《十年》在3月30日就交到项英手里了，作者在这里说袁国平在收到陈毅《十年》之前，也就是在3月30日前，他写的军歌歌词已经完成，只是在征求陈毅意见时，陈毅建议将“光荣北伐武昌城下雕刻着我们的姓名”中的“雕刻”二字改为“血染”。如果说军歌歌词在收到《十年》之前就已创作完成，陈毅只改了两个字，那为什么军歌歌词中许多词句来自《十年》？
《十年》
光荣北伐行列中
我们继承着革命者受难的精神
在南国的罗霄山
风雪饥寒
穷山野营
我们在大江南北，向敌后进军
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新四军军歌》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孤军奋斗罗霄山上
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
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
扬子江头淮河之滨
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从上述对照，可以看出《新四军军歌》是在《十年》基础上修改加工的明显轨迹，而决不是像袁振威说的：陈毅对军歌的贡献只是“一句话”“两个字”。
陈毅作为“歌词”初稿的《十年》大家都看到了，但袁国平创作的“初稿”在哪里？大家没有见过。《新四军军歌》歌詞是在陈毅《十年》基础上，经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集体讨论修改而成，是集体创作的成果，当然其中也包括袁国平在讨论修改中的贡献。《十年》是陈毅创作的，而《新四军军歌》与《十年》在思想内容上有着内在密切的联系；但《军歌》毕竟与《十年》又有很大的不同。有人认为“集体作词，陈毅执笔”，反而把陈毅降低为一个集体讨论的记录者了。标陈毅执笔，大多是从陈毅创作《十年》考虑的。单标“集体作词”，又难体现陈毅《十年》对《军歌》的重大贡献。也有标“陈毅原词，集体改词，何士德谱曲”这比较符合实际。没有《十年》，《军歌》就没有讨论修改的基础。可以说没有陈毅的《十年》，就没有《新四军军歌》。企图否定陈毅对军歌的贡献，是难以服众的。
袁振威积极宣扬父亲功绩是应该的，但也不能否定别的革命前辈的功绩。
（责任编辑 李赞庭）
关于《新四军军歌》的曲作者是著名音乐家何士德，一致公认。而词作者，以往有多种标法：有“陈毅作词，何士德作曲”、有“集体讨论，陈毅执笔”、有“集体创作”、有“陈毅原词，集体改词”等。
《新四军军歌》是怎样产生的？曲作者何士德撰文讲了《军歌》创作的经过：“1939年2月，我奉命调到皖南云岭军部，接受筹备成立军部文化队的任务。这时周恩来副主席已经到了皖南。3月上旬，军部召开会议。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主持欢迎周副主席传达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报告会上，也同时代表军部欢迎我的来到。参加会议的同志们热情地提议我唱一支歌。我就站在桌子上，放声唱了《歌八百壮士》。同志们发现陈毅同志在场，掌声马上又爆发起来，欢迎他唱《马赛曲》。他笑着站起来，用法文唱了《马赛曲》。”“报告会结束后，陈毅同志很有感触地表示，新四军应该创作一支《军歌》，让全军唱起来，以统一思想认识，统一前进步伐。4月初，从项英同志那里传来消息，陈毅同志写了一个《新四军军歌》的初稿（新体诗《十年》），因他马上要到茅山去，留下让我们修改。并委托袁国平、李一氓、周子昆等同志讨论修改，请叶挺、项英同志参加讨论。不久，袁国平同志等已着手修改。一个月之后，我在往军政治部途中遇见项英同志，问他《军歌》的歌词改好了没有？他说：‘还没有，我们改过好几次，还是没有改好。我想还是等陈毅同志回来，由他执笔修改定稿吧。’”（见《大江南北》1985年第2期）。何士德是《新四军军歌》创作的亲历者，他说《新四军军歌》的创作是陈毅提出来的，《十年》是《军歌》的初稿，他的说法应该是有权威性的。
研究项英的学者王辅一在《解放军报》上发表文章谈《新四军军歌》创作的历史背景时写道：“在一次会议上，时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毅提出，新四军应该有一支雄壮的军歌。新四军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项英和大家均表示同意，并委托陈毅写词。陈毅欣然答应，并于3月30日写出歌词初稿《十年》。”王辅一说：“项英接到歌词初稿后，很快同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军政治部宣教部长朱镜我，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诚等讨论研究修改。”是陈毅提出创作《军歌》，《十年》是《军歌》的初稿，王辅一的说法与何士德一致，应该是可信的。
新四军老战士钟期光、傅奎清、吴肃在回忆陈毅的文章中说：“1939年3月，陈毅到皖南军部听取周恩来同志传达党中央指示。在晚会上，他因和周恩来一起去法国留过学，应大家的要求，他用法语唱了《马赛曲》，晚会后，他心情激动，诗兴油然而起，写下了光辉的诗篇《十年》。后来，《新四军军歌》就是以《十年》为基础，经集体讨论，再由陈毅执笔修改而成。”（《新四军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06页）他们还回忆说：“记得在一次干部会上，陈毅同志听我们唱完《新四军军歌》后站起来说：‘你们唱得这样轻松，不能代表我们军歌的感情。一定要唱得深沉激昂。我在写这个歌词时，最后的‘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一句，有同志建议只重复一次就够了。我说不够，必须重复两次，要一次比一次高昂，要有气魄，要意志坚定。这正是我写这个歌时要强调的地方。”（同上，第215页）
陈毅夫人张茜编《陈毅诗词选》时，将《新四军军歌》附在《十年》之后，并注明，“这是陈毅同志为新四军军歌所拟的初稿，军歌后经集体改词，与初稿一起在《抗敌》杂志上发表，现在收于后。本篇热情歌颂新四军继承北伐第四军、红军第四军和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红色游击队前后十余年的光荣传统。取其成数，故名《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陈毅诗词集》中，收录了《十年》，在文后的注释中说：“这是作者为新四军军歌所拟的初稿。”这里肯定《十年》是《新四军军歌》的“初稿”，“后经集体改词”而成《军歌》的表述是符合实际的。
2017年8月3日《金陵晚报》发表了《袁国平之子讲述<新四军军歌>产生真相》一文。袁振威把这篇文章发到微信朋友圈里，还在一些场合，宣扬文章的观点。而这篇文章不过是多年前袁振威写的《袁国平与新四军军歌》一文的采访版。文章最早发表在《上海滩》上，2012年9月22日上海《新民晚报》转载。2016年7月收入袁振威主编的《追寻先辈的足迹》第二集。袁振威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讲这个问题呢？主要就是要大家相信，《新四军军歌》的创作不是陈毅首先提出来的；陈毅的《十年》并非《新四军军歌》的“初稿”；陈毅对《新四军军歌》的贡献，就是“一句话”“两个字”；目的是要披露《新四军军歌》的初稿是出于袁国平之手这个“真相”。
该文在谈到《新四军军歌》的“初稿”时，是这样写的：项英对《军歌》创作提出了三点要求，“袁国平按照项英的要求，遂在军部征集歌词，很快朱镜我、袁国平、朱克靖等就分别写出了歌词初稿，朱镜我及时在政治部组织了讨论，一致认为其中一篇完全符合项英对军歌的要求，确定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完善。”文章怕读者不明白“其中一篇完全符合项英对军歌的要求”的“初稿”出之谁手，于是便借项英之口说：“军歌的创作由袁国平来抓，国平作词是行家，我前面说的《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就是袁国平写的，他抓军歌的创作是最合适的。”接着袁国平自己表态说：“创作军歌的任务是政治部份内的事，我作为政治部主任责无旁贷。”上述项英和袁国平的讲话是加引号的，应该注明出自哪种文献或书刊？否则读者会怀疑是不是作者杜撰的。
该文否定陈毅的《十年》是《军歌》的“初稿”。文中说：袁国平收到陈毅的《十年》后，组织有关人员讨论，“会议一致认为政治部原选定的稿子符合军歌的要求，已经反映了《十年》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而且更加简洁、精练。”陈毅的《十年》在3月30日就交到项英手里了，作者在这里说袁国平在收到陈毅《十年》之前，也就是在3月30日前，他写的军歌歌词已经完成，只是在征求陈毅意见时，陈毅建议将“光荣北伐武昌城下雕刻着我们的姓名”中的“雕刻”二字改为“血染”。如果说军歌歌词在收到《十年》之前就已创作完成，陈毅只改了两个字，那为什么军歌歌词中许多词句来自《十年》？
《十年》
光荣北伐行列中
我们继承着革命者受难的精神
在南国的罗霄山
风雪饥寒
穷山野营
我们在大江南北，向敌后进军
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新四军军歌》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孤军奋斗罗霄山上
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
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
扬子江头淮河之滨
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从上述对照，可以看出《新四军军歌》是在《十年》基础上修改加工的明显轨迹，而决不是像袁振威说的：陈毅对军歌的贡献只是“一句话”“两个字”。
陈毅作为“歌词”初稿的《十年》大家都看到了，但袁国平创作的“初稿”在哪里？大家没有见过。《新四军军歌》歌詞是在陈毅《十年》基础上，经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集体讨论修改而成，是集体创作的成果，当然其中也包括袁国平在讨论修改中的贡献。《十年》是陈毅创作的，而《新四军军歌》与《十年》在思想内容上有着内在密切的联系；但《军歌》毕竟与《十年》又有很大的不同。有人认为“集体作词，陈毅执笔”，反而把陈毅降低为一个集体讨论的记录者了。标陈毅执笔，大多是从陈毅创作《十年》考虑的。单标“集体作词”，又难体现陈毅《十年》对《军歌》的重大贡献。也有标“陈毅原词，集体改词，何士德谱曲”这比较符合实际。没有《十年》，《军歌》就没有讨论修改的基础。可以说没有陈毅的《十年》，就没有《新四军军歌》。企图否定陈毅对军歌的贡献，是难以服众的。
袁振威积极宣扬父亲功绩是应该的，但也不能否定别的革命前辈的功绩。
（责任编辑 李赞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