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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在衡阳招考时,曾志正在读女子师范学校。听同学说讲习所教的是军事,这个喜欢运动的女学生来了精神,赶过去报名,把名字改成曾志。那时她叫曾昭学,7岁就许配给长沙一个豪绅之家。曾志出生于1911年,那一年发生了辛亥革命。那个时代的女人命运都很相似:自小缠足,早早许下婆家,然后结婚生子,操持家务。曾志的父亲是个新派人物,毕业于长沙法政学院。祖父悬壶济世,当过把总(相当于县武装部长)。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和追求民主的时代,曾志幸运地保住了天足,还被婆家送到教会小学读书。以培养农民运动斗争骨干为目的的讲习所,招收的学员大多是青年学生。第一次军训后,十几个女生都退出了,只有曾志要求留下来。穿军装、扛大枪、出操、行军、摸爬滚打……,讲习所里的惟一女兵,让曾志成为1926年衡阳城的新闻人物。这一年,曾志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928年3月,曾志目睹了夏明震(中共郴州特委书记)在暴乱中被乱刀砍死的惨状。夏明震是曾志的第一任丈夫,被害时年仅21岁。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是他的胞兄,兄弟二人前后两天之内为革命捐躯。曾志没有转过头去逃离随时掉脑袋的险恶境地,又同第二任丈夫蔡协民奔向井冈山,跟着朱德、毛泽东反围剿、开辟闽西根据地。1934年,蔡协民(曾任中共漳州县委书记)被叛徒出卖,在厦门狱中被杀。
战争年代,曾志在苏区打游击,在白区做地下工作。她以西药店老板太太的身份为中共福建省委工作,也曾和福州市委书记陶铸假扮夫妻。无数次躲过刺刀搜索、躲过盘查、躲过密集的子弹炮弹。她曾经一夜徒步120里,一顿吃下26个荷包蛋,几次在伤寒疟疾中走到死亡边缘。作为女人,曾志为革命付出巨大牺牲。被杀害的两任丈夫,他们的儿子也命运悲惨:两个儿子生下后送人抚养;另一个儿子不足月时被组织强行送人,换取经费。曾志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我总认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一心扑在工作上,不该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带孩子。”建国后找到活下来的两个儿子,一个在井冈山务农,一个落下终身残疾。
曾志性情豪爽,为人刚烈,美貌出众,不惧男权。在井冈山时,她为女红军鸣不平,被毛委员称为“女皇”。曾志不愿服侍在丈夫身边,总是自己独辟天地。1938年武汉失守后,陶铸去鄂中边区打游击、开创抗日根据地。曾志来到荆门,化名曾霞,在满目焦土的空城开了一家“军民合作饭店”,组织起“军民合作运输队”,为抗日军队提供饭食、运送给养。日本投降后,夫妻二人奉命从延安来到东北,陶铸任辽宁省委、辽吉省委书记。曾志在一线任沈阳市委组织部部长、辽吉一五地委副书记,在城市组织工人武装,在农村发动群众清匪清霸、搞土地改革、支援解放军攻打东北;建国后,陶铸任广东省委书记,曾志任广州市工业部长、市委书记,搞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搞技术革命和大炼钢铁。1954年,陶铸为了调和矛盾,拿掉曾志人大代表的名额。曾志感到委屈,给毛主席写信,讨回资格。独立不羁、刚直不阿,曾志的性格深受胡耀邦赏识,在65岁高龄担任中组部副部长,解放了大批老干部和科技人员。“办事勤勤恳恳,对待干部公道正派”是部长胡耀邦对曾志的评价。
陶铸在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第四号领导人位置上被打倒,主张独立的曾志来到北京和陶铸朝夕相处,囚禁在中南海卍字廊住宅里3年之久。最后一年,3个警卫24小时看守在身边。曾志的身体在战争年代损耗过度,六十60年代后,体重一直不足80斤,疾病缠身。这对患难夫妻和革命战友共同经受着肉体和精神的折磨,相濡以沫,曾志用细致而理性的文字写下来,是一段史料,也是渗透骨髓的痛苦和依恋。他们被赶出中南海时,陶铸已是癌症晚期,“疏散”到安徽合肥后,很快在孤独凄凉中死去。
曾志下放到极度贫穷的粤北插队劳动。女儿总是问曾志:你怨不怨毛主席?曾志认为这个问题很肤浅。她说,我跟随主席半个世纪,并不是靠个人感情和恩怨,而是出于信仰。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对我的指路人也永存敬意。只有一件事曾志不能承受,那就是不被组织信任、蒙冤难诉。她毕生都在捍卫自己和亲人的清白。她为陶铸洗刷掉历史污点,离世前,3位丈夫的雕像和墓碑都已落成。
1928年3月,曾志目睹了夏明震(中共郴州特委书记)在暴乱中被乱刀砍死的惨状。夏明震是曾志的第一任丈夫,被害时年仅21岁。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是他的胞兄,兄弟二人前后两天之内为革命捐躯。曾志没有转过头去逃离随时掉脑袋的险恶境地,又同第二任丈夫蔡协民奔向井冈山,跟着朱德、毛泽东反围剿、开辟闽西根据地。1934年,蔡协民(曾任中共漳州县委书记)被叛徒出卖,在厦门狱中被杀。
战争年代,曾志在苏区打游击,在白区做地下工作。她以西药店老板太太的身份为中共福建省委工作,也曾和福州市委书记陶铸假扮夫妻。无数次躲过刺刀搜索、躲过盘查、躲过密集的子弹炮弹。她曾经一夜徒步120里,一顿吃下26个荷包蛋,几次在伤寒疟疾中走到死亡边缘。作为女人,曾志为革命付出巨大牺牲。被杀害的两任丈夫,他们的儿子也命运悲惨:两个儿子生下后送人抚养;另一个儿子不足月时被组织强行送人,换取经费。曾志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我总认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一心扑在工作上,不该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带孩子。”建国后找到活下来的两个儿子,一个在井冈山务农,一个落下终身残疾。
曾志性情豪爽,为人刚烈,美貌出众,不惧男权。在井冈山时,她为女红军鸣不平,被毛委员称为“女皇”。曾志不愿服侍在丈夫身边,总是自己独辟天地。1938年武汉失守后,陶铸去鄂中边区打游击、开创抗日根据地。曾志来到荆门,化名曾霞,在满目焦土的空城开了一家“军民合作饭店”,组织起“军民合作运输队”,为抗日军队提供饭食、运送给养。日本投降后,夫妻二人奉命从延安来到东北,陶铸任辽宁省委、辽吉省委书记。曾志在一线任沈阳市委组织部部长、辽吉一五地委副书记,在城市组织工人武装,在农村发动群众清匪清霸、搞土地改革、支援解放军攻打东北;建国后,陶铸任广东省委书记,曾志任广州市工业部长、市委书记,搞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搞技术革命和大炼钢铁。1954年,陶铸为了调和矛盾,拿掉曾志人大代表的名额。曾志感到委屈,给毛主席写信,讨回资格。独立不羁、刚直不阿,曾志的性格深受胡耀邦赏识,在65岁高龄担任中组部副部长,解放了大批老干部和科技人员。“办事勤勤恳恳,对待干部公道正派”是部长胡耀邦对曾志的评价。
陶铸在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第四号领导人位置上被打倒,主张独立的曾志来到北京和陶铸朝夕相处,囚禁在中南海卍字廊住宅里3年之久。最后一年,3个警卫24小时看守在身边。曾志的身体在战争年代损耗过度,六十60年代后,体重一直不足80斤,疾病缠身。这对患难夫妻和革命战友共同经受着肉体和精神的折磨,相濡以沫,曾志用细致而理性的文字写下来,是一段史料,也是渗透骨髓的痛苦和依恋。他们被赶出中南海时,陶铸已是癌症晚期,“疏散”到安徽合肥后,很快在孤独凄凉中死去。
曾志下放到极度贫穷的粤北插队劳动。女儿总是问曾志:你怨不怨毛主席?曾志认为这个问题很肤浅。她说,我跟随主席半个世纪,并不是靠个人感情和恩怨,而是出于信仰。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对我的指路人也永存敬意。只有一件事曾志不能承受,那就是不被组织信任、蒙冤难诉。她毕生都在捍卫自己和亲人的清白。她为陶铸洗刷掉历史污点,离世前,3位丈夫的雕像和墓碑都已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