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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是日本新政府“满月”的日子。一个月来，以“第一位战后出生首相”为特征组建的安倍政府，其政治属性始终是人们观察的对象，所选择的内政、外交政策更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安倍政权的战略派属性及其意义
安倍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日本政治生活中的三个转变：第一是“1955年体制”余波的彻底消亡。尽管1993年自民党下台后，以“保革对立”为基本特征的“1955年体制”就已经宣告结束。但是，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结构转换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在过去的10余年里，旧的保守政治势力与改革旗号下的新型政治结构的鼓吹者之间的较量一直存在，所以作为“旧体制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治代表人物”的小泉才显得十分另类和怪异。实际上，小泉及其推行的政治路线，都不过是日本通往新世纪大国道路中的过渡，当权力真正转移到战后出生的政治家手中，以国家利益作为惟一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标准的战略派便取代和改变了原有保守政治。因为，在战略派政治家看来，要谋利益、谋长远，而道德并不是一个必须计算在内的考量。于是，也就彻底消除了“1955年体制”的政治余波。
第二是权力模式与决策机制重心的转移。在“1955年体制”下的日本决策过程由官僚主导，作为代议政治结构中枢的各级议会中的议员在很大程度上听命于高度专业化的官僚系统，即所谓“政高党低”。1993年以后的政治改革不断扭转着这种局面，朝着“党高政低”的方向变化。小泉执政时期更是努力加强首相权限，力图形成以首相官邸为中心的放射型权力金字塔。安倍从小泉手中接过政治接力棒后，进一步强化了首相权限，不仅在任命阁僚上贯彻自己的政治意图，仿效美国成立中央情报局，成立了直接对首相负责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还破例设置5名首相辅佐官担负专门领域的责任，从而彻底告别了“官僚主导政治”，使政治权力核心集中到首相一身。
第三是政治意义上的“战后时代”的结束。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曾根政府就曾推动“战后政治总决算”，试图把历史的一页尽快翻过去。从那时起，告别战后一直是历代首相的政治梦想，但日本却始终背负着侵略战争的沉重包袱。究其原因，日本的右翼和民族保守主义政治家总是想用歪曲历史的方法去消弭自己不光彩的过去，但歪曲的结果是重新刺激和击活了历史，历史的一页非但没有翻过去，反而遗留到今天。安倍上台后改变了小泉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做法，与中、韩达成某种默契。在2006年10月9日中日联合发表的新闻公报中，中日“双方同意，继续遵守《日中联合声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和《日中联合宣言》的各项原则，正视历史，面向未来，妥善处理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问题，让政治和经济两个车轮强力运转，把日中关系推向更高层次。双方同意，努力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实现日中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显示出一直种面向未来的超越姿态。
安倍政府的基本政治经济政策
作为大国道路上的目标，安倍晋三力主修改宪法，支持日本自卫队获得更大的行动自由。在10月18日举行的朝野政党党首电视辩论上，安倍明确提出自己作为执政的自民党总裁，“要将修改宪法尽早提上政治日程，发挥出应有的政治领导力量。”并列举了修改宪法的三点基本理由：“第一，现行宪法产生于美国占领时期，因而在制定过程上存在问题；第二，某些内容已经落后于时代；第三，宪法中关于国家的形态、政治理想等内容要由国民自己来书写。” 为此，不断强调在学校教育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并加强与在野党方面的协调，努力在秋季国会上推动《国民投票法》的审议。
明眼人都知道，所谓“日本公民自己书写国家形态和政治理想”，实质上仍不外是日本政治家引导下的产物。尤其是对曾经遭受过日本侵略的邻国而言，警惕日本国家发展道路上的任何变动，自有其历史和现实中的原因和理由。所以，安倍要实现所希望的修宪，除了国内支持外，还需要国际社会的谅解;既然安倍在对外战略上，较之小泉提出了一些更广阔、用意也更深的目标。当然也就需要在向亚洲邻国解释自己的政治蓝图和构想上投以更多心血。
在外交事务上，继续维持与美国的“全球同盟关系”，其延长线上提升自身军事力量，主张以美日同盟为主，加强和印度及澳大利亚等“民主国家”的合作。安倍在自己的就职演说中明确表示，“日本要为进一步巩固日美同盟基础的日美信赖关系，完善日本首相官邸和美国白宫经常进行沟通的机制”。在安倍看来“俄罗斯也是日本的重要邻国，日俄关系的发展将为两国带来益处的潜在可能性很大。即便是从这一点出发，日本也要坚持不懈地努力解决两国间的领土问题。” 他还表示，日本将进一步增进与东盟合作，同时，要与澳大利亚、印度等“与日本拥有共同价值观国家”开展首脑级战略性对话。安倍在对外政策上强调，日本将继续为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努力，并致力于联合国的改革。
在经济改革方面，安倍政府赞同和支持小泉的经济改革方案，将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公共事业的支出，以技术革新的力量和开放的姿态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为此，新政府要在医药和信息技术等各个领域制定和实施到2025年的长期战略指针。鉴于日本的贫富分化正越来越严重，安倍提出了“再挑战计划”，试图为经济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提供一个重新发展的机会。按照安倍本人的表述，日本目前的财政状况非常严峻，加上总人口从去年开始减少，而老年人口不断增加，因此未来一代的负担将愈加沉重，他要努力推进岁出与岁入一体化的改革，继续维持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减轻国民负担，建设精悍的“肌肉型政府”，构筑可持续的“日本型社会保障制度”。
面对横亘在新政府面前的两难选择是既要解决政府巨大财政赤字，又要推进经济自律性复苏后的良性发展，所必须的就是增加税收。对此，安倍在10月19日召集咨询机构“政府税制调查会”，交代各位委员“税收与国民生活关系密切，请大家认真分析税制对政府财政、经济所产生的影响，研讨当前应采取的税制。” 不过，增加税收虽然必要，却是一个打击政府支持率的“雷区”，所以连小泉那样口口声声说“改革无禁区”的首相，也只能把增加税收的难题留给后任去处理。今天安倍的增税努力，到底是一种政治姿态，还是真的要触动政治难题尚需要观察。至少在立足未稳，又要考虑明年参议院半数选举的难题的情况下，还会停留在“税制讨论”的阶段。这也体现出安倍政府的政治精明——在经济难题上既要向公众做出积极解决问题的姿态，又要小心回避风险，等待适合的时机来施展政治抱负。
适应战略需要的中日关系调整
如何处理与中、韩两国的外交关系，是人们关注安倍政府走势的另一个焦点。当前的中日政治关系正处在一个“活血化瘀”的恢复阶段。有分析认为，安倍及其追随者在政治上属于日本新一代战略派集团，而在战略派政治家的眼中，观念性的问题——无论是意思形态还是历史观念、文化价值，统统不如利益来得重要。正是因为如此，身为日本首相的安倍，为了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可以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忍让，也可以放低身段，与中、韩等国商讨共同研究历史问题，努力发挥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控制政府阁僚在秋天的祭礼上不去参拜靖国神社，还针对朝鲜核问题的复杂局面，向中国作出“日本一定会坚持‘无核三原则’，请放心。”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5年来困扰中日关系的“死结”，仿佛成了“活套”，中日双方的要人正通过频繁往来和接触，积极营造一种较好的政治关系。同时。安倍在改善与中韩关系上的努力也为他自己赢得了较好的政治名声。统计表明，一个月来安倍政府的支持率已经从组阁时的40-50%，上升到70%以上。国民支持率的上扬还表现在10月里发动的两个国会议员空缺补选中，自民党击败了民主党进攻而双双获胜，这也从日本内政的侧面表明了日本新政府今后继续维系良好的邻国关系的必要性。
当然，历史问题并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也不是中日政治关系的全部。两国之间在领土争端、领海及经济水域划界、各自的安全关切等双边问题上，在整个世界战略格局上的关系，并没有因靖国神社问题的缓解而发生本质转变。但毕竟中国在日本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超过美国，日本经济本身也已深深地与中国经济融在了一起。日本希望以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税收的增加，希望能提高消费税税率，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日本经济新闻》认为，希望发展日本经济的安倍也不得不继续考虑日中关系。
人们还记得，安倍在首相就职演说中阐述其对外政策时，强调日本迎来了向“主张(自主)外交”的转变期。他曾说：“中国和韩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日本与中韩两国在以经济为中心的广泛领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紧密关系。我认为，日本加强与中韩两国的信赖关系对亚洲地区及整个国际社会是极为重要的，为了能以面向未来的态度坦诚进行对话而共同努力是重要的。”假如安倍政府能够认清日本国家根本的长远利益所在，并继续为之努力的话，东北亚大国关系的改善是有着光明前景的。
（本文责任编辑：刘万镇）
安倍政权的战略派属性及其意义
安倍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日本政治生活中的三个转变：第一是“1955年体制”余波的彻底消亡。尽管1993年自民党下台后，以“保革对立”为基本特征的“1955年体制”就已经宣告结束。但是，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结构转换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在过去的10余年里，旧的保守政治势力与改革旗号下的新型政治结构的鼓吹者之间的较量一直存在，所以作为“旧体制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治代表人物”的小泉才显得十分另类和怪异。实际上，小泉及其推行的政治路线，都不过是日本通往新世纪大国道路中的过渡，当权力真正转移到战后出生的政治家手中，以国家利益作为惟一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标准的战略派便取代和改变了原有保守政治。因为，在战略派政治家看来，要谋利益、谋长远，而道德并不是一个必须计算在内的考量。于是，也就彻底消除了“1955年体制”的政治余波。
第二是权力模式与决策机制重心的转移。在“1955年体制”下的日本决策过程由官僚主导，作为代议政治结构中枢的各级议会中的议员在很大程度上听命于高度专业化的官僚系统，即所谓“政高党低”。1993年以后的政治改革不断扭转着这种局面，朝着“党高政低”的方向变化。小泉执政时期更是努力加强首相权限，力图形成以首相官邸为中心的放射型权力金字塔。安倍从小泉手中接过政治接力棒后，进一步强化了首相权限，不仅在任命阁僚上贯彻自己的政治意图，仿效美国成立中央情报局，成立了直接对首相负责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还破例设置5名首相辅佐官担负专门领域的责任，从而彻底告别了“官僚主导政治”，使政治权力核心集中到首相一身。
第三是政治意义上的“战后时代”的结束。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曾根政府就曾推动“战后政治总决算”，试图把历史的一页尽快翻过去。从那时起，告别战后一直是历代首相的政治梦想，但日本却始终背负着侵略战争的沉重包袱。究其原因，日本的右翼和民族保守主义政治家总是想用歪曲历史的方法去消弭自己不光彩的过去，但歪曲的结果是重新刺激和击活了历史，历史的一页非但没有翻过去，反而遗留到今天。安倍上台后改变了小泉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做法，与中、韩达成某种默契。在2006年10月9日中日联合发表的新闻公报中，中日“双方同意，继续遵守《日中联合声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和《日中联合宣言》的各项原则，正视历史，面向未来，妥善处理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问题，让政治和经济两个车轮强力运转，把日中关系推向更高层次。双方同意，努力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实现日中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显示出一直种面向未来的超越姿态。
安倍政府的基本政治经济政策
作为大国道路上的目标，安倍晋三力主修改宪法，支持日本自卫队获得更大的行动自由。在10月18日举行的朝野政党党首电视辩论上，安倍明确提出自己作为执政的自民党总裁，“要将修改宪法尽早提上政治日程，发挥出应有的政治领导力量。”并列举了修改宪法的三点基本理由：“第一，现行宪法产生于美国占领时期，因而在制定过程上存在问题；第二，某些内容已经落后于时代；第三，宪法中关于国家的形态、政治理想等内容要由国民自己来书写。” 为此，不断强调在学校教育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并加强与在野党方面的协调，努力在秋季国会上推动《国民投票法》的审议。
明眼人都知道，所谓“日本公民自己书写国家形态和政治理想”，实质上仍不外是日本政治家引导下的产物。尤其是对曾经遭受过日本侵略的邻国而言，警惕日本国家发展道路上的任何变动，自有其历史和现实中的原因和理由。所以，安倍要实现所希望的修宪，除了国内支持外，还需要国际社会的谅解;既然安倍在对外战略上，较之小泉提出了一些更广阔、用意也更深的目标。当然也就需要在向亚洲邻国解释自己的政治蓝图和构想上投以更多心血。
在外交事务上，继续维持与美国的“全球同盟关系”，其延长线上提升自身军事力量，主张以美日同盟为主，加强和印度及澳大利亚等“民主国家”的合作。安倍在自己的就职演说中明确表示，“日本要为进一步巩固日美同盟基础的日美信赖关系，完善日本首相官邸和美国白宫经常进行沟通的机制”。在安倍看来“俄罗斯也是日本的重要邻国，日俄关系的发展将为两国带来益处的潜在可能性很大。即便是从这一点出发，日本也要坚持不懈地努力解决两国间的领土问题。” 他还表示，日本将进一步增进与东盟合作，同时，要与澳大利亚、印度等“与日本拥有共同价值观国家”开展首脑级战略性对话。安倍在对外政策上强调，日本将继续为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努力，并致力于联合国的改革。
在经济改革方面，安倍政府赞同和支持小泉的经济改革方案，将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公共事业的支出，以技术革新的力量和开放的姿态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为此，新政府要在医药和信息技术等各个领域制定和实施到2025年的长期战略指针。鉴于日本的贫富分化正越来越严重，安倍提出了“再挑战计划”，试图为经济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提供一个重新发展的机会。按照安倍本人的表述，日本目前的财政状况非常严峻，加上总人口从去年开始减少，而老年人口不断增加，因此未来一代的负担将愈加沉重，他要努力推进岁出与岁入一体化的改革，继续维持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减轻国民负担，建设精悍的“肌肉型政府”，构筑可持续的“日本型社会保障制度”。
面对横亘在新政府面前的两难选择是既要解决政府巨大财政赤字，又要推进经济自律性复苏后的良性发展，所必须的就是增加税收。对此，安倍在10月19日召集咨询机构“政府税制调查会”，交代各位委员“税收与国民生活关系密切，请大家认真分析税制对政府财政、经济所产生的影响，研讨当前应采取的税制。” 不过，增加税收虽然必要，却是一个打击政府支持率的“雷区”，所以连小泉那样口口声声说“改革无禁区”的首相，也只能把增加税收的难题留给后任去处理。今天安倍的增税努力，到底是一种政治姿态，还是真的要触动政治难题尚需要观察。至少在立足未稳，又要考虑明年参议院半数选举的难题的情况下，还会停留在“税制讨论”的阶段。这也体现出安倍政府的政治精明——在经济难题上既要向公众做出积极解决问题的姿态，又要小心回避风险，等待适合的时机来施展政治抱负。
适应战略需要的中日关系调整
如何处理与中、韩两国的外交关系，是人们关注安倍政府走势的另一个焦点。当前的中日政治关系正处在一个“活血化瘀”的恢复阶段。有分析认为，安倍及其追随者在政治上属于日本新一代战略派集团，而在战略派政治家的眼中，观念性的问题——无论是意思形态还是历史观念、文化价值，统统不如利益来得重要。正是因为如此，身为日本首相的安倍，为了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可以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忍让，也可以放低身段，与中、韩等国商讨共同研究历史问题，努力发挥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控制政府阁僚在秋天的祭礼上不去参拜靖国神社，还针对朝鲜核问题的复杂局面，向中国作出“日本一定会坚持‘无核三原则’，请放心。”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5年来困扰中日关系的“死结”，仿佛成了“活套”，中日双方的要人正通过频繁往来和接触，积极营造一种较好的政治关系。同时。安倍在改善与中韩关系上的努力也为他自己赢得了较好的政治名声。统计表明，一个月来安倍政府的支持率已经从组阁时的40-50%，上升到70%以上。国民支持率的上扬还表现在10月里发动的两个国会议员空缺补选中，自民党击败了民主党进攻而双双获胜，这也从日本内政的侧面表明了日本新政府今后继续维系良好的邻国关系的必要性。
当然，历史问题并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也不是中日政治关系的全部。两国之间在领土争端、领海及经济水域划界、各自的安全关切等双边问题上，在整个世界战略格局上的关系，并没有因靖国神社问题的缓解而发生本质转变。但毕竟中国在日本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超过美国，日本经济本身也已深深地与中国经济融在了一起。日本希望以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税收的增加，希望能提高消费税税率，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日本经济新闻》认为，希望发展日本经济的安倍也不得不继续考虑日中关系。
人们还记得，安倍在首相就职演说中阐述其对外政策时，强调日本迎来了向“主张(自主)外交”的转变期。他曾说：“中国和韩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日本与中韩两国在以经济为中心的广泛领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紧密关系。我认为，日本加强与中韩两国的信赖关系对亚洲地区及整个国际社会是极为重要的，为了能以面向未来的态度坦诚进行对话而共同努力是重要的。”假如安倍政府能够认清日本国家根本的长远利益所在，并继续为之努力的话，东北亚大国关系的改善是有着光明前景的。
（本文责任编辑：刘万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