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问题与历史病灶
　　
　　历史观我觉得是可以说点什么的。在旧的历史观崩溃的时候，新的历史观的地基打在哪儿，几根柱子，几根房梁，先盖起一两层，最后可能到七八层，我觉得基本上可以看出来。我觉得我能说到十之六七。
　　应该说，人类的生活有多广，信仰的涉及面就有多广。比如说我们信仰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甚至什么样的婚姻关系、两性关系，等等。你相信那是最理想的，那就是信仰。这是广义的信仰。但是我们通常谈信仰，说的都是所谓终极关怀层面的东西，就是最核心的东西：人生的终极意义在哪里?怎么安身立命?怎么让人生意义最大化?仅就这一点来说，信仰就是在哪儿找到安身立命的处所，找到人生意义最大化的办法，这样做了才觉得死而无憾。我觉得这种信仰是我们通常谈到的最高层次的信仰。
　　很多西方人觉得，上帝是无限的，是永恒的。走近上帝，同化于上帝，你就进入了不朽，进入了永恒和无限。
　　中国儒家也有一套说法。最标准的答案就是张载的《西铭》所表达的：“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就是说，生存的时候按照天地的道理走，与天地万物精神往来，赞天地之化育；死就踏踏实实地死去。他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办法，就这么活，就这么死。他在那套天道人伦、物我关系之中追求我与他人、我与天地万物、我与道融合的最高境界，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就是天地境界。
　　中国现在的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人们曾经信奉雷锋那个广为流传的说法：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假如把“为人民服务”替换成“共产主义事业”，那就变成了保尔的话：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致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致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也是在解答人生的最高价值、最高意义、终极关切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出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流行开来之后，上帝和天道就被置换成了共产主义事业或历史规律。人类从原初走到工业文明，发展出资本主义，然后出现经济危机，等等，这都是史无前例的事。按照苏联或者说斯大林的模式搞社会主义建设，搞现代化，又是全人类都没有的经验。
　　斯大林在前面走，毛泽东在后面跟。他觉得自己能走得更好一点。他有的地方的确要好一点，至少在搞人民公社的时候不像苏联似的那么稀里哗啦。但是后面紧接着他就出了更大的问题——大跃进……。斯大林觉得真理在握，掌握了历史规律，根本不容反对，显现出极端的自负。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面对历史上没有固定答案的问题，无论是谦虚还是自负，都应该允许试错和调整，如果不允许争论，让自负的掌权者一条道走到黑，这才是大问题，而且是中国和俄罗斯历史上的致命之病。于是，核心问题是：我们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都是人类历史上的病灶引发的。
　　
　　寻找我们安身立命的观念体系
　　
　　实际上，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都在寻找一个共同的价值目标。
　　儒家提供的答案，让人们活得很踏实，活得很安宁，不存在所谓信仰的困惑问题。道家和佛家也有一套很完备的说法。甚至到了当代也有，雷锋和保尔的话就为我们提供了答案。总之，哪个时代都有，无非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而已。
　　今天的问题是，没有一种观念能够让大家共同认同，像当年的儒家或者后来的毛泽东思想一样，成为中国文化中一个历史阶段的主流精神。现在没有，但它一定会有的。人们都在寻找它。总有一种说法比较有竞争力，会为大家共同接受。
　　我想，我不知道它在细节上是什么样，但我猜测，在整体上它得满足几个条件：最上面的一点是合乎天理，最下面的一点是合乎人心，中间的一点是合乎日用人伦。中国哲学中有一句话叫做“极高明而道中庸”。冯友兰先生用这两条标准衡量各家学说所达到的水平。
　　“极高明”的意思是，要给人提供一个关于终极意义的解释，要让这个解释达到天地境界。道德境界不够，功利境界更不够，像动物似的自然境界就更不用说了。要与天地合一，与宇宙精神往来，像道家所说的那样，神游无限，这才算是最高境界，解决了人的终极问题。
　　什么是“道中庸”?我先打个比方，一个人“极高明”，可以像道家那样与天地进行精神往来，但每天“和光同尘”，在单位当一个老好人，在家就是一天到晚看电视，吃饱了就睡，这看不出他的高明。他的精神和世俗生活是分开的，“极高明”有了，“道中庸”却没有。怎么办呢?要像儒家，“乾称父，坤称母”—·一天，是我的父亲，地是我的母亲，我呢，就在这中间，皇帝是我的大哥，天下人都是我的同胞，天下万物包括猪马牛羊都是我的朋友，我也如此对待他们。这样，他的日常生活贯彻了日用伦常关系，背后有强大的天理支持、终极意义的支持。这样，“极高明”和“道中庸”就结合得很好。
　　道的说法在毛泽东或者说马列主义那里，变成了历史规律，——只要你遵循了历史规律，加入了为人类解放而努力的伟大斗争，你的生命就进入了不朽，你就如同一滴水融入整个历史潮流，就和历史潮流一起创造了历史。但是我觉得，我们中国碰了这么多钉子，如果还是停留在这个层次，就说明我们对“极高明”的追求没有长进。因为道也好，天理也好，历史规律也好，是人可以掌握的。你掌握了历史规律，我就得跟你走；或者我掌握了历史规律，我就可以指挥你。我是“奉天承运”，我就要“皇帝诏曰”，我成了道的一部分，我就是道的代表，你就得听我的。这是皇权统治的根基。每一个皇帝，拿出来的诏书，一定是“皇帝诏曰”，或“皇帝制日”，其前面一定是“奉天承运”。这个时候，所谓的“道”已经成了一种手段，成为他们统治合法性的证明。道可以被他们利用。他说按照历史规律，我们一定要、一定可以怎么怎么样。你认为你是历史规律的掌握者，你代表了历史规律，那我们就得听你的。我们历史上栽了那么多跟头，我们还要这样来尊重道吗?还信这种东西吗?我们要把它看低点，要超越这种东西。
　　什么概念能够超越它呢?汉语中有一个概念，就是“造化”，可以超越它。造化比道大。如果你说你掌握道了，无非是造化之中多了一个自称掌握道的人，而造化还是造化。你掌握不了造化，你就在造化之中，多了一个自称掌握造化的人，无非让造化变得更复杂而已，但绝不能说你就是造化。
　　然后，“道中庸”，日常生活中的人伦关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过去都得到了道的支持。但现在我们发现，它有问题。我们就不服气。不服气，就要调整这个边界。
　　怎么调整?我们现在所给予的解释一般是来自西方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和义务，——这些概念界定了所谓人伦的边界。
　　权利、义务要在古汉语里找对应的话，就是“分”。安分守己、本分，不要“逾分”，都是这意思。“分”这个词其实比“权利”、“义务”好。它有形象感。它告诉人们，“分”是可以看出来的。到底有几平方米，就在这儿，它给画出来了。众多的 “分”在法律支持下，叠加起来，就成了一个立体化了的“礼”。它叫名教，也叫礼教，核心内容就是对于“分”的规定和证明。
　　这套新结构，上面的依据就是天理，下边的支持就是人心。它在中间，即中庸之道，分寸恰当之道，是一种礼义结构，或者叫名分结构。
　　说到“分”，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认为，当年丁韪良翻译英文“right”这个词时，不应该译成权利，而应该译成“权分”。对于“权利”这种翻译方法，严复当年就批评它“以霸译王”，——“权”是霸道的，“利”也是霸道的，而“right”本身带着合乎王道的正当性。——这么一译，哪有什么正当性?把“权利”译成“权分”不就有正当性了吗?同样，把“义务”译成“义分”不就完了吗?
　　译法一改，我们说的权利义务结构就改成权分结构了，而权分结构的分际和中国古代的名分规定相比，有很多改变。怎么解释这个改变呢?从造化的高度就能解释。造化之中，哪股力量强了，比如说，官权总是堕落，就应该抑制它，让各种力量之间互相制约、制衡，调整官民之分。再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类有柴油了，有化肥了，有农药了，生产者的力量变强了，跟自然界的关系就变了，对环境的伤害能力提高，对环境的权分就要重视起来。造化之中引进了新的力量，整个生产关系也就跟着有了调整。相应的，生产的组织者，那些资本家们，他们的权分也会增长起来，相对于官府，他们有了更大的发言权，同时，社会其他阶层的权分也要加大，比如工人就要组建工会。社会各方面的权分都要跟着调整。
　　这样，中间的层面，就已经改了。
　　下边的这一层面是人心。从儒家的观点看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之初，性本善。你如果追问，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向善之心呢?我们可以从单细胞生命一直追问过来。有同情心的人能够体谅别人的喜怒，有更强的合作能力，于是他有更多的生存机会，能更有效地躲避风险或者联合起来抗击风险，于是就有了生存竞争的优势，生存率更高，死亡率更低。这个解释也合乎我们前边对单细胞生命趋利避害的解释。进化论也能支持我们说的权分结构。
　　其实，每一个人日常生活都有可能形成这么一种结构。下面是本性，上面是造化，中间，不仅仅是洒扫庭除，也是一种深合天理、深合人心的伦理生活。单个人的行为，日常生活中一些简单的行为，已经包含了无限的东西。我们无需外求就可以感受到张载在《西铭》中说的“存，吾顺事；没，吾宁也”的那种踏实。我们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基础。它沿着向外向内两个方向去寻找，它有着日常生活中的一套东西，也包含超越天理的知识。从单细胞生物开始，它一直延续下来，顺着先贤的足迹走来，又超越了前人的高度和深度。这就是我所想象的未来的信念体系。这个体系为我们提供了参赞造化的高度，以及诚恳地合乎本性生活的深度。
　　
　　解释历史的一种模型
　　
　　所有的生物最初都是源于单细胞。单细胞生物存在的问题，生命展开后出现的问题，最终都可以归结到那个根源。顺着分析单细胞生命的思路，物质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都能得到解释。
　　当然，人这个物种出来以后，又产生一个新问题，就是人的精神怎么安顿。吃饱了喝足了，他活着是为什么?也就是说，造化从一个单细胞开始，往前走，最终造出了造化本身不包括的东西，一个精神层面的问题一“我”是干吗的?我有什么用?我活着是为什么?本来，活着为什么在基因的层面上是很清楚的，就是永远活着，再创造新的基因，更多的生命。这就完了。但是人还是要发问，人不会满足于这个答案。不过，寻找新的答案，解决精神问题的答案和解决基因问题的思路是一致的，方向是一致的，最终还可能归结到一个本源之中。
　　单细胞的问题是什么呢?单细胞生命，例如草履虫，放到水里，再滴一滴盐水，草履虫就躲避着盐水。它能感觉到高浓度盐水有害，高浓度的溶液会把它的体液吸光。但若滴下去的是糖水，它就会感知到，这是一种能量，就会向那边移过去，获取它需要的东西。别看是单细胞生物，它已经有一种趋利避害的本能反应。它在事实上进行了比较和计算。如果获取这种利益路程太远，那种能量的浓度很弱，激不起它的行动，它就不去了。只要得不偿失，它就不去，——单细胞拥有利害计算的能力。当然它的计算不用数学符号，它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如果它没有这种本能，不知利害，不计得失，害不知躲，利不知趋，这样的东西你能想象它不会被淘汰吗?它活不下去。
　　所以，计算得越准确，获取收益的效率越高，那个物种就越繁盛。不管是阳光、糖水还是海藻，在同一个竞争的环境里，哪个物种最善于利用资源，而且得大于失，利大于弊，哪个物种就会越来越成功，这就是单细胞生命的利害计算方式：计算付出和得到的关系，“得付比”高的昌盛，“得付比”低的衰亡，“得付比”中等的停滞。“得付比”是负数，活不了几天就死。
　　同样方法可以解释物种的出现、物种的演化、物种的兴衰。例如屎壳郎，它找到了利用能源的独特方式——粪便也是一种能源。自然界竞争太激烈了，它别的不会用，只会用牛粪。所以说，一种生态位出现后，只要能找到利用这个生态位的能源的适当方式，相应的物种就会诞生，就会存在下去。
　　我们人类也是这样的一个物种。人类特殊的技能是会制造工具，认识分辨更广阔环境中的利害，用更多的手段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获取更多的能量和资源。我们可以用符号来表达、交流，能够作出一些推理，深入认识环境，并且使得制造工具、对环境的认识超出个人的经验范围，变成可积累的文化。人类文化核心的一点就是如何更有效地利用能源，趋利避害。比如说，如何获取食物，如何逃避山火野兽的袭击，甚至反过来可以袭击野兽，等等。只不过，人类已经不再是依靠本能，而是依靠文化积累来完成这一过程。
　　好了，我们已经从单细胞生物的计算方法跳跃过来，从生物的进化讲到了人类文化了。人类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生存策略。在不同的环境中，不同的生存策略有不同的得付比。比如说，采集、狩猎两种生产方式，你付出了多少，得到了多少?算一算。如果可采的食物越来越少，可打的猎物也越来越少，也许我们种植和畜牧就更合算。于是，农业，包括种植和畜牧，作为一种生存策略出现了。它的“得付比”比较高嘛。
　　当然，抢劫也是一种生存策略。有人抢你的粮食、抢他的牲畜——暴力集团产生了。如果暴力集团的付出很少，收益很高——用我的话说就是血酬很高、利益很丰厚，而且可以长期维持，那么这个暴力集团就诞生了，不管它是土匪、军阀还是贵族、皇帝。暴力集团是暴力掠夺这种生存策略的载体和化身。
　　同样，农民就是耕种、收割这种生存策略的化身，猎人就是狩猎的策略的化身，牧人就是畜牧的策略的化身，每种生存策略都有自己不同的得付比。有人说世界是平的，我说这个世界上的“得付比”是平的。如果一个行当得付比特别高——所付甚少，所得甚丰，比如说当官，——人们就会蜂拥而去当官。这时候就必须建立一个壁垒，让人轻易进不去。中国人就发明了科举。想当官，你得考。等你付出十年寒窗苦的代价，当上了官，一算，得付比基本还是平衡的。其实历经十年寒窗，也很少有人能够有当官的运气。如果一个人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材 料，那二十年可能也考不上，这辈子可能就瞎了。有这个天赋，超越了官场壁垒，进去了，他们是赚了。但是对于那些笨人来说，可能永远爬不进去，即使爬进去可能也是像范进似的，最后头发白了才考上，那你说他这辈子整体计算是亏了还是赚了?其实还不如去当个杀猪的，日子过得还好点，不那么惨。范进最后是考上了，但他要再晚个五年呢?或者他中了以后没那么顺畅呢?或者是贪得太过分被人当贪官给抓起来呢?就是说他这辈子还是亏的。
　　整个社会有一个均衡的得付比。我们用这个均衡，按照得付比就可以解释很多问题。比如说，政治学或法学上的成本收益计算就是计算义务和权利。如果你的义务特别多，权利特别少，那你是一个被压迫阶级，——你的徭役负担重，可你却没有获得各种劳动保障的权利。如果你是贵族，那就吃铁杆庄稼，干不干每年都有你那一份，权利就多，义务就少。
　　我所要说的历史观或者社会演进观，根本上就从这里出发，都是一种得付比的计算。对于单细胞生物来说是趋多大的利，避多少害的计算；对于法律意义来说就是权利义务的计算；对于市场来说就是成本收益的计算；对于军人和土匪来说就是伤亡风险和血酬的计算。这样，就能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这些领域都给串起来了。所有领域背后都是一个得付比的计算问题。得付比最终是均衡的，是平的。
　　上面说的是正在“建造的那个房子”的基础“地下室”部分。如果再往上“盖房子”的话，就得从中国历史的第一页说起。
　　第一页是黄帝。黄帝为什么跟炎帝打仗，为什么征伐各部落，为什么跟蚩尤打仗，都要从投入和收益的角度解释。核心概念就是暴力的投入和收益，即血酬定律。历史上，社会的主导阶级或者主导的统治集团都是打天下坐江山的那些人。黄帝也是这样。他一出来就要一统诸侯。人家不服，他就开始打。诸侯服了之后，先打炎帝，又打蚩尤，三战然后得胜。中国历史的开篇就是这样。你不喜欢暴力，指望他们签订一个契约来彼此约束，那只能是一种善良的想象。中国的历史从来就是不服就开打，打赢了呢，你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统治者的基础就是这个。
　　再比如夏朝的建立。本来禹要传位给益，夏启不服，就开打，把益打败了，这样夏启就成为夏朝的创始人。本来还是“官天下”，到他这里就开始了“家天下”。然后，商汤灭夏，武王伐纣，都是靠暴力。
　　新的王朝建立以后，就开始“分封天下”，告诉亲戚朋友：这块地是你的，那块地是他的。我把地分给你，你还要按照我制定的秩序来治理。按照这个秩序，你可以决定这一块地上人的生死，让他们贡献你需要的东西。
　　这时候，生产者和暴力集团也开始了博弈。生产者会反抗、偷懒。那好，就用井田制。有公田，种的粮食归公家；再给你一片自留地。但人们在自留地里好好干，在公田里偷懒。干脆，大包干吧，地都给你，你交租子吧。租佃制取代了井田制。
　　统治者和生产者在博弈，但不管怎么说，说了算的是统治者，是暴力集团。暴力集团开始计算，到底用什么样的管理办法收益最高，成本最低。这就可以解释生产关系的变化。暴力集团跟生产集团的关系从那种简单粗暴的、把人当牛马来使的关系逐渐变化。暴力集团慢慢地想办法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做大蛋糕。这样一来，剥夺的相对数量减少，但总体的收益增加。反正就是往“大包干”的方向走，最后稳定下来：个体农民交皇粮，纳税，向地主交租子；地主也交皇粮，国税。维持在双方收益都达到最大化的一个边际。
　　暴力集团内部的关系也在变化。从一个个独立王国演变成郡县制。一个董事长下面聘一堆代理人或几个部门经理，而不是一个商会大老板下面一堆小商会的小老板，那么一个封建的格局。这是中国的暴力集团内部的关系。暴力分散的格局向暴力集中的格局演变。
　　中国文明的大致格局就这么确定下来，一直持续两千年。
　　以暴力集团的计算为主轴，从统治者的角度，以他们能够容忍的取舍标准去算成本和收益，就可以来分析中国历史上一个个不同的王朝、不同的阶段。
　　我的这套理论是直接从暴力的计算开始。利害计算最重要的是生死计算，所以我先算暴力掠夺的收益和代价。
　　我觉得，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说了算，控制了暴力，控制了国家机器，控制了军队、法庭，有了立法权，这时候，我的算法可能就多余了。因为在这时候，作为生产集团的指挥者，资产阶级不靠掠夺为生，但是他又控制了武装力量，控制了掠夺者，那他就可以决定上层建筑。血酬史观到这时就多余了，但仍然有效。为什么没失效呢?因为依然是暴力最强的说了算。
　　只不过这个时候暴力已经被资产阶级控制了，它以一种相对平和的方式显示出来。这时候用唯物史观来解释历史就行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
　　但是很快，用唯物史观也解释不了了。因为后来工会强大起来了，工人也参与立法、投票了，黑人、妇女也有投票权了，你说这还是资本家说了算吗?工人有时候选票比资本家的还多，有时候甚至能使立法政策向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行使；如果生产力发展违背劳工利益，还能限制竞争。这时候唯物史观就不能完全解释了。一个好的办法是用康德设想的自由史观来解释，即每一个自由人通过自己的投票来影响着世界的发展。
　　我说的这套以暴力计算为核心的血酬史观，在解释当今西方社会的时候已经显得多余了，但绝不意味着它就失效。它没失效，只是拐弯拐得太多，扯得太远。
　　
　　我怎么也得有“六十度”吧
　　
　　有人说我在写文章的时候，显得非常“冷静”，是在“做数学题”，是“零度写作”，好像感觉不到有来自情感方面的影响。因此有批评说，吴思是“不道德的”，把这些东西说得这么明白，给一些贪官提供了活教材，使潜规则成了社会的毒药。
　　其实，历史的进退跟道德关系很少，它主要是利害计算的结果。要是看多了历史或者更深地卷入过历史，就会非常清晰地认识到，道德的力量是存在的，但力量是有限的，我们给它百分之二三十的权重就很可以了，如果想用它来解决百分之七八十的问题，必定失败。给道德的负担太重了，是在戕害它，最后让人对它失望。
　　批评我的人大概没看明白我写的东西。我从来没有说别讲道德，无非是说别用道德来解释一切。用利害关系去解释百分之七八十的事挺好。如果用利害关系就能解释百分之百的事，干脆就别说道德。
　　这不等于道德不存在。战争时候，人吃人，道德吗?不道德。可也能看出一些道德。有一个最明显的可计算办法。据说人肉和牛羊肉味道差不多。李自成围困开封时，市场上有人肉卖。按说，味道差不多，应该价钱一样。可还是牛羊肉贵，人肉便宜。人性、道德就隐藏在这里呢。我没有不讲道德，无非是想给它适当的权重。你不同意这个权重，那咱们可以讨论，你说多少权重更好?总不能百分之百吧?
　　我觉得，说我的计算“不讲道德”也好，或者你说我是“零度写作”也好，都没说确切。重要的是，我说出了事实，说出社会是怎么运行的，利害是怎么计算的。我觉得，批评我的人，对于那些贪官污吏有用这点他算出来了，这只是其一。但还有其二。其二是什么呢?要知道，被伤害者也会算。他们原来觉得，清官、父母 官、好心的领导，都像天使一样，蒙着温情脉脉的面纱。但用我的方法一算，知道了，哦，他们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得防范了。或者再算算，我们如果跟他死磕，我们可能损失渗重，最后还得失败。权衡过了，磕得过就磕，磕不过就先让步。最后一算成本和收益，可能是所得大于所失。还有其三，我们可以用成本收益计算的方法，从根本上解决不正之风的问题。
　　对于潜规则这个病根子，道德的药一副一副用下去，几千年都治不好。那些鼓吹道德的人为什么不去看看这些药管不管用?我们不停地进行道德教育，整风，推出一些英雄模范人物，总之，基本路子就是思想政治工作吧。你不能说它没用。但是有百分之二三十的用就不错了，——可能就这还高估了。更多的百分之七八十的分量应该是让他的乌纱帽攥在公众手里。你欺负我，我们大家投票让你下台。这样，这个机制就变成一种利害计算的机制。潜规则有什么大不了的?潜规则对上面来说没法办，但是每一个潜规则的受害者都是明白人。你潜规则我我就投你的反对票，你就得下台。这一下，所谓风气不正的问题、腐败的问题，一下子变成实实在在的利害计算了。你干的那个事你可能丢百分之多少的选票，你的竞争者会不会揪住你不放，一下子就算得清清楚楚。这样一来，整个是釜底抽薪，改良了土壤。你把这产生潜规则的土壤改成一个民主的投票的土壤，那这些东西不都没了吗?至于还有些人，确实坏，但我们已经解决了百分之七八十的问题，只剩下百分之二三十的问题了，到这时候再用道德这剂药。
　　批评我的人只知其一，就是人关在屋里看书可以学坏；不知其二，就是老百姓看书可以学精；还不知其三，就是如果我们把病根子找到了，给它改了，就不会有那种潜规则了。
　　如果把这三条都算上来，我觉得我不是零度。如果最高温度是一百度，我怎么也得有“六十度”。我不知道“一百度的叙述”是什么，“一百度的叙述”可能是热情洋溢的诗歌，用来写历史恐怕反而让人看不下去。
　　我可以讲一下我是怎么走过来的。
　　上中学的时候我是学生干部，团支部书记，思想很“左”。学校组织我们学工、学农，可实际上到工厂去看才发现，工人一天只干三个小时的活，剩下的时间都闲着，谁干得多了，还受到指责，因为这样一来大家就显得落后了。——哎，这些工人和毛主席说的那个大公无私的最先进的阶级不一样啊。我们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发现贫下中农也偷懒，干公家的活，出工不出力，五分之一的力气都没拿出来，到自留地去干活却很卖命。反倒是那些地主富农因为害怕，还比较勤快，越根红苗正越敢偷懒。我所看到的东西和讲的大相径庭，那时候世界观的根基就开始动摇。情感也跟着逆转，本来满腔热情地想去热爱人民，现在成了一种由希望转成失望带来的愤恨。但又不敢说不爱人民，对人民充满怨恨。
　　当时我意识中浮现的计算都是堂堂正正的。比如说我们生产队要成为学大寨的标兵、模范，要成为县里的模范、省里的模范，如果有余力的话争取成为全国的模范，可以和大寨有一比。反正这目标越高越好。当时是全国学大寨，成功了当然对国家和人民都有利。但当时的人不会问这个问题。当时那种精神状况是一种强烈的信仰，就是觉得如果中国普及大寨县了，那么中国的农业问题全解决了，中国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富强国家了。这就像号召学雷锋的时候，就想，学好了雷锋，中国就是一个到处是天使的国家。并没有想到要追究一下行为背后的含义。我详细看过昔阳县的档案，当年，毛泽东派纪登奎去昔阳考察，调查的是普及大寨县具体的实现途径。陈永贵陪着纪登奎到昔阳各处去，见各种各样的人，讨论普及大寨县的问题。那已经是最高层决策了。但他们只是讨论怎么干，至于该不该干，甚至可行性如何之类的问题，根本就没有问到。
　　我1982年大学毕业，1984年年底就是副处级了，在农民日报社当总编室副主任，刚当上这个官儿，觉得腰杆子很直，不一般。但是当官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每天晚上上夜班，有点什么差错都是你的事，还要把大家拢好，把活干好，你要自己想干点事反而没时间了。慢慢地就有一种强烈的为他人作嫁衣的感觉，觉得当官就必须为他人作嫁衣裳，无论你是否喜欢那个人，是否喜欢当裁缝。自己有很多想干的事没法干，自己想看的书没时间看，想写的东西没法写，内心就吵嚷起来了，觉得我的才能不在这儿，我最想要的东西不是这个。后来我就要求给我换到一般人都不愿去的群工部。再后来报社成立机动记者组，我努力进了机动记者组。这一来，爱去哪儿去哪儿，爱写什么写什么，干的事都是自己喜欢的。我觉得这种选择对我来说，太正常了。不这样做，我才觉得是因小失大，因名失实。
　　我觉得我更喜欢自己选择的生活。我躲避的东西对我来说是得不偿失的。
　　我非常清楚那些当官的人日子是怎么过的。所谓高官厚禄的日子，对我来说不是想象，就是熟悉的一部分，对我来说没有神秘感，没有诱惑，反而让我看到它内在的简陋和苍白。他们付出的代价我不愿意付。他们身不由己，难得自由自在，让我拿机动记者的生活来换我都不愿意，那我为什么要奋斗那么多年去追求那样的未来呢?
　　现在想一想，我的父辈们，有的人怀疑不深，有的人怀疑极深，而且比我们还要痛苦，因为他们陷得比我们深。我们陷到二十岁出头就拔出来了，他们是一直陷到四五十岁才开始往外拔，所以他们痛苦、怀疑，痛彻心扉的感觉远远超过我们。
　　我觉得，如果人们找到了可以安顿身心的清晰的理论体系，知道自己要什么，就不会被很多身外之物比如浮名、虚利迷惑得那么深。他们会更踏实。当个扫大街的也好，当个卡车司机也好，当个编辑记者也好，当个省长、部长也好，都会自尊、自得。有一双巧手，就当一个好钳工；有一个好头脑，就当一个好教授、好研究员；有一支好文笔，就当一个好编辑或者好作家，都会觉得活得很尽兴。那时候人们就会心安理得，就会不那么敬仰高官厚禄发大财。
　　实际上，我是从党那里出来的，毛泽东时代我就入党了，我是一路被当做接班人来培养的，——从小就是班干部，一插队就是生产队指导员、大队副书记，然后是模范，然后上了大学(人民大学，党自己的学校)，当班长、学生会主席，都是党一路培养的，然后忽然转身，调整了自己的人生之路。不过这不是我的本意。我的本意是描述我认识到的事实和真相，可以说，这是遵循前辈要求我们实事求是的教导。
　　所谓不露声色，其实是一种叙述策略。我很多时候还是很有情绪的。比如说我讲李自成造反，老百姓喊：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我要是那时候的老百姓我也一样高兴。终于吃一顿饱饭，太幸福了，这时候我就直接跳出来说话了，忍不住啊。再比如说，崇祯皇帝为他那个帝国，不近女色，每天都兢兢业业干十几个小时。放我在他那个位置，凭良心说我做不到。我就讲，皇帝也不容易啊。这种说法你说是调侃吧，其实也不完全是，我是真心地对他表示同情。其实这个味道都在里面，也不是所有的时候都不露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