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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的传记对照起来读会有意外的发现。比如读了韩国总统朴槿惠的传记 《绝望锻练了我》，再读金大中的回忆录，你会看到对同一桩事件会有不同的描述。前不久刚刚读完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巧的是接下来又看到了李向东、王增如的 《丁玲传》。其中沈从文和丁玲之间的是非恩怨，两书自是各有着墨之处。
《丁玲传》 作者之一王增如是丁玲生前最后一任秘书，在史料占有方面很有权威性。然而，作者在叙述中并未为尊者讳，而是尽量写出传主一生的复杂性，其中写到丁玲与沈从文的反目，亦尽量诉诸公允的笔墨。不过作者透露，丁玲晚年之所以向沈从文发难，首先是因为受不了沈从文早年在 《记丁玲》 中表现的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在丁玲看来，沈从文把她和胡也频都视作天真幼稚的激进青年而加以嘲弄。
丁玲、胡也频和沈从文的故事始于一九二五年的北京。丁玲与胡也频一见钟情，沈从文已经是胡也频的好朋友，三人间的友谊热烈而浪漫。一九二七年后他们同到上海，创立“红黑社”，出版 《红黑》 和 《人间杂志》。即使在胡也频加入左联之后，倾向新月派的沈从文仍然和他亲如手足。一九三一年初胡也频被捕、牺牲，沈从文作 《记胡也频》 以示悼念。尽管沈从文并不赞成胡也频的革命活动，但他的哀悼是真诚的。在张新颖的 《沈从文的后半生》 中也记叙了沈从文陪伴丧夫的丁玲与孩子回湖南常德，将也频的遗孤交由丁玲母亲抚养。一九三三年夏，丁玲被捕后，沈从文又全力营救，连发两个营救声明。讹传丁玲牺牲后，他写下 《记丁玲》 和 《记丁玲续集》，寄托自己的哀思。但偏偏就是由于沈的回忆文章，惹出了两人晚年的一桩公案。
沈从文误以为丁玲牺牲时写道：“这个作家生来如何不辜负自己的日子，如何爽直，勇敢，活泼，热情，到这世界上来打发每一个日子……她哭过，笑过，在各种穷困危难生活里将一堆连续而来的日子支持过，终于把自己结束到一个悲剧里死去了。她的作品与她的生活，皆显示天才与忍耐结合而放出异常美丽的光辉。她赠给年轻人的希望和勇气，应当已经够年轻人立起来做个结实硬朗的人的分量了……”《丁玲传》 的作者非常肯定地认为，沈从文写丁玲确是“充溢着敬意、惋惜与深切的爱怜”。
这样美好的描述何以惹得丁玲勃然大怒？五十年后，丁玲已七十六岁，沈从文七十八岁，都是年届八旬的老人，他们非但没能带着美好友谊离世，反而把怨恨和伤心带进另一个世界，甚至还留给两家后人一定的隔阂。事情的缘起是丁玲写了一篇题为“也频与革命”的文章，刊登于 《诗刊》一九八〇年第三期。丁玲完全是一副战斗口气，名曰“说明真相”，其实是痛骂沈从文。文中称沈从文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岸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绅士”，又称 《记丁玲》 是一篇“编得很拙劣的‘小说’”。
邵燕祥当时是 《诗刊》 副主编，刊发了丁玲的文章后，他内心有些不安，写信向沈从文解释事情的始末，沈回信说：“依照近三十年社会习惯，有‘权力’即有‘道理’，我得承认现实，不会和她一般见识，争什么是非。”但他决定在 《沈从文全集》 中不收 《记丁玲》 和 《记胡也频》，作为一种无言的抗议。
沈从文本人从来没有公开回应过丁玲的文章，但内心的悲愤是长久无法消除的。私下里他在致施蛰存的信中分析丁玲撰文的用意，“只图自己站稳立场，不妨尽老朋友暂时成一‘垫脚石’，亦可谓聪敏绝顶到家矣”。沈从文此说只是揣测，但这种揣测是有根据的，《丁玲传》 也透露这事情跟丁玲当时的处境有关。当时丁玲虽已平反，但所谓的“历史问题”尚未完全解决 （后至1984年中组部下发 《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才彻底剔除“变节自首”的污名），这时内心郁闷而愤慨的丁玲无处发泄，“便借了《也频与革命》，把满腔火气发在沈从文身上”。
这里，《丁玲传》 提供了一个可能比较切合实际的解释：因为沈从文在 《记丁玲》 中写到了她的前夫冯达，这是她最忌讳的人。丁玲实在不愿有人提及冯达，因为在过去的历史结论中，罪状之一就是她被捕后继续与冯达同居并生了一个孩子。冯达是叛徒，冯达让她蒙冤。其实，沈从文也想到了这一点，他在给邵燕祥的信中说，自己写《记丁玲》“最大的错误”就是写了冯达。
可是，对于“只图自己站稳立场，不妨尽老朋友暂时成一‘垫脚石’”的说法，也许还可以找到别的注脚。其实一九四九年以后，丁玲与沈从文就不再是当初那种关系了。在李辉所著 《沈从文与丁玲》 一书中，沈从文被批为“反动文人”的时候，丁玲跟他就疏远了。即便后来丁玲自己被打成了“右派”，她也不认为自己跟沈从文属于同类。一次作家联谊会上，沈和丁玲都同在，这时深陷政治泥潭的丁玲在作家中显得特别孤单，沈从文上前热情问候，她却始终板着脸，只是把眼睛往别处看。那神态似乎表示，我虽然是右派，跟你这种“反动文人”还是有根本区别。
革命何以如此彻底地改造了人性，改变了人情，是二十世纪的一大迷思，此中嵌合着时代的怪异命题和人之复杂性，值得认真思考。丁玲去世十多年后，王蒙在一篇专论丁玲复杂性的文章里感慨道：“她并非像某些人说的那样简单。我早已说过写过，在全国掀起张爱玲热的时候，我深深地为人们没有纪念和谈论丁玲而悲伤不平。”李陀则以“丁玲不简单”为题作论，力求深入地解读革命话语生产中的丁玲其人其文及其思想的复杂性。
（选自《书城》2015年第9期）
《丁玲传》 作者之一王增如是丁玲生前最后一任秘书，在史料占有方面很有权威性。然而，作者在叙述中并未为尊者讳，而是尽量写出传主一生的复杂性，其中写到丁玲与沈从文的反目，亦尽量诉诸公允的笔墨。不过作者透露，丁玲晚年之所以向沈从文发难，首先是因为受不了沈从文早年在 《记丁玲》 中表现的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在丁玲看来，沈从文把她和胡也频都视作天真幼稚的激进青年而加以嘲弄。
丁玲、胡也频和沈从文的故事始于一九二五年的北京。丁玲与胡也频一见钟情，沈从文已经是胡也频的好朋友，三人间的友谊热烈而浪漫。一九二七年后他们同到上海，创立“红黑社”，出版 《红黑》 和 《人间杂志》。即使在胡也频加入左联之后，倾向新月派的沈从文仍然和他亲如手足。一九三一年初胡也频被捕、牺牲，沈从文作 《记胡也频》 以示悼念。尽管沈从文并不赞成胡也频的革命活动，但他的哀悼是真诚的。在张新颖的 《沈从文的后半生》 中也记叙了沈从文陪伴丧夫的丁玲与孩子回湖南常德，将也频的遗孤交由丁玲母亲抚养。一九三三年夏，丁玲被捕后，沈从文又全力营救，连发两个营救声明。讹传丁玲牺牲后，他写下 《记丁玲》 和 《记丁玲续集》，寄托自己的哀思。但偏偏就是由于沈的回忆文章，惹出了两人晚年的一桩公案。
沈从文误以为丁玲牺牲时写道：“这个作家生来如何不辜负自己的日子，如何爽直，勇敢，活泼，热情，到这世界上来打发每一个日子……她哭过，笑过，在各种穷困危难生活里将一堆连续而来的日子支持过，终于把自己结束到一个悲剧里死去了。她的作品与她的生活，皆显示天才与忍耐结合而放出异常美丽的光辉。她赠给年轻人的希望和勇气，应当已经够年轻人立起来做个结实硬朗的人的分量了……”《丁玲传》 的作者非常肯定地认为，沈从文写丁玲确是“充溢着敬意、惋惜与深切的爱怜”。
这样美好的描述何以惹得丁玲勃然大怒？五十年后，丁玲已七十六岁，沈从文七十八岁，都是年届八旬的老人，他们非但没能带着美好友谊离世，反而把怨恨和伤心带进另一个世界，甚至还留给两家后人一定的隔阂。事情的缘起是丁玲写了一篇题为“也频与革命”的文章，刊登于 《诗刊》一九八〇年第三期。丁玲完全是一副战斗口气，名曰“说明真相”，其实是痛骂沈从文。文中称沈从文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岸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绅士”，又称 《记丁玲》 是一篇“编得很拙劣的‘小说’”。
邵燕祥当时是 《诗刊》 副主编，刊发了丁玲的文章后，他内心有些不安，写信向沈从文解释事情的始末，沈回信说：“依照近三十年社会习惯，有‘权力’即有‘道理’，我得承认现实，不会和她一般见识，争什么是非。”但他决定在 《沈从文全集》 中不收 《记丁玲》 和 《记胡也频》，作为一种无言的抗议。
沈从文本人从来没有公开回应过丁玲的文章，但内心的悲愤是长久无法消除的。私下里他在致施蛰存的信中分析丁玲撰文的用意，“只图自己站稳立场，不妨尽老朋友暂时成一‘垫脚石’，亦可谓聪敏绝顶到家矣”。沈从文此说只是揣测，但这种揣测是有根据的，《丁玲传》 也透露这事情跟丁玲当时的处境有关。当时丁玲虽已平反，但所谓的“历史问题”尚未完全解决 （后至1984年中组部下发 《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才彻底剔除“变节自首”的污名），这时内心郁闷而愤慨的丁玲无处发泄，“便借了《也频与革命》，把满腔火气发在沈从文身上”。
这里，《丁玲传》 提供了一个可能比较切合实际的解释：因为沈从文在 《记丁玲》 中写到了她的前夫冯达，这是她最忌讳的人。丁玲实在不愿有人提及冯达，因为在过去的历史结论中，罪状之一就是她被捕后继续与冯达同居并生了一个孩子。冯达是叛徒，冯达让她蒙冤。其实，沈从文也想到了这一点，他在给邵燕祥的信中说，自己写《记丁玲》“最大的错误”就是写了冯达。
可是，对于“只图自己站稳立场，不妨尽老朋友暂时成一‘垫脚石’”的说法，也许还可以找到别的注脚。其实一九四九年以后，丁玲与沈从文就不再是当初那种关系了。在李辉所著 《沈从文与丁玲》 一书中，沈从文被批为“反动文人”的时候，丁玲跟他就疏远了。即便后来丁玲自己被打成了“右派”，她也不认为自己跟沈从文属于同类。一次作家联谊会上，沈和丁玲都同在，这时深陷政治泥潭的丁玲在作家中显得特别孤单，沈从文上前热情问候，她却始终板着脸，只是把眼睛往别处看。那神态似乎表示，我虽然是右派，跟你这种“反动文人”还是有根本区别。
革命何以如此彻底地改造了人性，改变了人情，是二十世纪的一大迷思，此中嵌合着时代的怪异命题和人之复杂性，值得认真思考。丁玲去世十多年后，王蒙在一篇专论丁玲复杂性的文章里感慨道：“她并非像某些人说的那样简单。我早已说过写过，在全国掀起张爱玲热的时候，我深深地为人们没有纪念和谈论丁玲而悲伤不平。”李陀则以“丁玲不简单”为题作论，力求深入地解读革命话语生产中的丁玲其人其文及其思想的复杂性。
（选自《书城》201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