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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纪念上海中央特科诞生90周年（1927-2017），央视国际频道（CCTV-4）在《国家记忆》栏目以《红色堡垒》为总标题，用了整整一周的时间（2017.11.27-12.3）播放了这部纪录片。《红色堡垒》纪录片的每一集开始，都有这样的“片头语”：
他们是伪装者，战斗在敌人的心脏；
他们是听风者，守护着永不消逝的电波；
他们是利剑，用生命刺破云雾重重的长夜；
他们是火焰，用热血熔铸光辉的旗帜、不朽的丰碑。
由于父亲李一氓在1928年至1932年曾是上海特科的成员，母亲毛一民在上述时间段协助、掩护父亲地下工作的原因，我对央视播出的《红色堡垒》有着天然的亲切感。《红色堡垒》播出之前，央视采编人员还到天津对我进行过采访。
《红色堡垒》这部电视记录片再现了90年前在白色恐怖下、血腥风雨中的上海，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的革命前辈们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隐蔽战线进行殊死斗争的一幅幅场景。
1930年5月，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在上海召开一个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的筹备由全国总工会负责。中央决定由我父亲李一氓去当开会房子的主人。这样，我们一家就临时搬进了开会的房子。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赵毅敏和李一超（又名李坤泰），一个当我父亲的“弟弟”，一个当我父亲的“妹妹”，大家住在一起，以“家庭”掩护会议的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约50人。红军代表是每个军2人，中共中央的代表是向忠发和李立三，此外还有全总的代表、团中央的代表、左联的代表等等。
中央特科成立时下设四个科：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铲除叛徒）及无线电通信科。特科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互不交叉、单线联系、内外互补，保证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
我1928年11月生于上海市，大会召开时虽然还不到两岁，也算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见证人。如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参与者与见证人在世的仅存我一人。
会议召开期间成为我“姑姑”的李一超，正是后来全国闻名的巾帼英雄赵一曼烈士。她是四川宜宾县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冬天从苏联回国，1936年在东北抗日联军任团政委时被捕后慷慨就义，时年仅31岁。
“龙潭”指白色恐怖下的上海环境的险恶，“三杰”指中央特科中的三位中坚人士：李克农（1899-1962），安徽巢湖人，从隐蔽战线走出来的开国上将，是隐蔽战线卓越的组织者与领导者；钱壮飞（1896-1935），又名钱潮，浙江湖州人，1935年在长征途中牺牲；胡底（1905-1935），又名胡百昌，安徽舒城人，1935年在随红四方面军长征时，因对张国焘的领导不满被张国焘秘密杀害。
1929年12月，中央决定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成立特别小组，李克农担任组长，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内部。李克农进入到无线电管理局，因成绩优异，被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提升为电务股长，掌握全国无线电报务员考核登记的大权。1930年初徐恩曾根据李克农、钱壮飞的建议，在南京设立了“长江通讯社”，钱壮飞负责南京的日常工作，并担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在天津设立“长城通讯社”，由胡底负责。上海则以无线电管理局为基地，由李克农负责。徐恩曾对这种布局深感满意。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护送张国焘、陈昌浩从上海到武汉，再去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本应立即返回上海，但他却在武汉不走，在某舞台表演魔术时，被叛徒尤崇新发现，报告了国民党特务机关。顾被捕后立即叛变，声称自己是共产党要人，愿戴罪立功，但必须见到蒋介石才能全盘交代。国民党武汉行营为了邀功，4月25日晚间连发几份绝密电报，紧急报告南京特务机关头子徐恩曾。恰巧当天是星期六，徐恩曾不在南京，晚间值班的只有钱壮飞。钱壮飞看到这些电报后大惊，因为顾顺章掌握着中央的大量机密。于是連夜派他的女婿刘杞夫去上海找李克农，李克农找到陈赓后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当机立断，分头组织中共中央机关、共产国际代表机构及党中央领导成员迅速转移。之后，李克农又用暗语通知天津的胡底转移。
当徐恩曾连夜赶到上海组织大批巡警，会同英、法租界巡捕房，进行全市大搜捕时，所到之处，已人去楼空。
由于这次斗争影响重大，特别小组贡献突出，周恩来称赞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为“龙潭三杰”。“文革”中，毛泽东明确表态：李克农是立了大功的，没有他，我们中央的不少成员，包括周恩来都不会存在了。
白鑫是黄埔一期学生，在中央军委任秘书，受彭湃、杨殷的领导。他1929年8月就已暗中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出卖了彭湃、杨殷。彭湃、杨殷被捕后，白鑫就跑到南京去了。
彭、杨是广东人，有一位特科成员也是广东人，是个医生，名叫柯麟。他们之间来往比较密切，白鑫也就认识这名医生。
当时我们住在一幢三层楼里，一层是洗染店，二层住的柯麟，三层住的是我们一家。白鑫也知道柯麟的住处。
一天，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柯麟约白鑫到他家里去，准备除掉叛徒。到了约定的时候，父亲从楼上一望，显然有几个人是来采取行动的。已过了约定时间，白鑫没有来。当晚父亲接到周恩来的一封信，信封里装了50块钱，要父亲立即搬家。柯麟也得到通知，要他当晚离开上海。第二天，英、法巡捕房派人搜捕时，扑了一个空。
白鑫知道在国内再也呆不下去了，要求国民党送他去国外。他从南京来到上海，住在上海市党部CC特务头子范争波家里。11月11日晚上，即白鑫出国的前一天，在范争波的家门口，行动队的同志把他除掉了。 彭湃烈士（1896-1929），又名彭汉育，1921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1929年8月被白鑫出卖，在上海英勇就义。彭湃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彭湃烈士有一个儿子叫彭士禄，是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第一批到苏联学习的学生。回国后从事核潜艇的研制工作，是我国核潜艇研制工作的奠基人。
“伍豪”是周恩来的代号。
青年的周恩来在天津觉悟社从事青年运动时，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每个人都取一个代号，而不必用真实名字。邓颖超是1号，周恩来是5号。伍豪是5号谐音。党内高层都知道伍豪就是周恩来的代号。
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时报》《申报》《时事新报》忽然刊出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原文省略）。当时周恩来已离开上海去江西，用伍豪名义登脱党启事，显然是想挑拨离间，蒙蔽不明真相的同志，因此必须想办法加以澄清。父亲李一氓和潘汉年等人商量，决定由潘汉年出面请了法国律师巴和代登了一个启事（启事原文省略）。启事登载在当年3月4日的《申报》上。启事用周少山的名义，说伍豪仅仅是周少山的笔名。这个启事的内容，明显地说明那个伍豪启事是伪造的。
当时周恩来已经离开上海，他不知道李一氓及潘汉年等做的这些事情，以后也没有人向他报告这件事情。
“文革”时南开大学红卫兵从报刊上查到伍豪启事，并报告到毛泽东那里。周恩来在繁忙的工作中写了一个从1931年1月中央开六届四中全会到1932年2月的大事记交给中央，以说明情况。后毛泽东批示“此事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潘汉年（1906-1977）是江苏宜兴人，上海特科成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一直从事国民党上层人士及大汉奸的统战、策反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等职务。1977年4月14日含冤病逝，1982年8月平反昭雪。
由于工作关系，父亲李一氓与潘汉年接触还是比较多的，伍豪事件的处理就是一例。父亲与潘汉年相识于1926年大革命时期。1932年父亲奉命离开上海去江西瑞金就是潘汉年精心安排的。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了，毛泽东要父亲做他的私人代表带着他的亲笔信以及朱德、刘伯承的信去四川做军阀刘湘的工作，也是靠潘汉年的帮忙才与刘湘取得了联系。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父亲脱险，途经皖、桂、湘、粤等省抵达香港也受到了潘汉年、廖承志的关照，并在香港接连写了6份电报给中央，报告事变经过。这6份电报已成为后人研究皖南事变最重要的史料。在香港，潘汉年还陪父亲去澳门看望新四军军长叶挺的夫人。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讲述的是中共在上海特科战斗的李强为建立地下无线电通信联系的功绩。
李强（1905-1996）曾自行设计安装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电台，1929年底在香港九龙安装了第二部电台，从而实现了香港与上海特科的无线电通信联系。这在当时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1931年顾顺章叛变以后，党派李强去苏联学习，他所在的学校是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在学习期间他发明了“发信菱形天线”，又名“李强公式”，是苏联七名无线电专家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
1952年10月我到苏联学习时，就读的学校就是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我在与苏联老师交谈时，他们特别强调李强发明的“李强公式”，是学校非常荣幸的事情。
李强是位革命家，又是一名科学家（中科院院士，无线电专家），他对我党的无线电事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从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调到中央军委三局总台任无线电报务员。当时中央军委三局总台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军台，是代表延安党中央与各解放区进行无线电通信联系。另一部分叫党台，是代表党中央与国统区地下党的电台进行无线通信联系。我被分配到党台工作，从1945年9月一直到1949年7月，总共5年时间。
党台的特点是工作时间都在深夜。对方没有大功率电台，工作频率不是很固定，信号比较弱。最重要的是必须速战速决，尽量减少对方的收发报时间，以保护对方的安全。
上世纪60年代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面世，我看了这部电影以后才知道党的地下工作者是如何在险恶环境下与延安总部进行无线电通信联系的。电影主人公李侠其原型叫李白（又名李华初），1910年5月出生于湖南浏阳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在红军总部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学习。1937年党中央派李白到上海做地下工作并安置秘密电台。1948年12月30日被捕，1949年5月被国民党杀害。
为了表示永久的怀念，李白烈士的塑像于2008年8月1日在总参通信兵部落成，同时落成的塑像还有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原型于树昌。
1928年至1932年的5年时间，父亲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是在周恩来领导下的特科成员。上海的特科工作非常重要，是当时中共除了与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之外的另一条战线，即隐蔽战线，是保卫党中央领导人及领导机关的核心力量。周恩来是这支核心力量的领导，此外，陈云、聂荣臻、陈赓、“龙潭三杰”、李强等则是这支核心力量的骨干。当然还有众多的无名英雄。风华正茂的父亲在这段时间除了参与特科的具体工作外，辛勤耕耘，以出众的才华为上海的地下党开垦出另外一片土地。
翻译马列主义著作 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主要作品是：《共產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宣言》，发表于1928年11月的《布尔塞维克》刊物上；《共产国际纲领》，发表于1929年4月的《布尔塞维克》刊物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传》，1929年江南书店出版；《马克思论文选译》，1930年由社会科学研究会出版，书的序言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引论》；《土地问题材料》，发表于1930年6月《社会科学讲座第一卷》，翻译这篇材料的目的，是为当时对中国土地问题的讨论与解决提供参考；《世界经济与经济政策》，1930年出版。此外还有《资本论》、1905-1907年的《俄国革命史》《苏联与和平》《尼亚林及其著作》等译著。
父亲通过这些翻译工作，提高了英语水平，取得了必要的生活费用，更重要的是起到了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作用，可谓一举三得。
父亲在上海特科工作这五年间还创办过两本小杂志：《流沙》和《巴尔底山》，让一批年轻的共产党员们发表文章、诗歌，表达了大革命失败后自己应该走什么道路的思考。
与反动学术进行斗争 维护党的基本原则
1.中国劳工问题之争。1929年有个回国不久的美国留学生陈达在商务印书馆出了一本《中国劳工问题》，提倡对中国工人阶级实行改良主义。父亲认为如不反对改良主义，我们的职工运动不但不能前进，反而会垮台。因此他写了《中国劳动问题》一文加以批驳。
2.批驳国民党的工会法和工厂法。1931年，国民党公布了工会法和工厂法，父亲受中央宣传部委托写了《反对工会法和工厂法》，刊登在中央和江苏省委合办的刊物《红旗》周刊上。
3.批判《社会主义纲领》。1930年7月，国民党推出了一个叫《穷汉》的刊物，刊登了《社会主义纲领》一文，整个纲领是改良主义的，摆脱不了旧三民主义，欧洲社会民主党的那一套思潮。9月父亲在《社会科学战线》发表长文《社会民主党纲领批评》，一条一条地，一层一层地从理论和现实加以批驳。
父亲在上海5年地下工作的阅历对他的一生都影响深远。危险的特科工作坚定了他的共产主义理念与信仰，置生死于度外。翻译马列著作成就了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让他在经济工作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事工作中如鱼得水，从而使他自豪地成为了一个“老共产党人”。
（责任编辑 李赞庭）
他们是伪装者，战斗在敌人的心脏；
他们是听风者，守护着永不消逝的电波；
他们是利剑，用生命刺破云雾重重的长夜；
他们是火焰，用热血熔铸光辉的旗帜、不朽的丰碑。
由于父亲李一氓在1928年至1932年曾是上海特科的成员，母亲毛一民在上述时间段协助、掩护父亲地下工作的原因，我对央视播出的《红色堡垒》有着天然的亲切感。《红色堡垒》播出之前，央视采编人员还到天津对我进行过采访。
《红色堡垒》这部电视记录片再现了90年前在白色恐怖下、血腥风雨中的上海，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的革命前辈们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隐蔽战线进行殊死斗争的一幅幅场景。
·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1930年5月，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在上海召开一个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的筹备由全国总工会负责。中央决定由我父亲李一氓去当开会房子的主人。这样，我们一家就临时搬进了开会的房子。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赵毅敏和李一超（又名李坤泰），一个当我父亲的“弟弟”，一个当我父亲的“妹妹”，大家住在一起，以“家庭”掩护会议的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约50人。红军代表是每个军2人，中共中央的代表是向忠发和李立三，此外还有全总的代表、团中央的代表、左联的代表等等。
中央特科成立时下设四个科：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铲除叛徒）及无线电通信科。特科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互不交叉、单线联系、内外互补，保证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
我1928年11月生于上海市，大会召开时虽然还不到两岁，也算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见证人。如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参与者与见证人在世的仅存我一人。
会议召开期间成为我“姑姑”的李一超，正是后来全国闻名的巾帼英雄赵一曼烈士。她是四川宜宾县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冬天从苏联回国，1936年在东北抗日联军任团政委时被捕后慷慨就义，时年仅31岁。
·龙潭三杰·
“龙潭”指白色恐怖下的上海环境的险恶，“三杰”指中央特科中的三位中坚人士：李克农（1899-1962），安徽巢湖人，从隐蔽战线走出来的开国上将，是隐蔽战线卓越的组织者与领导者；钱壮飞（1896-1935），又名钱潮，浙江湖州人，1935年在长征途中牺牲；胡底（1905-1935），又名胡百昌，安徽舒城人，1935年在随红四方面军长征时，因对张国焘的领导不满被张国焘秘密杀害。
1929年12月，中央决定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成立特别小组，李克农担任组长，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内部。李克农进入到无线电管理局，因成绩优异，被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提升为电务股长，掌握全国无线电报务员考核登记的大权。1930年初徐恩曾根据李克农、钱壮飞的建议，在南京设立了“长江通讯社”，钱壮飞负责南京的日常工作，并担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在天津设立“长城通讯社”，由胡底负责。上海则以无线电管理局为基地，由李克农负责。徐恩曾对这种布局深感满意。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护送张国焘、陈昌浩从上海到武汉，再去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本应立即返回上海，但他却在武汉不走，在某舞台表演魔术时，被叛徒尤崇新发现，报告了国民党特务机关。顾被捕后立即叛变，声称自己是共产党要人，愿戴罪立功，但必须见到蒋介石才能全盘交代。国民党武汉行营为了邀功，4月25日晚间连发几份绝密电报，紧急报告南京特务机关头子徐恩曾。恰巧当天是星期六，徐恩曾不在南京，晚间值班的只有钱壮飞。钱壮飞看到这些电报后大惊，因为顾顺章掌握着中央的大量机密。于是連夜派他的女婿刘杞夫去上海找李克农，李克农找到陈赓后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当机立断，分头组织中共中央机关、共产国际代表机构及党中央领导成员迅速转移。之后，李克农又用暗语通知天津的胡底转移。
当徐恩曾连夜赶到上海组织大批巡警，会同英、法租界巡捕房，进行全市大搜捕时，所到之处，已人去楼空。
由于这次斗争影响重大，特别小组贡献突出，周恩来称赞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为“龙潭三杰”。“文革”中，毛泽东明确表态：李克农是立了大功的，没有他，我们中央的不少成员，包括周恩来都不会存在了。
·铲除叛徒·
白鑫是黄埔一期学生，在中央军委任秘书，受彭湃、杨殷的领导。他1929年8月就已暗中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出卖了彭湃、杨殷。彭湃、杨殷被捕后，白鑫就跑到南京去了。
彭、杨是广东人，有一位特科成员也是广东人，是个医生，名叫柯麟。他们之间来往比较密切，白鑫也就认识这名医生。
当时我们住在一幢三层楼里，一层是洗染店，二层住的柯麟，三层住的是我们一家。白鑫也知道柯麟的住处。
一天，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柯麟约白鑫到他家里去，准备除掉叛徒。到了约定的时候，父亲从楼上一望，显然有几个人是来采取行动的。已过了约定时间，白鑫没有来。当晚父亲接到周恩来的一封信，信封里装了50块钱，要父亲立即搬家。柯麟也得到通知，要他当晚离开上海。第二天，英、法巡捕房派人搜捕时，扑了一个空。
白鑫知道在国内再也呆不下去了，要求国民党送他去国外。他从南京来到上海，住在上海市党部CC特务头子范争波家里。11月11日晚上，即白鑫出国的前一天，在范争波的家门口，行动队的同志把他除掉了。 彭湃烈士（1896-1929），又名彭汉育，1921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1929年8月被白鑫出卖，在上海英勇就义。彭湃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彭湃烈士有一个儿子叫彭士禄，是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第一批到苏联学习的学生。回国后从事核潜艇的研制工作，是我国核潜艇研制工作的奠基人。
·伍豪事件·
“伍豪”是周恩来的代号。
青年的周恩来在天津觉悟社从事青年运动时，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每个人都取一个代号，而不必用真实名字。邓颖超是1号，周恩来是5号。伍豪是5号谐音。党内高层都知道伍豪就是周恩来的代号。
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时报》《申报》《时事新报》忽然刊出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原文省略）。当时周恩来已离开上海去江西，用伍豪名义登脱党启事，显然是想挑拨离间，蒙蔽不明真相的同志，因此必须想办法加以澄清。父亲李一氓和潘汉年等人商量，决定由潘汉年出面请了法国律师巴和代登了一个启事（启事原文省略）。启事登载在当年3月4日的《申报》上。启事用周少山的名义，说伍豪仅仅是周少山的笔名。这个启事的内容，明显地说明那个伍豪启事是伪造的。
当时周恩来已经离开上海，他不知道李一氓及潘汉年等做的这些事情，以后也没有人向他报告这件事情。
“文革”时南开大学红卫兵从报刊上查到伍豪启事，并报告到毛泽东那里。周恩来在繁忙的工作中写了一个从1931年1月中央开六届四中全会到1932年2月的大事记交给中央，以说明情况。后毛泽东批示“此事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潘汉年（1906-1977）是江苏宜兴人，上海特科成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一直从事国民党上层人士及大汉奸的统战、策反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等职务。1977年4月14日含冤病逝，1982年8月平反昭雪。
由于工作关系，父亲李一氓与潘汉年接触还是比较多的，伍豪事件的处理就是一例。父亲与潘汉年相识于1926年大革命时期。1932年父亲奉命离开上海去江西瑞金就是潘汉年精心安排的。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了，毛泽东要父亲做他的私人代表带着他的亲笔信以及朱德、刘伯承的信去四川做军阀刘湘的工作，也是靠潘汉年的帮忙才与刘湘取得了联系。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父亲脱险，途经皖、桂、湘、粤等省抵达香港也受到了潘汉年、廖承志的关照，并在香港接连写了6份电报给中央，报告事变经过。这6份电报已成为后人研究皖南事变最重要的史料。在香港，潘汉年还陪父亲去澳门看望新四军军长叶挺的夫人。
·永不消逝的电波·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讲述的是中共在上海特科战斗的李强为建立地下无线电通信联系的功绩。
李强（1905-1996）曾自行设计安装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电台，1929年底在香港九龙安装了第二部电台，从而实现了香港与上海特科的无线电通信联系。这在当时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1931年顾顺章叛变以后，党派李强去苏联学习，他所在的学校是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在学习期间他发明了“发信菱形天线”，又名“李强公式”，是苏联七名无线电专家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
1952年10月我到苏联学习时，就读的学校就是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我在与苏联老师交谈时，他们特别强调李强发明的“李强公式”，是学校非常荣幸的事情。
李强是位革命家，又是一名科学家（中科院院士，无线电专家），他对我党的无线电事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从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调到中央军委三局总台任无线电报务员。当时中央军委三局总台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军台，是代表延安党中央与各解放区进行无线电通信联系。另一部分叫党台，是代表党中央与国统区地下党的电台进行无线通信联系。我被分配到党台工作，从1945年9月一直到1949年7月，总共5年时间。
党台的特点是工作时间都在深夜。对方没有大功率电台，工作频率不是很固定，信号比较弱。最重要的是必须速战速决，尽量减少对方的收发报时间，以保护对方的安全。
上世纪60年代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面世，我看了这部电影以后才知道党的地下工作者是如何在险恶环境下与延安总部进行无线电通信联系的。电影主人公李侠其原型叫李白（又名李华初），1910年5月出生于湖南浏阳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在红军总部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学习。1937年党中央派李白到上海做地下工作并安置秘密电台。1948年12月30日被捕，1949年5月被国民党杀害。
为了表示永久的怀念，李白烈士的塑像于2008年8月1日在总参通信兵部落成，同时落成的塑像还有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原型于树昌。
·父亲李一氓与上海地下工作·
1928年至1932年的5年时间，父亲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是在周恩来领导下的特科成员。上海的特科工作非常重要，是当时中共除了与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之外的另一条战线，即隐蔽战线，是保卫党中央领导人及领导机关的核心力量。周恩来是这支核心力量的领导，此外，陈云、聂荣臻、陈赓、“龙潭三杰”、李强等则是这支核心力量的骨干。当然还有众多的无名英雄。风华正茂的父亲在这段时间除了参与特科的具体工作外，辛勤耕耘，以出众的才华为上海的地下党开垦出另外一片土地。
翻译马列主义著作 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主要作品是：《共產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宣言》，发表于1928年11月的《布尔塞维克》刊物上；《共产国际纲领》，发表于1929年4月的《布尔塞维克》刊物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传》，1929年江南书店出版；《马克思论文选译》，1930年由社会科学研究会出版，书的序言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引论》；《土地问题材料》，发表于1930年6月《社会科学讲座第一卷》，翻译这篇材料的目的，是为当时对中国土地问题的讨论与解决提供参考；《世界经济与经济政策》，1930年出版。此外还有《资本论》、1905-1907年的《俄国革命史》《苏联与和平》《尼亚林及其著作》等译著。
父亲通过这些翻译工作，提高了英语水平，取得了必要的生活费用，更重要的是起到了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作用，可谓一举三得。
父亲在上海特科工作这五年间还创办过两本小杂志：《流沙》和《巴尔底山》，让一批年轻的共产党员们发表文章、诗歌，表达了大革命失败后自己应该走什么道路的思考。
与反动学术进行斗争 维护党的基本原则
1.中国劳工问题之争。1929年有个回国不久的美国留学生陈达在商务印书馆出了一本《中国劳工问题》，提倡对中国工人阶级实行改良主义。父亲认为如不反对改良主义，我们的职工运动不但不能前进，反而会垮台。因此他写了《中国劳动问题》一文加以批驳。
2.批驳国民党的工会法和工厂法。1931年，国民党公布了工会法和工厂法，父亲受中央宣传部委托写了《反对工会法和工厂法》，刊登在中央和江苏省委合办的刊物《红旗》周刊上。
3.批判《社会主义纲领》。1930年7月，国民党推出了一个叫《穷汉》的刊物，刊登了《社会主义纲领》一文，整个纲领是改良主义的，摆脱不了旧三民主义，欧洲社会民主党的那一套思潮。9月父亲在《社会科学战线》发表长文《社会民主党纲领批评》，一条一条地，一层一层地从理论和现实加以批驳。
父亲在上海5年地下工作的阅历对他的一生都影响深远。危险的特科工作坚定了他的共产主义理念与信仰，置生死于度外。翻译马列著作成就了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让他在经济工作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事工作中如鱼得水，从而使他自豪地成为了一个“老共产党人”。
（责任编辑 李赞庭）